杨阳

摘 要：清代早期，“祢宋”诗风和书写金石文字各为诗学、书学的取法方向，也是宋诗运动和碑学兴起的萌芽。至清代晚期国运衰微之时，文艺思潮从主流的追求秀美风格，转变为追求雄强风格。宋诗运动与碑学正是晚清文艺思潮追求雄强风格过程中，趁势而起的两大高峰。

关键词：称宋；碑学；雄强；相互影响；高峰

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朝代。它曾经历了“康乾盛世”；中期社会矛盾逐渐凸现；晚期则内忧外患骤至，政治经济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清代早中期，在清王朝高压统治下，社会经济得到很好的发展，文艺主流思潮偏向于“秀美”的风格，文学上如王世贞主“神韵”、纳兰性德工小令，书法上推崇董其昌、赵孟頫，流行秀美的帖派书法。而清代中晚期，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变化，学术上“乾嘉学派”和今文经学兴起，并逐渐成为学术主流；文艺上则从各方向不自觉地探索求变，都转到追求雄强的风格上来。宋诗运动与碑学的兴盛即为追求雄强风格的例证。

宋诗、碑学运动兴起的比较

胡适在1922年为《申报》创刊50周年所作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里说：“这个时代之中，大多数的诗人都属于‘宋诗运动’。”[1]这大概是最早提出“宋诗运动”的文献了。其实，从清代一开始，黄宗羲等为代表的一批诗人为改变明代前后七子“诗必盛唐”、师法唐诗的做法，而转向学习宋诗，这便可看做“祢宋”的宋诗运动之滥觞。但清代早期诗学主流，仍主要宗法唐诗，游国恩称之“祧唐”。

以王士祯为例，他的一生大半处于清朝政权逐渐稳固的时代。作为顺治进士，他也逐渐成为当时颇有创见和影响力的诗人，被称为“一代正宗”，其主张学习唐代“神韵”诗风。他曾选录王维以下四十二人的诗为《唐贤三昧集》，目的是为了“剔出盛唐真面目与世人看”[2]。又如沈德潜主张学习汉魏盛唐的体格声调，称“诗至有唐，菁华极盛，体制大备”，而“宋元流于卑靡”。[3]

清代早期，反映民间疾苦的诗文大大减少，转而为政治歌功颂德，或注重体裁。在书法艺术上，豪放雄强的书风与清初需要的稳定统治格格不入，灿烂辉煌的明末浪漫主义书风也只是昙花一现，为统治者宗“二王”、宗赵、宗董所取代。“康、雍之世，专仿香光；乾隆之代，竟讲子昂。”[4]统治者的提倡，加上张照、刘墉、王文治等书家的推动，帖学达到极盛。

清初王朝政权稳定后，经济、文化都有极大发展，但统治者对于汉族士大夫的思想管控极为严格，文字狱可称空前绝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文字狱极盛，士大夫人人自危，经世致用之学充满危险，动辄满门抄斩、株连九族。所以学术界也大多逐渐转为考据之学。考据之学则对诗文取向和艺术取向都有重要影响。

以诗学来看，在考据之学直接影响下，产生了翁方纲“以考据为诗”的“肌理说”。在考据学间接影响下，清人与宋人重读书、以学为诗相契合，与宋人“史诗”说相契合；另一方面，宋诗本身叙事详明、淋漓奥博的风格，与考据学影响下的清人思维刚好契合，于是宋诗风尚逐渐流行。朱彝尊为考据的领军人物，他是先宗唐诗后改宗宋诗的较为有影响力的诗人，向来被视为清代“宋诗运动”的前驱，备受后来宋诗派和同光体诗人的推崇。同时朱彝尊浸淫金石，又以隶书著称清初书坛，被视为碑学萌芽阶段最重要的书家之一。书法上，考据学者寻碑过程中增加了取法对象，逐渐形成苍茫雄强的审美意识。

清代早中期，宗宋诗学与碑学萌芽主要是通过考据学的兴起联系起来的。而这样的联系太过于偶然性，或者说，宗宋诗的诗学审美和好碑学雄强的审美都还处于不自觉阶段。例如袁枚反对诗学唐宋之分，但主张“当变则变”：“夫诗无所谓唐宋也。唐宋者，一代之国号耳，与诗无与也。诗者，各人之性情也，与唐宋无与也。若拘拘焉持唐宋以相敌，是子之胸有已亡之国号，而无自得之性情，于诗之本已失矣。”“当变不变，其拘守者迹也。”[5]与袁枚齐名的赵翼，有诗曰：“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上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又云：“词客争新角短长，迭开风气递登常。自身已有初中晚，安得千秋尚设唐？”又如“扬州八怪”的书法，并不是都取法金石，而是多方探索，艺术追求上都是求新求变，但各自风格突出，独具创造。在这个阶段，并没有较为突出的唐诗、宋诗对立，也没有突出的碑学、帖学的对立。

宋诗运动与碑学高峰比较

清代后期，爆发了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内忧外患接踵而至。清代学术由古文经学转入今文经学，宋诗运动与碑学逐渐兴盛，并迅速风靡全国，分别成为诗学和书学的主流。包世臣《艺舟双楫》有记录：“宋氏以来，言诗必曰唐，近人乃盛言宋。”[6]也正如前文提到胡适先生所说，那个时代的诗人大多属于宋诗派。碑学方面也正是因为阮元、包世臣、何绍基等碑学理论大家的宣扬，碑学影响逐渐扩大，形成取代帖学之势。

如果说清代中期宗宋诗、学金石还不够自觉的话，那么，到咸丰、同治以后，宋诗派和碑派已经成为人们自觉追求的主流风尚了。

考察宋诗运动代表人物，无不是以经世致用的今文经学为宗的；而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不但赞成碑学，甚至有的就是碑学大家。而一般碑学家则多赞成宋诗运动，很难找到反对宋诗的。

程恩泽是宋诗派的直接开启者，在诗法上，明确主张效法黄庭坚和江西诗派，“独于江西社，旆以杜韩帜”[7]。同时，程恩泽也研究金石，[8]且与碑学家阮元并称为嘉庆、道光间儒林之首。何绍基、莫友芝、郑珍是程恩泽门生，更是宋诗派的中堅力量，而何绍基、莫友芝皆为碑学代表书家；郑珍亦好金石，篆书学习邓石如，是典型的接受碑学思想的人物。曾国藩作为宋诗运动的赞成者和推动者，也明确主张碑帖兼之，并不反对碑学。

作为宋诗运动的接续者，“同光体”代表人物沈曾植、陈三立、陈衍、郑孝胥等，皆为赞成碑学的诗人，沈曾植、郑孝胥还是重要的碑学大家。可见宋诗运动和碑学有着较为特殊的联系。

“祢宋”和碑学在清代早中期都是不自觉形成的。它们都受考据学的影响。至清代中晚期，随着社会的巨大变动，主流学术转为今文经学。今文经学主经世致用，以改变内忧外患的国势，体现在文学和艺术上则是崇尚雄强和壮美的风格；而宋诗风格足以畅情，碑学风格足以雄强，宋诗运动和碑学便迅速成为文艺主流的追求。

清人邵长蘅在《研堂诗稿序》中有一段重要的论述：“诗之不得不趋于宋，势也。盖宋人实学唐而能泛逸唐轨，大放厥词。唐人尚酝藉，宋人喜径露。唐人情与景涵，才为法敛。宋人无不可状之景，无不可畅之情，故负奇之士不趋宋不足以泄其纵横驰骤之气，而逞其赡博雄悍之才，故曰势也。”[9]可见诗于“祧唐祢宋”过程中，宋诗成为师法主流，而唐诗则成为这种主流的对立面。

萧华荣先生在《中国诗学思想史》里评述道：“在风靡于整个清代‘祧唐祢宋’诗学主潮中，在当时须大声疾呼、纵横议论、铺张描述的维新世运下，所谓‘旧风格’只能是‘祢宋’风貌。如果说他们在政治思想上是通过今文经学向变法改良的‘西学’接榫过渡，那么在诗学上便是通过‘祢宋’诗学向‘诗界革命’‘移花接木’。”[10]

所以“祢宋”的宋诗运动成为诗界主流，又成为“诗界革命”“同光体”的实际崇尚方向。与此同时，碑学也以其雄强的风格成为书坛主流。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写道：“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亦因金石之大盛也。……泾县包氏以精敏之资，当金石之盛，传完白之法，独得蕴奥，大启秘藏，著为《安吴论书》，表新碑，宣笔法，于是此学如日中天。迄于咸、同，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祉，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盖俗尚成矣。”[11]此记述碑学兴起的原因以及盛况。

更深层次，康有为则举碑学与帖学审美上的不同：“即论书法，视覃谿老人，终身欧、虞，褊隘浅弱，何啻天壤邪？”“笔法舒长刻入，雄奇角出，迎接不暇，实为唐宋之所无有。”帖学终致“浅弱”，碑学笔法“雄奇”，所以康有为极力推崇碑学，其理论被认为是碑学的总结。对此，侯开嘉先生评赞道：“清代碑学，是中国书法史上最自觉的艺术阶段。”[12]这种自觉也体现在众多书家对这种雄强风格的一致追求。

值得注意的是，诗学中，原本主流的“祧唐”被视为宋诗运动的对立；书学上，原本主流的帖学也被视为碑学的对立。艺术发展过程中，一种风格过盛，必然导致其走向另外一面，如“尚法”的唐代出现狂草的高峰。从鸦片战争到甲午中日战争，沉醉于泱泱上国的士大夫终于惊醒，不管是以今文经学变法图强，还是“师夷长技以制夷”，都是想要重振国势，这种心态成为清末士大夫的不懈追求。宋诗运动与碑学，以其容易抒发“泄其纵横驰骤之气”和展现“雄奇角出”的气势，成为士大夫一致赞成的文学艺术取法方向。

而两者到清末民初皆有新发展，如康有为提出“汉唐格律周人意，悱恻雄奇亦可思”；“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意境几于无李杜，目中何处着元明”[13]。梁启超提出“诗界革命”，作《饮冰室诗话》，倡导“诗界维新”，此则从宋诗派过渡到更为广阔的取法天地之风了。而碑学方面，随着金石学研究范围的扩大和发展，碑学取法更为广阔。玺印、钱币、砖文、瓦当、甲骨文、汉晋简牍以及敦煌文书等等都成为后来碑学的取法对象了。

结语

清代宋诗运动与碑学在一开始只是文艺上一个可轻可重的取法风尚，至清代末期形成两大风靡全国的文艺流派。它们在到达顶峰时，诗学与书学艺术理念和追求相同或相近，因而相互影响，形成了宋诗运动的代表人物往往是碑学家，而碑学家亦往往成了宋诗运动的中坚人物。宋诗运动与碑学，合力形成了清代末期追求雄强的文艺思潮。如今宋诗运动随着时代变化已经烟消云散，碑学仍是书法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艺繁荣的今天，我们已经能找到比宋诗更能直接宣泄纵横才气的艺术形式。碑学，站在帖学追求“二王”神态为宗的对立面，以开放的理念，敢取古代各种形态文字作为艺术表现形式，为书法艺术发展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

注释：

[1]胡适：《胡适文存》，第二集第二卷，亚东图书馆1928年版，第144页。

[2]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四》（修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88页。

[3]邬国平编著《中国历代文论选新编·明清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28页。

[4]康有为：《书镜》，杨素芳等编《中国书法理论经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62页。

[5]萧华荣：《中国诗学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55页。

[6]包世臣：《艺舟双楫》，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6页。

[7]黄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近代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13页。

[8]程恩泽：《程侍郎遗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页。

[9]陈伯海：《历代唐诗论评选》，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74页。

[10]萧华荣：《中国诗学思想史》，華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92页。

[11]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选编《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0年版，第755页。

[12]侯开嘉：《中国书法史新论》（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32页。

[13]桑咸之、阎润鱼译注《康有为诗文选译》，巴蜀书社1997年版，第99页。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