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北朝文学的抒情写意之作中，有相当一部分深受屈骚影响，发抒远离故园、民生多艰的牢骚与哀怨，以及对仕途不遇、官场黑暗的愤懑与批判；也试图和屈原一样，在茫茫天地间、漫漫人生征途上苦苦求索，探寻生命的意义与归处。这类颇富骚韵的书写，呈现出浓郁的现实、政治色彩。但这并非是北朝文学向南朝文学的学习与模仿，亦非北朝文学向汉魏文学传统“复古”的结果，而是北朝文人在动荡的时势中，在皇权政治空间中，从自身生活境遇出发，向着屈骚精神不自觉地靠近。

关键词：楚辞；骚体；北朝文学；回响

汉代以来，楚辞就已经流布到了北方边境地区。熊良智《楚辞的艺术形态及其传播研究》指出：“（较之战国时代）汉代的楚辞传播的区域大大扩展了，流布到了汉代全国主要的地区，甚至也传布到了像凉州、匈奴，今天的甘肃、内蒙古。”[1]而凉州、匈奴（在今甘肃、内蒙古地区）正在北朝地理范畴之内。因此，可以说，北朝所在的空间中，楚骚的影响由来已久。而北朝时期，楚骚之美也的确曾令士人乃至君主都为之心折。《晋书·吕光载记》记载：“著作郎段业以光未能扬清激浊，使贤愚殊贯，因疗疾于天梯山，作表志诗《九叹》《七讽》十六篇以讽焉。光览而悦之。”[2]诗虽不存，但从题目可见应为骚体之作。北魏孝文帝自谦“文非屈宋，理惭张贾”[3]，可见其以屈宋为作文参照。北朝文学作品中多有对屈骚体式、句式、意象、语辞的袭用：如孝文帝《吊比干赋》“ 步悬圃以溜湸兮，咀玉英以折兰。历崦嵫而一顾兮，府沐发于洧盘”“筴飞廉而前驱兮，使烛龙以辉澄”；袁翻《思归赋》开头部分学宋玉《九辩》，又以骚体句与散体结合，语言自由活泼；阳固《演赜赋》以“兮”结尾的骚体句式行文，以“乱”结尾，赋作结构、语言表达，以及其中的神话、远游情节等，均可见出对屈骚的着意模仿；庾信《哀江南》赋题即取自《楚辞·招魂》“魂兮归来哀江南”句，等等。

对于屈原的经历命运，北朝士人亦有同病相怜者。《北史·儒林传下》载，王孝籍“郁郁不得志”，奏记于吏部尚书牛弘，该奏记被史官论为“离骚其文”，同传还记刘炫“拟屈原《卜居》为《筮涂》以自寄”[4]。而庾信在为宇文招文集所作序中（《赵国公集序》）也表现出对屈宋的甚深理解：“昔者屈原宋玉，始于哀怨之深；苏武李陵，生于别离之世。”他认为屈原宋玉之辞，苏武李陵之诗，皆源自人生经历的苦痛与哀伤。而“诵《离骚》”亦曾是北朝士人推崇的风度。《北史·卢元明传》说：“元明善自标置，不妄交游，饮酒赋诗，遇兴忘返。性好玄理，作史子杂论数十篇，诸文别有集录。少时，常从乡还洛，途遇相州刺史、中山王熙。熙，博识之士，见而叹曰：‘卢郎有如此風神，唯须诵《离骚》，饮美酒，自为佳器。’遂留之数日，赠帛及马而别。”[5]当然，北朝士人中不乏批评屈骚的声音，如北魏大儒刘献之曾批评屈原为“狂人”：“观屈原《离骚》之作，自是狂人，死其宜矣。”[6]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则承班固意见，认为屈原是露才扬己。但有意思的是，颜之推《观我生赋》又表现出颇为浓郁的屈骚遗韵。

如此，北朝文学中的屈骚影响不容忽视，但学界却对此关注不多。郭建勋、毛锦裙《论魏晋南北朝对楚辞的接受》对于北朝作家的楚辞接受甚少涉及。[7]熊良智《楚辞的艺术形态及其传播研究》也不曾关注到北朝时期的楚辞传播。郭建勋的《北朝骚体文学概述》主要从文体意义上关注了北朝文学与楚骚的关系，但对楚骚精神和艺术在北朝文学中的延续却基本没有涉及。[8]而其实，北朝战乱频仍、政权更迭，造成大面积频繁的迁徙流离，死伤哀痛。北朝士人亲历其间，哀民生之多艰实乃自然之事。而且，北朝士人参与政治的热情较高，宦途之莫测，明君贤臣理想的失落，均令北朝士人情郁于中，不得不发，这使得他们不自觉地靠近了屈骚。北朝抒情写意之作中有相当一部分深受楚骚影响，发抒类于屈骚的哀怨。

一

屈原《离骚》之“骚”，指牢骚，哀怨也。此中之哀，既是哀一己之被君王、政治离疏，亦是哀家国之动荡、民生之多艰。屈原虽被放逐，“哀故都之日远”，却仍心系楚国，热忱不减，“虽九死而犹未悔”。

北朝士人大多亲历离乱，亦多“离骚”。颜之推生于梁武帝中大通三年（公元531年），约卒于隋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在其六十多年的人生中，流离辗转于梁、西魏、北齐、北周、隋。其《观我生赋》自注：“在扬都值侯景杀简文而篡位，于江陵逢孝元覆灭，至此而三为亡国之人”，是所谓“予一生而三化，备荼苦而蓼辛”[9]。又如庾信，之所以“暮年诗赋动江关”（杜甫《咏怀古迹》之一），实因其人生遭际之坎壈。《哀江南赋》叹自己的身世遭遇：“且夫天道回旋，生民预焉。余烈祖于西晋，始流播于东川。洎余身而七叶，又遭时而北迁。提挈老幼，关河累年。死生契阔，不可问天。况复零落将尽，灵光岿然！”滞留北方日久，故国梦影在庾信后期的诗赋中如影随形，挥之不去：见渭水而思江南：“树似新亭岸，沙如龙尾湾。犹言吟溟浦，应有落帆还。”（《望渭水》）见槟榔亦心有所动：“绿房千子熟，紫穗百花开。莫言行万里，曾经相识来。”（《忽见槟榔》）关山相隔，故人书信尤为难得，令其悲慨心酸：“玉关道路远，金陵信使疏。独下千行泪，开君万里书。”（《寄王琳》）其暮年诗赋抒发了类似于屈宋的哀怨，后世研究者因而常将其与屈宋相比拟。唐代诗人张说《过庾信宅》论道：“兰成（庾信）追宋玉，旧宅偶词人。笔涌江山气，文骄云雨神。”钱锺书《谈艺录》云：“他如《小园》《竹杖》《邛竹杖》《枯树》《伤心》诸赋，无不托物抒情，寄慨遥深，为屈子旁通之流，非复荀卿直指之遗，而穷态尽妍于《哀江南赋》。”

这些颇富骚韵之作往往不止停留于对个体遭遇的哀叹，而涉及到广阔的社会现实；有些诗赋甚至直可以诗史、赋史目之。《观我生赋》以颜之推的一生经历为主要描写对象，兼述社会动荡与国家丧亡的重大历史事件，把人生浮沉与社会变迁自觉地结合。赋文描写战争对生灵的荼毒：“野萧条以横骨，邑阒寂而无烟。畴百家之或在，覆五宗而翦焉；独昭君之哀奏，唯翁主之悲弦。”“怜婴孺之何辜，矜老疾之无状，夺诸怀而弃草，路于途而受掠。……”也写出了南北方争斗的过程中，民族文化之殇：“自东晋之违难，寓礼乐于江湘。迄此几于三百，左衽浃于四方。咏苦胡而永叹，吟微管而增伤”。庾信《哀江南赋》也将个人的辗转流离与国家的更迭兴亡交错展现：“冤霜夏零，愤泉秋沸。城崩杞妇之哭，竹染湘妃之泪。水毒秦泾，山高赵陉。十里五里，长亭短亭。饥随蛰燕，暗逐流萤。秦中水黑，关上泥青。于时瓦解冰泮，风飞雹散，浑然千里，淄渑一乱。雪暗如沙，冰横似岸。逢赴洛之陆机，见离家之王粲，莫不闻陇水而掩泣，向关山而长叹。”《伤心赋》亦叹惋生民涂炭、王室板荡：“在昔金陵，天下丧乱，王室板荡，生民涂炭。兄弟则五郡分张，父子则三州离散。地鼎沸于袁、曹，人豺狼于楚、汉……”李骞的《释情赋》在记述个人身世遭遇时，也记录了北魏政局，直接写到了北魏末年的丧乱。同样，李谐《述身赋》在书写自身于魏孝明帝至孝庄帝时代的曲折经历之外，也概括了北魏由盛至衰一段史实：“及数反于中兴，驱时雄而电逝。既藉取乱之权，方乘转圜之势。俄隙开而守废，遂冠冕之毁裂。彼膏原而涂野，嗟卫肝与嵇血。何今古之一揆，每治少而乱多。”个体置身其中，有无尽的悲怆：“备百罹于兹日，谅陈蔡之非穷。乘虎口而获济，陵阳侯而迅往。得投憩于濮阳，实陶卫之旧壤。望乡村而伫立，曾不遥于河广。闻虏马之夕嘶，见胡尘之昼上。”

二

屈骚的哀怨，多向着君主而发。北朝士人也如屈子一样，在离乱之苦，故园之思以外，更承受着怀抱美政理想却终归于失意的结局，故多有不遇之叹。

北朝士子多受儒家思想影响，颇具兼济之志。北魏统一之后，各族士人对北朝朝廷已有强烈的效忠意识和使命感，并开始建构明君贤臣理想。[10]但官场险象环生，厕身其中难免恐惧战兢，如颜之推《观我生赋》云：“谏谮言之矛戟，惕险情之山水”。政治上的失意与希冀相互交织，令北朝士人时作不遇之叹。袁翻《思归赋》作于其被贬官平阳太守之时。赋中极力抒写君臣遇合之难：“君之门兮九重门，余之别兮千里分。愿一见兮导我意，我不见兮君不闻。”类于屈子行吟泽畔，失意、惆怅，“怅浮云之弗限，何此恨之难禁”，且又尚余希冀，表达“愿生还于洛滨，荷天地之厚德”的愿望。赋文清朗流丽，曹道衡评道：“在北朝后期，受南方文学的浸润渐深，文人创作也有一味摹仿南朝的（如袁翻《思归赋》），但总的来说，其自身的特色并未完全消褪。”[11]按：袁赋的士不遇书写，源自真实经历，而在艺术表现上，受楚辞影响显而易见，恐怕并非一味模仿南朝。常景淡泊名利又好文词，其《赞四君》赞颂了司马相如、王褒、严君平、扬雄四位身仕心隐的古代贤士。常景显然以此四君自况，抒写政治上未能如意的愁闷与牢骚，以及“穷达委天命”的自我宽慰。阳固也于北魏宣武帝末年作《演赜赋》，抒发自身哀怨与愤懑。阳固为人耿直，触犯了中尉王显，后遭离间被罢免官职。《演赜赋》叙述身在官场的战战兢兢：“惧堂构之颓挠兮，恐崩毁其洪基。心惴惴而栗栗兮，若临深而履薄。登乔木而长吟兮，抗幽谷而靡托。何身轻而任重兮，惧颠坠于峻壑。凭神明之扶助兮，虽幽微而获存。”作者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地应付官场之事，而自己耿直的性格又成为小心行事的阻碍，所以感叹仕宦的艰难；以至于能保全性命，都被视为赖神明之扶助。此外，李骞《释情赋》、卢思道《孤鸿赋》等，由陈入隋的王通的《东征歌》等，均传递出士不遇的悲慨。庾信亦曾作不遇之叹：“长门一纸赋，何处觅黄金。”（《幽居值春》）

天地空旷，而前途渺茫，不知何去何从。此种彷徨与嗟叹，乃屈骚之中颇为动人的部分。在宏阔时空中，个体的飘荡，加上与亲人的隔绝、仕途的艰难、不遇之怅惘，也令北朝士人们倍感凄怆。人生路途的选择显得矛盾重重，进退实难。以颜之推为例，侯景之乱已使他深感个人命运在动荡时局中难以把握：“方幕府之事殷，谬见择于人群，未成冠而登仕，时解及以从军。滥充选于多士，在参戎之盛列；惭四白之调护，厕六友之谈说；虽形就而心和，匪余怀之所悦。”其于入北之后，仕隐选择尤为艰难，以致“每结思于江湖，将取弊于罗网。”（《观我生赋》）赋末颇有对自我的质疑与否定：“向使潜于草茅之下，甘为吠敞之人，无读书而学剑，莫抵掌以膏身，委明珠而乐贱，辞白璧以安贫，尧舜不能荣其素朴，桀纣无以汗其清尘，此穷何由而至，兹辱安所自臻。而今而后，不敢怨天而泣麟也。”他的《颜氏家训·终制》则是行将大去而叮嘱家人之语：“计吾兄弟，不当仕进……”此中充溢着人生选择的矛盾，以及无从把握自我命运的无奈。在价值观的问题上，颜之推也有纠结与矛盾：一方面，欲自取身荣，不存国计；另一方面又顾及节义，认同不屈二姓的夷齐之节，再又安慰自己：何事非君，伊、箕之义也。《颜氏家训·序致》已将其内心纠结披露无遗：“每常心共口敌，性与情竞，夜觉晓非，今悔昨失，自怜无教，以至于斯。”[12]他的内心矛盾十分真实，且在北朝士人中有一定的代表性，显现出北朝士人人格选择的困境。这同样是对屈骚精神遗产的继承。屈子正是在一次次的纠结彷徨中，完成其“雖九死其尤未悔”的高尚其道、修洁其志的价值选择。

屈骚奠定的传统，乃是将这种牢骚与哀怨置于宇宙时空之中进行观照，从而对人生的意义上下求索。北朝文学中也不乏这种上天入地的追寻与思考。颜之推最终感慨宇宙辽旷，自己却无容身之处：“予一生而三化，备荼苦而蓼辛，鸟焚林而铩羽，鱼夺水而暴鳞，嗟宇宙之辽旷，愧无所而容身。”阳固《演赜赋》在不遇之叹之外，更欲明幽微通塞之事。作品纵观历代贤臣志士成败之迹，指出品行与命运的相悖，提出“祸福同门”“休咎异途”的困惑。赋文下半部分则是求仙和遨游，如屈骚一般周流上下、遨游仙界，但最终还是眷恋家乡和亲人，不得不归为清虚自守、委运随化：“资灵运以托己兮，任性命之遭随。既听天而委质兮，无形志之两疲。除纷兑以静默兮，守冲寂以无为。寄后贤以藉赏兮，宁怨时之弗知。”郭建勋认为，此作在思想、结构、甚至在语汇上都明显受贾谊《鵩鸟赋》、张衡《思玄赋》、班固《幽通赋》等作品的影响，几乎可视为汉代“思玄”类骚体作品的嫡传。[13]而其心路历程和艺术表现，直是屈骚回响。

李骞的《释情赋》主要表达作者在复杂官场中的忧谗畏讥之感。赋的开篇对自己祖先进行了追述和怀念，相比之下自己在乱世中却不受重用，故而“既无怀于四至，安有情于再举”，于是作者对隐居生活产生了向往，希望能够“眷故乡以临睨，怅有动于思归”，流露出欲引避远祸、自求田园之乐的情绪：“冀鄙志之获展，庶微愿之逢时。歌致命而可卜，咏归田而有期。揖帝城以高逝，与人事而长辞。”《赠亲友》是李骞因非罪免官后写与亲友卢元明、魏收等人的诗，经历仕宦沉浮，诗人心情黯淡，多有虚妄之感。“岂若忻蓬荜，收志偶沈冥”是沉痛总结人生经历之后，无奈地归于平淡的宣言。

李谐因元颢之败被除去官职，《述身赋》以“实录”笔法叙述了自己宦海沉浮的经历，开篇即是作者对人生和仕途经历的反思。作者认为人生是“休咎相济，祸福相生”，在朝做官则是“咸争途以走利，罕外己以逃名”，总结仕途颇有懊悔之意。面对动荡时局，他不想随波逐流但却又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于是只好远离政治，寄情山水之间：“遇物栖息，触地山林”；希望托身鱼鸟而随性飞沉：“自托于鱼鸟，永得性于飞沉”。卢思道作《孤鸿赋》以自喻。《隋书》载：“高祖为丞相，（思道）迁武阳太守，非其好也，为《孤鸿赋》以寄其情。”飞鸿本应振翅翱翔，何等自在，而被网罗之后，“忧惮刀俎”“屏气销声”，全然丧失了自由的天性。作者借此寄寓久在樊笼里，不得返自然的身世悲慨。卢思道还作有《上巳禊饮》抒写隐逸之思：“山泉好风日，城市厌嚣尘。聊持一樽酒，共寻千里春。余光下幽桂，夕吹舞青。何言出关后，重有入林人。”诗歌表明自己对城市嚣尘的厌倦，对林泉隐逸生活的向往。末句用老子出关和竹林七贤之典故，更明自己之隐逸心志。可见，在遭遇官场的重重挫折之后，道家逍遥无为、超脱尘世成为其向往。

三

在屈骚精神传统中，一方面是对于个体命运、民生多艰之哀叹，另一方面则是对黑暗政治的揭露与批判。北朝文学中抒写离乱、不遇、不解之“怨”外，亦有不少刺讥类文字来表达北朝士人心中之“愤”。

北朝士人秉承“士”的批判精神，对现实政治进行独立评判，写下不少政治讽喻诗文，如，阳固的《演赜赋》《刺谗》《疾嬖幸》，对昏暗的政治、官场的腐败，谗言、嬖幸之徒进行讽刺、揭露。

元魏宗室大臣拓跋顺《蝇赋并序》乃因其受到谗害而作，表达对“名备群品，声损众伦”“点缁成素，变白为黑”的苍蝇之属的鄙弃，批判如苍蝇一般的谗贼之流把持朝政，以至交乱四国，迫害忠良的行径：

欹胫纤翼，紫首苍身。飞不能回，声若远闻。点缁成素，变白为黑，寡爱芳兰，偏贪秽食。集桓公之尸，居平叔之侧，乱鸣鸡之响，毁皇宫之饰。习习户庭，营营榛棘，反覆往还，譬彼谗贼。肤受既通，潜闻同极。缉缉幅播，交乱四国。

此赋在前半部分集中描写苍蝇的丑陋形态，紧接着笔锋一转，将批判的矛头转向奸佞小人。赋中显露出强烈的憎恶之情，讽刺辛辣。

阳固的《刺谗诗》《疾幸诗》也是抨击当朝奸佞小人的。《北史》载：“宣武末中尉王显当权，固每直言其过，以此衔固。又有人问之，显因奏固免官，遂阖门自守。作刺馋、疾幸诗二首”。北魏宣武帝时，彭城王元勰亦作有《蝇赋》，惜乎未能流传。据《魏书·彭城王勰传》，此篇《蝇赋》，亦是“作蝇赋以喻怀，恶谗构也”，可见亦是因遭谗而作赋。

卢元明的《剧鼠赋》亦旨在刺讥。赋中所刻画的老鼠形象颇为传神：

其为状也，嗜淡咀吁，唯雕眺肠。鬓似麦穗半垂，眼如豆角中劈，耳类槐叶初生，尾若酒杯除沥。乃有老者，羸髓疥癫，偏多奸计，众中无敌，托社忌器，妙能自惜。深藏厚闭，巧能寻觅。或寻绳而下，或自地高掷。登机缘榷，摄扉动帝。切切终朝，轰轰竟夕。

作者不借助任何比喻和暗示，将描写的重点放在对老鼠形态的直接刻画上，虽不言恶但厌恶之情尽显。钱锺书先生曾对此赋进行评价：“不求典雅，直摹物色，戛戛工于造语”。

庾信《哀江南赋》则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最高统治者，揭露梁元帝萧绎的丑恶面目：“沈猜则方逞其欲，藏疾则自矜于己。”“既多言于忌刻，实志勇而刑残。”颜之推《观我生赋》也揭示了北齐内部存在的诸多问题。对于北齐的灭亡，颜之推非常惋惜痛心：“诚怠荒于度政，惋驱除之神速。”“囊九围以制命，今八尺而由人。”

无论怨、刺，皆由政治、现实而发，此类文学因而体现出强烈的政治色彩。故此，不少研究者认为此乃北朝文学向汉魏文学的“复古”趋向。郭建勋评论道：“北朝骚体文学便明显地体现了超越两晋、直承汉魏的趋向。孝文帝《吊殷比干墓文》不仅遣词用语多承屈词汉骚，而且伤怀前贤、评价古人的方式与原则亦未脱汉人窠臼；阳固《演赜赋》更是汉代‘思玄’类骚体作品的隔代嗣响”[14]，且认为，当北朝文学随着汉化的进程而起步之时，其承接仿效的文学传统不是两晋，而主要是汉魏的遗产。也就是说，当南朝文学在两晋的基础上走向更高阶段的对精美形式的刻意追求的同时，北朝文学却在继承着汉魏时期的古朴之风，在文学发展上比南朝差了一个时代。尽管两者同属于一个历史时期，其文学发展阶段却是大有区别的。[15]周建江也谈到北朝的几次文学“复古主义运动”。笔者认为，北朝文学虽在精神气质上接近于汉魏，却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就是“复古”。这种与汉魏文学气质的相近，并非自觉地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南朝文学之于楚辞，主要是艺术层面的有意模仿；而北朝文学之于屈骚精神，更多是精神上不自觉地靠近。南方文学开始以文学为消闲、娱乐，而北方文学仍承负着表述、抒情言志的使命。形成这一局面的更深层原因，是南北方文人的生存境遇不同。即如论者所言，南朝文人因为远离政治中心，创作重心全面转移到日常生活中来。他们已经没有了积极进取的精神与出仕的意图，其骚体创作也在当时文学个人化、世俗化的背景下全然脱离屈宋的骚体传统，而走向柔软细腻。北朝则不同。北方文人长期置身皇权政治之中，接受的多是儒家思想的教诲。他们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积极入仕“兼济天下”的使命感，但是在现实中却遇到很多的阻挠与坎坷。他们壮志难酬、愤懑至极，而以抒发愤懑哀伤之情为特质的屈骚文学传统正好切合他们的情感需要。

总之，除了在文体和艺术表现上承继《楚辞》特点，北朝士人更是在思想上不自觉地靠近屈骚精神，从而在文学层面形成屈骚精神的回响。从中也可看出，屈原的不遇之叹、忠愤之情、自我的质疑、最终的堅守，以及在此过程中从宇宙视角对人生的审视，虽是从一己一时出发，却对后世带来重大影响，具有跨时空的文化效应。故此，屈骚足以成为中国浪漫主义、理想主义以及爱国主义文学的一大渊薮。

注释：

[1]熊良智：《楚辞的艺术形态及其传播研究》，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323页。

[2]（唐）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059页。

[3]（北齐）魏收：《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221页。

[4][5][6]（唐）李延寿等：《北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768页、2764页，第1083页，第2713页。

[7]郭建勋、毛锦裙：《论魏晋南北朝对楚辞的接受》，《求索》2006年第10期。

[8][13][14][15]郭建勋：《北朝骚体文学概述》，《中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1期。

[9]（唐）李百药：《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625页。

[10][12]参见杨柳：《北朝士人的“士”身份认同与文学书写》，《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

[11]曹道衡：《略论北朝辞赋及其与南朝辞赋的异同》，《文史哲》1991年第6期。

项目基金：教育部后期资助项目“北朝墓志文学研究”（项目编号：20JHQ043）

作者：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