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冬冬 余俐伶 胡蔚涛

《红灯》周刊珍藏本系国家一级文物，合订本藏于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红灯》周刊创刊于极其复杂的历史背景，江西地方党团组织的初创、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江西的传播、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压制、江西地方革命力量的兴起等。在这种极为艰难的斗争环境中，《红灯》周刊创刊并开展革命动员活动。本文对《红灯》周刊办刊过程及其革命动员活动进行梳理与考察，探求其之于江西革命活动的重要作用。

一、《红灯》周刊创办始末与基本情况

1923 年10 月21 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南昌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南昌团地委”）正式成立。南昌团地委成立后，创办《红灯》周刊，用以“专鼓吹反抗英美、学生干政、批评本省谬谈学说，介绍外地我们同志编的刊物”[1]。《红灯》周刊以江西私立心远大学同学的名义组织出版，向各处募集经费出刊。《红灯》周刊第1 期出版后，“便为着政治的经济的及其他许多复杂的原因而停刊了”[2]。

1924 年5 月，中国共产党南昌特别支部成立，统筹管理全省的党组织和革命斗争活动，江西革命抗争史掀开了新的一页。[3]71926 年4 月，中国共产党南昌特别支部改组为中国共产党江西地方执行委员会，后升格为中国共产党江西区执行委员会（简称“中共江西区委”）。1926 年11 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委员会（简称“团区委”）成立。1927 年2 月，《红灯》周刊作为团区委的机关刊物复刊。“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右派公然背叛革命，国共关系恶化。6 月，时任江西省主席的朱培德驱逐民众团体领袖离开江西，《红灯》周刊的编辑邹努等亦在此列，[4]45致使《红灯》周刊在第14 期出版后短暂休刊。1927 年7 月，南昌八一起义前，《红灯》周刊在第15 期出版后停刊，后未复刊。

目前，1923 年出版的第1 期《红灯》周刊已遍寻不见。1927 年复刊后的《红灯》周刊第1—15 期的合订本被藏于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本文即对这一合订本的《红灯》周刊进行考察。

《红灯》周刊采用32 开本，每期16 页，约七八千字，内容包括特载、转载（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的文件）、正文、杂文、编后等，另有少量散文、小说与白话诗。

《红灯》周刊使一批江西地区的早期革命者聚集在一起。1927 年2 月复刊后的《红灯》周刊，袁玉冰任主编，邹努、徐先兆为编辑，主要撰稿人有吴季冰、汪群、曾天宇等。[4]85袁玉冰是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地方党团组织的重要创始人之一，1923 年被派遣回南昌，与方志敏、赵醒侬共同在江西从事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工作，后被派往苏联留学。1925 年8 月，袁玉冰从苏联留学归国，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地方委员会秘书和宣传部主任。1926年10 月，袁玉冰奉调回江西，担任团区委书记。担任《红灯》周刊主编期间，袁玉冰在《红灯》周刊发表多篇文章，阐明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性，号召民众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邹努与徐先兆担任《红灯》周刊的编辑，二人均在《红灯》周刊上发表了一系列倡导进步和革命的文章，并直接参加了后来的南昌八一起义。

《红灯》周刊主要通过设立推销代售处发售。1924 年，赵醒侬等创建了南昌明星书社，旨在宣传革命理念，并开展秘密活动。[4]46《红灯》周刊的总代售处即为南昌明星书社。为办好《红灯》周刊，袁玉冰带着刊物深入基层工会、农协、学生团体等，积极宣传《红灯》周刊并组织民众阅读。[5]

《红灯》周刊在南昌地区反响热烈。杂志复刊后第14 期发表的《红灯谭》一文指出，《红灯》周刊“竟大受一般革命民众—尤其是一般革命青年的欢迎。到现在我们的读者居然已由数百增至五千之数了”[6]。根据南昌市史志办公室编撰的党史材料，《红灯》周刊一出版即“销行几千份，以至于哄动南昌，使人人皆知有《红灯》也”[4]86。

二、《红灯》周刊的研究现状

当前，关涉《红灯》周刊的研究尚不多见。既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通过对《红灯》周刊及同时期的其他本地刊物研究，对党的地方组织的创建及其背后蕴含的革命精神进行探讨。如曾林浩[7]通过《红灯》周刊了解江西早期共产党人的舆论宣传工作与青年革命运动。刘小花[8]通过《新江西》与《红灯》周刊的对比研究，对南昌地区地方组织的创立特征和精神内涵进行讨论。

第二，对《红灯》周刊的办刊实践进行研究。《红灯》周刊的编辑徐先兆[9]在其回忆性文章中梳理了《红灯》周刊的创立背景，记录了当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江西地区的民众同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的历史场景，展现了彼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办刊和办报活动的特殊性。李青[10]梳理了《红灯》周刊主编袁玉冰的文章与主要革命活动，探讨了其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江西早期传播的贡献和意义。

第三，通过对文章特色进行分析，探讨《红灯》周刊的时代意义。刘小花[11]56描绘了《红灯》周刊曲折的创刊过程并分析了其笔触犀利的文风。此外，朱小可[12]对同一时期出现的《呐喊》与《红灯》周刊两份杂志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比较，借此探讨革命文物助推革命精神薪火相传、实现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的旨趣。

总体上看，作为具有我国区域性特色的议题，目前有关《红灯》周刊的研究较为集中，且不乏较为重要的著述，这些研究对于本研究有较大的启示和帮助。但是，既有研究也存在诸多不足。第一，理论讨论类文章较多，实证研究类文章较少。另外有些研究只简单梳理了《红灯》周刊的创立背景与文章特色，讨论的层次不够深入。第二，相关研究的系统性、全面性不足。从研究设计和研究方法来看，多数研究未对《红灯》周刊进行全面梳理，观察不够系统，结构不成体系，缺乏全方位的回顾与梳理。第三，研究角度过于集中，缺乏其他学科角度和理论工具的引入。目前可见相关研究皆从党史党建、红色文物等角度开展。从科学研究的规律看，有基于其他学科视角和理论工具对《红灯》进行考察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本研究借助编辑出版学的学科视角，利用历史研究的方法，对《红灯》周刊的内容进行系统梳理，结合史实史料，考察《红灯》周刊的革命动员活动与重要作用。

三、《红灯》周刊的革命动员活动

《红灯》周刊在江西地方党团组织的建立、革命与反革命力量的尖锐冲突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中问世。创刊以来，《红灯》周刊一直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密切结合江西革命实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启蒙、宣传党的革命主张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国共合作破裂之后，《红灯》周刊在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本质以及唤起民众参与革命等方面进行了努力。

1.发蒙启滞：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启蒙

五四运动后，在外求学的江西籍进步青年纷纷回赣，通过发表文章、出版书籍等方式传播新思想，带动越来越多的江西进步青年开始研究和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新思潮在江西得到初步传播。《红灯》周刊作为江西地区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重要喉舌，积极组织和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引介与研究工作，刊载多篇进步文章，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介绍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经验。这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江西地区的传播，起到了发蒙启滞的重要作用。

（1）引介马克思列宁主义

袁玉冰以孟冰为笔名，在《怎样研究共产主义》一文中阐明了亟待革命人士了解的四个重要问题，即“研究共产主义的方法、共产主义研究大纲、研究共产主义要看些什么、共产主义读物的重要内容”[13]。在第10 期，《红灯》刊登了《怎样研究列宁主义？—加入列宁主义研究会》一文，表明列宁主义是中国革命的指南针，江西青年应该加入列宁主义研究会，因为“列宁主义是斗争时一个顶好顶好的工具—比机关枪、山炮、坦克还要厉害多了”[14]。之后第12、13 期的合集中发表了《今年红色五月的新意义》一文，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社会进化的规律，民众不仅要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要在行动和一切战斗中贯彻与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15]

（2）介绍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经验

在第5 期，《红灯》周刊刊文指出，苏维埃的建立是由于“工人和农民联合起来在俄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推翻了统治他们的帝国主义者和‘沙皇’”，苏俄的农民不但有政权，还有土地供自己生产，如此一来，“再没有人能剥削他们”，[16]3强调团结工农开展革命的重要性以及成功的可能性。第6 期则刊登了《巴黎与北京》一文，介绍巴黎公社运动的经过、意义及教训，指出巴黎公社彰显了工人阶级的巨大力量，号召江西工人与反动势力作斗争，以求得自己的解放。[17]

在彼时的江西乃至全中国，相比器物和技术的进步，更新观念的任务更加紧迫。《红灯》周刊发表大量文章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积极报道国外的革命实践，介绍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经验，在对江西民众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增加理论储备以指导革命实践等方面颇有裨益，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江西革命活动走向深入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2.疾声大呼：宣传党的革命主张

作为团区委的机关刊物，《红灯》周刊及时刊载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文件，宣传工农群众的重要地位，并强调国民革命战线的重要性，为江西民众了解与学习党的革命主张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推广与传播党的革命主张

《红灯》周刊刊载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相关文件并积极评论，如第1 期刊登了《读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其间发出了“每个江西革命分子，尤其是每个江西的革命青年把那篇宣言再仔细读一遍，而且仔细地读一次”[18]的倡议。在同期刊登的《痛快淋漓的国民政府对外宣言》中，发出了“江西的革命青年们，你们读了这篇宣言，究竟作何感想”的质问。《红灯》周刊将两份宣言做对比，旗帜鲜明地阐明立场，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

（2）宣扬工农群众的重要地位

针对国民党右派散发的“共产党不要农民”这一谣言，《红灯》第5 期刊登了《谁说共产党不要农民！》一文，指出共产党一直坚持以工农为重，中国共产党的责任是“领导工农及一切劳苦民众并为之奋斗”。[16]3第3 期刊登了《“过火？”》一文，针对反对工农运动的言论，指出工农群众才是真正的力量，北伐军的胜利便是革命的工农群众拥护国民政府的结果。[19]

（3）强调国民革命战线的重要性

《红灯》第2 期发表了《谁说革命成功了》一文，指出目前国内形势依旧严峻，青年工农们应团结一致，在工会和农协的指导下积极加入国民革命战线。[20]4在第7 期，《红灯》周刊以《一封共产党的信—为肃清军团势力及团结革命势力问题》为题，全文转载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写给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从肃清军团势力和团结革命势力两个角度分析了革命形势，赞成国民革命战线。[21]

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红灯》周刊通过鲜明的观点、激昂的言辞和科学的论证，积极阐明中国共产党团结工农、坚定革命并致力维护国民革命战线的坚定立场。当然，这种行为也激怒了国民党中的反动势力，《红灯》周刊甚至因此遭受辱骂。[11]56

3.不屈不挠：呼吁民众参与革命斗争

1926 年7 月，蒋介石在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内建立了秘密的反共组织—“AB（Anti-Bolshevik）团”。[3]151927 年1 月，“AB 团”分子篡夺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领导权，加紧镇压工农运动，迫害工农运动领袖，捣毁工会组织，江西全省的工农运动陷入低潮。[22]同年，国民党右派发动“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公然背叛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

在严峻的革命形势下，《红灯》周刊登载了多篇文章，阐明了我党团结工农的革命传统，大力宣传工农运动的重要性，肯定工农群众在革命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介绍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经验，并号召工农群众团结一致，加入工会和农协。《红灯》周刊组织与指导工农群众参加革命斗争，密切关注并积极反映民众诉求、积极倡导保护民众权益、极力呼吁民众团结一致，推动了江西工农运动的深入。

（1）积极反映民众诉求

早在《红灯》周刊的第3 期，编辑部就以“读编往来”的形式刊登了读者来信，徐先兆就信中读者提出的有关《红灯》的性质、办刊方向等问题进行了回应。[23]可见《红灯》周刊积极向民众展示革命主张。《红灯》第9 期发表了《从百花洲归来》，回应南昌“四二事件”后的民众诉求：“一、严拿一切反革命分子！二、革命军队应该完全站在民众方面来！三、革命武装与革命群众结合……”[24]

（2）重视保护民众的权益

《红灯》周刊对于民众权益的保护主要体现在争取平民教育权利和平等的劳动待遇等方面。《红灯》周刊主张平民教育权利是革命工作的重点，呼吁江西教育当局应重视平民教育，并建议各民众团体组建平民教育委员会，以促进民众教育的发展。[25]在劳动待遇上，《红灯》周刊主张十八岁以下的工人每日工作不超过八小时，不得使用十二岁以下的儿童做工，禁止工人做夜工和其他危险的工作，同时，厂家应设法维持该厂工人子女的生活等一系列倡议，[26]旨在维护普通民众的劳动权利与教育权利。

（3）号召民众团结一致，与反动势力斗争

汪群以子文哥为笔名，在《红灯》第4期发表《上海工人造反》，号召江西工人援助上海工人罢工，提出“开会，游行，示威，募捐，使正在革命前线上的上海工人，不致失败，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27]，鲜明地指出了联合的重要性。南昌“四二事件”后，《红灯》周刊第9 期发表《目前应该注意的几件事》，提出“各阶级的革命民众应该在市民工会的旗帜之下，更亲密地联合起来”，并呼吁民众用“自己的武力去消灭一切反动势力”。[28]

办刊期间，《红灯》周刊成为了江西民众有力的舆论斗争工具。《红灯》周刊重视保护各界民众的利益，尤其是在推动民众享受同等的教育权利和提高民众劳动待遇等方面。《红灯》周刊关注江西民众运动的工作实际，及时转载民众的革命提案，刊登读者来信并积极回应，展示了江西民众的愿望与诉求。南昌“四二事件”爆发后，《红灯》周刊第9 期整期刊登了系列报道，转载民众的革命诉求，组织各界民众参加革命活动，并称之为“这是江西历史上最光荣的一页”[29]。

4.发隐擿伏：适时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本质

1924 年1 月，在改组国民党和推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1927 年2 月20 日，蒋介石下令将江西省的最高权力机关—江西政务委员会改组为江西省政府，组成人员基本上是国民党右派和“AB 团”分子。[4]81此后，国民党右派大肆开展反共运动，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赣州惨案”“三一七事件”等，江西的革命活动陷入危机。在国民党右派反动势力与革命力量尖锐冲突之际，《红灯》刊登了大量反击国民党右派的文章，分析革命形势，并揭露国民党右派反共反革命的本质。

（1）分析江西革命的发展形势

《红灯》周刊第2 期刊登了《谁说革命成功了》，阐述了国民革命胜利需具备的条件，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本质，指出“此时大半个中国还是国内外的反动势力所统治着”[20]3，国民革命远未成功。第5期则刊载了《为孙中山先生逝世二周纪念告江西民众》，分析了江西的革命形势，指出帝国主义和军阀还没有被打倒，全江西的民众应团结一致，与一切反革命力量抗争。[30]

（2）揭露国民党右派反共反革命的本质

1927 年1 月，在国民党江西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蒋介石非法圈定一部分“AB 团”分子为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委员，排挤了方志敏、罗冰松等中共党员和部分国民党左派，在事实上篡夺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领导权。针对这一状况，徐先兆以孔生为笔名在《红灯》周刊第6 期发表了《打倒右派！》一文，揭露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排斥革命军，打压革命势力，迫害革命领袖等事实，并大呼反动的右派“滚出江西省党部”。[31]《红灯》周刊第14 期刊载了《蒋介石政府的危机》一文，指出蒋介石压迫工农运动，反对共产党、苏俄、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并与帝国主义和奉鲁系军阀相勾结，他“已退出了国民革命的战线，投入反革命的队伍中去了”[32]。

《红灯》周刊肩负宣传革命的使命，密切关注国内革命实际，紧密围绕党的中心工作，适时调整报道和宣传的重点，将办刊工作与党领导的革命工作紧密联系起来。

四、结语

《红灯》周刊从单纯办给青年人的刊物，转变成革命的急先锋，经历了复杂的斗争实践。《红灯》周刊致力于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启蒙，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促进了新思潮在江西的传播。《红灯》周刊适时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反动面貌，鼓励民众参加革命，推动了江西地区的工农运动与革命斗争活动走向深入。在办刊的实际工作中，《红灯》周刊围绕党的中心工作，积极开展革命动员活动。这些努力为我党在江西地区的革命和统战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33]尤其是为南昌八一起义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本文对《红灯》周刊的内容和相关史料与史实进行了梳理，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内容，但仍有诸多内容需要不断地丰富和完善：第一，文章所涉更为深入的江西革命与《红灯》周刊之间的关联性证据还比较缺乏，尚待进一步论证和新鲜史料的支撑；第二，缺乏比较的视野和方法，本文仅对《红灯》周刊内容进行了梳理，未对同一时期的《民国江西日报》等出版物做考察，亦未能进行比较研究，因而没有得出更为重要且关键的结论。这些不足之处，希望后续的研究者给予关注。

随着新鲜史料不断被开掘，学界对史料的理解与调用必将愈加合理和科学。今后，随着学界对新闻传播史、中国共产党革命实践活动以及红色文化的愈加关注与广泛研究，与《红灯》周刊相关的研究也将更加丰富，产出更多优秀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