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天

《夜半鼓声》是布莱希特早期的，一个不太为中国观众所知的剧本。在中国甚至都没有一个完整的译本。对于那些研究布莱希特的观众来说，刚刚步入剧场时看见的满墙的标语，以及舞台前侧用中文写的“可别太动情了”，这些都是布莱希特在他的戏剧理念——叙事戏剧或者称之为史诗戏剧中尽力体现的内容。同时，这仿佛并不妨碍观众在看这版德国慕尼黑室内剧院演出的《夜半鼓声》时，对布莱希特戏剧理念的认知。

德国慕尼黑室内剧院曾在2011年带着《毒》来到林兆华戏剧邀请展，引起了一阵讨论。2019年，他们来到北京演出了布莱希特的这部《夜半鼓声》。值得一提的是，《夜半鼓声》在1922年9月的首次演出，也就是在慕尼黑室内剧院。《夜半鼓声》上演之时，包括在之后的日子里，都引起了许多导演对布莱希特原作结尾的讨论。甚至在北京演出的媒体报道中，还曾简单地出现了一个标题：要革命还是要爱情？导演克里斯托弗·卢平这次带来的演出呈现了两版结局，7月13日场次的是布莱希特的原版，而次日演出呈现的是他自己改编的版本。与原作家庭圆满的美好结局不同，卢平版本的演出更为激烈，大家纷纷走出家门，加入到了革命的洪流之中。

如果我们有志于不仅仅对《夜半鼓声》的演出只有一个印象上的认识，那么我们应该试图对布莱希特早期的创作观念，还有他的叙事剧，甚至是马克思主义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中央戏剧学院的沈教授提到，布莱希特的前作《巴尔》就显得很人性。“从《巴尔》到《夜半鼓声》，他发现另外一个东西：人是属于阶级的，就是马克思说的一切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所以不管剧本写得好不好，我们第一次发现这种剧本带有表现主义的特点，这里面的人不称之为个人，都是类型，资本家暴发户，前线回来的伤兵。”

一个夜晚，一战期间在非洲被俘虏四年的克拉格回到自己的城市，在昔日的爱人安娜的父母家中，他發现安娜已经和一个在战争中靠投机倒把的商人慕克订婚了。一切都从这个家庭的惊愕中开始。这很像前苏联电影《雁南飞》的情节。虽然影片显得更加美好、更加人性。但是确实，《夜半鼓声》中体现的很多都是充满了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倾向的话语。这也和布莱希特之后在20年代创作的一系列教育剧以及他在叙事剧中包含的政治倾向有着紧密的联系。

《夜半鼓声》的写作背景与工业革命结束后，工人阶级和资本家的矛盾，科技的快速发展与工人的底层生活以及失业率等社会问题之间的矛盾紧密相连。工人阶级为自己的生存利益抗争——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主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争也给德国人民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心中淤积着不满和愤懑，导致了如今被称为“十一月革命”的爆发，人们喊着“和平与面包”的口号，将革命的火苗不断地向四周蔓延。《夜半鼓声》原剧本名《斯巴达克斯》指的就是当时1919年的斯巴达克斯同盟掀起的革命浪潮。

事件的导火线是政府欲革除柏林警备总长埃米尔·艾希霍恩（Emil Eichhorn）的职务，但是他曾在先前柏林工人反抗政府的冲突中，拒绝镇压示威的工人，因此得到了不少革命者的拥护。群众再次走上街头，并且发动大型的罢工抗议，约有 50 万人涌入市中心，占领各大建筑物，群起声援。其中也有部分革命者希望能推翻临时政府，发动社会主义革命，但最终没有成功。

随着政府的暴力压制和重要领导人被枪杀，许多革命者都纷纷投降，但这场短短不到几天的起义，却夺去了柏林156人的生命，十一月革命到此也可说暂时落幕。往后的数年间，德国一直处在革命与反革命势力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各地也零星传出一些武装革命的行动，但都没有掀起太大的波澜，直到为全世界带来巨大灾难的纳粹主义崛起，德国社会又再次陷入混乱。

有了社会背景的理解，我们对《夜半鼓声》剧情的把握就不会那么单薄了。实际上，在写作完《夜半鼓声》之后，布莱希特还在夜半时分敲响小说家兼剧作家里昂·福奥特华格纳的家门，希望他给自己的这部新作留下一些意见。里昂·福奥特华格纳并没有把这位日后给西方戏剧留下了如此丰富遗产的剧作家拒之门外，他为这名年轻人的剧本感到震惊，立刻想把它搬上舞台演出，于是想方设法联系到了慕尼黑室内剧院的艺术总监奥图·法肯贝格。《夜半鼓声》上演后，布莱希特凭借此剧获得了有名的克莱斯特最佳年轻剧作家奖。

在演出开始前，剧场门口的提示上写着：演出过程中因为剧情的需要，会有强光和烟雾的出现。在开场前，观众们就注意到了剧场两侧墙壁上贴的标语。整个舞台空荡荡的，只有一个话筒还有摆在舞台两侧的景片。其实，这和布莱希特的舞台理念密不可分，他认为应该去除舞台的象征性和幻觉性，除去必不可少的布景和道具，舞台应该是空荡荡的。在他的《三分钱歌剧》中，大幕不过是挂在横跨舞台的一条绳子上的一块脏布，观众席上有时还挂着诸如“别这么浪漫地发愣”之类的标语。这一切都是让观众意识到，自己只是在剧院中看一场戏。

演出刚刚开始，随着演员台词的讲解，导演卢平让工作人员在舞台上现场搭建了1922年《夜半鼓声》首演时的场景。这样的复原之后，和当年的场景几乎都是一样的：歪斜的房屋，一个贫困家庭的样貌，还有一轮挂在舞台上空的红月。

一轮红月和整洁的白色床单，就像革命和爱情。这是布莱希特的剧作和卢平的导演一直强调的意向。布莱希特在剧本中置立了革命/爱情的二元对立场面。在演出中长达近二十分钟的独白段落，那些诗意而凛冽的台词被直接抛向观众，剧场的灯杆被降到了最低，强光和烟雾开始弥漫在剧场中。“这个世界还没有坏到接受不了一个更好的时代。”是投向整洁舒适的床铺，还是投身街头，到“报纸街区”去，加入到改变这个世界的行列。演员们穿着充满了未来感的衣服，这个问题，从百年前的慕尼黑，被带到了此刻，更延伸到了未来。伴随着强烈冲击的后摇滚乐，观众的情绪被一步步提升。在剧中，演员们不时地诘问观众：“你们是买了票、付了钱之类的吧？”我想卢平继承布莱希特的原作精神在于，如果让观众仍旧沉浸在精致地复原一个革命和爱情之间作出选择的故事，那是没有社会效应和意义的。在当今的世界，特别是在中国，太多人对政治已经冷漠了，他们认为自己并不能做什么，还不如舒适地待在自己温暖的小窝里，对一切的苦难和呼喊充耳不闻。《夜半鼓声》同时还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这些人的舒适环境，他们依靠的各种权益，是在街头外的民众一点一点争取来的。在这时，一个从前线回来的伤兵，在这个家庭中，面对革命和爱情的选择时所代表的意义，似乎也就不那么简单了。

卢平导演的《夜半鼓声》同样也有属于它自己的政治和社会背景。我们不应该忘记，《夜半鼓声》是首演于2018年柏林戏剧节的作品，卢平创作这部作品的时机，多少有些针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的意味，这个新建立的政党，严厉地拒绝给予难民庇护，以退出欧盟为诉求，饱含着仇外的、激进的意识形态，被德国媒体称为“披着羊皮的“新纳粹主义者”。令人惊奇的是，在2017年的德国大选中，它的意外而迅速地蹿红。曾有传闻，这出戏百年前在慕尼黑室内剧院上演时，台下还有一位特殊的观众——希特勒。当他面对这个舞台，未来滚滚而来的纳粹主义和人类悲剧，他那时会想些什么呢？这一切我们不得而知，却更为此剧添加了一丝神秘的意味。

《夜半鼓声》是现代化的，充满了革新精神的，然而也是极度遵循着布莱希特“叙事剧” 的理念的。它的前两幕都遵循了原作。值得令人回味的是，卢平指导演员，令他们的表演方式看上去是僵化的，但是却也离布莱希特宣扬的理念更近了。在演出中，我们看到有的演员说完一句词，等待三四分钟才接上下一句詞的情况。甚至在演出进行过程中，剧中的记者一角对不存在的旁人介绍起了现在正在上演的剧情。

观众们也许对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比较熟悉，而对“叙事剧”的理念较为陌生。实际上“间离效果”是从“叙事剧”中衍生出来的。布莱希特的“叙事剧”，简而言之，就是要用叙事方法来表演戏剧内容，人为地打破“戏剧舞台是个真实世界”的幻觉，令观众时刻意识到是在观看表演，并要求对剧中所反映的生活内容作出理性的思考判断。布莱希特强烈反对把观众融入剧情并产生情感共鸣和感性认同的传统戏剧形式。和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提出的三一律以及古典戏剧的形式不同，布莱希特的“叙事剧”希望向观众阐释剧情。传统戏剧是演出的场面就体现了剧情本身，而“叙事剧”则是叙述剧情。另外，布莱希特还对演员作出了具体的要求，他认为演员不仅仅是剧情的表演者，同时还承担了向观众讲述剧情的角色。往常不论是古典戏剧还是自然主义戏剧，在布莱希特看来，都割断了和观众的交流，在舞台上呈现的，是一个封闭的情感世界。而“叙事剧”看似破坏了剧情的整体性，但是却让观众从一个更加理性的视角看待演出。

《夜半鼓声》这个我们不太熟悉的剧本拓宽了我们对于布莱希特剧作的认识，也让我们对“叙事剧”和“间离效果”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今天，观众们进入剧场之前，便拥有了选择不同结局的权利。然而是为了改变一些既有的状况做出努力，牺牲一部分自己的利益，还是选择躺在自己那张整洁的床上——待在一切代表着安全和稳固的地方，这仍然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就像剧中的记者所唱的4 Non Blondes乐队《What’s Up》的歌词：“25年来，这生活一如既往，有时我躺在床上痛哭，只想让泪水将一切不悦驱赶，我仍在奋力攀登那希望之巅，只为寻求那生命的意义。我每天都在祈祷，希望有人能发动一场革命。”也许在不远的将来，这出戏的台词会被慢慢遗忘，但是它提出的问题，却永远不会过时。

编辑  刘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