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璃厂里有“圣人”

2024-01-03刘仝保

北京纪事 2024年1期

八百年京华风韵，三百年琉璃厂云烟。北京琉璃厂文化街即将迎来恢复40周年生日，当穿梭于这“不惑之年”的新琉璃厂，脑海里总是荡漾起那几位把一生都奉献给“厂”的“民国老先生”，跟笔者谈起琉璃厂的“老”与“雅”。

笔者对琉璃厂印象的美与好是与书相关，与古旧书、古旧书人相联。据悉，在中国还没有公共图书馆概念之前，北京琉璃厂俨如一座开放的图书馆，一度成为读书人心中的圣地。古旧书人成为琉璃厂史上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区别于一般书商，区别于外埠书商的一个重要标志就在于亦商亦士，著作传世。

我结识琉璃厂的古旧书人群体和关注这个话题，源于上世纪90年代与古旧书发行家郭纪森先生的交往，随后几年陆续访问了琉璃厂的老先生们，他们都跟笔者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被称之为“琉璃厂圣人”的孙殿起先生，他不仅是一位精通古旧书版本及流通的买卖人，还是琉璃厂乃至整个古旧书业著书立说的第一位书商。

笔者虽然不能跨越时空识荆于孙殿起先生，但在读志中颇有“他乡遇老乡”之感，算是因书识人。读来读去，总觉得若讲琉璃厂怎么绕都绕不开孙殿起这位同乡圣人，特撰文讲讲这位古旧书买卖人，侧重其“著书立说”之功。

孙殿起，字耀卿，号贸翁。近代著名版本目录学家、藏书家。1894年11月11日生于河北冀县。其父少时在北京以木工为业，后返故里，仍以木工术补助农耕不足。11岁进私塾，13岁时私塾改初等小学堂，不久小学暂停一年。14岁时，由于家乡闹灾，粮食歉收，生活困难，辍学至京习商。

1908年，孙殿起来到琉璃厂由同乡创办的宏京堂书坊学业，拜郭长林为师，开始为期三年的学徒生活。宏京堂经营古书，多为版本书。学业期满后离开宏京堂，独立经营一年。1913年，由友人荐至西琉璃厂鸿宝阁书店做司账，跟随书店经理衡水人崔蔚元学习版本知识。1916年，辞鸿宝阁司账。翌年，转任琉璃厂东街向南的小沙土园会文斋书店司账兼店员，深受同为衡水人的经理何培元所器重。

几年下来，孙殿起凭借着自身的天赋和勤奋，在古书界逐渐崭露头角，声名鹊起，当时整个琉璃厂书店行中，伙计的月薪少有超过3块大洋，而孙殿起的月薪是6块大洋，足可以看出他的“身价”。每次“跳槽”时老板都要苦苦挽留。这期间，孙殿起认识了著名学者、藏书家伦明（字哲如）先生并结为莫逆。之后，伦明出资帮孙殿起在南新华街七十四号创办一家旧书铺，取名“通学斋”。1919年，当上掌柜的孙殿起时年26岁，靠着“精简勤恒”的经营作风很快使通学斋发展起来，业界影响颇大。他在主持通学斋古书铺近40年中的全盛时期，每年平均收售古旧书籍1万部册之上，店员从最初的七人增加到十四人，在当时堪比今天京城“出版发行界”的“王府井书店”。

1956年1月，公私合营后通学斋并入中国书店，孙殿起被中国书店聘为《古旧书刊介绍》编辑委员。1958年7月9日，在京病逝，享年65岁。

《琉璃厂小志》孙殿起著

据中宣部1988年版的《发行家列传》载，孙殿起一生著有《贩书偶记》《贩书偶记续编》《丛书目录拾遗》《琉璃厂小志》等著述，先后已印行多次，为我国文化教育界、新闻出版界、图书馆界、博物馆界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留下了一批宝贵的参考资料。传略中特以“著书立说留后人”为段专门介绍他的著作情况。

一位只讀过三年私塾，文化水平不高，基础知识贫乏的农村苦孩子，怎么会有如许传世之作且能赢得众文人学者钦佩？！笔者曾不止一次地向郭纪森先生感慨。

笔者根据多篇文史资料并参考其外甥兼徒弟同为版本学家的雷梦水，以及其他后学们撰写的回忆录，加之对各种版本相关史志资料、名人日记的查阅和实地走访调研，总结有三。

一是有心。郭纪森说，那个时代，书店掌柜多保守，艺不经传，学徒全凭自己，死记、硬背，多看、勤问，甚至要偷学、偷听。

学徒时当顾客与业主或师兄们谈生意时，孙殿起就留心听、用心记，注意什么是原本、翻本，什么是单行本、丛书本、初印本和后印本。待顾客走后，会马上从书架上找出书来，对照比较，借以熟悉版本。如此耳濡目染，日积月累，便逐渐能够根据书籍的纸张、墨迹、字体、版式、行款等特点区分出成书时代，弄清了刊刻区域，确定是原刻还是翻刻，真迹还是赝品。久而久之，对于官私刻本的异同，成书年代的远近，纸质墨迹的优劣，以至书籍内容、作者生平、思想倾向、传世多寡、价格贵贱等，也就能够熟练掌握，卖书时得心应手。

可以说，孙殿起每日与古籍为伍，经眼之书无数，作为有心人，勤于笔录，默记于心。在自营通学斋时曾编印数期《通学斋书目》，手订《外埠购书简章》，并刊《启事》：“各藏书家如有不用之书，欲出让者，请开列书名、卷数、著作、姓名、刊本、朝代、纸本价值函示敝店，即可接洽。如承介绍，亦有相当酬金。”

二是经手书多，是真正的见多识广。

孙殿起在长达50年的古旧书经营中，不仅在北京的同业中能够想方设法挖掘和调剂古书书源，还经常亲自南下广东、湖南、福建、浙江、江苏、安徽、上海、山东、河北、天津等地，大量收购古籍文献，将所见所得记录成册。他一生接触的古籍约为二三万种数百万卷，经他抢救流传下来的图书不计其数。长期与古籍打交道，使孙殿起见多识广，加上苦学深究，对于各家学问之渊源，各门学者之流派，皆能了然于胸，随得一书，眼能鉴别，心有轻重，即刻辨其优劣，自然也就在市场上磨炼了一身过硬的本领。

三是，孙殿起与诸多学者名流为友，受其浸润，深得指导，学识日增。

解放前，图书馆事业很不发达，文人著书立说，参考资料多源于书肆，琉璃厂自然成了大平台。孙殿起平素多接近名流学者，日积月累，气度自是不凡。他从当学徒开始，后经营通学斋书店，其朋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一些书贾，他能从书贾手中买进一些古旧书刊，这些人大多是他买卖的卖方；另一类是一些造诣很高的学者，这些人是他的主顾，是他买卖的买方。孙殿起精通版本，诚实谦逊，买卖公道，在一买一卖中于行业内留下美名，广受文人学者的另眼相看，均视为朋友。郑振铎、朱自清、陈垣、顾颉刚、鲁迅、王冶秋、周作人、缪荃孙、史树青等知名学者文人或多或少都与他有往来，受其浸润，也让他的学识日增。甚至，学者们自己不甚了解的东西，孙殿起亦能从野史、笔记等冷僻的书中寻找出来，提供给他们。因此，大家更愿与他交往。

史树青先生在晚年曾跟笔者讲过：“孙先生送给我八本《贩书偶记》。”

孙殿起当年淘书的西晓市仅存的一处老建筑刘仝保摄

孙殿起交往的学界名人有很多，都对他写作《贩书偶记》进行过指导。对这些恩情，他曾在书中一一记录：“时有缪荃孙（字莜珊）、陈田（字松山）、叶德辉（字焕彬）诸人知好，尝谓先生曰：‘遇丛书全集之书，其朱记荣《汇刻书目》所不载者，尽可写之，补其不备。’”

笔者梳理了一下孙殿起的重要著作，如下。

《丛书目录拾遗》（十二卷）是孙殿起编辑的第一部著作。

1934年，通学斋出版发行了300部《丛书目录拾遗》。今年2月份，笔者在青年藏书家何涛先生的藏书中目睹了这部书的原貌。书名由素有“前清史学四大家”之一的陈垣先生题签，扉页写有“民国二十三年刊行”，每册的总目下方均标有“冀县孙殿起耀卿录”。伦明在该书《序》中写到：“吾友孙君殿起，商而士者也……君博览而强记。其博览也，能详人所略……随得一书，即能别其优劣……君平生所寓目，皆有记录，积稿厚逾尺。”

1936年，孙殿起又将自己数十年贩书之余考订记录而成的二十卷《贩书偶记》（原名《见书偷闲录》）印出，出版发行600部。该书呈现出两大特点：“凡见于《四库全书总目》者概不收录，录者必卷数不同的；非单刻本不录，间有在丛书者，必系初刻的单行本或抽印本。”这已成为补充《四库全书》的一部版本目录学专著，称得上是一部清代的图书总目，涉及罕见本高达17000多种，对我国古籍校勘学、版本学、目录学进行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重要参考资料。

解放后，《贩书偶记》于1959年由中华书局重印，除校正个别错误外，并附书名与著者索引。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就中华书局版挖改纸型重印，并作了校补，笔者藏有一册。

另外，孙殿起还辑录出版了《清代禁书知见录》《琉璃厂小志》《北京风俗杂咏》等书。这其中以《琉璃厂小志》影响之大，说是“小”志，其实是一种谦虚的说法，直到今天都是业界研究琉璃厂和古旧书业的必备书。笔者藏有多个版本，其中包括首版的北京出版社1962年版，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2001年版、2018年版，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2011年版。

《琉璃厂小志》为近现代古旧书业最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可称集大成之作，是第一部琉璃厂的“家底”书，且能窥见北京数百年来旧书业之全貌。全书约36万字，前后费时数十年，共有六个章节：概述，时代风尚，书肆变迁记，贩书传薪记，文昌庙及火神庙，学人遗事，某些章节后面还附有相关行业的所见所闻。有些则是转录于古人和近人的诗文、笔记、题跋和著录，均注明作者和书籍出处。如，第三章《书肆变迁记》中有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缪荃孙《琉璃厂书肆后记》、孙殿起《琉璃厂书肆三记》、雷梦水《琉璃厂书肆四记》、陈浏《古玩业：宝珍英古两斋》几篇文章，此卷构成了琉璃厂旧古书业从晚清到民国年间的“全景图”。笔者在撰写《“衡水人发祥北京琉璃厂”学说来龙去脉》一文引述此章节的数据——“上溯道光咸丰年间，下至民国三十五年这一时期，在琉璃厂开设书业店铺的共三○五处，而由冀县、衡水、深县、枣强、阜城、景县等衡水籍人士开办的共一百六十四处……”第四章《贩书传薪记》更是“黄金细节”。详细记录了从清咸丰同治年到民国年间，琉璃厂一带从事古书业、古玩字画业的店名（斋堂号）、老板和弟子（伙计）的姓名（字与号）、籍贯等。这些都是他到处造访，不拒细珠，辛苦拾缀而成。

孙殿起所著的《琉璃厂小志》与前人所述之书有本质的区别，前者均是文人雅士眷顾琉璃厂书肆的情结，而他则是从賣书人的角度写，有意识地记载书肆的基本状况和店铺的演变，构成了琉璃厂的“书肆志”。业界认为孙殿起不仅开创了北京图书发行史志的先河，更是开启了书商著说的风气，一改之前单纯由文人雅记琉璃厂的历史，让写琉璃厂的书多了些烟火气。

北平国史馆馆长金毓黻（字谨庵）在民国三十七年为孙殿起作诗：“断简零缣满架尘，陈思应为访书贫，筑台市骏都无济，君是燕中第一人。”“辛苦何曾为贩书，梳篇理叶亦寒儒。似闻天禄添新袠，购到伦家一百橱。”意指孙殿起是琉璃厂著书第一人。

孙殿起被盛赞为“琉璃厂圣人”。新中国文博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在上世纪60年代初撰写的一篇《北京琉璃厂史话杂缀》中称：“《琉璃厂小志》开拓中国古旧书业研究的里程碑，孙老先生是‘琉璃厂圣人’。”

2009年版《新中国古旧书业》一书在介绍孙殿起时，题目直接用“‘琉璃厂圣人’孙殿起”。

综上所述是孙殿起目录学思想的主要体现。此后，古旧书人著书立说在琉璃厂乃至整个坊肆间成为一时风气，各店陆续争出书目，以广招徕。如，北京琉璃厂文禄堂主人王晋卿《文禄堂访书记》、雷梦水《书林琐记》、天津古籍书店雷梦辰《清代各省禁书汇考》、张振铎《古籍刻工名录》、苏州古籍书店江澄波《古刻名抄经眼录》和杭州古旧书店严宝善《贩书经眼录》等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