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一达，老北京人，笔名达城，著名京味儿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

跟朋友到一个很体面的餐馆吃饭，服务员上菜的时候，我的一个朋友看了上菜的碟子一眼，突然面沉似水，把服务员喊住，让她去叫经理。

众人面面相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直到经理颠颠儿地跑过来，才知道原来餐厅犯了大忌，上菜的碟子是破边的。

老北京人讲究吃饭的家伙儿一定要完整，不怕旧，也不怕瓷器粗糙，但一定不能破边儿，更不能有裂纹儿。因为过去只有乞丐，也就是“叫花子”才用破了边的碗碟呢。

饭馆的经理是个年轻人，哪里懂这些，听我的朋友这么一说，才知道犯了忌讳，赶紧赔礼道歉，并且让服务员立马儿换碟子，而且重新炒了一个菜。

老北京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忌讳很多，除了家里要摆什么和不能摆什么，平时身上要戴什么和不能戴什么以外，最主要的忌讳是不能说不吉利的话。

不吉利的话很多，比如杀啊、死啊、老啦、离啦、完啦等词儿，人们说话的时候都要回避，好在汉语的语言丰富，换一个词可以替代。

梨，是中国特有的水果，含有多种营养，水分含量也多，吃梨可以解渴，还可以去咳平喘，是北京人喜欢吃的水果。不过，人们自己买梨自己吃没问题，您要是到亲戚家或朋友家串门儿，却不能送梨，因为梨的谐音是离开的“离”。

您的朋友病了，您去看他，送给他几斤梨，这就犯了北京人的大忌：干吗？您来看我，是要跟我“分离”呀？

老北京人不“分梨”

由于梨是“离”的谐音，在老北京人的口语里犯忌，所以，平时人们吃梨，一个梨只能一个人吃。一个梨两个人吃行不行？不行，北京的三岁小孩儿都知道“二人不吃梨”。三个人吃梨行不行？也不行，因为吃的还是“离”。所以，如果梨太大，一个人吃不下，老北京人只好把梨削成片儿，放在碟里，用竹签或叉子叉着吃。

老北京人忌讳说凶狠毒辣、死亡这样的词，杀，老北京的满族人要说“省”，读音是“醒”。杀猪，老北京的满族人要说“省猪”。跟杀有关的，比如“杀头”“斩首”，北京人会说“脑袋搬家”“头朝下”“脑袋挨地了”“痛快一下”等。“枪毙”也是不吉利的词，北京人忌讳说，所以会把“枪毙”说成“吃黑枣儿”；“坐牢”，北京人会说“啃窝头去了”“进去了”，等等。

老北京人忌讳说“蛋”字。在北京话里，沾“蛋”字的词儿几乎都是骂人的，比如混蛋、滚蛋、傻蛋、扯蛋、王八蛋等。正因为如此，老北京人平时说话很少带“蛋”字，鸡蛋，北京人叫“白果”或者说“鸡子儿”。

记得有一年，我陪一位南方来的朋友到饭馆吃饭，他拿起菜谱，点了个“摊黄菜”。等到这菜上了桌，他不禁哑然失笑，把服务员叫过来问道：“我要的是‘摊黄菜’呀？”服务员告诉他：“这就是‘摊黄菜’。”“这怎么是‘黄菜’？”他十分不解地说。“你看，鸡蛋摊出来是不是黄澄澄的，像黄菜？”我笑着给他解释，因为老北京人忌讳说“蛋”字，所以才把摊鸡蛋叫“摊黄菜”。他听了恍然大悟，原来他以为“黄菜”，是南方的黄花菜。不过，他迟疑了一下说：“这名字好听，却令人费解，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呢？”我说：“这就是老北京人重老礼儿、讲文明的一例。”

其实，老北京人不光是鸡蛋不说鸡蛋，叫“白果儿”，还把跟“蛋”有关的字，也找好听的字给顶替了。比如鸭蛋做的皮蛋，南方人这么叫吧？到了北京人这儿，皮蛋就改叫“松花”了。再比如，鸡蛋糕，过去叫“槽子糕”；鸡蛋炒黄花木耳，叫“木樨肉”；鸡蛋汤叫“甩果汤”，等等。

老北京人还忌讳说“完”字。“完”，就是结束了，玩完了，没有了。所以，老北京人管汆丸子，叫“狮子头”，实在怕人听不懂，在“丸子”前边加上“四喜”俩字，用“喜”来“冲”这个“完”的字音。

关于“完”字的忌讳，最有意思的是末代皇帝溥仪登基的故事。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二十日，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接到慈禧太后的懿旨，让他的三岁儿子溥仪继承皇位。次日，溥仪离府进宫，但第二天，光绪皇帝就驾崩了，紧接着第三天，慈禧太后也呜呼了，俩人前后脚。

当时，光绪的灵柩停在了乾清宫，慈禧的灵柩停在了皇级殿，两丧并祭，按老北京人的讲儿，这本身就不是吉兆。他们二人的丧礼结束不到一个月，十一月初九，溥仪的登基大典在太和殿举行。

 北京人把攤鸡蛋叫作“摊黄菜”

四喜丸子

三岁的孩子懂什么事儿呀！他当皇上，完全像个木偶任人摆布。溥仪的晚年，在《我的前半生》里回忆道：“我被他们折腾了半天，加上那天天气奇冷，因此，当他们把我抬到太和殿，放到又高又大的宝座上的时候，早超过了我的耐性限度。我父亲单膝侧身跪在宝座下面，双手扶我，不叫我乱动，我却挣扎着哭喊：‘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父亲急得满头是汗，文武百官的三跪九叩没完没了，我的哭叫也越来越响，我父亲只好哄我说：‘别哭，别哭，快完了。快完了！’”

典礼结束后，文武百官對载沣的这句话议论纷纷，认为他说的“快完了”是犯了大忌，当然也是不祥之兆，等于说溥仪的皇位，甚至大清帝国快完了。果不其然，大清帝国在三年之后就被推翻了。京城的老百姓似乎从这件事上，又找到了不能说“完”字的理由。

其实，大清帝国到了溥仪这儿，已经气数到头儿了，溥仪他爹不说“快完了”，大清帝国也照样完。两者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老北京有句顺口溜儿：“桑皂杜梨槐，不进阴阳宅。”

桑是桑树，因为跟“丧”是谐音，所以被老北京人给打入“另册”。“阳宅”，也就是自己住的院子里不能种，“阴宅”，家里的坟地也不能种。

“皂”，是黑的意思。“皂”有两种解释，一种是皂树，花落后会结出果荚，也叫皂角，深褐色，可入药，也可当染料，染发、染衣服。因为树皮是深褐色，被北京人认为不吉利。“皂”的另一种解释是，所有黑色的树，都不吉利，所以“不进阴阳宅”。

杜，是杜仲，这本来是药材，树生长较快，喜温耐寒，素以安泰敦厚著称。北方的院里种它，枝繁叶茂，可以遮阳蔽日。但杜仲的“杜”字，在老北京是个忌讳词儿。“杜”与“度”是谐音。“度”的字义有“过去”“过”的含义，比如僧人劝常人出家当和尚或尼姑，叫“度人”，出家叫“剃度”，人死了叫“超度”。所以，“度”被北京人视为不吉利，自然，杜仲树也跟着倒了霉。

梨，甭说了，除了自己吃，跟别人都不能一起吃，这些忌讳自然会殃及到梨树。您想，住的院里种梨树，您不得天天看着它？没辙，就因为名儿叫得不受听，好好儿的梨树就被打入了“另册”。

槐树，是北京的市树，北京的街道、宫苑、寺庙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但唯独住家的院里忌讳种槐树，这主要是跟“槐”是“坏”的谐音有关。

人们都喜欢和追求好的事物，谁喜欢“坏”呢？所以，即便是市树，在老北京人这儿也不招待见。

不过，我倒觉得北京人院里不种国槐，跟国槐爱生虫子有关。我小的时候，胡同里种的多是槐树，一到夏天，树上就会生出许多嘴里能吐长丝的虫子，悬吊在树上。胡同里的人管这种虫子叫“吊死鬼”。您想，谁愿意住的院子有“吊死鬼”呀？

当然，这些忌讳都是老事年间的事了，现代人已经不太在乎有些忌讳了。

不过，有些民间的忌讳作为一种民俗，人们还是把它当回事儿的，例如在语言上的一些忌讳词儿，不能随便说“死”呀、“蛋”呀、“坏”呀，等等。

国槐

忌讳作为一种礼貌和礼数，现在的北京人还是很讲究的，您或许从这些忌讳中，能感觉到老北京的文化内涵。

编辑 宋冰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