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南秀丽 李康杰

以快递员为代表的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和产业工人阶层在城市融入过程中面临着许多困扰和障碍。文章从职业融入、经济融入、社会融入、文化融入、身份融入五个维度分析快递员群体在沪的城市融入情况。研究发现，快递员在城市融入过程中存在的障碍主要表现为不合理的劳动关系制约、社会网络再生产困难、社会公共服务供给不均衡、自主规划意识缺位以及浓厚的传统乡土观念的束缚等。为此寻找推动快递员融入城市的相关对策。

一、研究背景及调查现状

（一）研究背景。人口市民化的推进要求坚持自愿、分类和有序的原则。分类推进人口市民化，应充分考虑城市不同职业群体的条件、能力和愿望，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互联网+”时代，快递行业的发展呈现井喷之势。2021年上海市“全年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完成37.4亿件”[1]，排名全国第四；“快递业务收入完成1715.8亿元”[2]，占上海市邮政行业总收入的96.0%，是全国快递业务收入排名第一的城市。繁荣发展的快递行业吸纳了大量的新生代农民工，快递员成为上海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职业，其城市融入对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调查现状。作为外来务工人员的快递员群体融入本地社会生活的过程，并非简单向城镇市民看齐的单线性轨迹，而是一个漫长的、累积的、沿袭了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过程。文章在梳理城市融入理论的基础上，建构针对快递员城市融入研究的分析框架，考察新时代背景下快递员在职业、经济、社会、文化、身份等方面的融入现状。具体表现为：首先，快递员求职途径自主性增强，入职原因不再局限于收入水平，开始综合考虑发展机遇等多种因素，入职培训已基本覆盖各级网点。当然，工作强度较大，顾客投诉和丢件损失等工作困难依然存在。总体而言，职业发展条件有所优化，长期上要求体系化的建构。其次，快递员整体收入水平较高，但内部差异明显，收入主要用于生存型支出，消费层次不高。社会融入方面，相较于私人承包网点，直营模式下的快递网点在社会保障方面给予了更多支持，快递员子女留沪就学门槛降低，市民对外来快递员的接纳态度总体良好，然而受制于快递员的交往对象范围，新的社会网络构建难度依然存在，快递员的社会融入还停留在较低的层次。文化融入方面，快递员的学历主要集中在初高中水平，在工作生活中以普通话为主，受休闲时间碎片化影响，文娱休闲丰富性有所欠缺，快递员城市文化融入渠道有待拓宽。最后，八成以上的快递员属于农村户籍，对自己的城市市民身份在心理上的距离感还未完全克服。部分快递员表示更喜欢家乡的生活，但城市的人际关系也趋于和谐稳定，快递员的市民身份认同有待进一步的确立。

二、上海市快递员城市融入障碍的原因分析

（一）不合理的劳动关系制约。在快递行业中，快递员、快递公司、顾客之间的权责划分明显处于一种失衡状态，居于权益链底层的快递员在劳动关系的制约下被动地处于弱势地位。一方面，每当顾客对快递员进行投诉，快递公司为保护自身利益通常不会承担解决劳动争议的责任，而是将劳动事故所造成的损失和风险转移到快递员身上。另一方面，受制于劳动关系，快递员不得不接受快递公司的管控。面对投诉，快递员只能在操作规程的限制下主动争取顾客的谅解，请求其撤销投诉，才能规避罚款所造成的损失，而一旦顾客不愿给予包容和理解，快递员就在权益上受到来自顾客与公司的双重挤压。

（二）社会网络再生产难题。快递员在依靠原生社会网络进入快递行业之后，客户资源、同事关系与企业关系会逐步弱化原生社会网络，快递员于是建构起新的社会网络，并由此形成新的人力资本。但在此过程中，快递员个体内部的自主意识并未较好地形成“行动理性化”，相反以埋怨罚款、抱怨顾客对结构进行消极抵触，因此削弱了快递员社会网络再生产能力。同时，外来快递员的主要交往对象仅局限于老乡、同事，不愿意主动融入上海本土的社会结构，他们对于新的社会网络构建意识缺乏，进而影响社会资本的再生产。

（三）不均衡的社会公共服务供给。在城市融入过程中，社会公共服务供给不平衡的现象在城市居民与快递员群体之间较为突出，从而对快递员形成一种结构上的制约。从宏观的户籍制度上看，快递员作为外来务工人员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享有上海市民所享有的社会公共服务，并且依旧受到社会保险、住房保障等相关制度的限制。此外，就住房问题而言，虽然上海市政府会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租金较低的公租房和蓝领公寓等住所，但是申请上述住房所需要满足的条件是基层快递员所难以达到的。

（四）缺位的自主规划意识。个人职业规划意识薄弱乃至缺失，职业规划能力低下，是外来基层快递员普遍存在却不自知的问题。在调研中，20.0%的快递员尚无明确的职业规划，未曾意识到职业发展规划对自身事业成长的关键价值，他们更多地关注眼前的短期切身利益，缺乏长远的思考，只有单纯分散的“意图”，却丧失了主体行动的“能动性”，所以得过且过的态度被动地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与影响，自我认知模糊、反思意识淡薄、执行力不足等均是快递员自主规划意识与能力缺位的体现。

（五）浓厚的传统乡土观念。乡土观念源于自我认同和他人认同。自我认同方面，对于上海和故乡的城市职能，在沪快递员认为前者是工作赚钱的地方，而后者才是居住安养之地。这种有意识的划分从心灵层面直接导向了快递员群体“去”“留”选择的尴尬局面，心理定势成了快递员城市融入的阻碍。他人认同方面，由于显性的行政区划、历史性的地域界限，社会群体无意识地为在沪快递员贴上“外乡人”的身份标签，而非一视同仁地将其视为“上海人”。在两者的双重作用下，快递员群体对上海和家乡产生不同的地域亲近感。相应的，留沪意愿减弱，返乡意愿增强，快递员职业的不稳定性因此凸显。

三、推进上海市快递员城市融入的对策建议

城市化的核心是人的城市化。目前快递员在城市融入中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但也仍面临着不少阻碍，总体融入水平有待提升。从对快递员融入城市的障碍分析来看，外来快递员群体的城市融入任重道远，需要多方积极努力，全力支持。第一，促进判罚机制合理化，构建合理的劳动关系，营造良性的快递从业秩序。首先，在快递员遭到顾客投诉时，快递公司应主动出面及时介入处理劳动争议，协助快递员查明顾客的投诉理由是否属实，基于事实明确劳动事故的责任归属，使顾客和公司成为劳动事故的共同责任主体。其次，建立双向评分模式，使快递员保留将恶意投诉者列入不受欢迎客户名单的权利，从而限制某些顾客的不良言行，遏制乱投诉和恶意投诉的现象，减少因劳动纠纷对快递员和快递公司造成的损失。第二，协调构建快递员、企业、顾客三方联动的快递员社会网络。首先，以老带新，建立老快递员对接帮扶新快递员的结对帮扶模式，帮助新快递员在一对一实践教学中逐步建立起个体的社会网络。其次，由快递行业协会主导，联合快递企业构建快递员的互助网络，使负责同一片区的不同公司的快递员之间可以建立有效的联系网络，从而提升个体快递员的交往意愿和交往能力，提升快递员个体的社会再生产能力。最后，企业可以通过定期快递服务回访与服务质量双方互评体制，拓宽快递员与顾客的沟通渠道，帮助双方构建良好沟通机制。第三，强化快递行业协会作用，完善快递员社会保障服务。首先，由相关部门对人口信息和参保信息进行比对整理，基本摸清参保的情况，由劳动保障部门通过app端口建立快递行业的统一编号，各快递公司则必须将快递员个人的社保缴纳情况上传至平台，以此打通原先在个体快递员、快递公司、政府监管部门三个主体之间的盲区，实现有效的监管，从而有的放矢，推行“全民参保计划”。其次，采用注册制，吸纳快递行业从业人员进入工会组织，将快递员纳入工会服务保障体系，建立快递员共同体，为基层快递员权益申诉发声。第四，引导职业发展与规划，加强快递员职业认同感建设。一方面，公益性组织发挥主动性，以企业为平台，根据企业统计的员工需求意向，定期到企业免费为快递员提供发展规划咨询，进而引导快递员树立自主规划意识，提升职业规划能力。另一方面，在岗前培训阶段启动“新型学徒制”，并设立相应的统一考核机制，考试合格的快递员可获得由人社部门及培训机构联合颁发的通行的就业合格证，以此来激励快递员积极参与入职培训。同时，快递企业可以组织专项培训，内容包括客户服务认知、客户服务礼仪、客户沟通技巧、投诉处理技巧以及电话服务礼仪等，提升快递员的职业技能。最后，快递公司可以针对快递员群体建立一套赏罚分明的奖惩机制，对于热心从事于快递员本职工作的员工予以奖励，拓宽快递员的职业上升空间，从基层选拔有管理才能的人才。第五，落实文化便利，发挥社区的凝聚功能，提升城市归属感。首先，以常住人口为主要依据，以街道文化站为站点，城市社区要充分考虑辖区内外来工人的规模、特点和文化需求，在快递员居住集中的地方配备科学规划、体系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同时，社区可以通过政府补贴或采买等形式，对以快递员为代表的农民工群体的文化艺术表演等活动实施门票优惠，做到文化服务常态化。其次，政府可以主动为快递员搭建社交平台，引导其发展良好的人际关系网络，帮助快递员群体走出职业外、家乡外的交际圈，开辟新人脉，增加其城市融入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