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身永

(上海行政学院,上海 200233)

一、引言与文献述评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论断。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综合评估“十四五”乃至未来更长时期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重申“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重要判断。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我国发展外部环境的高度凝练,包含丰富而深邃的内涵。随着我国迈入新发展阶段,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进,亟待科学阐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内涵,以更好地作出战略应对。

学术界围绕“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展开了较为丰富的讨论,主要包括“大变局”的丰富内涵、深刻影响以及中国如何应对。其中,关于“大变局”的丰富内涵,又涉及大变局的具体表现、内在成因、逻辑关联,以及如何理解“百年”这一时间标尺,等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是“变”。聚焦大变局之“变”,有研究者从某一特定维度展开分析,比如沙祖康认为,“百年格局”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制定规则,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际治理体系[1],“大变局”自然就是指上述“百年格局”变化了。郭海龙和徐红霞持类似观点,认为大变局实际上是西方整体性失落和非西方国家崛起同时出现,蕴含着改变国际秩序的战略价值[2]。更多研究者则从不同维度分析“大变局”之“变”。张新宁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变体现在世界经济重心之变、世界政治格局之变、科技与产业之变和全球治理之变[3]。罗建波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包括了全球化进程、世界经济格局、国际权力格局、全球治理体系及治理规则、人类文明及交往模式都在发生富有历史意义的大变化[4]。金灿荣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指国际格局在变、现代化的模式在变、世界生产力的布局在变、人类面临的问题在变[5]。杨长湧等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经济层面体现为世界经济版图、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治理三个层面同步发生深刻调整[6]。王一鸣将大变局之“变”归纳为三个方面,主要是国家间竞争力和全球竞争格局之变、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之“变”,以及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和大国博弈加剧带来的外部环境之“变”[7]。朱锋总结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主要包括国际权力结构的“大变局”、全球秩序“大变局”、全球治理结构“大变局”以及新一轮科技革命所带来的人类经济活动、生活方式和国家间竞争形态的“大变局”[8]。

在多数学者分析“大变局”之“变”时,也有学者指出,在百年变局的背景下,还应特别关注那些没有发生明显变化的因素[9]。杨雪冬持这种观点,他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不变者”包括全球力量结构没有根本性改变,即在东西关系、南北关系中,发达国家依然拥有综合优势,在多极格局中,美国依然是超级大国[10]。张新宁认为,“不变”体现在“变”的只是体系的某些方面而不是全部,世界处于长期“量变”中,短期内难以改变“资壮社弱”的格局。尽管新旧力量此消彼长,当前仍是一超多强、西方相对优势的阶段,新旧力量没有根本扭转,处于渐变、质变的长期过程[11]。李滨指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只是一种温和的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与秩序的再调整,不是一种根本的世界秩序变革[12]。从大变局所处的时代看,“我们所处的时代仍然是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大时代”,有长期稳定的不变性因素,如和平与发展的大时代主题没有变,世界在变革中前进的大趋势没有变[13]。

综上可见,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变”或“不变”,主要是探讨“变”或“不变”的具体表现。在“变”与“不变”取得基本共识的情况下,更应该深入各个具体维度,揭示“变”与“不变”的内在机理。而且,以往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讨论,基本上都尝试全景式呈现。这种分析范式的优势在于全面把握“大变局”的表现,相对而言就缺乏对各个维度的深入探讨。实际上,从某一具体维度深入剖析,既能更深刻地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能深化对“大变局”其他维度的理解,这是因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大变局”各个维度之间有紧密的逻辑关联。比如,世界经济版图的变化,必然引发政治格局的变化,进而,国际治理体系、国际经贸规则就要进行适应性调整。正如刘建飞所讲,大变局的核心内容是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它的重要基础是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又呼唤全球治理体系改革[14]。就世界经济格局而言,经济全球化的演变与国际治理体系变迁、国际经贸规则演变、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都紧密相连。因此,理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全球化是重要的维度,既关系更深入地理解经济全球化本身,又能管中窥豹,深刻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内涵。

二、经济全球化之“变”:事实特征与内在机理

(一)经济全球化之“变”的核心特征:全球价值链的本土化和区域化特征有所增强

从二战结束算起,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今天,已经历七十余年。这七十多年的经济全球化历程,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二战结束至冷战结束,此一阶段世界存在两个平行市场,经济交往更多地发生于两大阵营内部。第二阶段是冷战结束至今,两个平行的市场不复存在,世界经济联系空前紧密,经济全球化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全球价值链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重是评估经济全球化演进特征的重要指标,世界银行集团发布的《2020年世界发展报告:在全球价值链时代以贸易促发展》显示,20世纪90年代起,全球价值链迅猛扩张,在经历了近20年的黄金期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成为经济全球化演进的一个重要时间拐点。2008年后,全球价值链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重趋势性下行,中间个别年份虽有回调,但没有改变下行趋势[15]。可以说,2008年至今,经济全球化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局。

从国际分工的角度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分工的环节有所压缩。研究发现,2011年至2015年,跨越两国以上的全球价值链平均减少了0.05个环节[16]。从贸易强度——全部产出中用于贸易的产出的占比看,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9年发布的报告显示,2007-2017年间,虽然商品贸易额仍在增长,但跨境转移的产出占比已从28.1%降低到22.5%。贸易强度的下降意味着一些经济体“国内大循环”的发展[17]。根据全球价值链核算框架,可以把总出口分解为最终被他国吸收的本国国内增加值、本国返回国内增加值、本国生产出口品中他国的增加值,以及重复计算部分。从价值链分解的角度看,与2014年相比,2018年全球和中、美、德三国出口中的国外附加值均下降了,相应地国内附加值均增加了,其中中国出口中的国内附加值提高幅度超过3%,超过同期德国、美国国内附加值占比的提升幅度[18]。在过往经济全球化演进中,跨国公司离岸生产的网络其实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质,比如,离岸生产网络往往构建于邻近的国家之间,而不是彻底的全球性生产网络。但近几年的演变趋势是,商品生产价值链(尤其是汽车制造以及计算机和电子行业)的区域集中度越来越高,其中以亚欧地区最为明显。而且,企业越来越倾向于在邻近消费市场的地方进行生产。

以上指标从不同角度揭示,在近百年经济全球化的演进中,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全球化正经历重要变化,产品内分工不断细化的态势有所停滞和回落,跨国公司的投资布局从离岸布局向在岸、近岸布局调整[19],全球价值链呈现一定的本土化和区域化趋势。

(二)经济全球化演变新趋势的形成机理

1.国际分工深化与细化进程中内生出跨境贸易成本的放大

国际分工的深化意味着生产的跨国分散化、价值链的拉长、工序的不断拆解。通过国际分工,不同国家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因生产的专业化带来效率提升,在一定的区间获得规模经济效应。容易忽视的是,国际分工的发展在获得收益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成本,并因此受到制约。国际分工所受到的制约因素包括因距离而产生的物流成本、时间成本和交易成本等,因跨境而产生的关税成本和非关税壁垒等。回顾经济全球化演进史,交通运输、信息与通信技术的革命性进步发挥了“时空压缩”效应,有效降低了国际分工中的运输成本和时间成本等,促进了跨境投资和跨境贸易的发展。理查德·鲍德温(Richard Baldwin)把全球化分为四个阶段,在第四个阶段(1900年后)——生产过程的全球化阶段,正是信息与通信技术的革命性进步,远距离合作共同完成复杂制造工序的成本大幅降低,并带动了产业在空间上的大转移和相伴随的知识流动[20]。这提醒我们,国际分工的深化和细化必须考虑成本问题。尤为重要的是,随着国际分工的发展,在享受专业化生产效率提升和规模经济效应的同时,也内生出成本的上升效应。这是指,随着分工发展到产品内分工为主的阶段,货物的跨境运输会带来关税和物流成本的上升。关税是按照货物总值征收而不是按增加值征收,而且物流成本、通关成本、中间商利润等都会不断被加到货物总值中,带来多重关税成本的放大效应。由于分工的细化,用中间品生产中间品可能带来中间品的重复跨境,进一步加剧了物流等成本的放大效应。因此,如果没有关税的持续减让(包括计税方式的改变),没有革命性的科技进步降低物流成本等,在理论上就存在一个拐点,在拐点前,国际分工的边际收益高于边际成本,而一旦过了这个拐点,分工的边际成本超过边际收益,国际分工进一步细化的动力减弱,除非国际分工的成本因为经贸规则的革命性调整、科技的革命性进步推动拐点右移,从而为国际分工细化重新带来发展空间[21]。当然,对于不同行业,生产技术复杂程度、产品价值、运输成本等各有差异,分工细化的空间必然有所差异。尽管难以刻画各行业处于国际分工细化的哪个阶段,但通过分工细化发展进程可以间接判断,这是因为,分工细化是技术问题,但技术的发展受经济利益驱动。有数据表明,一些分工较为充分的产业,近十年来分工程度并未继续加大,例如,传统汽车主要零部件生产的分工已经相当稳定,“在技术和产品架构没有根本改变之前,很难设想再如同以往继续推进全球分工的细化和深化”[22]。

2.多边贸易体制的边缘化与区域主义兴起

从经济全球化的演变历程看,多边贸易体制通过关税减让、降低非关税壁垒等方式助推了全球价值链的扩张,其中,世界贸易组织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世界贸易组织及其前身关贸总协定等多边组织的努力下,主要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品关税,从1947年关贸总协定成立时的40%左右下降到东京回合开始时(1973年)的7%,此后又经过东京回合和乌拉圭回合(1986-1993年)下降到3.5%左右。但近年来,世界贸易组织的作用部分被边缘化。在个别国家推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干扰和破坏下,不少国际多边组织接近或已经陷于“停摆”状态,有的甚至濒临解体的边缘,一些国际条约、协定难以得到遵守和履行。同时,世贸组织内不同发展程度成员之间发展不均衡,利益冲突趋于尖锐化,产业开放诉求不对等,而世贸组织采用全体协商一致的决策机制,导致新的协定很难一致通过。于是,在双边或区域范围内围绕投资和贸易自由化、便利化进行谈判成为顺其自然的替代选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积极推进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谈判,将区域贸易协定视为推行高标准规则的重要推手[23],加快了贸易治理由“多边”向“双边”转换的步伐。在区域性贸易协定中,制定了更高标准的经贸规则,投资和贸易的自由化和便利化程度相对更高,政策的透明度和稳定性提升,为增加区域内的投资和吸引区外投资向区内转移提供了动力。同时,在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下,为防止区域外国家实行迂回贸易和保护区域内成员国利益,纷纷提高原产地比例,这会刺激跨国公司加大在区域内的投资布局,或者把区域外的产业转移到区域内,这实际上推动了全球价值链的本土化和区域化。

3.美国多策略并用推动建立排斥中国的价值链网络,带动全球价值链的本土化和区域化

近年来,美国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权主义行径成为全球化逆流背后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美国作为全球头号强国,经济、科技、金融等与全球深度融合,因此,美国并非简单地反对全球化。从根本上讲,美国极力尝试重构全球经贸规则和体制,重塑全球价值链,试图把中国排斥在重要产业的价值链之外,以遏制中国科技与经济的崛起,从而达到维护自身霸权地位和霸权利益的目的。拜登政府推行的是美式“双轨全球化”,意指对符合美国利益、美国完全可以进行规则管控的国家,美国继续推进“全球化”,但对其视为强大对手的国家,则要按照美国的单边规则和标准,通过组合、建立自己的盟国和安全伙伴来实施“去全球化”[24]。

为推动重构全球价值链,美国三种策略协同推进。首先是积极推动制造业回归和“再工业化”。该策略自奥巴马时期已经开始,在特朗普和拜登时期得以延续并强化。虽然制造业回归受制于劳动力成本等因素,但智能制造的发展缓解了这一压力。其次是积极推动与地理邻近国家开展价值链合作。特朗普时期,与墨西哥和加拿大重新谈判签署了《美墨加协定》,取代了先前的《北美自贸区协定》,已于2020年7月正式生效。通过逐步提高原产地比例等措施,推动美墨加之间加强合作,并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企业加大在此区域内的投资、生产和采购。再次是积极拉拢、胁迫盟友加入排斥中国的阵营。典型案例如美国联合欧盟等,极力将华为排挤出美国和欧洲市场。鉴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体量和价值链枢纽地位,上述策略均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全球价值链的本土化和区域化趋势。

4.以俄乌冲突为典型代表的地缘冲突频发加剧经济全球化之变

近年来,地缘政治冲突频发,并引发地缘经济对抗。世界经济论坛年会近年发布的《全球风险报告》常把地缘冲突列为最重要的风险源之一,例如,《2023年全球风险报告》显示,在未来两年内全球十大风险中,地缘经济对抗的严重程度位列第三。报告指出,地缘政治的分裂会引发地缘经济战争,冲突和地缘经济矛盾已经引发一系列深度互联的全球风险。

俄乌冲突是冷战以来影响最大的地缘冲突事件之一。除了俄罗斯与乌克兰的直接军事冲突,美国和欧洲的多个国家都直接或间接通过制裁俄罗斯、军事援助乌克兰等方式介入其中。诸多国家参与了对俄罗斯全方位、大规模和持续加码的经济金融制裁并引发俄罗斯的激烈反制,使全球粮食、能源和原材料等大宗商品正常的运转秩序受到极大冲击,“冲突导致的能源危机和粮食短缺,将迫使全球供应链进一步重构,走向短链化、本地区化甚至国家的自给自足”[25]。

俄乌冲突更深远的影响,一是引发以美国、欧洲多国和俄罗斯为主体的体系性、集团性军事对抗与政治经济博弈,俄乌冲突及衍生事件“在经济层面推动世界市场体系集团化和国际集团内循环化、产业链脱钩和供应链不稳定”[26]。二是俄乌冲突发展前景难以预测,这势必影响各国与俄乌的正常经贸往来,部分投资、贸易从俄乌转出进行再布局。三是让更多国家担心产业链集中布局的风险,“触发更多的国家倾向采取在自身‘可控区域内’进行产业链布局”[27]。四是俄乌冲突中显露出来的金融、技术、能源等武器化的趋势以及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价值链的安全化重构将难以逆转,关键供应链的近岸或在岸趋势或进一步加剧[28]。以上种种,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全球价值链的分散化和区域化。

综上所述,经济全球化之“变”和全球价值链演变新趋势的形成机理,除了反全球化等外部环境因素,还有深刻的经济逻辑,应该结合这两个维度深刻把握经济全球化之“变”。

三、经济全球化之“不变”:事实特征与形成机理

(一)全球价值链重构并未改变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趋势

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今天,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经济全球化遇到逆风逆流,并不意味着经济全球化戛然而止。全球价值链在重构,并不意味着经济全球化的急剧收缩。目前全球的跨国投资、国际贸易的增速虽不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但仍然处于高位。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来,国际贸易中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呈现非均衡发展态势,跨境服务贸易展现韧性,从侧面展现了经济全球化的韧性。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重有所增加,到1990年超过20%,2016年达到23.76%。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2022年底的预测,2022年全球服务贸易额将达到7万亿美元,约占全球贸易额的21.9%。而且,随着互联网普及率的提高和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数字贸易快速发展,为经济全球化注入新动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数字贸易测度手册》将数字贸易定义为“所有通过数字订购和/或数字交付的贸易”,这基本对应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将数字贸易界定为贸易方式的数字化和贸易对象的数字化。根据UNCTAD数据,2021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服务出口额3.8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4.2%,在全球服务出口占比达到62.8%,较2019年上升10.5%。

(二)经济全球化重构中蕴含着推动经济全球化继续发展的力量

1.国际分工的客观规律与全球经济深度互嵌的客观现实

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和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揭示了国际贸易的基本动力。无论何时,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要素禀赋、技术水平和发展程度都呈现差异化状态,产品生产存在效率和成本差异,这决定了各国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均能从专业化生产和国际贸易中获益。而且,在分工深化的情况下,生产工序被不断拆解,生产的专业化程度不断提升,伴之而来的是技术、工艺、专利在国家、企业间的分散化分布。一个佐证是,20世纪的最后20年,全球研发网络主要由美国、日本和欧洲构成,而进入21世纪,中国和韩国也加入全球创新网络,中国在全球创新网络中的地位显著提升。因为技术的分散化分布,带来专利出让、专利许可使用等技术流动模式,这决定了一个国家要完全自建产业链会遭遇技术、专利层面的制约。

经济全球化发展到当前,产品内分工成为国际分工的主要形式。复杂产品的生产,从研发设计、融资、零部件采购、加工制造、物流运输、市场营销、售后服务等,从一开始就是全球化的,就要考虑零部件的采购、成本等问题。尽管参与方式、所处价值链环节不同,但几乎所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嵌入全球价值链,价值链各环节上的企业和国家成为实质上的利益共同体。新冠疫情对全球供应链所产生的波浪式冲击,就深刻地反映了世界经济已经相互嵌入、难以分割,强制脱钩必然是两败俱伤。比如,美国限制一些高科技产品出口到中国,而高科技产品如芯片等的技术进步、产品迭代的速率越来越快,跨国公司必须持续进行研发和技术创新才能保持稳定的市场占有率。美国限制本土高科技产品出口,势必对这些跨国公司的短期利润和长远的研发投入及未来的核心竞争力等都带来负面影响,削弱其技术领先地位。

2.资本逐利的根本动力和资本与国家利益的非完全一致性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次第冲击,引发了人们对复杂供应链以及某些生产环节离岸生产模式的担忧,引发了对“零库存”供应链管理模式的再思考,并引发了一些国家推动制造业回流、加大本土投资、限制产业迁移、自建产业链等政策动向。站在国家经济安全、防范风险的角度,这种考虑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过,经济全球化的直接推动力量是跨国公司,背后更是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力量。无论是产业资本还是金融资本,根本上追求的是经济利益最大化,与国家作为行为主体所考虑的国家产业安全、经济安全并不等价,既有一致性,也有一定的冲突性。实际上,在国际分工演进中,跨国企业与母国利益的一致性整体上趋于弱化。这是因为,在产业间分工的时代,基本上生产的分工以国家为界,形成了工业国与后发国家在工业品与农产品、资源能源产品相互贸易的格局。在产业间分工情况下,企业与母国利益的一致性更高。当国际分工演化出产品内分工时,企业出于降低生产成本等动机,把一些生产环节分离出去进行离岸生产,直接在全球采购零部件或进行服务外包,根本上是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在产品内分工的情况下,跨国企业的利益与投资东道国的开放政策、市场规模等因素关系更加紧密,跨国公司与其母国的利益一致性趋于弱化。因此,跨国公司的生产经营决策,既受母国出于安全等考量而出台的各种政策的影响,也取决于零部件境内与境外生产的成本对比。考虑到新建产业链的固定成本以及各国的比较优势,站在企业的角度,完全在本国自建产业链并不符合经济效益原则,企业只会在经济效益与供应链安全间进行再平衡。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全球价值链只是出现一定的本土化和区域化迹象,而非剧烈地、完全地向本土收缩,其本质是一种“再全球化”过程。

3.新一轮科技革命驱动数字贸易尤其是数字服务贸易迅猛发展,为经济全球化注入新动力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普及率的提高、5G技术的突破和商业化应用,网络搜索、网络支付、网络保险、网络安全认证体系等的发展,数字贸易快速兴起。许多研究证实,互联网的发展能提升国际贸易规模,改变贸易结构,催生跨境电商等国际贸易新业态、新模式[29]。沿用贸易方式的数字化和贸易对象的数字化之划分,对于国际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意义在于:

就贸易方式的数字化而言,其促进国际贸易的主要机制是降低贸易成本。从贸易洽谈、合同签订、产品交付到资金支付等环节,都因为数字化流程大大简化,有利于企业扩大交易范围和交易对象,发现新的贸易机会,有助于降低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获取信息的成本和跨境交易的成本。

就贸易对象的数字化而言,其通常与贸易方式的数字化结合在一起。传统上,服务具有“不可储存性”,服务提供和服务消费同时同地进行,这也决定了服务具有“不可远距离贸易”的属性。这也是长期以来服务贸易在全球贸易总额中的比重相对较低的原因之一。但随着信息通信技术、数字技术等的发展,服务不断被编码为可以通过跨境提供的数字化产品,该部分服务获得“可存储、可贸易”特点,拓展了服务跨境贸易的范围。比如,慕课平台提供了远程、错时听课的可能[30]。而且,随着5G等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图像清晰度、数据传输速度等不断提升,跨境提供与商业存在提供服务的效果差异越来越小,从而导致跨境提供对商业存在越来越多的替代。通过信息技术远程提供服务,以往限制全球化的因素减弱甚至消失,全球化的推动力大大加强:一方面,它们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极为明显,劳动力与劳务可以分离,生产者跨国提供服务的成本极低;另一方面,消费者也可以极为便利地从世界各国选择所需服务,而这也将提高资源全球配置的效率[31]。

4.中国积极引领经济全球化,弥补全球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在深刻把握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中国坚持经济全球化是历史潮流的信念,做“逆全球化”的逆行者,积极维护和引领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成为捍卫多边主义、国际规则和自由贸易的重要力量。首先,直面全球发展赤字,积极创造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经济动能。经济全球化发展与世界经济增长相互促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需求短缺,投资信心不强,增长动力不足,经济复苏迟缓。一方面,中国顺应经济发展阶段转换的要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积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源,用自身的经济增长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成为稳定全球贸易和投资的“基本盘”,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基本支撑力量。另一方面,一个强劲增长的世界经济来源于各国共同增长,为此,中国主张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推动各国实现联动发展。同时,中国积极倡导和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加强与各国政策和发展战略对接,搭建“一带一路”等平台积极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努力实现区域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相互促进。

其次,直面国际经济治理赤字,推动改善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外部环境。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经贸规则、国际经济治理都需要与时俱进。当前,国际治理体系深刻重塑,但治理滞后现象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国际经济治理面临赤字。一方面,中国主动承担相适应的国际责任,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在全球治理理念上,中国积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国际治理新秩序,推动国际治理体系走向公平公正、包容有效和合作共赢。在实践上,维护世贸组织作为多边主义基石的地位,维护其规则框架体系和争端解决机制,支持对其进行必要改革,向世界提供了“一带一路”这一实现双边、区域合作的重要平台,推动建设了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国际公共产品。另一方面,世界经济格局突出地表现为“东升西降”,与之不相适应的是,全球治理体系未能及时反映国际经济力量对比的深刻演变,代表性和包容性不足。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和能力不断提高,但它们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却未获得相应的地位。据此,中国主张并积极推动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多边机构和国际治理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和规则平等。

四、启示:由经济全球化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一)辩证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变”与“不变”

我们透过对经济全球化演变趋势的剖析,揭示出经济全球化的演变是“变”与“不变”的有机统一。从短期来看,经济全球化的内部结构确实在发生深刻演变,这种“变”表现为全球价值链演变的新趋势——本土化和区域化,表现为跨境投资目标的调整——在经济效率与经济安全间再平衡。放眼长远,尽管遭遇反全球化因素和新冠疫情冲击,但经济全球化仍是历史大势,这是经济全球化的“不变”。经济全球化的演变特征,不能一概称之为倒退,“逆流”是演变特征的一部分。因此,对经济全球化的剖析,应该摒弃“经济全球化是历史大势”和“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的粗糙二分法。经济全球化之“不变”,不仅仅在于全球经济深度互嵌的客观现实,经济全球化之“变”,也不仅仅在于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等“反全球化”因素,在“变”与“不变”的背后,都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有其深刻的经济逻辑。

对我们的启示是,分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除了从经济全球化维度,对“大变局”之国际发展环境、世界文化交流、全球政治格局等维度的分析,都要坚持“变”与“不变”相统一的方法论,同时从短期视角和长期视野进行研判。习近平在2018年6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深入分析世界转型过渡期国际形势的演变规律,准确把握历史交汇期我国外部环境的基本特征,要全面而辩证,具体是指,既要把握世界多极化加速推进的大势,又要重视大国关系深入调整的态势;既要把握经济全球化持续发展的大势,又要重视世界经济格局深刻演变的动向;既要把握国际环境总体稳定的大势,又要重视国际安全挑战错综复杂的局面;既要把握各种文明交流互鉴的大势,又要重视不同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现实。这充分体现了全面而辩证的历史观,体现了正确的大局观,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把握本质和大局,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又体现了正确的历史观,在总结历史规律中把握历史前进大势。这意味着,分析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既要看到世界经济发展、科技革命、产业变革、经济版图演变的历史大势,以及由经济基础演变所决定的全球政治格局、国际经贸规则等的演变大势,顺应历史大势制订发展战略;同时,也要看到“历史大势”中的“深刻演变”,应对由“深刻演变”所带来的新挑战,抓住“深刻演变”带来的新机遇。

(二)从经济全球化“变”与“不变”的内在机理把握新机遇:危中有机

以经济全球化的演变为例,全球价值链呈现一定的区域化趋势对我国经济发展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就挑战而言,一些产业尤其是低端产业从我国转出的趋势很可能会强化,一些国家泛化国家安全很可能强化技术“脱钩”,对正处于跨越高收入门槛关键时期的我国来讲,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正常”进程被打断,破解“低端锁定、高端封锁”局面的难度加大。另外,在世界经济格局深刻演变背景下,各国普遍更加重视经济安全和产业安全,各国和跨国公司越来越注重掌握供应链控制权,我国在这方面劣势还比较大。但经济全球化的深刻演变同样带来了许多机遇。首先,为我国利用亚太经济体整体优势提供机遇。当前全球制造业主要有三个区域中心,分别是北美、欧洲和亚洲。在全球价值链区域化的趋势下,亚洲经济体的整体优势将进一步强化。据2022年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2021年亚洲经济体加权实际GDP增速为6.3%,较2020年上升7.6个百分点。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21年亚洲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较2020年提升0.2个百分点至47.4%[32]。从价值链构成和经济循环看,亚洲经济体区域内循环有很好的基础和强化的趋势。《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已经实施,为区域内加强合作创造更多条件。其次,为充分利用我国重要城市群综合优势提供了机遇。我国形成了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成渝等重要城市群,国家正在推动区域一体化重大战略,上述城市群积极推动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制度、标准等“软联通”,创新要素加快集聚,要素高效便捷流动,市场一体化程度明显提高。区域内城市间发展有一定的梯度,产业呈现集群式发展态势,产业链相对完备,许多企业和产业本身就嵌入到全球价值链中。这些城市群成为发展产业链集群的天然承载区,是平衡产业效率与产业安全的理想空间载体,与全球价值链区域化的趋势能够有效衔接。再次,为发挥我国数字经济综合优势提供机遇。数字经济商业模式扩张具有边际成本极低的特点,具有极强的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到2022年12月,我国网民达10.67亿,普及率75.6%,未来仍有不小的提升空间。另外,我国数字经济的应用场景极其丰富,无论是5G技术还是5G通信设备建设都走在世界前列,数字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在全球价值链数字化趋势下,我国将迎来数字经济跃升的重要契机。

综上所述,经济全球化演变带来新挑战与新机遇,其实,包括国际政治格局的演变、国际环境的变化、世界文化的交流,都预示了新挑战与新机遇并存。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无论从哪一个维度看,都要迎接新挑战,同样需要抓住因“变”而来的新机遇。

(三)从顺应经济全球化大趋势到积极引领经济全球化进程:化危为机

基于对经济全球化的剖析,可以看到,经济全球化的演变方向和历史进程,既有内因也有外因。从内因看,与资本逐利动机、国际分工客观规律有关;从外因看,也取决于各个国家的开放政策和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等。经济全球化的演变既是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同时,中国本身也深度融入全球化中,是经济全球化演变方向与未来进程的重要自变量。在全球化遭遇逆流的情况下,中国坚定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方,积极倡导、维护和引领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主动积极变革,正在重新塑造地理大发现以来的全球化格局,变单向的全球化为多向的全球化。具体而言,立足于世界发展赤字,通过自身经济发展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奠定基本盘,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和动力源,为企业跨境投资和跨境贸易提供良好预期和信心。中国超大规模、潜力巨大的市场为世界提供了稀缺的市场需求,同时与世界各国加强战略对接、政策协调,推动各国实现联动发展,为经济全球化发展注入经济动能;中国积极推动产业、城市和政府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推动数字经济国际协同治理,坚决反对“科技脱钩”,加快国际前沿科技交流与合作,推动全球经济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动能转换,为经济全球化发展提供科技驱动力;中国直面国际经济治理赤字,主动承担相匹配的国际责任,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推动完善国际治理体系,提供了“一带一路”等中国方案,主张共建共治共享的国际治理观,倡导开放、包容、均衡、互惠、共赢的全球治理理念,有力地对冲了全球化的逆流。

其实,无论是对于经济全球化,还是对于国际政治格局、世界文化交流、大国关系调整,我国都是重要的参与者和积极的建构者,通过积极、科学地建构,能够为我国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我国发展面临的战略机遇并不是静态的、被动的,需要我们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主动地塑造、创造和维护。而且,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持续提升,参与全球治理的意识和能力同步提升,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机遇的能力稳步提升,直面并破解大变局所带来挑战的能力增强[33]。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习近平所说的“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步交织、相互激荡”。

(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因应经济全球化“变”与“不变”的主动调整

首先,经济全球化在发生深刻演变,这对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和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带来了挑战,迫切需要统筹发展与安全,增强发展的安全性稳定性。通过构建新发展格局,特别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积极应对外部各种冲击,是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内在要求和必由之路。我国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格局具有良好条件。我国主要的城市群、都市圈的一体化和同城化程度不断提升,加之我国有庞大的市场规模,齐全的产业门类,完善的产业配套能力,以5G基站、大数据中心等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依托城市群构建相对完整、关键环节自主可控的国家价值链和(境内)区域价值链,是率先探索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益尝试。

其次,经济全球化仍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呈现的新特征,并非完全是反全球化力量的结果,包含有经济规律与科技进步的驱动作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抗反全球化行动的客观结果。因此,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趋势,必然要求坚持对外开放,利用好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提升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水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构建的新发展格局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大循环,绝不是在对外开放上进行大幅度收缩,反而是要扩大高水平开放,使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结合我国的现实,为了使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循环形成良性互促机制,既不能忽视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更要稳步推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积极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实质性提升开放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