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霞

摘  要：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府为了塑造以天皇为国家统治顶点的天皇制国家，人为创造了政教合一式的“国家神道”。日据时期，日本为实现对台湾的同化，在宗教信仰层面上推行“国家神道”，先后采取了渐进式侵蚀和强制推广两种策略，对台湾人民的宗教信仰进行干涉、扭曲，企图彻底摧毁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的文化联系。然而“国家神道”本身就是一种人为创造的政治工具，其侵略性引起了台湾大部分民众的反抗，最为重要的是两岸在文化和信仰上难以动摇的深厚渊源与联系，使得“国家神道”根本无法立足于台湾社会。文章以文化传播为视角，分析日据时期“国家神道”在台湾的嬗变及消亡轨迹，揭示出其在台湾无法实现本土化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日据时期；台湾；皇民化运动；国家神道

中图分类号：K304;G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23）05-0064-08

DOI：10.14156/j.cnki.rbwtyj.2023.05.007

引  言

“国家神道”是指日本从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近80年的时间中，神道教在日本呈现出的一种“政教合一”的特殊形态^［1］5。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府为了塑造以天皇为国家统治顶点的天皇制国家，自上而下、人为地创造了“国家神道”，并把神道信仰作为对国民基本道德素养要求而大力普及，其具有政治与宗教的双重性。1895年甲午战争后，“国家神道”以“国教”的姿态强势进入中国台湾，总督府利用寺社、神龛为基本载体对台湾民众开展文化、思想侵蚀。随着侵华战争开始，日本在台湾开始搞“皇民化运动”，总督府更加大肆推行“国家神道”，由此展开了日本神道教在台湾的一系列的“教化事业”，文化侵略达到高潮。但由于“国家神道”的双重性，以及台湾民众的抵制抗争，神道教始终无法立足于台湾社会，最终随着日军的战败而消亡。近年来国内已经出现了一批关于“国家神道”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国家神道”的形成及其对日本国民思想的控制上，如毛安然《从原初神道到国家神道——兼论神道对日本国民性的塑造》^［2］、王海燕《日本侵华战争中的国家神道》^［3］26-33等。亦有学者开始关注到“国家神道”在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步伐中发挥的作用，国内著作有蔡锦堂《日治时期日本神道在台湾的传播与局限》^［4］27-34、蔡蕙频《日治时期台湾的宗教发展与尊皇思想初探》^［5］125、王奇《日本宗教為什么没有能够在异邦人间广泛传道——以国家神道教为例》^［6］等，日本学者小川原正道的《台湾出兵与大教院·神社》上溯到神道教与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事件的关联，表明“国家神道”在推出之时就带有强烈的海外文化侵略倾向^{［7］177-201}；菅浩二的《作为“台湾总镇守”御祭神的北白川宫亲王与开拓三

神——以官币大社台湾神社为基础的研究》剖析了日本殖民当局在占领台湾之初如何设置供奉神像推行“国家神道”的进程^［8］。但目前并未见到从文化角度完整分析“国家神道”在台湾的传播过程、特点与消亡之成因的论述。本文拟从文化传播视角，分析日据时期“国家神道”在台湾的嬗变及消亡轨迹，着重分析其在台湾无法实现本土化的根本原因。

一、“国家神道”的建立与海外文化侵略倾向的形成

神道，自公元4世纪后半期发源于日本列岛以来，通过古代天皇制国家对原始信仰的重新组织、阐释，最终正式发展为宗教——神道教^［1］23。神道教具有原始宗教的一般特征，即宗教与生产生活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因此从诞生之日起就注定了具有保护和促进“生命力的生成、壮旺、增繁”的职责 ，众神都是生命力的象征。因此神道教具有两大重要的基本理念，一是“产灵崇拜”，即重视子孙后代的繁衍。二是“天皇神嗣”，原始神道教认为日本是神国，天皇是创世神后裔，天然具有统治国家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其中又以“天皇神嗣”对后世神道教理论的影响最为显著。经过后世发展，陆续产生了民间神道、伊势神道、吉田神道、垂加神道和复古神道等流派，但总体而言神道教与日本的统治者之间保持着相对的“祭政分离”关系，且因为古代天皇长期没有掌握政治实权，神道对民众的思想统摄力相对微弱。

明治维新之后，为了将旁落已久的皇室权威从幕府手中夺回，迫切需要在意识形态领域树立天皇权威，明治政府决定将神道教作为统一国家的精神工具。首先是提出“神道非宗教”“神佛不得混淆”等理论，宣布“神社皆为国家宗祀”，地位超然于佛教等其他宗教之上，以规避近代国家的“政教分离”原则。其次是提升神道教神职人员的地位。1869年，明治政府重新恢复神祇官制度，神祇官的职责除了负责祭祀天地之神、八神（产灵神）和历代皇灵以外，还负责对民众的宣传教化工作。最后是从上至下建立一个由国家扶持的神道体系，这个体系直接隶属于天皇领导。1871年，明治政府规定以祭祀天皇祖先的伊势神宫为本宗，又颁行《乡社定则》，将全国神社划分为官社（其中又分为以神祇官供奉的“官币社”和以地方国司供奉的“国币社”）、府县社、乡社、村社和无格社五个等级，划分大小规模，进行一元化组合，并陆续制订了神社行政、经济、祭祀等一系列近代神社制度，把神道教同一般宗教区别开来，众神社得到国家的保护和财政援助，神职人员享受国家官吏待遇。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又从法律上明文规定“天皇神圣不可侵犯”，1900年又在内务省下设置神社局专门管理神道事务，其他宗教归于宗教局管理，而宗教局直接对天皇负责，这标志着“国家神道”体系的正式完成。

至此，“国家神道”便以姿态上的“超宗教”、形式上的国家祭祀，以及实质上的国教特征，凌驾于所有宗教之上，立于日本的意识形态之巅，成为极其独特的国教。在这种政教合一的“国家神道”体系内，天皇即为“现人神”，位于“国家神道”的顶点，是被信仰的直接主体。“国家神道”的神圣和世俗之间也没有明确界限，它既是近代天皇制的威权源头，也是对国民进行所谓教化的意识形态。“国家神道”从成立之始就呈现出两大特征：一是因为脱胎于宗教，具有宗教的特征，有明确的教义、规整的组织和制度；二是依附于国家机器上，其教义的散播以国家机器驱动为依托，成为体现国家意志，教化民众的工具。因此，在日本实现近代化的过程中，“國家神道”起到了团结国民、凝聚国民思想的作用，但由于神道和政治的深度绑定，日本政府开始利用“国家神道”钳制人民思想。1890年明治政府颁布的《教育敕语》，其开头称“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厥美。此我国体之精华，而教育渊源，亦实存乎此”。这是将“国家神道”极力鼓吹的“天皇神嗣”确定为公民教育思想之根本，将其他诸如“忠君爱国”“义勇奉公”等伦理规范内容以天皇名义强加给民众。《教育敕语》完全承担了“国家神道”教典的功能，并通过下赐学校的方式不断扩散^［1］144。

“国家神道”自诞生之初，就充当着为对外扩张摇旗呐喊的功能，尤其是在1874年日本第一次侵略台湾时，明治政府教部省大教院领导下的伊势、出云等官方神社领衔发起战争献金运动，带领整个神道体系宣称“同心敌忾”“战胜祈愿”，煽动民众支持侵略战争^{［7］184-186}。随着近代天皇制国家的形成，军国主义发轫，对外侵略成为了转移国内矛盾、掠夺资源的重要形式。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爆发极大刺激了日本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天皇作为陆海军统帅的声望地位不断提升，进一步巩固了其作为“国家神道”顶点的地位。另一方面，神社又兼具祭祀、鼓动士气、存放战殁者骨灰等实际功能，使得军队也加入了“国家神道”体系。加之对新占领殖民地的思想控制需求，最终促使“国家神道”成为了日本在海外实行军事扩张的先导，蜕变为战争工具。日本从占领台湾起，在其所侵略的地区都兴建了大量海外神社，通过战争将“国家神道”的影响扩散到朝鲜、中国台湾、中国东北等国家和地区，大肆开展文化侵略。日本割占中国台湾恰逢“国家神道”最终形成的阶段，故台湾成为日本向海外推行这一制度最初的实践地。

二、“国家神道”在台湾的传播和嬗变

日本在台湾传播“国家神道”经历了两个明显的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895年占领台湾至1937年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前，殖民当局采取的是一种渐进式的蚕食手段。表面上日本虽未强迫改变民众信仰，未对台湾原有宗教采取禁毁等激进手段，却也将神道制度强行引入台湾，建立神社，设置神龛，以统治者的姿态对台湾人民的传统信仰进行篡改歪曲，企图切断台湾与中华文化的联系。第二阶段是从1937年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开始，“国家神道”逐渐与“皇民化运动”合流，并成为其思想保障。这一时期日本一改此前渐进温和的侵略手段，开始一面打压中国本土宗教，发动“寺庙整理”运动，禁止民间信仰和祭祖活动，另一面则强迫台湾民众改信神道，执行神道仪式，企图实现思想上的同化。此外，“国家神道”还与“皇民化运动”文化举措相互配合，进行社会教化。

日本占领台湾初期，为了维持殖民地稳定，在台湾实行所谓的宗教自由政策，在集中全力镇压抗日武装力量的同时，允许一定程度上的宗教自由，保留岛内原有的“旧惯宗教”，缓解台湾人民的反抗情绪，但所谓的“宗教自由”也是建立在台湾总督府对思想领域的全面操纵下的。日本占领前的台湾宗教数量众多，日本殖民者便针对各主要宗教团体的特点分而治之。台湾佛教的五大法脉，均受到总督府的严格管控，但总督府对西方宗教采取宽容态度，因为台湾当时实力较强的基督教长老教会与天主教会，在日本侵台的过程中都在某种程度上投靠了日本侵略者，并为日本统治台湾而服务。例如，英国长老教会的传教士甘培霖、巴克雷在日军侵入台湾时，为日军指引道路，庇护其将校不受攻击，使日本顺利在台南地区推进，获得了日本方面的表彰^［9］。而对于在日本国内同样广泛传播的佛教，总督府放任日本佛教势力入侵台湾，导致台湾原有寺庙向心力渐失、信众流失，被迫加入日本的佛教宗派体系。总督府割裂台湾佛教与大陆佛教的联系，加强其向日本佛教的转变。对于道教、民间信仰等在日本国内占少数，且与中华文化有紧密联系的宗教信仰，则采取严格的规制措施。1915年，具有宗教色彩的民众起义“西来庵事件”【“西来庵事件”：1915年发生在台南地区的抗日起义事件，台南爱国者余清芳等人以“西来庵”王爷庙为据点，利用民间信仰组织起义军反抗日本统治，但因计划泄露被迫提前开始武装抗争，最终在日本殖民当局的镇压下失败。殖民当局因此大幅加强了对台湾宗教信仰的监管举措。】爆发后，台湾总督府开始整顿台湾民间信仰，其下属的寺社科也重新进行“旧惯宗教调查”活动，日本殖民当局更进一步收紧了对宗教的管控，实行“崇佛抑道”“思想皇化”的基本方针，防止台湾人民借助宗教组织武装反抗斗争，这一时期“宗教自由”的本质仍然是针对台湾民众的思想钳制，排除敌对势力和思想倾向，具有一定的欺骗性^［10］。

借由所谓“宗教自由”的旗号，日本在占领台湾之初就立即推行“国家神道”，首先是在全岛范围内大肆兴修神社作为传播神道的据点。1901年在台北芝山建成的台湾神社，是日本在中国境内建立的第一座神社，其三段式规模与日本本土的大型神社完全一致，其中祭祀的主神是在日本侵台中战死的近卫师团长北白川宫能久亲王，以及“开拓三神”（大国魂命、大己贵命、少彦名命）^［11］。前者是被台湾军民反抗所杀的皇族，日本为掩饰这一失败而将其神格化，借以打击台湾民众的反抗精神。后者则为日本神话中代表国土经营的守护神，大多在日本所谓的“新领土”上祭拜，如北海道等地。日本将台湾视为永久领土的野心昭然若揭。总督府多次扩建神社规模。此后，总督府在基隆、新竹、台中、台南、高雄、澎湖等地陆续建立了数十座神社，这些神社的特点是虽然表面上祭祀的神明各自不同，但都必须供奉北白川宫能久亲王这一在侵台过程中身亡的罪寇，并将其作为主神参拜，甚至在台南、阿堠两座神社中，因北白川宫死于台南一带，仅供奉其一人^［12］。从而达到在根本上混淆台湾民众的思想，扼杀台湾民众的反抗意识，同时安抚在台湾的日本人团体的目的。此外，日本将国内的寺社制度一并移植到台湾，如台湾神社被确定为官币大社，称作全台神社的“总镇守”，规定每年10月28日举行国家级别的祭祀。台南神社被确定为官币中社，台中、嘉义等神社为国币社，其余为县社，都依照各自等级执行严格的祭典仪式，将台湾彻底拉进金字塔型的国家祭祀体系当中，并随着“国家神道”形态的变化而增加相应的功能，如日本1927年在台北建立“建功神社”，用以供奉所谓历代为“开拓”台湾而“捐躯”的日本公职人员约一万余人，大肆为殖民侵略过程中的阵亡者招魂。

与此同时，日本殖民者为传播“国家神道”，还采取了篡改歪曲当地民间信仰的手法。1897年，台湾总督府将供奉郑成功的延平郡王祠强行改为“开山神社”，故意突出郑成功之母田川氏是日本人的一面，将郑成功混淆为日本英雄。延平郡王祠本为清代建筑样式，在20世纪初也遭到了总督府的改建拆毁，并兴建了诸如鸟居、手水舍等日式建筑，俨然如同日本神社^［13］。因为“郑成功信仰”在台湾的普遍性，开山神社充当了麻痹台湾民间信仰者的工具，日本更是企图构建“日台同源”的叙事，将民间信仰也纳入“国家神道”的范畴中，以达到彻底控制台湾民众思想的意图。

除了国家层面自上而下的推进，渐进式的蚕食还体现在自下而上的文化入侵上。日本人及其家属进入台湾后，将被并入了“国家神道”体系的日本民间神道也带入台湾，建立了一些民间神道的神社，特别是台中的稻荷社、打狗（高雄）与基隆的金刀比罗神社等，供奉日本传统神道信仰的农耕神、商业工神。这些神社的社格虽然较为低下，或者甚至在行政上只是被冠以“社”之名，而不被公认为“神社”，但作为异国宗教的组成部分，逐渐在台湾土地扎根，使得神道的影响侵入了台湾社会的末梢之中，对推行“国家神道”起到了辅助作用。这与“国家神道”在日本全面铺开到乡村的情况如出一辙。而且部分民间神社最终也被国家收编转型补充空缺，从无格社升为县社，如1920年，打狗的金刀比罗神社就随着打狗改名高雄，而升格为高雄神社，纳入“国家神道”体系。

殖民当局的宗教放任政策只是稳固占领秩序的權宜之计，最终目的仍然是在殖民地上建立起统一的宗教体系，实现根本同化。因此在各地的神社陆续建立后，殖民当局逐步加大了“国家神道”的推广力度。为了将神道教嵌入台湾民众的生活，台湾总督府又借由改革教育的机会，规定各级学校在台湾神社祭典日必须参拜或遥拜供奉北白川宫的神社，后来这一规定又逐步向青年、妇女组织扩散，扰乱年轻民众的思想意识^［4］30。20世纪30年代后，台湾总督府又在全社会层面开始推广神道，鼓励社会团体到神社开展“奉仕劳动”（即义工劳动）活动，潜移默化地加深民众对神道思想的接纳。1934年，日本殖民者又提出“神社中心说”，即以神社为社会教化中心的理论，继续公费出资修建大批神社，要求达到一村一社的规模，使之成为村镇层面的道德教化中心。根据台湾总督府的统计，截至1942年，台湾被纳入“国家神道”体系内的神社就有127座^［14］，未被统计的小神社更是不计其数。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战争扩大，局势日益紧张，日本殖民者意识到台湾民众与大陆同根同源，仍然有众多台湾民众视自己为中国人，同情大陆抗战，战事很可能唤醒台湾人民的中华民族意识，对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有着极大的威胁。防止台湾民众参与反抗，对日本在亚洲的侵略扩张而言事关重大。时任台湾总督小林跻造认为：“台湾无论在政治、经济和国防上都与我国有重大关系，倘若此地居住的‘日本人（指改姓归化的台湾人）没有作为日本人应有的精神思想，惜力谋私，仅披着日本的假面具，政治、经济方面暂且不论，国防上便如坐在火山口上，因此，必须尽力使台湾人成为‘真正的日本人。”^［15］

1937年8月，日本殖民者发动了“皇民化运动”，企图使台湾实现真正的日本化。“皇民化运动”的内容极为广泛，包括对各种社会习俗的改变，其中，针对宗教信仰的条例强制民众改信日本神道，并参拜供奉天照大神，禁止台湾传统民间信仰。“皇民化运动”使得日本殖民者光明正大的传播日本国家神道，试图通过“国家神道”的宗教外衣对台湾人民进行精神统治，通过改变宗教信仰，从而改变台湾人民的国民性，以增强其对日本天皇制国家的认同。日本在台湾还打出“国有神社，家有神棚”的口号，同时强行要求台湾人民侍奉神宫大麻（一种由神社颁行的“神符”），将其供奉在家中神棚，早晚拜祭。总督府动用军警、教员、神职人员等社会力量，将神宫大麻强制送往民众家中，让神社成为台湾人民社会信仰寄托的中心，企图将神道由社会到家庭，由外到内渗透到民众内心。这种神龛因为设置简便而颇为流传，据1941年统计，台湾居民家中供奉的日本神像数量高达73.9万尊，约占台湾当时总户数的70%^［16］。与之相对的是，殖民当局对于不同于日本神道的台湾本土宗教，假借宗教整理的名义，采取抑制打压政策，发动“寺庙整理”“诸神升天”运动，使得台湾本土宗教的寺庙、神像被大规模地集中撤废或销毁，自然信仰和祭祖活动也被禁止，每逢所谓“兴亚纪念日”（7月7日），殖民当局都组织对寺庙、家庭供奉神主牌的集中清理和焚毁，“如有怨言或不立‘天照大神牌者，皆理以不忠不敬之大罪”^［17］。除了神社、神龛等表象外，教育也成为“国家神道”与“皇民化运动”结合的领域，学校中的“教育敕语”以及“国语”（日语）、修身、历史等教科书，都充斥着“国家神道”的信仰，例如，“国语”课本宣传所谓“国歌少年”詹德坤临死不忘唱日本国歌的事迹时，编者有意将詹德坤塑造成一个每日早起虔诚敬拜神宫大麻，坚持说日语唱日本国歌的模范儿童^［18］。这些内容对下一代台湾民众的意识造成了严重侵蚀。

“国家神道”与“皇民化运动”的结合，标志着“国家神道”在台湾的推行达到了高潮。从整个“国家神道”执行的情况看，二战爆发以来，神道在日本已经彻底异化为法西斯工具，日本在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领土建立的神社超过500座，其功能大多以宣扬战争、侵蚀中华文化为主，强迫占领地的民众参拜，利用仪式进行常态化的宣教，使得占领地民众产生歪曲的习惯性记忆。这些神社既是日本在政治上、文化上占领中国的标志性建筑，也是日本妄图同化中国人意识的重要工具之一^［3］32。这表明了“国家神道”在各地都拥有辅助侵略扩张行动的同质性。

三、“国家神道”在台湾走向消亡的原因

纵然日本在台湾以政治力量强行推广“国家神道”，但“国家神道”在台湾始终无法成为主流宗教信仰，使得日本据台50年间的一系列所谓“信仰教化的努力”，随着日军战败逃离台湾，被迅速铲除。固然导致“国家神道”在台湾迅速破灭的主要原因是日本战败投降，但在文化层面上存在的诸多因素，也注定了“国家神道”在台湾难以推广的现实，例如：“国家神道”自身存在的严重问题；台湾民众对于强制改信的抵抗；中华文化在台湾的深厚积淀等。

首先，从“国家神道”自身理论上看，明治政府所推行的“国家神道”是一种以神道教为基础，强行与近代天皇制绑定的异化形态。“国家神道”以天皇为核心，巩固天皇制国家政权，让人民效忠天皇，统一思想，从而驯服于天皇制国家。其一方面具有日本传统信仰的宗教内容，另一方面又与国家机器深入绑定，是为国家政权而服务的一种披着宗教外衣的政治工具，不可能使人发自内心地信仰，而是自上而下与政治挂钩，迫使民众信仰。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信众最为庞大的宗教是佛教，神道教则是因为受新政府的青睐而成为官方国教的。但佛教以其完备的教义经典，在日本拥有更多教徒基础。为了推行“国家神道”，避免其与佛教势力产生冲突，日本官方抛出“神道并非宗教，而是国民基本道德素养”的理论，即“崇神敬祖，崇祀惟神”的道德要求，呈现出象征国家礼仪的强势“公民道德”风格。这与日本传统的神道信仰大相径庭，导致神道教自从向“国家神道”变异后，便逐渐失去了宗教应有的活力，与民众、基础信徒层之间划下了一道鸿沟。两者之间失去宗教信仰的联系，反而多了国家意识形态的羁绊。“国家神道”本身已经与原初的神道信仰相脱离，在国内亦缺乏民眾基础的情况下，遑论向海外殖民地推行，特别是以强加的所谓“道德规范”去控制殖民地人民思想，完全跳过了正常宗教传播必须经过本土化改良的流程，其最终流于形式的命运也是可想而知。1929年，矢内原忠雄在观察台湾宗教状况后认为，台湾总督府以及日本宗教界对投身于在台湾传教不够积极，仅重视与在台湾的日本人团体发生关系，是“日本国民迄今不能在异邦传道”的原因^［19］。但事实上殖民当局对于台湾宗教信仰的改造始终不遗余力，并在1937年后以更加激进的手段推行“国家神道”。但即便如此，动用国家机器强制推广也难以掩盖理论严重异化和信众基础薄弱的缺陷，当国家力量撤出殖民地时，“国家神道”也就彻底失去了支撑。

其次，“国家神道”引起了台湾大部分民众的反感和抵抗。自1895年以来，台湾民众就不断发动对殖民统治者的抵抗运动，以抵制殖民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压榨。其中以1915年的“西来庵事件”和1930年的“雾社起义”最具有代表性，前者具有民间信仰反抗日本统治的性质，而后者的直接原因之一，则是少数民族对“国家神道”推行过程中大量砍伐森林、修建神社的抵抗。在“皇民化运动”期间，伴随着“国家神道”推行的，是殖民者严酷的宗教禁毁政策。殖民者执行“崇佛抑道”“思想皇化”的基本方针，强令叩拜侵台罪寇，特别是对于祭祖敬神这一中华传统的破坏，引发了台湾民众的严重不满。大部分家庭在表面上供奉神宫大麻，背后却隐藏起祖先牌位暗中拜祭。在岛内民间信仰受阻后，台湾民众纷纷绕道赴大陆进香谒祖，并迎请神像回岛内祭祀，不顾殖民当局的打压坚持举行城隍祭祀、妈祖祭祀等，无法前往大陆致祭者则在海边设坛遥望。在日本强行开展“寺庙整理运动”时，台湾民众积极抵抗，最终迫使台湾总督府于1942年停止撤并寺庙等。此外，日本在教育、文化事业中强行植入“国家神道”内容，也并没有达到彻底改变信仰的效果。日本殖民者宣称“皇民锻炼，陶冶日本精神之涵养，无论如何，以懂得含有日本精神的日本语为先决条件”。从而强制普及日语，禁止使用中文，还建立了大量日语讲习所普及日语教育，学校内强制诵读《教育敕语》，使用包含神道教内容的课本。但其运动名义上宣称把台湾民众变成“日本国民”，仍然对台湾民众进行公然的歧视和打压，视为殖民地奴隶，在肉体上、精神上对民众进行欺凌和摧残，毒害台湾民众的思想，受此影响民众更加认识到“皇民化”的欺骗性。殖民者的倒行逆施也是台湾民众难以接受“国家神道”的重要原因。

“国家神道”推行失败最为根本的原因是台湾与大陆同根同源，具有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基础。即便“国家神道”能够克服理论上的自相矛盾，面对台湾这个与中华文化紧密相连的地区，仍然不可能得到民众的广泛接受。随着历史上闽粤移民的迁台，大量的宗教信仰进入台湾，并在民众间广泛传播。日据时期以前，台湾的宗教主要是随着移民传入的儒教、道教、佛教、荷兰时期传入的基督教，以及与道教相似、主张茹素的在家佛教——斋教。台湾总督府将儒教、道教、佛教（含斋教）归为台湾人民的“旧惯信仰”^［5］125，而实际上的民间信仰更是不计其数。台湾的“旧惯宗教”具有阶级与集团性的特色。儒、道、佛三教皆由大陆传入，在大陆发展时即和统治集团保持着时近时远的关系，特别是儒家思想更是统治者提倡的主流思想，台湾总督府社寺课长丸井圭治郎认为：“儒教为中国唐虞三代、古远以来盛行的自然及灵魂崇拜，以及孔子的道德实践之说是治国理政之要点，历经变迁后成为维持社会道德重要的势力”^［20］。种种因素使得“崇祖”与“敬天”成为台湾“旧惯宗教”最基本的观念与核心价值，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难以动摇。台湾的寺庙基本是大陆的分庙，构成台湾与大陆联系的神缘。台湾的“旧惯信仰”的背后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信仰，台湾民众对“旧惯信仰”的认同就代表着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此外，台湾民间宗教的信仰者主要是下层百姓，寄托了民众对安定社会和美好生活的向往，自1895年台湾沦陷以来，台湾人民拼死抵抗，难以接受被日本殖民统治的残酷现实，对祖国的情感联系从未中断，这一点恰恰和日本殖民者想要把台湾人民变成殖民奴隶的急切需求背道而驰。反观“国家神道”，在日本发展的过程中虽然将朱子理学思想杂糅进了教义之中，也同样具有“崇神敬祖”的理论，但其主要观念与中华文化完全不相适应。台湾人民宗教信仰中所敬的是中华民族的天，所崇的是中华民族的祖，而不是日本的天与祖，“国家神道”在台湾实质上并不存在滋生土壤。故而日本殖民者在据台50年间，无论实行渐进式的文化侵蚀，还是以政治威权强迫台湾民众“改天换祖”，进行宗教压制，都达不到实质效果。日本战败投降后，台湾的神道教很快就被取代，传统的神佛等民间信仰又回到大众生活当中，这与台湾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是紧密联系的。

結  语

日本“国家神道”自诞生起，就与宗教本质渐行渐远，蜕变为近代天皇制的思想统治工具，在控制国内民众思想的同时，也随着侵略扩张的步伐逐步向海外传播。日本占领台湾后，从未放松对台湾的思想控制和同化进程，殖民当局以神社、神龛、教育等为载体，根据时局变化分两个阶段推行“国家神道”。在占领初期，针对台湾宗教信仰繁多、势力强盛的特性，日本采取渐进式的侵蚀手法，先将本土的神道体系、仪式、完全移植到台湾，大量兴修神社作为传播据点，不仅公然供奉侵台罪寇，还篡改公众记忆，将本土信仰日本化，利用教育制度公然宣教，已经对当地文化造成了扭曲。随着1937年“皇民化运动”的进行，“国家神道”更是借助政治威权在台湾大肆传播，殖民当局强迫台湾民众改信神道，同时对旧有宗教信仰打压、禁毁。但无论是渐进式侵蚀还是强制改变信仰习俗，皆无法改变“国家神道”的信仰基础极弱的事实。这种结果是有其必然性的，除却将“国家神道”作为侵略工具的反宗教本质外，最重要的原因是台湾的宗教信仰文化来源于大陆，两岸宗教信仰同根同源，经历千百年来的积淀，都寄托了民众对于国家强盛、社会安定的向往，中华文化成为维系两岸同胞民族感情的重要纽带。“国家神道”在台湾的推行，则是1895年日本占据台湾以后将其宗教体系强硬移植到岛内的结果，在台湾本就不具备滋生的土壤，即便以政治上的高压态势逼迫，也只能激起民众更加强烈的抵抗，并在失去政治支撑后迅速倒塌，其遗存也被迅速扫除。这证明任何外部势力妄图切断两岸深厚的文化联系的做法，最终只能是徒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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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孙  丽］

Analysis on the Changes and Causes of Extinction of Kokka Shinto During the Period of Japanese Occupation in Taiwan

NI Xia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7， China）

Abstract：  After Meiji Restoration，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created Kokka Shinto， a religion combining the countrys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power， to support its Mikado systerm. During its occupation in Taiwan，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introduced Kokka Shinto to the locals in a compulsory way to slowly influence their original beliefs in an attempt to destroy the cultural ties between Taiwan and Chinese mainland. However， as a political tool with the intention of invading， Kokka Shinto was resisted by most Taiwan people. It is the deep connection of culture and belief between people across the Strait that makes Kokka Shinto fail to operate in Taiw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 transmission，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hanges and extinction of Kokka Shinto during the period of Japanese occupation in Taiwan and reveals the fundamental reasons why it cannot be localized in Taiwan.

Key words： the period of Japanese occupation in Taiwan; Chinese Taiwan; the Kominka Movement; Kokka Shin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