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小荣 李 琼

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是构建现代教育体系的重要动能,是一个从“管理”走向“治理”的内涵不断丰富的过程,具有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运行互动性、治理过程民主性、治理方式合作化等特征,内含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命题[1]。审视数字时代乡村教育治理体系,探索数字技术与乡村教育互构的具体路径,对于推动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重塑乡村教育治理范式,促进中国教育现代化发展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要加快信息化时代教育变革,高度重视现代技术在教育治理中的应用[2]。现代化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演变的过程,其在发展过程中受到政治、文化、经济及历史传统的多重影响,呈现地域化、多元化、差异化等具体特征。因此,推动教育治理现代化,必须紧密结合中国具体国情。目前,乡村教育仍然是中国教育体系中的薄弱环节。对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全面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促进教育公平,就需要在现代教育治理的一般性与中国特色之间寻求制度建设的新坐标[3]。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赋予教育治理变革新的动力,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亦需要进行方法、流程、标准以及机制的提升,以适应不断成熟的数字技术治理生态。

乡村教育治理体现着国家治理逻辑下地方与中央的权力互动关系[4],同时教育治理现代化亦是一个破旧立新的动态过程[5],囊括价值再造、组织结构调整、模式优化、体制机制改革等内容[6],其具体实践受到政治、文化、经济及历史传统的多重影响。因此,乡村教育治理除了内含国家治理和教育治理的同质性因子之外,还具有区域、地域特质以及乡土独特的地理、社会和文化形态[7]。在现代数字技术向乡村教育嵌入的过程中,传统的地方性与现代性、乡土规范与信息技术呈现出较强的张力,并引发技术不适配和目标偏离等一系列问题。要突破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困境,亟须厘清乡村教育的特殊性与数字技术普适性之间的关系,深刻把握乡村教育治理运行的文化生态和社会结构,关照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教育治理的复合场域及影响因素。

一、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的主要面向

已经深度嵌入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各领域的数字技术,不仅促进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革新,也不断驱动传统教育治理思维、治理模式的现代化转型。数字技术的精准度高、通用性强、数据共享等特点,赋予乡村教育新的内涵、价值和功能,已成为推动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动力之一。

(一)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教育治理主体多元化

乡村教育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国家治理体系、治理理念、治理模式等直接影响。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变革策略,其基本目标是实现从“管理”向“治理”的转变[8]。因此,内含于国家治理体系整体框架中的乡村教育治理,亦需要改变以往政府自上而下的教育资源输入模式以及单向、线性的教育管理方式,促进乡村教育边界、主体和资源的重塑,实现城乡教育结构的优化和优质均衡发展,以满足不同主体的教育诉求。数字技术以数据、网络、信息等为支撑,能够促进信息资源的多边互动和交融,具有较强的扁平、数治、多元化特征,有利于打破原有的制度框架、地域壁垒,引导教育资源、生产要素和人力资源等实现多维度流动,促进治理理念由“行政推动”走向“数字驱动”。数字技术在教育领域尤其是乡村教育领域广泛而深入的应用,适应乡村教育治理变革的内在需求,是推动传统乡村教育从单维度管理向多元治理转变的重要举措。随着数字技术与乡村教育的深度融合,乡村教育的治理维度将进一步拓宽和延展。教育数字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亦促使乡村教育治理向主体多元化、协同化的方向转变,以回应社会需求复杂化、多样化和潜在性的需要[9]。数字技术可以突破时空局限,拓宽政府、企业、学校、个体以及社会组织参与教育治理的渠道和方式,为教育对象提供更加开放的选择环境。从当前乡村教育治理效能来看,数字技术嵌入治理场域有利于整合各类教育信息资源,提升教育信息真实、即时传导的资源利用效能,促进教育资源需求端与供给端有机衔接,缩短不同教育治理主体参与乡村教育治理的“参与距离”,最大程度地实现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利益同频和价值共振。

(二)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教育治理精细度提升

不断发展的数字分析、数字评估、数字教学等教育技术正在形塑乡村教育治理精细化的实践样态。乡土社会是乡村教育治理的主要场域,受到乡村各种资源、环境和空间的限制,其治理方式呈现出松散化、粗放式和简约化等特征。随着乡村治理环境复杂化、治理事务多元化,为保持乡村教育“统一性与灵活性”的平衡以及应对复杂、动态的乡村教育场景,乡村教育治理的决策方式、政策执行及其过程监管更加倚重数字技术的运用,以提升教育治理措施和方式的精准化水平。数字技术嵌入教育资源供给体系,其所体现的技术治理模式有利于消弭“权力分享”带来的冲突和矛盾,实现对教育主体和教育客体差异化的“赋权增能”,及时优化教育经费、师资、场所、课程等资源的利用效率,提升乡村教育治理精细化程度。

在城乡加速融合和农村现代化过程中,乡村社会结构剧烈转型,与之相对应的文化环境、行为规则、地方秩序及治理方式等都在发生迅速变迁,转型过程中乡村的不确定因素和风险增加,乡村教育治理亦同样面临更多的风险和挑战。数字技术强调成本控制和风险管控,具有智能算法、智慧引用、数据追踪等先进功能,能够对教育成本、师资水平、项目风险、目标绩效等进行精准测算和风险研判,准确归类和回应海量化、差异化的教育诉求,通过持续的治理流程调整和治理方式再造把制度改革和技术创新带来的不确定因素化约为可控制的技术流程,从而降低因行政干预导致教育资源配置不公平的可能性,规避传统教育粗放治理所产生的成本高、测算难、消耗大等问题,减少乡村教育环境变化带来的治理难题和负面影响,增强数字时代乡村教育治理变革的韧性。

(三)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教育治理机制优化

构建完善和系统的现代乡村治理机制,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和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10]。治理机制是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升乡村教育质量和促进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工具。在当前乡村教育治理主体单一、治理资源流失严重的背景下,过去滞后的乡村教育治理机制已难以满足新时代教育现代化发展的需要,不仅阻滞教育资源的城乡融合和流通,还影响乡村教育现代化政策的落地。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强调通过探索数字技术与教育治理的具体融合方式,构建长效、可持续的治理机制,以促进乡村教育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和共享化。一方面,为激活各类乡村教育治理主体的参与热情和监督动力,乡村教育治理数字化转型强调教育评估、规划、设计和决策的标准化以及资源配置公平公正,要求重塑乡村教育治理内生机制;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具有自主收集、筛选、辨别信息以及自主评估、自主决策的功能,能够提升乡村教育治理决策过程中的信息供给规模,加速信息处理效率,帮助乡村教育治理主体及时了解治理对象诉求以及治理成效,减少教育资源在地域、城乡、部门之间的传导性消耗,促进乡村教育各要素之间良性互动、有序运行,从而为教育方式、政策和方案的调整和完善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撑,提高乡村教育治理决策科学化水平,重塑决策机制。在实践中,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教育治理,能够充分激活乡村教育纵深面大、地域性强的价值,关联不同的治理主体、平台、数据和要素,融合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职业教育、社会教育等多种乡村教育样态,为构建多维度、多中心、分散化的治理体系创造重要的技术条件。

二、数字时代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复合场域

乡村教育治理以国家治理理念、治理导向为引领,以乡村社会的独特时空载体为场域,体现着较强的本土性、地域性和时代性的复合化特征。国家治理与地方治理在乡村交织、碰撞和融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教育治理逻辑。然而,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数字治理思维的渗透,乡村教育治理的理念、方式被不断重塑,乡村教育治理的主体、场景和机制都呈现出更为复杂化的发展态势。只有深入认识乡村教育治理的历史脉络、现实场景和实践机制,解析乡村教育治理运行的复合场域,才能精准把握数字时代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走向,有效推动乡村教育治理数字化转型。

(一)数字时代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历史场域

教育是一个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承载着知识传承、人才培养以及文化传播的使命。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对于学习教育一直保持崇敬观念。教育治理在中国语境中具有历史的连续性和一体性,中国教育治理的理念、逻辑和机制与国家治理的目标导向始终保持内在统一性。中国乡村地域广阔、人口众多,传统乡村治理呈现出“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治理靠乡绅”的特征[11],古代国家行政管理止于县一级,县以下依靠乡绅进行自治,央地关系及县级以上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占据显要位置,而乡村自治则构成维护国家整体秩序稳定性和韧性的重要基石。在传统农业社会的国家教育治理架构中,传统乡村教育分为官学和私学,官学受到国家行政体系和由小农经济所支撑的有限的国家财政的直接影响,一般只延伸到县一级的行政单位,县以下国家鼓励乡绅、宗族兴办私学和私塾[12]。在此历史背景下,我国乡村教育治理的自主性和内生性特征一直比较显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国家权力向乡村的垂直渗透,乡村教育中行政力量与社会力量的关系逐渐成为影响乡村教育发展的主导性关系,不仅影响着乡村教育治理的实践过程,也使乡村教育治理的行政化、专业化和科层化特征愈来愈明显。进入信息时代,国家行政力量借助数字技术关联乡村教育治理涉及的不同主体和资源,进一步增强了国家权力作为主导乡村教育发展的“基础性权力”的角色定位[13]。然而,还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现代乡村教育治理既不是国家层面自上而下的单向度输入,也不是以独立性和自主性为发展导向的治理,而是在推动国家行政力量与社会自发力量实现良性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的新的治理样态。历史场景的更迭和治理逻辑的变化都在推动乡村教育适应数字时代的治理思维,即努力建立既遵循国家治理总体逻辑,又实现多元治理主体认可的现代化教育治理体系。数字技术对教育的驱动作用推动现代教育治理模式从城市进入乡村,内在地要求乡村教育治理不断提高自身规范化、专业化、精细化水平,以满足新发展阶段农村社会对教育高质量的期盼。数字技术赋予最为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教育治理的条件和可能,持续拓宽乡村教育多元治理主体的参与渠道,密切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为国家教育治理方针路线在乡村落地落实提供技术支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导向是指导乡村教育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基本遵循,而乡村教育治理实践是一个沿着教育治理的历史脉络不断调整、转换、创新的动态过程。因此,把握数字时代乡村教育治理的整体趋势,必须首先厘清其存在的具体场域、历史脉络和关系结构。

(二)数字时代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的乡土场域

乡村教育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源于其所赖以存在的乡土场域,即拥有悠久历史的乡土社会、农耕文化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传统治理结构,具有显著的在地性和历史性特征。过去,城乡二元格局对乡村教育资源配置、体制机制的影响是长期而深远的,面对有限的资源条件和发展基础,乡村教育治理如果照搬城市教育发展模式,就极易使治理面对既难以与城市教育相连接又悬浮于乡土场域的尴尬局面,导致乡村教育“脱域”及其价值失衡。面对不可逆的数字时代所带来的冲击,要寻求乡村教育治理与现代化发展的完美结合点,就需要深刻认识数字技术所需要面对的乡土场景,理解乡村教育所依存的条件、环境和要素,树立教育治理数字化转型思维,从而推动数字技术与乡村教育在治理场景、治理价值、治理方式等方面的双向耦合。乡村教育治理数字化转型不是单纯依靠数字技术的技术治理模式,不是依靠现代技术进行线性、单向化的“输血”教育,更不是简单地利用外部力量进行教育资源配置和治理结构调整的行政安排,而是以培育乡村教育治理数字化转型内生动力为重要目标的治理变革。在推动乡村教育治理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要尊重乡村教育治理的历史实践和文化传统,促进外部资源与当地资源的整合运用和效能互补,以实现乡村教育传统性与现代化在具体治理场域中的动态平衡。这就要求乡村教育治理应正确处理国家教育、乡土传统与教育诉求之间的内在张力,坚持立足乡土场域的教育治理思维,确保数字技术应用于教育领域符合乡村教育的发展规律,使教育治理的方式方法、运行机制、管理制度等适应乡土社会的发展需要和城乡融合发展的国家要求。

(三)数字时代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技术场域

数字化时代以技术进步为发展动力,尤其是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迅猛发展,数字技术逐渐深嵌于人类社会治理各领域,显示出较强的主导性和牵引性,形成了“技术治理”的崭新范式[14]。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进入新阶段,为应对现代工业文明的需要,各行各业迫切需要新的动力和技术,以促进生产力进步和效率提升,在此背景下,数字技术应运而生并迅猛发展。不可否认,数字技术蕴含着较强的目的性、功能性和利益化因素,其发展逻辑是对原有发展理念、思维的彻底突破,以构建新的发展动能和运行体系为目标。数字技术为实现资源和信息共享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促进资源禀赋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逐渐成为重塑城市发展空间和格局的重要因素。随着数字技术的场景应用不断成熟,城市数字治理的技术逻辑不断地向更为广阔的乡村社会延伸。而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及其他国家战略的实践,亦迫切需要数字技术的赋能增能。同时,乡村的地域空间、资源禀赋、产业条件等也吸引着数字技术的入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深化改革的重要目标,数字乡村发展战略、中国教育现代化战略等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内容呈现。在实践层面,国家治理战略驱动数字技术与乡村教育相融合,是推进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势能。在多重力量的耦合与驱动下,数字技术正在被广泛应用于农业产业化经营、农村社会治理、乡村公共事业发展、乡村教育治理等各个领域,形成多样化的技术应用场景。不同场景的互动、交织和关联进一步激发乡村教育治理的数字化转型,不断催生新的场景应用。技术的更迭和创新越来越成为满足教育对象对乡村教育诉求、推动教育治理变革的关键性因素。在此背景下,坚持乡村教育治理数字化转型与乡村社会其他领域数字化发展相协同,是确保乡村教育目标、标准规则和治理效能满足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发展需要的重要前提。

三、数字时代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实践困境

随着数字技术深度嵌入乡村社会,以及城乡融合发展的国家战略要求,乡村治理的机制、逻辑及其运行场域都在发生重要改变,内在地要求乡村教育治理的转型和变革。然而,在现实中,由于乡村教育受到历史惯习、乡土规范、地方秩序等的深厚影响,乡村教育治理转型往往带有被动性的特点,地域性教育治理规则与治理体系现代化之间存在耦合难题和适应困境,表现为多场域叠加而产生的理念博弈、价值悖论、权威冲突和文化脱域等问题,成为制约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性问题。

(一)数字时代乡村教育治理的供需错位

乡村教育治理的供需错位问题,源自单向的工业国家治理逻辑所形成的以城市为主导的教育资源配置模式。而供给滞后与需求短缺的结构性矛盾反过来进一步加剧城乡教育发展失衡。

1.城市本位的教育主导性逻辑弱化乡村教育治理功能

在传统乡村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过程中,乡村教育遵循现代工业国家治理的总体逻辑,以城市社会和工业文明的标准和规范指导治理体制机制变革。为缩小城乡教育发展差距,城市高水平的教育资源配置标准和成功的教育实践模式成为乡村教育效仿的对象。而数字技术的普及应用为乡村教育“向城化”目标实现提供了可能。在城市本位的技术驱动下,乡村教育成为被技术改造的对象,不断拓展乡村教育领域数字技术场景应用成为补齐乡村教育技术短板的重要举措。然而,由于乡村教育本身的数字基础比较薄弱,与数字技术相配套的新型基础设施仍不完善,能够灵活运用数字技术的人才还很有限,所以单纯的以城市为中心的数字教育资源输入和数字技术供给并不能必然提升乡村教育治理能力以及治理效能。而且,相当一部分农村地区的年轻父母一般都外出务工,在家照顾学生的留守老人普遍缺乏熟练操作个人智能信息设备的能力和数字教育思维,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乡村教育数字治理的作用发挥。因此,在乡村教育治理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如果单纯照搬城市教育数字化发展模式,而无视农村地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技术适应能力不足等现实情况,就会导致数字教育资源供给低效甚至无效的问题。

2.单一线性供给机制引发技术资源供给错位

经济基础和技术环境的重大变化往往触发人们教育需求的结构性变革。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农民在实现物质生活水平大幅提升的同时,对乡村教育质量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今,快速发展的数字技术拓宽了教育空间和教育获得机会,也让农民家庭有了更多的选择权。然而,面对多样化、多层次和个性化的乡村教育现实需要,基于传统行政管理思维的教育资源线性供给机制常常表现得较为僵化、机械和被动,数字技术供给往往因受制于相关职能部门的条块分割而产生供给滞后的问题,进而导致供需错位,不仅影响乡村教育资源供给的精准性和时效性,而且还容易引发教育治理的“内卷化”。

(二)数字时代乡村教育治理目标的价值虚化

数字技术适用场域在乡村社会的不断扩展推动乡村社会基层治理由经验性的传统管理模式向数字化的智慧治理模式发生重要转型[15]。随着数字技术被广泛应用到乡村教育治理领域,其标准化、精细化、专业化的治理特征,不仅有利于持续增强乡村教育治理的幅度,塑造乡村教育治理新形态,而且有利于增强乡村教育治理的韧性,减少治理层次和行政等级,形成扁平化的管理体系。在工具理性的指引下,数字技术能够通过精准的算法和计算,设计出最优的教育实施方案,达到最佳的教育效果。数字技术的计算和加工需要将教育治理对象、教育内容、教育制度、教育空间化约为一系列数据和信息,将教育治理的责任和义务细化到个体和家庭,如此一来,复杂和多样性的教育治理就被简单化约为生硬的数字指标和技术评价。在此背景下,乡村教育治理中部分“旧技术”被不断发展的数字技术所替换,乡村教育的全部任务逐渐被越来越多的技术性目标所分解,技术治理逐渐超越传统权威治理和乡土规则,并构建出新的“技术治理权威”,即将算法与教育从乡村场域中独立出来,以精准算法、数字监管、图像处理作为强化教育过程和结果控制的单一工具,并以数字技术来加强或改组教育体系内部权力结构,从而使教育治理主体和对象都被技术所“驯化”[16]。如果不警惕乡村教育治理中的工具主义、化约主义等纯粹基于技术规则的工作倾向,使以技术达成的阶段性目标完全替换教育的终极目标和教育价值,就很容易导致教育治理目标实现的技术依赖、教育主体性消解等困境,从而造成乡村教育治理目标价值虚化问题。

教育本身具有很强的公共属性,实现公共价值是教育治理的根本导向。然而,在数字时代乡村教育治理具体实践中,如果对数字技术持过度迷信和高度依赖的态度,而忽视人作为教育治理主体的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就容易弱化和消解教育的终极目标以及治理主体的主体性,使教育治理的数字化目标遮蔽治理过程的“公共性”,影响教育公共价值实现,从而造成教育治理的“目标替换”和“动因漂移”问题。而且,不同治理主体在乡村教育治理过程中虽然拥有应然的表达权,但一旦其参与过程以及参与结果受制于技术指标和规则,其话语权和参与权也就只能让渡于技术和规则,处于“虚假参与”的状态。此外,还需注意的是,乡村教育治理数字化转型是技术、制度、规范、法规、地方知识等整合重塑的过程,全要素重组及其优化配置是达到最佳教育治理效果的关键。但由于目前乡村教育治理数字化转型主要由行政力量推动,乡村教育的数字化方案设计、项目建设、资源配置等的决策权一般都由相关行政职能部门掌握,一旦发生部门利益摩擦,相关部门之间就会通过行政框架中的条块关系相互制约,使治理变革过程及结果出现可能的暂时性的意外“锁定”,进而影响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进程。

(三)数字时代乡村教育治理脱域问题

乡土场域是乡村教育存在的文化基础,乡村生活世界是乡村教育展开的生活基础,这是教育对象精神与人格发展的基本背景[17]。因此,迈向现代化的乡村教育治理难以独立存在,而是与乡村历史、文化传统、社会结构和乡土场域互为影响。乡土孕育的地方性知识、文化传统深刻影响着教育对象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决定着乡村教育目标、内容和方法。以乡土文化场域为基底的乡村教育治理实践,只有承认乡村教育的特殊性和差异性,促进教育对象与乡村时空环境的互动,才能营造出具有高度伦理责任意识的教育治理体系。然而,由于地域文化容易在现代化进程中被脱域机制和时空延伸消解[18],所以与地域文化密切相关的乡村教育亦有在急切寻求现代性的过程中迷失和脱域的风险。

1.数字技术背景下乡村教育治理的文化伦理特质弱化

乡村教育治理有着自身的规律和特点。然而,在单纯的技术依赖和丧失主体意识的城市化转向中,乡村教育治理的文化意蕴和伦理特质就会被技术所抽离,造成教育内容、价值取向与乡村社会的疏离,进而导致教育对象乡村归属感和认同感的丢失。数字技术代表工具理性,以效益最大化为目标,在具体的场景应用中往往难以兼顾乡村教育治理过程的价值秩序。建构于数字技术之上的线上教学、数字知识、远程管理等教学模式一般只关注教育技术应用的可能性以及目标实现手段的可操作性,容易忽视教育数字化蕴含的公平、正义等意义关照及终极关怀,缺乏教育所需的“技术伦理”和“价值理性”支持,极易抑制教育对象的主体意识、伦理责任和价值指向,使教育对象很难形成个体与公共空间、意义世界等内在关联的感知和思考,进而造成乡村教育治理文化伦理特质的弱化以及价值追求的脱域。

2.数字技术背景下乡村教育治理的机制脱域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教育是为了进一步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促进城乡间教育资源配置优化,化解城乡教育发展失衡问题。然而,在教育治理实践中,很多地区的乡村教育治理目标是以城市为导向、以“向城化”为目标,存在治理评价绩效主义倾向,乡村教育基本都是围绕城市而展开,城市对乡村教育资源尤其是人才资源的虹吸现象比较严重,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动力。在此背景下,以对乡土文化具有巨大冲击力的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教育治理可能会加速乡村教育目标的脱域,导致乡村教育存在场域的分裂、冲突以及乡村教育所蕴含的文化禀赋的解构,甚至引发乡村教育“无根化”问题,即学校在乡村,但与乡村没有什么关系,学生的学习、教材、考试也都跟乡村没有任何关系,乡村教育慢慢变成了城市教育的附庸。

3.数字技术背景下乡村教育治理的社会黏性弱化

存在于乡村复合场域中的乡村教育治理往往注重在场的互动和情感交流,教育对象可以通过分享各自的经验、知识和正在进行的实践,获得更多的共同记忆和关注点,使得成员之间的社会黏性因此而增加[19]。基于数字技术的乡村教育治理,如果只秉持技术思维,就很可能会切割乡村教育的复合场域,从而减少教育主体间的交流和互动,减弱教育本应具有的连接功能,使教育和学习越来越成为个体化的事情,成员之间的社会黏性弱化。如一些青少年关注和崇拜网络中的“陌生人”,而对身边的人和事缺乏兴趣,使个体的社会化受阻,并逐渐形成自我隔离,甚至引发自我认同危机。

四、数字时代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的优化策略

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在乡村教育领域的集中体现,既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也具有极强的中国特色和乡村特性。乡村教育治理的多重属性使数字技术嵌入其中表现出赋能与脱域的双向作用,乡村教育也始终展示出一种反应性和保护性的多元化实践[20]。数字时代乡村教育治理既要避免因数字威权、城市主义所导致的脱域和“无根化”问题,又要以数字技术关联国家治理战略与乡村地域文化,促进多元场域的耦合互构,形成适用于乡村教育特性的现代治理体系,为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和方法。

(一)以乡村教育治理多维场域互构促进数字适应

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证明,人类文明具有多元复合的特征,现代化并不一定限于既定的模式,而是受到地域文化、历史传统和治理机制的影响,表现出多样化和地域化特色。中国乡村教育治理实践呈现出显著的中国特色,在乡土场域的时空延展过程中,国家治理力量推动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教育,共同构建出多维叠加的复合场域。这决定数字技术不能按照单向模式输入乡村教育,而应遵循乡村教育治理的社会情境与逻辑起点,按照党和国家治理方针以及自身发展规律渐进式推进。数字时代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要在承认技术合理性和深度认识乡村复合场域的基础上,强化公共政策和制度的驱动引导作用,促进多维场域和不同主体的互构共生、同构互变,以及行动主体间的交互“建塑”“型构”[21],推动历史场域、数字场域和乡村场域所蕴含的机会、资源、价值、权力等实现良性互动,探索形成一种利益共生、目标一致、自洽有序的教育治理模式。

1.强化政策引导,激活乡村教育治理的数字势能

国家关于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一系列规划纲要以及教育现代化的多项政策等都是党和国家推动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部署,也为数字时代乡村教育治理提供了政策基础和力量支持。在治理实践中,要继续坚持和加强党对乡村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构建并完善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饱含科学性的乡村教育政策体系[22],增强数字时代乡村教育治理效能;要以现代教育治理的科学思维,探索乡村教育治理与数字化的结合点,制定和实施推动乡村教育数字化的地方具体政策,让教育数字化政策和制度成为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其中,乡村教育政策的制定要契合乡村复合场域的实际以及城乡教育发展不平衡、乡村教育滞后的现实;在以数字技术对乡村教育进行精准分析、评估和测算的同时,要充分尊重不同教育主体的意见和诉求,分类施策;要建立健全系统完备、协同联动、长期持续、适配乡村实际的数字教育实施政策体系,注重发挥政策和制度在数字建设中的引导驱动作用;要分阶段推进乡村教育数字化建设,重点加强偏远地区数字设施、数字技术等的资源供给,进一步促进城乡教育资源供给均衡、配置优化。

2.以适应性治理促进乡村教育场域互构,营造和拓展数字技术应用空间

这里的适应性治理就是通过采取试点的方法,促进不同主体互动、融合和互构,探索数字技术与乡村教育相互适应和协同共生的路径。数字时代乡村教育治理融入“适应”思维,可以抑制不同主体相互挤压和互相排斥等问题的出现,推动多元教育治理主体通过在地化实践的方式,推动复合场域在碰撞、冲突和互动中催生出耦合性的事件、目标和任务,互构形成适应数字时代乡村教育发展的公共空间。如数字场域与乡土场域的互构,可以发挥数字技术的精准、精细的治理功效,激活和调动乡村的本土教育资源,促进不同场域契合性和一致性的形成。乡村教育治理多维场域通过互构形成共识,有利于改变外部治理配置乡村教育要素的传统方式,推动外部输入资源与本土资源在乡村场域中相互适应、协作共赢,促进多维场域的价值叠加和空间延展,激活乡村教育参与基层治理的联动机制,推动历史场域中的治理思维和治理优势转化为具体的治理策略,引导乡村教育技术场域中的组织运转、技术服务、管理创新为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提供全新生态。

(二)以乡村教育治理数字技术嵌入推动治理体系重构

数字技术应用于乡村教育治理,有利于重塑乡村教育运行机制,促进乡村教育的时空延展,拓展乡村教育治理的适用场景。然而,由于乡村教育数字化基础薄弱,导致大量输入的数字技术资源不仅难以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还会引发边际效益“收缩”以及乡村教育技术“内卷化”问题[23]。走出乡村教育技术“内卷化”,不能简单地秉持技术治理思维,试图以数字技术替代乡村教育的其他治理方法,而是需要重新认识数字技术的价值和功用,发挥数字技术赋能、驱动和测算的辅助性作用,使其成为乡村教育治理升级和转型的外部动力。

1.理清技术逻辑与治理逻辑的差异,避免因“手段—目的”替换形成的治理困境

数字时代乡村教育治理的根本逻辑起点在于人,在于服务乡村和农民。数字技术赋能的关键在于回归治理本身,而不是对数字技术的盲从。数字技术本身是工具和手段,其优势是流程标准化、数据收集即时化、问题分析精准性,突出教育的形式、手段、流程和绩效,以精准计算实现乡村教育的效益最大化。而治理本身突出的是内容、价值、服务及过程,追求公共价值和利益的最大化。数字时代乡村教育治理承担着社会建设、秩序重塑以及乡村振兴等多重任务,数字技术嵌入的目地是为民、为农,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根本关照。因此,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基本逻辑是技术适配治理,不能单纯地进行数字输入和技术替代,而应通过与教育对象、教育场域的互动,提供更加优质的数字教育服务内容,满足农民对高质量和高效率教育的诉求,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和均衡发展,促进教育公平公正,增强数字时代乡村教育的人文关照。

2.以协同思维寻求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模式

避免数字技术治理的“内卷化”问题,需要构建政府、社会、学校以及市场等合理分工、协作共治的机制,形成乡村教育的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基本框架,划分不同教育主体的治理边界和权责范围,推动数字时代乡村教育从一元管理向多元治理转变,促进技术创新与乡村教育治理内在融合。既要抑制技术思维导致的教育治理价值异化问题,又要防止发生乡村教育治理价值悖论的出现。要注重通过数字技术应用,优化教育主体参与治理的方式,拓宽教育主体参与治理的渠道,促进个体诉求表达与公共利益实现的统一性,激活不同主体参与教育治理的积极性,释放数字技术在教育领域的价值和效益。具体而言,政府要在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积极作为,深刻把握乡村教育数字化的发展方向,保持政策引导与技术规制之间的张力,通过采取多种形式宣传、传播和普及数字技术应用技能,让社会大众了解数字技术,确保数字技术话语的教育主体间互通,以知识普及祛魅技术认识的“黑箱”,破除技术迷信导致的主体性缺失问题。同时,相关行政职能部门也需要转变治理思维,围绕教育体系中国家与社会的主导性关系,通过加强与社会的合作、协商和沟通,把需要让渡给社会的权力让渡给社会,让多元教育主体平等地参与到乡村教育数字化治理过程中,以此促进教育诉求表达、政策制定和资源配置优化,实现教育资源的供需匹配和高效利用。学校作为数字技术的使用方,也要主动适应数字技术的运行逻辑,按照推动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国家部署,切实履行乡村教育治理承载方的责任,主动进行数字化课程设计、师生技术诉求“收集—反馈”、数字教育技术研发,发挥好联结政府、社会与师生关系的纽带和桥梁作用。

(三)以乡村教育治理技术价值重塑实现文化回归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这就决定着数字时代乡村教育治理既要具备良好的物质保障,也要回归乡土社会的文化生态,以避免乡村教育按照技术治理的单一线性逻辑推进。应对数字时代乡村教育治理转型,必须坚持内涵式治理逻辑,让现代乡村教育治理始终根植于乡土场域,深挖乡村文化的优秀元素、内容和价值,使之有效地融入课程教学、学校管理和教育治理体系,进而引导乡村教育治理保持伦理关照和价值关怀,培育适配现代乡村教育的主体伦理责任意识,唤醒教育对象的主体能动性及其对自身存在意义的感知能力,塑造乡村教育的文化自信,筑牢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文化根基。

1.探索乡土文化的数字传承方式,强化教育治理的伦理特质

乡村教育的数字化不只包括数字教育方式、内容、设施等,还包含数字思维、价值和理念,要求从实质层面上推动乡村教育治理的数字机理灵活运用。因此,乡村教育的数字化转型不应是对城市教育模式的简单搬移或改造,而是要将数字技术蕴含的价值与乡村教育的传统、机制、元素和文化相融合,正确处理乡村教育中现代知识与地域文化的关系,用数字技术记录乡村文化、乡土历史和人文精神,并把之运用于乡村教材的本土化编写和数字化教学,以推动乡村教育实践活动的线上开展以及成果在地转化,实现历史、现代与本土的有机统一。尤其是要在数字教学中融入以规范、艺术、技艺、道德等为代表的地方性知识,通过勾连起知识与伦理的内在关联,提升地方性知识的传播广度,引导教育对象了解和认识当地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地域风貌。要通过树立“数字化+当地化”的教育治理思维以及虚实结合的课程设置、内容传导,促进乡村教育的知识体系和内容更加完整、系统和健全。这样既可以促进城乡资源的均衡配置,提升乡村学生的知识水平和视野宽度,又可以引导乡村学生通过对乡土价值理性的思考关联自身与社会,形成个体对家乡、社会、国家的情感认同和价值认同。从教育强国的战略意义上来说,以数字技术增进乡村教育治理的文化意蕴和伦理特质,能够为中国式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培根铸魂,赋予乡村教育更加充沛的精神内涵和文化底蕴。

2.回归教育治理的价值属性,推动乡村教育服务社会建设

数字技术参与乡村教育发展的意义,不只是技术的更迭和优化,也意指教育对象在与数字工具的互动中生发的动机、智慧和思想,由此促进以精神和价值为联结纽带的教育机制的形成,推动融合价值、技术和乡土等要素的现代教育治理体系的建立,增强乡村教育发展的社会认同和空间支撑。要通过主动维护和运用乡村教育数字治理的合理性和目的性,抑制数字技术反向社会化问题的出现。在具体的实践中,乡村教育治理的数字化转型,要致力于深化乡村教师对数字技术的价值认知,在数字化教学中强化情感交流和沟通,引导学生更加聚焦学习情景和在场的体验,形成公共性论题和关注点;以数字技术关联多元化的教育对象,努力提升教育对象的治理融入度和参与感,增强教育黏度和社会关联,筑牢教育运行的社会生态基础,坚持乡村教育数字化的底层逻辑;要结合地区数字生态、教育特点、设施条件、财政状况、人才类型等条件,理性、科学地配置乡村数字化教育资源,避免教育资源闲置浪费、信息“茧房”以及技术鸿沟等问题;探索乡村教育数字化评估方式,把数字测评工具与教育价值结合起来,以师生素质提升、人的全面发展等内容为指向,全领域、多维度地记录教育过程数据,及时反馈政策执行效果,动态监测治理主体行为[24],科学分析乡村教育发展和数字化转型的成效,适时预测数字化转型引发的教育问题和技术风险,根据效果评估及时完善治理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