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谱系中，革命文化是中华民族自觉意识的体现，反映中华各民族集体记忆，在文化认同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革命文化刻写了一个既有时间线又有整体性的集体记忆图景。集体记忆是文化认同的前提和源泉，文化认同是集体记忆的结果和升华。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耦合共生，具有相同主体、共同经历、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目标。据此，面对中华民族文化安全的隐忧，我们认为革命文化作为中华各民族的集体记忆其文化认同功能的实现路径包含身份确认、内容建构、现实实践、精神系统、形式载体、价值取向等六个方面。

【关键词】革命文化；集体记忆；文化认同；中华民族

【作 者】刘然，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哲学博士。北京，100081。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23）05-0142-0008

2022年3月5日习近平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要紧紧抓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1］新时代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发展，需要民族团结。实现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根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2］。“五个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支撑力量，其中文化是社会生活的内在机理，文化认同是最为深沉的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也是他们共同的生存背景。其中革命文化是中华民族自觉意识的体现，也是中华民族再塑文化自信的反映，是中华各民族的集体记忆，深刻地塑造了中华各民族共同的灵魂，在文化认同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革命文化、集体记忆和文化认同的界定

革命根源于社会基本矛盾，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发生变化，出现新的阶级和社会力量，但是原有的政治和观念上层建筑束缚了新的生产关系的确立和进一步发展，革命的实质就是通过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改变原来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确立新的上层建筑的统治地位。正如亨廷顿所说，革命“就是对一个社会居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神话，及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领导体系、政治活动和政策，进行一场急速的、根本性的、暴烈的国内变革”^［4］241。

革命文化，是指新的阶级和新的社会力量所主张和体现的思想理论、价值观念和反抗精神等构成的精神体系。革命文化伴随革命的始终，在革命前是思想准备，通常表现为社会思潮，比如西方的启蒙运动、中国的五四运动；在革命中是思想战线，对于革命的成败和形势变化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革命后是观念上层建筑，在国家的政治制度中得以实现和发展。正如毛泽东指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5］708革命文化本身是社会意识，但是所有社会意识都具有物质载体，就如思维需要语言和文字、舞蹈需要身体和道具、绘画需要画布和画笔、电影需要机器和幕布一样，革命文化的物质载体包括人物、事件、场景、文物、史料等；而且社会意识可以转变为物质力量，开天辟地，正如马克思所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6］9

集体记忆作为一个普通名词是很好理解的，就是特定群体对于他们共同经历的事情的心理留存。但是自从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自觉地将其作为一个学术范畴提出以后，加之其他学者对于集体记忆理论的探讨和发展，集体记忆相对地就被赋予了某些固定的涵义，也获得了更大的社会意义。总体来说集体记忆包含六个要素：第一，特定群体和特定社会。哈布瓦赫认为，集体记忆是去心理学化、生理学化和个体化的概念，具有集体性和社会性特征。集体记忆在群体实践中获得，并在社会交往中保存、再现、刻写和重构。它是集体意志的体现，是个体获得群体身份和群体得以维系的途径。正如哈布瓦赫所说：“对于集体记忆来说，只要支持它的社会一直存在，集体记忆也就会获得滋养、不断推陈出新，得以强化和丰富，而不会丧失它逼真的色彩。”^［7］167第二，共同经历和共同命运。集体记忆是特定群体共同历史的真实反映，是他们共同经历和命运的写照。它可以根据现在和未来的需要进行重构，但是必须基于客观事实。第三，立足现在和展望未来。集体记忆具有开放性和时代性，群体要生存，社会要发展，集体记忆在延续，因此人们需要不断丰富、更新和完善集体记忆框架。正如刘易斯·科瑟所说：“我们关于过去的概念，是受我们用来解决现在问题的心智意象影响的，因此，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7］59第四，信息框架。集体记忆是人脑对过去经验的心理反映形式，属于精神现象。但是它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具有信息框架的，以民族精神为主线，包含共同的記忆标识、价值观念、情感体验和风俗习惯等有机内容。第五，物质载体和交往形式。集体记忆作为社会意识需要物质载体和外在形式得以呈现，包括历史文物、空间情景、纪念仪式、社会符号、遗址遗迹、图画影像等。第六，现实功能。集体记忆主要功能就是实现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维系共同体的安全，并凝聚社会主体，成为实践力量。因此所谓集体记忆，是指特定群体立足现在和未来群体安全和发展的需要依托一定的物质载体和交往形式对于共同历史经历的精神重构。

文化认同，是指人们对于本民族文化模式的归属感。它包含三个基本要点：第一，文化认同的实质是自我认同，实现文化认同的人群属于同一个民族，它们有着共同的生产生活经历、共同的历史命运、共同的政治归属、共同的精神谱系；第二，文化模式是各方面文化内容构成的有机整体，包含民族精神和价值体系统领下的各种文化现象，具有民族性和类型化标识；第三，文化认同是人们精神生活的根本追求，在灵魂深处形成精神支撑，赋予生命高层次的意义结构。

“五个认同”是一个整体，共同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内容。“正确的国家观的最高体现就是对爱国主义的认同；正确的民族观的最高体现就是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正确的文化观的最高体现就是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正确历史观的最高体现是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8］文化认同在五个认同中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机理，是民族团结的灵魂，是维系个人与群体关系的精神纽带，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标志。正如习近平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9］

二、革命文化反映中华各民族的集体记忆

中国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都是中华各民族的集体记忆反映。习近平指出：“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9］革命文化对于中华民族从自发到自觉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它与中国共产党具有同源性、同质性和同向性。^［10］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是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11］1中华各民族作为一个大家庭的成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书写了二十世纪上半叶可歌可泣的集体记忆，形成一个既有时间线又有整体性的革命文化图景。在时间线上，革命文化主要经历了四个时期：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整体性上，革命文化表现的是全国各个地区各个民族作为一盘棋的共同的历史经历和命运。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文化出现危机，这是中华各民族的共同命运。中国的少数民族主要集中居住在东北、西北、西南、东南和中南地区。东北地区主要有蒙古、满、朝鲜、锡伯、达斡尔、俄罗斯、鄂温克、鄂伦春、赫哲等民族；西北地区主要有维吾尔、回、哈萨克、东乡、土、柯尔克孜、撒拉、塔吉克、乌孜别克、保安、裕固、塔塔尔等民族；西南地区主要有藏、彝、苗、白、哈尼、傣、布依、侗、傈僳、拉祜、佤、纳西、景颇、水、羌、仡佬、布朗、普米、怒、阿昌、德昂、基诺、门巴、珞巴、独龙等民族；东南、中南地区主要有壮、瑶、土家、黎、畲、高山、毛南、仫佬、京等民族。这些地区不但地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而且大都处于边疆国境线上，往往成为帝国主义入侵的前沿阵地。我们可以看到，虎门销烟时林则徐身边土家族官兵的身影，鸦片战争中土家族将士在沙角炮台、鄂西苗族将士在广东前线、蒙古族将士在镇海战役中与满汉爱国将士一同英勇无畏的战斗；太平天国运动中广西少数民族地区成为革命的策源地，两万多起义汉、壮、瑶各族农民中壮族占到四分之一，主要将领萧朝贵、韦昌辉等都是壮族；随着中国殖民化的深入，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在中国建立租借地和划定势力范围，边疆各族人民掀起了反抗外国侵略的斗争，比如东北和西北各族抗击沙皇俄国的斗争，高山族保卫台湾抗击英、美、日、法的斗争，中日甲午战争各族人民的抗日斗争，黑旗军各族将士的抗法斗争，西藏人民的抗英斗争等；辛亥革命也是将起义的战略重点放在西南，在辛亥革命前夕孙中山在粤、桂、滇三省领导壮、汉、苗、瑶、彝、傣、哈尼等民族人民发动了多次起义，辛亥革命的首义也是在土家族、苗族比较多的两湖地区。

当然这些革命都是旧式革命，属于封建主义或者资本主义性质，没有在中国取得成功。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既有成果的基礎上，彻底改变了中国革命的性质，虽然新民主主义革命仍然是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革命，属于资本主义革命的范畴，但是它的先进性在于彻底摆脱了革命对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依赖，以工农为阶级基础，并将革命的未来引向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更是中华各民族引以为豪的集体记忆。^{［12］430～434}

1919～1927年是中国共产党的孕育成立和国共合作进行北伐战争的时期。首先，新文化运动在民族地区产生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各族青年掀起了反对封建传统思想的斗争，回族女青年郭隆真、土家族女青年向警予和回族青年马骏等都是在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爱国青年，他们冲破封建势力的束缚，毅然决然地走上革命道路。其次，五四运动激发了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白族学子施滉成为清华园的“举火人”，回族青年马骏在运动中逐渐成长为天津学生领袖，水族学生邓恩铭积极参加济南学生爱国运动，驻川滇军参谋壮族青年韦拔群利用各种途径传播革命理论。再次，早期的少数民族共产主义者在建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土家族女青年向警予加入了长沙的新民学会，马骏、郭隆镇、刘清扬等回族青年和周恩来等人发起成立了天津的觉悟社，水族青年邓恩铭等人创办了济南的励新学会等。这些进步团体凝聚进步青年，创办进步刊物，带动民族地区思想解放，并与工人运动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进行了各方面的准备。最后，北伐战争也是各族人民共同完成的。在北伐战争中，涌现出一批少数民族将士，例如蒙古族团长荣耀先、朝鲜族勇士金俊燮、白族指挥员周保中等。

1927～1937年是国民党发动反革命政变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土地革命的时期。国民党发起反革命政变，杀害了一大批共产党员，其中被杀害的少数民族共产党员包括姚彦、张昌歧、多松年、李裕智、马骏、赵琴仙、向警予、米世珍等，以及当时被逮捕后来被杀害的邓恩铭、赵世炎、龙大道、郭隆真等。但是白色恐怖并没有吓倒全国各族人民。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南昌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并在八七会议上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发动农民起义成为党的最主要任务。这些起义很多都发生在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对工农红军的建立和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例如贺龙和周逸群领导的湘鄂西武装起义得到当地土家、苗、汉等各族人民的积极响应；长阳红六军是全国首创的一支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工农红军，土家族战士达到51.7%；邓小平、张云逸和韦拔群在广西领导的左右江武装起义，更是得到壮、瑶、苗等少数民族的支持，红七军一半都是壮族。在武装起义的推动下，中国共产党还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革命根据地，成立苏维埃政权，进行土地革命，例如海南黎、苗地区的琼崖根据地，土家族、苗族地区的湘鄂西根据地，广西壮族、瑶族地区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畲族地区的闽浙赣革命根据地，陕甘宁回族地区的革命根据地等。土地革命的胜利必然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仇视，根据地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剿，红军被迫长征。在长征中中国工农红军先后经过了湘、赣、桂、黔、滇、川、康、甘、宁、青、陕等11个省，与苗、瑶、壮、彝、藏、回、土家、纳西、裕固、羌、布依等10多个少数民族发生了直接联系。红军认真执行民族平等团结的政策，赢得了各族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他们为实现中国革命的战略转移作出了卓越贡献，也为后来的革命胜利打下了基础。

1937～1945年是国共两党合作进行抗日战争的时期。东北是最早受到日本蹂躏的地区，其抗战长达十四年。东北人民革命军的主要活动地区以满、朝鲜、赫哲、达斡尔、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为主，其革命将领和战士很多都是少数民族，比如周保中（白族）、于铁力（鄂伦春族）等。全国抗战爆发后，全国各族人民更是组成了全局性的抗日统一战线。冀中、渤海、西北的回民抗战，涌现出马本斋、刘文正、刘格平、刘震寰、马思义等回民英雄；海南的黎、苗等族人民建立了抗日民族根据地；高山族人民在阿里山建立了抗日游击根据地；西南边陲的滇、桂、黔地区也是抗战前沿阵地，各族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活动；西藏、新疆地区虽远离抗日前线，但是也用实际行动支援抗日，在日本封锁中国海岸线和滇缅公路后，新疆成为中国抗战最重要的国际运输线，藏族人民除了竭尽所能进行物力支援外，还纷纷参军参战。

1945～1949年是国共两党进行大决战的解放战争时期。这个时期不仅是两个政党的决战，而且是中国各族人民两个命运的决战。要么接受代表“三座大山”利益的蒋介石政府的独裁统治，要么迎接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国家。中国各族人民为了保卫胜利果实，争取彻底解放，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从1946年6月国民党政府撕毁双十协定向解放区全面进攻到1947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仅仅用了1年时间。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除华南和西南中国大部分地区都已解放。不久这些地区也传来胜利的消息。截至1951年10月西藏和平解放为止，全国各少数民族除台湾高山族以外全部获得解放。

三、“集体记忆”的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功能

在中华民族的危机时刻，中华各民族面对共同的历史命运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刻写了伟大的革命文化。革命文化是中华各民族的集体记忆，是中华民族自觉意识的体现，成为文化认同的重要的精神资源。

集体记忆是文化认同的前提和源泉。集体记忆是群体成员对于共同经历的精神共享，它为文化认同提供历史积淀和精神素材，明确文化的时间、地点和人物，讲述文化的来龙去脉、成因结果，例如共同战胜自然的生存繁衍，共同反抗外来侵略的战斗，共同谱写的盛世华章等，它们共同构成文化认同的思想基础，成为凝聚人心戮力奋斗的力量之源。“通过集体记忆建构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就是要用共同的历史、共同的经历、共同的记忆、共同的情感来凝聚团结十四亿多中华儿女。”^［13］集体记忆是丰富而复杂的，辉煌的历史让我们文化自信，温情的历史让我们从容淡定，不幸的历史让我们奋发图强，耻辱的历史让我们自省反思。而且往往是不幸灾难和反抗战斗更能唤醒民族的自觉，中外历史都有例子，无论是中国近代的民主革命，还是英法战争和美国独立战争，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民族的自觉意识得以产生或强化，文化认同得以确定。如今中国受西方技术操控制裁的情形也是精神创伤性的集体记忆，技不如人的经历激发了国人奋发图强的爱国热情。集体记忆成为文化认同的中间媒介，也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传递和沉淀的过程。

文化认同是集体记忆的结果和升华。文化认同是人们精神生活的根本追求，在灵魂深处形成精神支撑，赋予生命高层次的意义结构。集体记忆基于共同经历和现实需要所形成的信息框架，最终会从社会心理上升为社会意识形式，经过提炼和升华，在文化认同中获得集中的展示，并形成文化认同的精神实质和价值内核，成为民族的精神归属和信仰，从而完成其维护群体生存发展而进行精神重构的功能。

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耦合共生。第一，集体记忆和文化认同的主体一致，是同一民族的集体记忆，同一民族对于自身文化的认同；第二，它们在发生学上是同源共生的关系，共同根源于同一群体的共同的实践活动；第三，它们在本质上都属于集体观念的范畴，都是集体对于共同经历和课题的精神把握，集中体现本民族的精神基因；第四，它们在功能上都具有维系凝聚的作用，以确保群体的延续和发展。因此集体记忆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就是文化认同不断滋养和巩固的过程。

就中国而言，中华民族是集体记忆和文化认同的主体。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历史上出现的各族群不断融合、分化、再融合，形成了伟大的中华民族。他们共同演绎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塑造和延续着中华民族的文脉。中华民族文化经历了三个阶段：中国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习近平在论述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时就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14］其中革命文化和社會主义先进文化又同属于中国近现代历史范畴，在这个历史阶段，民族自觉意识在世界范围内拓展。中国传统文化属于中华民族文化自发形成和发展的结果，而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则是自觉的文化实践结果，各民族文化在后两个阶段中属于类同文化。也就是说中华民族在民族危机时刻塑造的革命文化具有更为强烈的集体记忆的性质，不仅自觉，而且深刻，在文脉相通的基础上，更增加了生死与共的文化亲情。这种强烈的集体记忆的信号，成为文化认同的显性基因，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从此有了明确的自我意识，成为中华民族的自我肯定、自我激励和自我凝聚的文化认同。

中华民族的共同经历是集体记忆的基本内容和文化认同的文脉基础。中国各民族长期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有着既相同、相通又相异的实践生活。经过漫长的上古历史，在春秋战国之前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北狄、南蛮、东夷、西戎的民族格局。后来北狄、南蛮、东夷、西戎大多分别为晋国、楚国、齐鲁和秦国兼并，逐渐形成了华夏族。可以说中华民族的雏形就是民族融合的结果。而且中华民族很早就超越了血缘共同体的范畴，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精神共同体。“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15］之后魏晋南北朝、辽夏金元、清朝民国时期也是重要的民族融合阶段，而且中华民族最终在革命中走向自觉。立宪派代表人物杨度认为：“一民族与一民族之别，别于文化，……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16］7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进行民族识别，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新中国的历史又增添了新的集体记忆，成为文化认同新的舞台。习近平对中华文化进行了高度概括：“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17］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集体记忆的信息框架和文化认同的模式载体。所谓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指中华民族全体成员基于共同的历史时间和地理空间，在不断的交往、交流和交融的过程中共同创造、普遍认同、相与寄托的精神文化系统。它是一个知识体系，包含着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丰富思想材料；它也是一个价值体系，铭刻着各民族普遍认同的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和孜孜以求的共同理想；它更是一个情感体系，维系着各民族相濡以沫的关系和相与寄托的心灵归宿。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既是集体观念的汇聚，也是集体观念的升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在本体论上表现为多元一体，多民族主体共有，并形成有机整体和核心价值观；在认识上依托于源远流长的民族交往、交流和交融的历史，包括古代的民族融合、近代的民族解放运动、现代的中华民族复兴，并升华出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在社会论上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逻辑基础，政治上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要求文化上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18］。

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和伟大复兴是集体记忆的新篇章和文化认同的核心诉求。集体记忆和文化认同都是立足现在的精神建构，因此它们都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为现实基础，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动力。近代以来广义革命文化作为集体记忆书写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打破文化自信并重塑文化自信，最终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和强起来的过程。文化认同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所谓文化软实力，是指一定群体创造的精神产品在其共同的实践活动当中所产生的力量。文化认同是人们对于自我文化的认可，具有凝聚人心，促进本民族文化发展的作用，并为社会各方面建设提供智慧支持，因此发挥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作用。

四、“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功能”的实现路径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灵魂，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在目前的国内外环境中，集体记忆遭遇一定程度的瓦解，文化认同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

第一，全球化和数字化时代世界文化处于开放高速的交流状态，文化多元主义导致理想目标混乱和价值体系散乱，西方的文化霸权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安全隐患，互联网的超文本特征导致意义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二，消费主义和流行文化稀释、遮蔽和篡改中华文化符号的意义内涵，导致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模糊、消解和忘却，神话遭遇各种“魔幻变调”，历史人物受到各种“戏说反讽”。第三，后现代主义思潮导致传统文化符号的解构和文化认同的消解，因为“它推崇的是语言的游戏（利奥塔）、文本的解构（德里达）、历史的祛魅（福柯）、欲望的张扬（德勒兹）等，这种天马行空的多元主义使其对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化、历史、传统都不屑一顾”^［19］。第四，中国作为后发国家遭遇快速激烈的文化转型，忠孝仁义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民主科学的现代文化价值观与解构多元的后现代主义价值观并行，它们之间出现的裂隙导致众多社会观念冲突。第五，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侵蚀蔓延，“否定传统文化、抹黑革命文化、消解先进文化”，用个体记忆肢解集体记忆，用自我认同取代文化认同，历史虚无主义者对中华民族文化了解不够，缺乏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识不深，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归属感不强。第六，中外分裂势力的影响，他们总是借口地域文化差异、发展不均衡、历史遗留问题等在我国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港澳台地区等挑起矛盾。正如萨伊德所说：“文化成为了一个舞台，各种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力量都在这个舞台上较量。文化不但不是一个文雅平静的领地，它甚至可以成为一个战场，各种力量在上面亮相，互相角逐。”^{［20］前言4}

面对中华民族文化安全的隐忧，我们必须坚持中华民族文化的独立性、传播力、影响力、表达力、创造力和凝聚力，并为此进行理论和实践的探索。这里的“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功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特指作为集体记忆的革命文化的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功能。根据革命文化的具体内容，以及集体记忆和文化认同的各自特征与耦合共生关系，我们认为其实现路径包含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在革命文化命运与共、开天辟地的集体记忆中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体意识，铸牢文化认同的身份确认。近代中国遭遇的民族危机是中华各民族的共同命运，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进行的开天辟地的革命抗争也是中华各民族戮力同心的共同实践，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正是在鸦片战争、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一场场历史事件中获得时空整合和意义固定。文化认同首先是身份认同，中华各民族成员只有了解自身的文化基因，认同中华民族的身份，才能共同坚守住中华民族的文脉。因此作为集体记忆的革命文化的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功能的实现必须以人为中心，实现人心相通，方能使集体记忆获得滋养，文化認同得以强化，永葆逼真的色彩。

第二，完善革命文化的建构，开展党史党性教育，“复魅”英雄，突出少数民族革命史。作为集体记忆的革命文化的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功能基于革命史和中共党史的基本事实，这是中华各民族产生精神共鸣的前提。因此我们必须加大革命文化的建设力度，发挥革命文化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加强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的研究深度，梳理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坚决抵制历史的篡改、消解和忘却。在这个过程中强调两个重点：一是“复魅”英雄、褒扬烈士，让他们成为历史的坐标和时代的榜样，习近平指出：“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对中华民族的英雄，要心怀崇敬，浓墨重彩记录英雄、塑造英雄，让英雄在文艺作品中得到传扬……绝不做亵渎祖先、亵渎经典、亵渎英雄的事情。”^［21］351二是突出带有民族特色的关键要素的研究，强化革命文化是中华各民族集体记忆的事实，对于文化认同和民族团结具有决定作用。

第三，革命文化的集体记忆重构应该聚焦当代现实问题，让革命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发挥作用，让新的实践延续中华文脉。集体记忆的重构和文化认同的目的都是立足现在，指向未来的。作为集体记忆的革命文化的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功能的作用机制有二：“一是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自我更新”，“二是中华民族集体记忆介入现实”。^［22］前者必须坚守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打造新的集体记忆，保证精神谱系一脉相承；后者必须立足新时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问题，继承和发扬革命文化，在中华民族复兴中创造新的奇迹。正如习近平所说：“我们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既向内看、深入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又向外看、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既向前看、准确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趋势，又向后看、善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23］

第四，注重革命文化的集体记忆信息框架向文化模式的升华，巩固文化认同的精神系统。首先，在集体记忆的信息框架中，民族精神是主线。我们应该不断重构革命文化体现的爱国主义情怀、团结统一共御外侮的革命精神、解放人民争取和平的理想旨归、艰苦奋斗实事求是的战斗作风和开天辟地开拓进取的奋进精神，将之升华为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即中国精神。其次，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基础。革命文化继承和丰富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内容包括丰富的革命历史事件和革命精神、因地制宜的革命形式、命运与共的革命情谊、挽救民族危机的革命理想等。最后，共同的记忆标识、价值观念、情感体验和风俗习惯等是有机内容。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教育中，除了一般性的集体记忆的唤起，还应该注重记忆标识的提取、价值观念的强化、情感体验的共鸣和风俗习惯的养成。记忆标识就是标志性的记忆重点，可以是时间、地点、人物、物品、事件等，比如1921年、井冈山、韦拔群、重庆渣滓洞的红旗、九一八事变，单纯这几个只言片语就能够勾起中国人多少革命岁月的回忆。革命文化的很多价值观念也是值得肯定的，理应成为中国精神的宝贵财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爱国主义，所谓不忘初心，就是要不忘祖国和人民。在革命文化中也书写了很多感人至深的故事，无论是故事本身的讲述，还是艺术升华的作品，都可以让人泪目。革命文化中体现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也具有移风易俗的作用，改变着中华各民族的生活面貌。

第五，充分保护和使用革命文化的物质载体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挥重构集体记忆和文化认同的作用。集体记忆和文化认同都是集体观念，需要物质载体和交往形式的呈现，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象化。在物质载体方面，我们应该保护和使用好历史文物、影像资料、遗址遗迹等。物品具有某种符号意义，它们承载着革命的历程，能够直观地唤起人们的集体记忆。遗迹遗址是更大的记忆之场，能够让人们沉浸其中，营造记忆氛围和传递纪念情感。当然由于历史原因，有些文物和遗迹遗址没有保存好，我们还可以利用现代高新科技，复原历史场景，或者构建网络虚拟之场，将信息传递给更多的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最重要的就是紀念活动。康纳顿在其《社会如何记忆》中把造成集体记忆的社会实践分为两类：体化实践和刻写实践。纪念仪式和集体活动就是最重要的体化实践，在一年一次的重复中，集体记忆和文化认同得到强化，个体获得有效的定义，避免成为赤裸的现代人。

第六，革命文化作为集体记忆实现文化认同功能必须聚焦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价值取向。在“五个认同”中，国家认同处于首位，是最高层次的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相当于是国家认同的肉与灵。中国共产党认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同是实现国家认同的历史选择，成为国家认同的基石和道路。革命文化作为中华各民族的集体记忆的文化认同功能的实现只有站在这样的战略高度，系统把握，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在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行为认同三个层面塑造中国（中华民族）精神，凝聚中国（中华民族）力量，实现中国（中华民族）价值。“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2］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不断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 共同建设伟大祖国 共同创造美好生活［N］.人民日报，2022-03-06（01）.

［2］习近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1-08-29（01）.

［3］杨天才，译注.周易［M］.北京：中华书局，2019.

［4］［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7］［法］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8］郎维伟，陈瑛，张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五个认同”关系研究［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

［9］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京举行，习近平作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30（01）.

［10］王东.革命文化：中国共产党关于革命的“集体记忆”［J］.红色文化资源研究，2018（2）.

［11］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89.

［12］罗开云，等.中国少数民族革命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3］苏黄菲菲.集体记忆视域下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理路［J］.社会科学家，2020（7）.

［1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18（01）.

［15］〔南宋〕魏仲举.五百家注昌黎文集［M］.南宋宁宗庆元六年（1200）汇编.北京：线装书局，2014.

［16］金炳镐，主编.中国民族理论百年发展1900～1999［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

［17］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09-27（02）.

［18］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10-15（02）.

［19］陳培永.后现代文化境遇中的中华民族精神弘扬［J］.淮海工学院学报，2009（2）.

［20］［美］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M］.李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2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22］史宏波，黎梦琴.在强化中华民族集体记忆中弘扬中国精神［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1（6）.

［23］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02）.

THE CULTURAL IDENTITY FUNCTION OF REVOLUTIONARY CULTURE AS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CHINA

Liu Ran

Abstract：In the spectrum of excellen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revolutionary culture and advanced socialist culture，revolutionary culture is the embodiment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reflecting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all ethnic groups and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cultural identity. Revolutionary culture depicts a picture of collective memory with both a timeline and integrity. Collective memory is the premise and source of cultural identity，while the later is the result and sublimation of the former. 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 are coupled and symbiotic，with the same subjects，common experiences，common spiritual home and common goals. Accordingly，when faced with the hidden concerns about the cultural secur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we believe that the path of realizing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revolutionary culture as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all ethnic groups includes six aspects：identity confirmation，content construction，actual practice，spiritual system，form carrier and value orientation.

Keywords：Revolutionary culture；Collective memory；Cultural identification；Chinese nation

〔责任编辑：李 妍〕

*基金项目：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央民族大学）二十大精神研究专项课题“创新文化的实践路径”（2023ESD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