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 华

1946年12月，《鸭绿江》创刊于彼时的合江省（今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最初刊名为《东北文艺》，1948年7月改名《文学战线》，1950年2月复名《东北文艺》，1 9 5 3 年1 0 月改刊名为《东北文学》。1954—1966年的十多年里曾先后更名为《文学丛刊》《文学月刊》《处女地》《文艺红旗》《鸭绿江》等，其间《文学青年》并入《文艺红旗》。“文化大革命”期间停刊6年，1972年9月以《辽宁文艺》为名复刊，1978年7月复名为《鸭绿江》，出版至今。

一、1946 年，《东北文艺》创刊

1945年，随着抗战胜利和东北解放区的建立，周立波、草明、萧军、罗烽、舒群、白朗、马加、方冰、师田手、蔡天心、江帆、井岩盾、胡零、蓝澄、慕柯夫、韶华、罗丹、文菲、安波、胥树人、崔璇、申蔚、思基、安危、金肇野、石光等一大批革命文艺家从延安奔赴东北，来到了黑龙江地区，宣传新文化，兴办新教育，使黑龙江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事业得以逐步建立与繁荣，也使东北解放区文学得到快速发展。

1946年9月，吕骥、张庚在号称“东北小延安”的佳木斯创办了东北文艺社。东北文艺社实际是他们自己拟定的一个对外称呼，当时还没有属于这个文艺社的宣传阵地。中共东北局宣传部的领导同志认为有必要召开一次文艺工作会议，给作家、艺术家们打打气，鼓鼓劲，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创作条件。10月19日，会议召开，会上，由当时的全国文协成员萧军、舒群、罗烽、金人、白朗与草明6人提议，决定筹备成立东北文协，由草明牵头，创办《东北文艺》月刊。

经过筹备，12月1日，《东北文艺》创刊号正式在佳木斯市光明大街东北书店总店出版。创刊号为16开本，52页，封面用土制道林纸，内文用地产凸版印刷纸，内文正文用老五号字，上下分栏印刷，骑马订装。在编排时没有设置栏目，同类体裁的作品穿插编排，编辑篇目比较分散，可以看出当时的编辑与出版还是比较仓促的。

该刊编辑者为《东北文艺》编委会，出版者为东北文协出版部, 由东北书店发行，东北各大书店经售。那个时候，东北书店隶属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是当时东北解放区最大的出版发行机构，该店1945年11月7日在沈阳成立。1947年4月，东北书店总店从佳木斯市迁入哈尔滨道里地段街。《东北文艺》也随其迁入哈尔滨道里兆麟大街132号东北文协筹备编委会内办公。

创刊号的封面是一幅木刻——由铸夫创作，名为《保卫我们的土地》。画面只有一个人物，是一位身背步枪及子弹带、头戴窄边草帽、怀抱捆束稻谷、目光坚毅的农民形象。距下边1.5厘米处，通栏横印红地阴文“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东北总分会会刊”15个字。

《东北文艺》主要刊载宣传党的文艺政策、文艺理论方面的文章与作品。创刊号刊有19篇作品，首篇文章是东北文协研究部部长萧军所撰写的《目前东北文艺运动我见》。这篇文章共分为“集中力量、建立核心”“配合政治、连系人民”“扶植新军、改造旧部”“深入工厂、部队和农村”“加强学习、发展批评”五个部分。作者号召东北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团结起来，“集中力量，扼守主要据点，进行长期斗争”。在文章中，作者鲜明地提出“文艺就是为政治服务的一种工具”，而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首先应当“和人民一同生活，一同工作，一同向人民底共同敌人战斗”。可以说，文章所提出的办刊方针，与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的我党的文艺方针是完全一致的。另一篇重要文章是冯明的《记鲁迅十年祭和东北文协的诞生》，该文记述了在哈尔滨举行的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大会后当天, 东北部分文化界人士筹备成立东北文协及决定出版本刊的过程。

《东北文艺》上刊登了数量众多的小说，其中赵树理的《孟祥英翻身》是表现延安解放区生活的文学作品，其他则多以东北解放区的农村土地改革斗争、与反动派的斗争、歌颂八路军等为表现内容。萧红的《手》是萧红唯一的一篇描写中学生活的小说，以她就读的中学“东特女一中”为背景，在对乡下染坊家庭出身的王亚明进城读书的艰难处境的描写中，充满了对下层人民苦难生活的同情。

《东北文艺》以坚持革命现实主义题材为原则，集中表现农村土地改革和解放战争这个主题，真实记录了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涌现出的战斗英雄、社会面貌和人民思想的转变。如表现农民的“翻身主题”是农村小说创作最主要的主题之一，方青《老赵头》描写了黄玉屯地主被清算后，贫苦农民翻身做主后的生活状态，尤其是描写了他们思想上的转变，由被压迫、落后转变为积极投身革命，表现了老百姓在思想上对共产党的极大认同和信任。表现土改运动中“反投机、反翻把斗争”也是农村小说创作的又一主题。白朗《棺材里的秘密》描写了一个叫四喜屯的地方，斗了地主分了田地后贫农的境遇并没有改变，他们还没有真正翻身。土地改革并不深入，恶霸地主幻想“变天”，他们把财宝和武器装在棺材里，和群众发生枪击，最后被捉。“控诉旧时代，表现新生活”的主题也在许多作品中表现。袁犀《网和地和鱼》、史从民的《井》、刘白羽的《喜事》、关沫南的《不是想出来的故事》，表现的都是类似的主题。

诗歌和散文创作也十分丰富。陆地的散文《早晨》记录了青年积极参与革命联军的经历；诗歌《六路解放大军》描写解放军解放陕西、山西等西北地区的磅礴气势；《儿子的安慰》抒写儿子愿以抗战的胜利安慰亲人的铮铮誓言；《白沟村》通过对比的写法诉说八路军与老百姓之间的深情；《哭丈夫》采用倾诉的语气，诉说丈夫遭受的压迫。而创作于同一时期公木的《三皇峁》《十里盐湾》等叙事诗，也呈现出同样的时代风貌和艺术特征，只是由于不断深入民间生活的结果，其民歌风味更加浓郁了。

除此外，还有白朗的《孙宾和群力屯》、范政的《夏红秋》、草明的《鲁迅忌辰在北平》、方青的《老赵头》、周洁夫的《老战士》、李雷的《父亲》、晋驼的《渡河》、鲁雅农的秧歌剧《买不动》，以及小说翻译作品《只不过是爱情》、歌曲《我们要高举鲁迅的战旗》等。其中很多篇目的作者为人们所熟知，作品也广为流传，而这些作品当年正是通过《东北文艺》首次走进大众生活的。

《东北文艺》发表的作品类型和主题基本代表了东北解放区文学的样态，总体上看是多角度地表现了宏阔历史进程中的人与事，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和地域色彩，构建了解放战争时期文学的“大叙述”与“人民伦理”的叙事伦理，代表着新的文化类型的广泛传播与构建，唤起人民大众对新政权与民族国家的强烈认同。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东北文艺》出至1948年1月1日第二卷第六期终刊，总共出版12期。

二、1948 年，改刊名为《文学战线》

为了更好地贯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反映东北解放区人民革命斗争与生产生活，1948年3月，中共东北局宣传部召开文艺工作者扩大会议，以“反映人民大众的斗争和生活”为宗旨，决定在东北解放区军事战线之外开辟一条“文学战线”，即在原《东北文艺》基础上创办一个为东北解放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文学刊物——《文学战线》。

《文学战线》是《东北文艺》历史沿革中的一个阶段性产物。周立波担任《文学战线》主编前，亦曾担任《松江农民》报主编，积累了大量的编辑实践经验。这个时候的他刚刚完成《暴风骤雨》的创作，创作上处于高峰期。

该刊自1948年7月25日创办于哈尔滨，出版至当年年底，共发刊6期，编为第一卷。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12月25日周立波将《文学战线》经过适当调整，第一卷五、六期合刊正式在沈阳出版。从这一期的《编后记》可以看出，当时创刊《文学战线》是很匆忙的：“《文学战线》创刊于今年七月。它是根据文艺工作者会议的决议，读者的要求，和一些文学工作者的努力而产生的。……我们杂志社的组织机制不健全，干部缺少，没有专门从事编辑业务和理论批评的同志，创作上大半依靠外来的投稿。我们是在没有明确的编辑方针、没有组织计划，没有广大群众的联系下面，凭着一点经验摸索进行的。”

其《稿约》记载：“本刊欢迎反映人民大众的斗争和生活的各种文艺作品，文艺论文、小说、戏剧、诗歌、报告文学、人物传记、散文、速写、日记、民间故事和翻译、书报评介。”

《文学战线》创刊号刊登了周立波的《反对美帝扶植日本侵略者》和刘白羽的《永远不能忘记》，值得注意的是两篇文章的写作时间同为1948年7月7日。两篇文章都是对日本的侵华战争暴行进行控诉，对侵华战争进行抨击，同时表达了中国人民对美国“帮助代替日寇的蒋介石匪帮”切齿痛恨之情，客观上对解放战争进行了宣传和鼓舞。文章十分犀利，对于抗战以来的我军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历史进行了回忆，同时也对当时与美国支持的蒋介石政权进行比较，对于美帝不正义的战争进行抨击，更坚定了我党领导革命的必胜信心。

1949年3月起，在沈阳出版的《文学战线》为第二卷第一期，同年7月出版至第二卷第五期后停刊，总计出刊11期，均由东北书店发行。

《文学战线》每期封面设计不尽相同，但都出自华君武、张仃、古元之手。其内容积极反映东北解放区人民追求光明的革命斗争和生产活动，承担着在东北解放区传播和实践《讲话》精神的重任，对开拓并发展新形势下的东北解放区革命文学做出了巨大贡献。

为了鼓励文学青年的创作，扩大文学战线队伍，《文学战线》还专设《工人创作特辑》，开辟《青年之页》《工人创作》等创作专栏，及时有效地反映东北青年的斗争与日常生活，并有广泛探讨文学问题的“文学往来”等栏目。该刊出版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年，却是解放战争后期东北文坛的重要文学期刊，是研究东北解放区革命斗争和革命文学的重要历史文献。

出刊11期的《文学战线》发表了描写战争的各类体裁的作品，总计34篇。第一卷中的大部分作品是为了鼓舞士气的宣传之作，而到了1949年，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发表的文章都是歌颂胜利与赞扬解放军战士的作品。一些文本是适应时代的“急就章”，但是同时其中也不乏一些战士们自己的佳作。在创刊号中辑录了《〈枪杆词〉和〈顺口溜〉》，“这样的作品在战士中，逐渐流行，特别是在‘井冈山’一部宣传员在练兵中深入班里，和战士，一起共甘苦，使这个运动又提高了一步。（编者）”从此处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深入到部队之中去收集战士们的创作，这些作品经过发表，反响热烈，受到了极大的欢迎。

《文学战线》也刊发了大量以农民和农村为题材的作品，尤其应该提到的是发表于第一卷第三期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选载）。史料记载，“出国前夕的1948年10月29日，丁玲参加了《文学战线》编辑部组织召开的关于本书的专题座谈会。据马加回忆，座谈会上的发言并未对这部名著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反映出当时东北确实集中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人才，对于时代的作品能够及时地把握，同时第一时间与作者进行对话研讨。而该书也是于1948 年初版于东北的光华书店，随后在全国各地进行翻印，东北解放区为该书的传播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周立波主编的《文学战线》出现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具有特殊的意义。尤其是对战争时期的工人，农民以及军人形象的塑造，突出表现了在恢复生产、土地改革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人民的光辉形象。同时不能忽略的是，《文学战线》是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的理论指导下的具体实践，其“为工农兵”创作的原则自始至终，是解放后作家文学创作的体现。当然，他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出艺术性上的某些局限。

此外，《文学战线》也转载了大量关内解放区的作品，并对苏联文学理论作了一些介绍和评价。

三、1950 年，《东北文艺》复名

《文学战线》发行一年左右，1950年2月又复名《东北文艺》。蔡天心为主编，文戎担任编辑部主任。杂志为16 开本，月刊。最初，编辑部人很少，只有肖贲、黄三川、高越、浦漫湘、盛德（简慧）和张凤珠六位编辑。除黄三川外，其余的人都很年轻。这是新中国诞生之后东北的第一本文艺期刊，其发刊词、编后记和稿约，基本体现了东北文联这一机关刊物的编创风格：遵循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倡导现实主义、努力推举老中青作家高水准的艺术精品、刊登各种体裁文学新作的风格。

“团结东北一切爱国的民主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在毛主席为工农兵的新文艺总方针的指导下，和东北人民一起，为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文化思想上的残余势力，完成东北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而奋斗，并在此总的目标下，具体执行东北文代会‘创造新的人民英雄形象’‘把文艺提高到人民建设时期的新水平’的方针，表现人民大众在革命和生产建设中的优秀品质和伟大业绩，创作富有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而又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人民文艺，发挥文艺为经济建设服务于教育人民的伟大作用。”

在如上发刊词中，《东北文艺》杂志编者明确了期刊的宗旨、目的与意义，并且还对文艺创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如它的稿约写道：

1.反映人民大众现实生活，描写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当中的英雄人物和他们各种作品，如小说、诗歌、剧本、报告、散文、杂文、童话等。

2.文学艺术理论：作品与作家介绍与批评、各种专门问题的研究，以及与现实文艺运动和创作上有问题的讨论。

3.各地文艺运动的情况、经验介绍、报告总结等。

4.苏联与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文学理论和短篇作品的翻译等，特别欢迎与目前文艺运动方向结合的译文。

5.木刻、雕塑、绘画、漫画及有文艺价值的照片等。

从稿约中基本可见期刊的栏目设置情况，同时对作品形式、内容与总体精神进行了规范。稿约中对“木刻、雕塑、绘画、漫画及有文艺价值的照片”的约稿，则使得《东北文艺》的作品始终呈现出较为丰富的面貌。

蔡天心主编《东北文艺》期间，非常重视对初学写作者的培养。在这项工作上，他倾注了很大的热情和心血。《东北文艺》创刊不久，蔡天心同志就酝酿、计划办一个业余作者文学补习班，时间安排在星期天。开班后，参加者踊跃。在这个补习班上，高节操这个作者留给编辑们的印象比较深刻。他在创作上已经取得不少成绩，如第三卷第四期发表的剧本《难逃法网》、1953年第一期与郭锋合作的剧本《水流千里归大海》、1953年第十期发表的散文《群众心上的》和1954年第三期在《文学丛刊》上发表的散文《建设的尖兵》等。他的代表作《山沟里的妇女》在《东北文艺》发表后，同期发表了肖贲同志的评介。接着又被《新华月报》转载，被团中央编入团员婚姻法学习材料中。不久，教育部主编的职工中学课本又编入了该作品，东北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写作与阅读》也收录其中……《山沟里的妇女》几乎是作者的自身写照，有其生活基础，写来水到渠成，这与高节操在文学补习班的学习和那些良师益友的教导是分不开的，又正好遇上了公布婚姻法、宣传婚姻法那么一个时代机遇！

编辑张凤珠从自然来稿中翻出来一篇小说《好大娘》，作者刘真，发表在《东北文艺》1952年第四卷第五期上。这篇作品被宋庆龄儿童福利基金会评选为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并获得三等奖。后来作者被推荐到中国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学习（现鲁迅文学院）。此后历任中国作协武汉分会专业作家，中国作协第三、四届理事，河北省文联、中国作协河北分会副主席。可以说，刘真的成功离不开《东北文艺》的培育。

1953年1月，《东北文艺》出版至36期停刊。这36期的《东北文艺》刊发了舒群、白朗、韶华、严文井、吴伯箫、草明、公木、刘白羽等诸多名家名作。作为新中国东北具有开拓意义的期刊，《东北文艺》囊括了多种艺术形式，令其有别于后来改刊后的诸多纯文学刊物。

四、1953 年，易名《东北文学》

1953年10月，《东北文艺》开始易名为《东北文学》，选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周年的10月出刊，由东北作家协会、东北文学编委会编辑，东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编辑部位于沈阳市城内大南门里。编辑委员有公木、木柯夫、马加、草明、师田手、蔡天心。

《东北文学》易名后，刊登了大量表现农村题材的小说，尤其是表现农业合作化的作品。它的稿约是：

反映人民大众现实生活，描写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的各种文学作品，如小说、诗歌、散文、通讯、报告、剧本、演唱。特别欢迎短小精悍、富有战斗性、密切结合现实的杂文、小品、文学性的社会评论、生活小故事及讽刺文、讽刺诗。开发论述文学创作问题的理论文章、文学作品的批评介绍，生活创作经验的介绍。

易名后的《东北文学》以主要篇幅刊登从多方面迅速而深刻地反映当时的现实生活和现实斗争的艺术作品，鼓舞人民群众的劳动热情，使文艺创作跟上时代的步伐，如周扬的《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茅盾的《新的现实和新的任务》、杨朔的《〈三千里江山〉写作漫谈》、俞平伯的《红楼梦的思想性与艺术性》、韶华的《作者的生命力》等评论文章，充分反映了《东北文学》的编辑思想；又如白桦的《把江边畔的朴陶和姑娘》、舒群的《维·瓦·库恰也夫同志》、公木的《共产党引我见青天》等作品，迅速反映现实生活，形式上生动活泼、短小精悍、通俗易懂，受到了读者的广泛好评。

1954年8月，作为具有战斗性、群众性的文艺刊物《东北文学》停刊了。在这11期刊物里，《东北文学》密切结合现实，发表了不少为读者所喜爱的作品。

五、1954 年，不定期的《文学丛刊》

由于东北大行政区撤销，东北作家协会的工作范围、任务亦有所改变。《东北文学》出版至1954年8月号（即总第11期）停刊。虽然东北作家协会于当年12月编辑了不定期的双月刊《文学丛刊》，但是编辑们已经意识到需要加强刊物的思想性和战斗性。

《文学丛刊》的稿约中写道：“1.反映人民大众生活，描写革命斗争和经济建设的文学作品；小说、诗歌、散文、报告、剧本和演唱作品。2.文艺理论、文艺批评、创作经验。3.优秀的短篇翻译。”但纵观出版了三期的《文学丛刊》，只能看到东北文学的部分风貌，一些反映厂矿工人生产建设、反映工农兵以及其他各方面的生活以及表现英雄人物的作品不多。

为改变这一现象，编辑们约来了郭沫若的《三点建议》、茅盾的《良好的开端》、周扬的《我们必须战斗》、草明的《马克思主义不容歪曲》等作品，并号召广大作者和读者从各个工作岗位上多多供给刊物文艺通讯、报告和特写的稿件。这反映了编辑部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方面。

《文学丛刊》经过三期的出版，编辑们更深刻地感到双月刊很难满足当时的需要，读者也不断督促他们改成月刊。他们在检查刊物的基础上经过了努力，克服了一些困难，决定于1955年7月起，将《文学丛刊》易名《文学月刊》，每月1号出版。

六、1955 年，《文学月刊》出版

1955年7月，《文学月刊》正式发刊。它是中国作家协会沈阳分会出版的《文学丛刊》的改刊和继续。

改刊后的《文学月刊》，在学习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最早改为横排，并且扩大和加强了美术作品的园地，使得《文学月刊》的美学品位得以提升。该刊的编辑方针，以发表创作为主。结合实际，以最大的努力来反映社会主义工业建设，深入反映农村合作化运动、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和青年的道德品质，为祖国各方面的建设事业打下雄厚的基础，为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带来最有利的条件。同时为了更好地提高创作水平并推进文艺运动的正常发展，展开正确的文艺批评也是《文学月刊》发展方向的重点。

加强《文学月刊》的思想性和战斗性，是办好《文学月刊》的关键，也是提高《文学月刊》艺术水平的关键。歌颂社会主义的伟大劳动，歌颂革命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歌颂保卫和平的斗争，同时，暴露和揭发旧的思想事务，反映尖锐的阶级矛盾与斗争，反映新旧事物的尖锐矛盾与斗争，是体现《文学月刊》的思想性和战斗性的主要方面。

此间发表的一些文学作品，较多围绕当时的政治风云而展开，思想界、文化界的诸多问题随之出现。体现在文学创作上的主要问题是僵化教条、题材雷同、人物类型化等，这些问题被当时的一些作家发现。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后，辽宁理论界积极响应，在众多问题上表现出“百家争鸣”的热烈气氛。《文学月刊》也发表了多篇回应“双百方针”的理论文章并开辟专栏，请文艺各界代表人物参与笔谈。当年9月号刊发了邓友梅的小说《在悬崖上》，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有的来信赞扬，有的批评。12月，刊物又发表了范敬宜的杂文《说鼯》，该文典雅、生动、轻松、幽默，讽刺了不学无术、主观主义而又多少有点官僚主义的卑微人物。总之，这一时期的《文学月刊》思想活跃、绚丽多彩，清新气息扑面而来，反映出辽宁的文学繁荣，也由此衬托出创作的自由氛围。

1956年12月1日，出版至18期后的《文学月刊》调整编辑思路，于1957年1月易名为《处女地》，赋予了刊物更加浓郁的文学气息。

七、1957 年，《处女地》诞生

1957年1月，经过刊名征集，《文学月刊》又以《处女地》这一新的刊名和大家见面了。

《处女地》依旧努力体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提高刊物的质量方面，采取了以下三个措施：

1.发表更多的优秀作品

“双百”方针提出来以后，编辑们更深地感到创作的源泉是广阔无边的现实生活。如果说，刊物在过去所反映的生活比较狭窄，还有许多许多生活题材处于未开垦处女地状态，那么更名后的《处女地》坚持从现实生活出发，广泛接触到更多更广的题材，例如鞍钢、汽车厂、大伙房水库、友谊农场、垦荒队、海军基地、森林渔牧……既歌颂新人新事，也批评腐朽事物；既表现带有地方特色的东北各族人民的生活，也表现全国各个地区各族人民的生活；既反映工农兵的生活，也表现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的生活。

刊物质量的高低并不完全决定于作品的题材，更主要是作品的质量和艺术水平。《处女地》侧重发表短小、精悍、生动、活泼，思想性与艺术性较高的各种风格、各种形式的作品，一时间广受文坛瞩目。

2.加强文艺理论、批评工作

《处女地》的首要任务是发表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但同时也推出一定篇幅的文艺批评。对于那些刊登各种见解互相论辩的文章，《处女地》认为：“只要言之有物，持之成理，标人民之心，立人民之异，对社会主义事业有利，对文学事业繁荣有利的言论，刊物都愿意发表。”在这方面，刊物坚持做好三件事：（一）结合东北地区的创作、批评和文艺理论研究的实际问题，对阻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一些思想如教条主义、庸俗社会学等等开展批评。根据情况，可以组织集中讨论，也可以随时以论文、杂文或文艺随笔等形式发表。可以有结论，也可以暂时不做结论。（二）加强对东北地区的作家和青年作者作品的研究。（三）适当地多做一些文学知识普及工作，发表分析研究中国民族文学遗产的作品。

3.依靠作家，依靠新生力量

《处女地》发刊后，始终坚持对作家和青年作者一视同仁，既不忽视帮助新生力量，又不因过分强调扶持新生力量而很少发表职业作家的作品。一方面同全国各地尤其是东北各地的作家、青年作者继续加强联系，另一方面从广大的投稿人、文学爱好者中不断发现新人。

1955年冬，《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通讯《她为什么被杀》，报道了哈尔滨市侦破的一起案件。长春电影制片厂希望哈尔滨市有关部门找人写成电影文学剧本，领导便让当时还不是很知名的丛深和李赤两位同志来完成这个任务。他们到公安局深入生活，查阅了大量案卷，经过一年时间，完成了《徐秋影案件》的剧本创作。当时《处女地》编辑部在他们创作过程中保持联系，向他们约稿。作者完稿后，很快就在1957年第四期和第五期的《处女地》上分两期发表。后来群众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多次再版，印数多达数十万册。

1957年1月，《诗刊》发表毛泽东主席《关于诗的一封信》。次年3月，毛泽东主席又提出新诗创作的内容应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此后，《处女地》在1958年7月号发表大量文章，就新诗的主流和发展基础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集中发表了何其芳的《关于新诗的“百花齐放”问题》、贺敬之的《关于民歌和“开一代诗风”》、郭小川的《诗歌向何处去？》、卞之琳的《对于新诗发展问题的几点看法》等文章，鼓励诗歌创作者既要继承优秀的传统诗歌文化，也要从民间发现美，走进人民，贴近时代，深入生活，要对祖国和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时刻有不断创新的激情。

1958年12月，《处女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通过读者、作者、编者的携手努力，发刊仅一年的《处女地》硕果累累，面貌日新。

八、1959 年，《文艺红旗》飘扬

1958年，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文学期刊纷纷调整办刊方向，《处女地》筹备改刊名为《文艺红旗》。其时正值全国作协在大连召开小说创作座谈会，这次会议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文艺红旗》的发刊主旨。《文艺红旗》于1959年1月在沈阳出刊，历任主编有思基、井岩盾、江帆、申蔚、崔璇，编辑部主任戴言、曹汀。其时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为了度过困难，国家进行一系列调整。其中就有创刊于1958年1月的《文学青年》并入《文艺红旗》，两刊合并后的《文艺红旗》于1962年9月停刊，共出刊45期。

《文艺红旗》发刊后，一方面继续向著名作家约稿，用名家名作吸引读者；另一方面培养业余作者，很多工人、农民作者在这一时期脱颖而出。

《文艺红旗》时期，在编辑思想上纠正了前一时期出现的浮夸风、公式化与概念化，提倡题材和体裁的多样化、艺术形式风格的多样化，在创作方法上提倡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在文学艺术上鼓励探索和创新，提倡深入生活，讴歌英雄人物，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面貌。

遵循这些指导思想，全体编辑同志勤奋耕耘，深入各地组织稿件，发现题材，组织创作，辅导作者，培养新人，使刊物在短时期内出现了生动活泼、欣欣向荣的局面。

《文艺红旗》力争和时代同步前进，及时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面貌和新人新事。刊物选载了韶华的《浪涛滚滚》和林予的《雁飞塞北》，这是两部都反映东北地区建设，且有地方特色的作品。全国著名诗人郭小川从北京来到辽宁，怀着极大的热情，参观鞍钢，访问著名劳模王崇伦、孟泰，继而又参观抚顺矿山。他不仅留下了足迹，也为《文艺红旗》留下了热情的诗篇《两都颂》。当时小说编辑组组长赵郁秀经常跑鞍钢，热情为刊物推荐《王秀兰和姐妹们》《孟泰休养小记》及徐光夫的报告文学。诗歌组推出李代生描写毛主席视察煤矿的诗《毛主席在露天矿》。

为了贯彻“双百”方针，繁荣创作，刊物开辟了“文艺随笔”栏目，发表了30多篇短小精悍的文章，如马加的《草生一秋》、方冰的《眼泪与微笑》、师田手的《昙花与兰》、崔德志的《应该有作家自己的东西》等，活跃了思想，对创作起了促进作用。

改刊后的《文艺红旗》特别重视群众创作，开辟了《遍地开花》这一栏目，为业余作者提供了创作园地。刊物还经常指派作家到各市县辅导群众创作，用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办法提高刊物的质量和群众参与度。

除此外，刊物还增设了“革命回忆录”“工厂史、公社史”等栏目。这些栏目十分恰切地反映出当时的时代特征。“工厂史、公社史”是刊物的独特栏目，该栏目记录了辽宁许多大型企业、著名农村公社的发展历程。这些栏目刊发的众多作品，尽管不乏应景之作，但也有一些作品情致深切，不仅感染了当时的读者，即使今天读来仍觉动人。

《文艺红旗》还刊载了大量美术、歌曲、戏剧与曲艺等形式的作品，为辽宁文艺的全方位发展提供了广阔平台。

九、1960 年，《文学青年》并入《文艺红旗》

1958年1月，《文学青年》创刊。从刊名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青年文学工作者和文学爱好者们自己的创作园地。

其实，从1946年12月创刊的《东北文艺》开始，刊物一刻也没有放松对青年作者的发现、关注与培养。发展到《处女地》阶段，从刊名便一窥编辑部对青年作者，尤其是首发作品的重视程度。此刻创刊的《文学青年》，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发现、团结和辅导青年作家。

为了集中精力办好刊物，《文学青年》于1960年8月起并入《文艺红旗》。《文学青年》存在两年零7个月，出刊31期，从创刊之日起就在全国范围内引起热烈反响并受到广泛注目，发行量一路飙升，短时间内的影响力国内罕见。

值得书写的是，著名作家浩然在1957到1959年之间，在《处女地》《文艺红旗》上发表了《风雨》《北斗星》《搬家》《过河记》《满堂光辉》《箭杆河边》《朝霞红似火》《炊烟》8个短篇。若细数浩然在《文学青年》上发表的小说，也有《监察主任》（1958.1）、《姑娘和铁匠》（1950.10）、《有一个小伙子》（1958.11）、《帮助》（1959.2）、《夏》（1 9 5 9.5）、《葡萄架下》（1959.8）、《阳关大道》（1960.3）七篇之多。两年时间，15个短篇，可以说《文学青年》是浩然成长、成熟的重要领地。浩然的第一篇创作谈——《我学习写作的点滴体会》，便刊发在1959年7期的《文学青年》上。今天再读，有两点仍然醒目：一是“要想真实地反映生活，就必须关心生活。关心生活就是关心人，关心他们的衣食住行柴米油盐，关心他们的喜怒哀乐……”二是创作“什么法，什么窍门和秘诀是不存在的”“所谓技巧，会随着不断地写，不断地生活而产生，常言说，熟能生巧”。

现在全国颇有影响的作家，不少是从《文学青年》这个摇篮中脱颖而出的。晓凡、刘镇、高东昶、刘文超、刘湛秋、郎恩才、王维州、纪征民、刘文玉、张长弓、郭澄清、王宗汉、沈仁康、王书怀、纪鹏等作家，都是从《文学青年》出发，走向全国的。

十、1962 年，易名《鸭绿江》

1962年10月，《文艺红旗》更名为《鸭绿江》。《鸭绿江》在《文艺红旗》的基础上不仅形式上有所变化，内容上也有了一定的革新和改进，接受《文艺红旗》的经验，始终发挥地方刊物的特色。

筹备改刊时，正值全国作协在大连召开小说创作座谈会。文化部部长茅盾偕夫人正在大连度假，虽未正式出席会议，但也经常光临会场。编辑部委派编辑赵郁秀列席，她早在文讲所（现北京鲁迅文学院）学习时就听过茅盾讲课。在这期间，辽宁省委文化部部长安波同志陪同周扬到达大连，常与茅盾共同去海滨游泳，安波同志嘱赵郁秀多关照沈夫人。

一天，饭后赵郁秀恳请茅公为《鸭绿江》撰稿。虽然关于改刊之事赵郁秀早已寻机下过“毛毛雨”，但茅盾还是很认真地问她：为啥子要改刊？改后打算怎样办？都请谁写了文章？赵郁秀说到请了老舍、沈从文先生等等。茅盾笑道：“你们很有办法哩，蛮好，他们都是大手笔，我没什么好写，不成文章。”他还说：“你们还是请当地作家多写，特别注意多发青年人的文章哩！”

赵郁秀说明，这次是戈扬同志派她来，请他支持改刊。听闻此言，茅盾很谦虚地向赵郁秀说，他手里有些读作品笔记，不成文章，给她看看可用不。赵郁秀喜出望外，要立即随他取稿。他说要整理，答应第二天交给她。

第二天开会前，茅盾果真交给赵郁秀一个牛皮纸封筒。她打开一看，是用毛笔小楷竖写在黄色宣纸上的《读书札记》，四五千字，共评了四个短篇，有峻青的《交通站的故事》和《鹰》，有管桦的《矿野上》和《葛梅》。前言写道：“五、六月间，委有任务，读了1959至1961三年间的优秀小说若干篇……《文艺红旗》将改版为《鸭绿江》，嘱写短稿，仓促间不知何以应命，不得已遂将此项笔记拣数则付之……”

茅公的《读书札记》于1962年10月《鸭绿江》第一期头题发表了。发稿后赵郁秀给茅公写了一封信，表示全体编辑对他的谢意，同时希望他能继续赐稿。为表示期望他能评点辽宁作家作品，赵郁秀随信又寄去了崔璇的《迎接朝霞》和韶华的《巨人的故事》两本书。他很快回了信，一表谢意，二寄来了《读书札记之二》，评的是马烽和王汶石的短篇。编委会当即决定于1963年一期头题发表。此后，茅公又寄给《鸭绿江》评韶华同志《巨人的故事》短篇集的《渴及其他》，刊于《鸭绿江》1963年三期。

改刊后，茅盾、老舍、臧克家等人均对《鸭绿江》给予热情的关怀和支持。作家们投稿踊跃，广大读者热切关注，对编辑工作提出许多批评意见，帮助《鸭绿江》改进工作。

1964年，文艺界整风运动波及全国，《鸭绿江》转载了相关社论文章，展开对“写中间人物”的批判。当年，《鸭绿江》出版第11、12期合刊后，暂时停刊。

1966年1月，休刊一年的《鸭绿江》重新与读者见面；但是到了下半年，《鸭绿江》又一次停刊。

6年后，1972年5月，《鸭绿江》以《辽宁文艺》刊名复刊，并试刊三期。

1973年1月起，《辽宁文艺》正式按月出刊。

十一、1978 年，《鸭绿江》重生

1978年7月，杂志恢复《鸭绿江》刊名。

改刊名之前，编辑部都觉得应该换个刊名，因为别人一听这个名字就以为是丹东市创办的。几经合议，编辑部打算改叫《十月》，此时得知北京正在创办的一本文学杂志，名字就叫《十月》。如此，更改刊名之事只得作罢。

新刊素色封面，“鸭绿江”三个方正的宋体字做了破边设计，透出沧桑幽深的历史感。这个被称为“残宋”的字体，一直沿用下来了。

“把刊物办到读者心坎上去”，这是复刊后的《鸭绿江》的办刊宗旨，也是最激发全体编辑人员热情且响亮的口号。很快，《鸭绿江》迎来了出刊以来前所未有的声誉。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它的发行量，由原来的3万多份猛增到38万份。它犹如波涛翻滚的鸭绿江水，汇进时代的大海，流入广大读者的心田。

这期间，《鸭绿江》发表了《大海作证》《良心》等一大批优秀作品，刊物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那时候《鸭绿江》以锐利新潮著称，河北作家李克灵的小说《省委第一书记》被好多刊物退稿，《鸭绿江》接到稿子后，立刻以头题刊登，引起全国瞩目。湖北作家祖慰的一封来信，被其他刊物几次退稿，《鸭绿江》却以“来函照登”为题，当期刊出……这一系列作品，使得《鸭绿江》名噪一时。

这一时期的《鸭绿江》发表与推出了无数名篇佳作。当代文坛上几乎所有的名家，都曾在这里推出力作。除了名作家之外，《鸭绿江》依然注意发现与培养青年作家，尤其是本地的年轻作者。四十余年来，几乎所有的辽宁作家，都是跨过“鸭绿江”之后走向全国的。

历经沧桑的《鸭绿江》虽多次易名改刊，但却一脉相承、异名同根。有学者在研究《鸭绿江》历史沿革的时候认为：“这些期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进行不同形式的改刊，尽管其中有许多连续性的文学风格在延承，但时代的政治因素则是《鸭绿江》更换刊名和调整风格的根本原因。”通过对《鸭绿江》创刊和易名的历史回顾，我们不仅感受期间的历史变迁与时代风云，更可以感受到一本杂志对文学的坚守。如今，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鸭绿江》在新的文学旅程上，必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