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羽 徐 梅

荒野作为生态文学中的常见意象,在文学书写层面呈现出野性、神秘与未知等特性,例如“美国文学中的荒野是森林的代名词,其文学隐喻既象征个人与自由,也象征危险与罪恶”[1]。相较于中国文学而言,荒野书写大多见于国外作品中,例如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安东尼·多尔的《拾贝人》等。而李娟作为西部作家,长期行走在边地荒野之中,其文学创作也与荒野紧密相连。《遥远的向日葵地》一书笔调豁达自然、富有诗意,其笔下的荒野自然与生存于荒野中的人息息相关,互相依存,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整体性态势,共同构成李娟的荒野世界。

一、李娟的荒野:自然与人同为主体

纳什认为:“荒野承载了太多个人的、象征性的和变化着的属性,因而拒绝轻率的定义。”[2]长久以来,不同类型作家笔下的荒野形态各异,大多被认为是自由的象征或是与文明相对立并受其影响的、具有神秘与未知属性的载体,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想象与虚构。而李娟的荒野则是从其个体实践出发,以亲身经历与体验的荒野场景为主体进行的一系列文学创作与表达,聚焦于荒野自然带来的感悟与生存于其中的人与荒野自然的相处模式,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荒野想象,使李娟笔下的荒野在具有荒野原始属性的基础上又加入了人性的色彩,二者同为主体又相互依存,以其整体性构筑李娟独特的荒野世界。

(一)荒野自然:辽阔与孤独

李娟笔下的荒野自然是辽阔的,带有荒野与生俱来的原初属性,这里提及的荒野并非是由于现代文明的侵入而荒芜的土地的总称,而是其现状未被现代文明过多干扰的自然中的一种生态模式。“登上这段陡坡的顶端,视野突然空了。戈壁茫茫,天空一蓝到底。回头居高临下俯瞰整面河谷,乌伦古河寂静西逝,两岸丛林单薄而坚定……和乌伦古河谷的绿意不同,田野的绿如同离地三尺一般漂浮着。辽阔,缠绵,又梦幻”[3]76,荒野中人迹罕至,经过初步开发的荒地成为田野,与原生态的景色融合的毫不突兀,反而与河谷、丛林一起构成了荒野的宽广与辽阔。在环境开发被持续推进的时代,李娟与荒野保持了一种美妙的平衡关系,她欣赏着自然的鬼斧神工,将自身融入无边的广阔之中,从而让她的笔调在明亮坦荡之中又具有一种宏阔的宁静。

李娟的荒野同样也是孤独与未知的。荒野阔大,人与自然生命身在其中便有了一种沧海一粟的缥缈感,这种孤独与未知不仅体现在荒野的自身属性上,还体现在人的感受上。在《稻草人》中,她提及清晨稻草人与阳光的美景,可是在荒野中,却无人见证,“奇迹发生时,强大的希望叠加强大的孤独,不能承受,想放声大哭”[3]89。她感叹大地的悠久与自身的短暂,大地上诞生的多少生命绚烂的奇迹是无法被捕捉与记录的,只能孤独地生长又孤独地消亡。于荒野而言,李娟犹如旅人般在荒野中短暂停留又离开,长期的漂泊生活给她带来一种印刻在生命中不可忽视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感又映射在荒野大地之上。而人类自身又在世界上孤独地前行,孤独地降生又孤独地死去,“我”的外婆去世时甚至都被写错了名字,阴差阳错地被抹去了在这世上存在的最后印记。生命来来往往、熙熙攘攘,不论是自然还是人类,终究无法摆脱孤独的宿命。

(二)人的特性:荒野的另一面

身处在荒野中的人撇去了现代文明社会的条框管制,他们对于生活的要求复归于生存这一基础,人们依傍荒野自然而生,与其亲密相处的同时也对荒野充满信任,荒野也对人满含包容。“我妈”独自在荒野播种了几十亩向日葵,坚信今年必然雨水颇丰,夏日下地之时她脱去外衣耕作,与向日葵和土地亲密相拥,犹如大地女神盖娅,“她是最强大的一株植物,铁锨是最贵重的权杖。她脚踩雨靴,无所不至。像女王般自由、光荣、权势鼎盛”[3]17。在这一刻,“我妈”与她的向日葵地融为一体,她既是这片繁荣唯一的观众,也是繁荣中的一部分,呈现出自由而热烈的生命形态,并把荒野自然的野性加之于身,并在此基础上生发出坚韧的意志。

与在城市文明中带有盈利属性部分的耕作不同,“我妈”的坚韧源于其朴素的生态观与悲悯感,她不愿意面对生命消逝与心中的无力感。“我妈”从不轻言放弃,前后补种了四茬向日葵,即使荒野上共同耕作的种植户一一离去,她依旧咬牙坚持,蒙古包依旧在风中伫立。同时,我们一家的日常生活也让荒野充满温情,“我妈”会因为心疼跟随而来的兔子,一次次回到田埂把它抱进田野;小狗赛虎会依偎在“我妈”脚边,鸡鸭也会在“我妈”出门之时紧随其后,人与动物相互依靠,成为彼此的家人与精神支柱,这种密不可分的联结并非单纯地来源于血缘亲情,而是来自于陪伴,来自于共同诞生于一片大地上而产生的生命联结,从而消解了荒野中的原生孤独,拥有了面对未知的勇气。

在李娟的荒野世界中,荒野自然与荒野中生存的人共生,二者的命运交织在一起,缺一不可。荒野自然给人带来未知与挑战,在激发人更多潜在可能性的同时,也磨砺着人的棱角与浮躁。人又走入荒野自然,亲身感受着荒野的辽阔与宏伟的同时,也被包裹在荒野自然的生命力之中,为荒野赋予灵性与温暖,呈现出和谐的生命姿态。二者同为李娟荒野书写的主体,表现为不可分割的整体性,共同承载着李娟笔下荒野世界的精神意义。

二、自然与人共同承载的精神意义

(一)“非虚构”精神:在场的真实

李娟的散文是典型的非虚构文本,“形成了一种兼有真实和诗意的特性”[4],她用自己的脚步丈量荒野,其笔下荒野中自然与人具有真实性,这种真实性形成了李娟独特的“自然+人=荒野”的书写模式,共同传达了李娟荒野的“非虚构”精神。

这体现在李娟的创作来源与呈现方式上,无论是文本中出现的自然事物还是人都传递着真实的生存状态,即李娟荒野书写的“在场”性,她以其身临其境的观测与体验,呈现给读者荒野的本来面貌。荒野带给她源于自然本身的震撼,她惊叹于大自然的创造力,享受荒野的辽阔未知带来的惊喜,那些绿意蔓延的河谷、蜿蜒盘旋的戈壁、月落星沉的夜晚都于她的笔下栩栩如生。同时,李娟一家在荒野中的辛勤耕耘会收获自然的回馈,偶有远道而来的客人带来远方的讯息,荒野放大了烦琐但温暖的日子带来的愉悦,一碗热乎的稀饭、一次舒适的热水澡,只有置身荒野之中才能越发感知细小的善意与情感。另外,干涸的河流、裂痕的大地、沙化的绿地在其笔下呈现悲鸣的具象,成为因生命别离而产生的无力感的载体。她从不刻意呈现事物美好的一面,在她看来,“所有念念不忘,耿耿于怀的事情,我都想写出来”[3]256,世间万物存在本身就各有其合理性,“非虚构”精神的本身内涵在于作家要尊重现实世界并将其如实地传达给读者。

(二)归属精神:拓展的家园

李娟辗转各地,漂泊无依的生活让她在潜意识中企图构筑起一个承载她精神重量的家园。“葵花地作为生存家园和记忆储藏之地,成为平衡城市与荒野的中间风景,承载着作者情感与地方的联结符号”[5],此处有与李娟相关联的人与动物,这些蕴含着生命内在联系的事物与荒野自然一起构建了李娟在荒野中的精神家园,诠释着李娟想表达的荒野归属精神。

李娟在荒野中塑造着独属于自己的家园属地,当她来到荒野深处“听到赛虎的声音……似乎突然从漫漫长夜中醒来,这声音揭开了我对‘家’这种事物的全面记忆”[3]77。对李娟而言,“家”的定义迥异于现代城市中的钢筋水泥,她把归属感放入其中,把“家”定义为可以安放身心的存在,内含着与她息息相关又搭载感情寄托的人与物。这里所说的“家”并非是只有人类,而是包含鸡鸭兔狗,乃至向日葵地在内的人与自然相交织的和谐产物。同时,荒野中的生灵也对李娟所创制的家有眷恋的归属感,这来源于人与生灵在荒野中的朝夕相处与日夜陪伴。每到日暮,散养在野地里的家畜们都自觉地回归荒野中的家,哪怕有未归的也会在天亮之时发现其踪影。人与生灵在荒野这片土地上达成了理想化的共处,他们归属于荒野中的共同家园,也归属于彼此。

(三)和谐精神:“中国化”的荒野

不同于“西方现代文明所造成的人与自然的割裂和对立”[6],李娟在其文本中构造了一个“中国化”的荒野模式,即显现着中国“天人合一”的朴素生态观的和谐荒野。

所谓的“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念在中国古代就初步成型,儒家与道家也形成了有关“天人合一”观念的思想体系,讲求天道与人的和谐,此种传承已久的生态观在现代化的今天也依旧有着启示作用。总而言之,“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强调自然与人是一个整体,人类理当尊重并顺应自然的生存发展规律,真正把自己放在与自然平等的位置上来,这样才能更好地谋生存,谋发展。

李娟的荒野书写把自然与人共同作为主体,在彰显人对于荒野自然的改变的同时,也呈现出荒野自然对于人的成全,传达出人与自然平等的生态观。《沙枣》中她看到栖息在林中因沙枣成熟而欢闹的麻雀,这些动人的场景组合起来成为了“视觉上的富足。”[3]180李娟对于荒野自然有着温柔的情感,对于破坏葵花地的鹅喉羚也倍感心疼,她认为荒野中的生灵生存不易;对于为葵花辛勤授粉的蜜蜂,她赞颂它们为金色的精灵。她赞美土地的力量,尊重自然的生长规律,认为现代科技带来的化肥也只能依照大地的意志作用于植物,生命生长的规则也是大地的意志。她也怜惜大地的付出,劳作之时心怀感愧,认为“大地的付出已经完全透支,我们必须用自身的力量填补”[3]234。她也毫不掩饰对于生态破坏者与掠夺者的憎恶,她看到干涸的河床与皲裂的大地,为因开发过度而被放弃的硬的发白的耕地而感到悲伤,俯身倾听大地的求救。

三、荒野整体性的价值与意义

(一)创制荒野的全新尝试

《遥远的向日葵地》中的荒野世界整体表现出共为主体性与精神同一性,在实录荒野的同时也贯串着对于荒野中的人的生活方式的摹写,整体化荒野的书写模式是她对于荒野世界创制的全新尝试。作为主体的荒野自然与生存于荒野中的人类共同承担着李娟所表达的非虚构、归属、和谐的精神。她笔下的荒野平和又坚韧,在生成欢乐的同时也承载着痛苦,其中有她在之前的创作中持续寻求的家,有对于大地、对于万物的情感,荒野自然与人在她的笔下呈现出彼此独立又相互纠缠的整体面貌,缺少任何一方,李娟的荒野创作将失去其完整性与多样性。其实,李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生态作家,“对于现代性的反思,李娟说不上有自觉的意识,然而她的写作,却无意间接触到了这一层面,带有与天地万物交通的气质,更有时如获神启,写出人对世界的掠夺的寓言”[7]。她如实地记录在荒野中发生的一切,书写生态样貌的同时也不忘以大地的伤痕作为警示。她眷恋荒野中简单又温馨的生活,渴望回归荒野寻求自我,正如她的后记中说的:“这些文字所描述的生活,它们也不曾真正结束。”[3]253

(二)“中国化”的荒野典范

中国的荒野书写其实并不多见,荒野书写的主要阵地集中于西方世界,多以文学隐喻的方式出现在大众视野中,其荒野书写将荒野作为与文明相对立的另一种生存境遇,以此来凸显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对人的异化,强调自然的原始性乃至神性色彩,或是用以表达某种生态观念。而李娟的整体性的荒野打破了西方对于荒野的程式化的书写逻辑,把人与自然共同作为主体放入荒野世界之中,明确人与自然的互通性与不可或缺。李娟因其荒野书写的在场性,“外来者”视角作为李娟荒野观察的角度之一,兼有客观纪实与主观意志两种模式。她认为作为荒野的外来者,我们理应保护现有的荒野场域,并尊重生活在荒野中的人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并凭借自身能力,给予荒野更合理的改造规划。李娟的荒野世界可以作为中华文化的荒野典范,其整体性的荒野是天人合一、万物相连的典型,其在荒野书写体系中的地位与意义会极大丰富“中国化”荒野的内涵,从而独特性地向世界展示其承载着“天人合一”生态观的“中国化”的荒野模式。

(三)栖息心灵与审视自我

处于现代社会的人们将自己长久地放置在高压之下,缺少与自然亲密接触的机会,也缺少可以平静地审视内心需求的时间。这也可以理解为在现代化的文明模式中人们越来越依赖科技带来的方便与快捷,多样化的信息渠道使得人对于精神食粮的要求普遍提高,在获取了大量的高对比度、高强度的戏剧化后,人们开始复归于寻求生命原始的自由与美好。李娟笔下整体性的荒野世界将一种不同于传统模式的生活情态送入大众的视野之中,这并非是刻意捏造,而是真实记录着在文明模式之外的另一种栖居于自然的人生选择。李娟的荒野整体呈现着宁静与包容的氛围,作为心灵的栖息地,李娟在与荒野自然的共处的时日中生发出对现实世界的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