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乔锦忠 马 静

在逆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以安全与风险防控等为由，不断制造贸易摩擦、组建各类同盟、开展技术封锁对我国科技发展与产业转型升级进行打压与遏制。为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积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快实施一批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增强自主创新能力”[1]。教育、科技与人才三位一体，特别是高等教育与科技发展和人才培养关系紧密，在服务国家战略应对“卡脖子”问题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讨论高等教育应对“卡脖子”问题之前，应对“卡脖子”问题有所了解。

“卡脖子”问题现状

《〈中国制造2025〉重点领域技术创新绿皮书——技术路线图》指出，我国主要存在35 项“卡脖子”技术，主要涉及集成电路、光电显示、精密仪器、工业软件等领域。张杰（2020 年）通过归纳分析35 个“卡脖子”重要产业领域并结合长期的实地调查和系统性研究，认为我国的传统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部门、自主数据系统、关键操作软件系统在关键材料、关键工艺、关键零配件、先进高端生产设备等方面的自主研发、设计、制造能力严重不足[2]。陈劲（2020 年）等认为我国在信息通信、新材料、工业核心零部件等关键产业领域对外依赖性强，自主创新能力严重受制于人，是我国朝向世界科技强国发展的关键阻碍因素[3]。宋立丰（2022年）等认为西方技术先发国家以限制高端电容电阻、激光雷达、芯片等核心产品和技术对华出口等方式遏制我国高科技发展，使得我国高端产品和技术的自主设计研发陷入“卡脖子”困境，给我国产业高质量发展带来阻力[4]。深圳方德信基金有限公司发布了与国家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但我国目前尚未完全掌握的60 项核心技术，其中包括半导体加工设备与材料、超高精度机床、工业机器人、顶尖精密仪器、工程器械等[5]。

尽管官方与民间不同领域的学者对“卡脖子”技术的认识存在些许差异，但毫无疑问，真正“卡脖子”的技术一定涉及到基础性、关键性与战略性。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高等教育既是知识创新体系的核心，也是培养人才的主要场所。在三者形成的统一整体中，高等教育是基础，是科技与人才的结合点。然而，当前高等教育自身还存在很多问题，难以更好地承担应对“卡脖子”问题的重要使命。

当前高等教育在应对“卡脖子”问题中的不足

1.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不足

突破“卡脖子”技术瓶颈，本质上要求完成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创新与系统升级。在某些关键产业、关键环节中的技术进步需要依靠扎实的前期研发，也就需要长期稳定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开发研究的研发投入，以此形成理论基础、技术支持与实践验证、应用场景相互印证、互相促进的完备研发体系。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持续推进，不同学科领域跨界交叉，逐步实现广泛渗透、深度融合，全球各国间的科技较量已经从产品创造、技术创新追根溯源至基础研究、共性基础研究、基础科学教育、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构成的系统能力对抗[6]。“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7]。面对当前严峻的国际科技竞争形势，加强基础研究，从源头和底层解决关键技术问题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但从宏观科技创新资源配置视角看，我国长期对基础研究的重要性缺乏深刻认识，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研究的投入比例失衡，智力资本与创新研发资本不足给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与“卡脖子”技术攻关带来阻碍[8]。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结合世界科技发展格局和中国国情，我国在科技发展工作的战略部署中逐步有意识加强基础研究。进入21世纪，我国基础研究投入经费规模呈现快速增长趋势。2000 年的基础研究经费为46.7亿元，2005 年达到131.3 亿元[9]。基础研究工作获得较大推进并取得不少突破，但基础研究投入强度（GEBR/GERD）在2019 年前长期维持在5%左右，直到2019 年才达到6%，与发达国家甚至部分发展中国家相比均有较大差距。2016 年-2022 年，美国、英国、日本、韩国、瑞士等创新国家的基础研究投入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的比例均高于10%，普遍处于15%～25%区间[10]，但我国仍为6%左右，远远低于美国20%以上的基础研究投入强度。波兰、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在2006 年的基础研究投入强度已经超过了20%。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强度偏低，且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应用结构不合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开发各自所占份额失衡，长期大致保持在1∶3∶14；而意大利1998 年这一比例为1∶2∶2；法国1999年为1∶1∶2；日本1999年为1∶2∶5；美国2000 年为1∶1∶3[9]。对比这些国家，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力度仍然不足，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试验开发的整体协调性较弱，R&D 经费中基础研究占比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2.高校、科研机构内部行政权力过大

我国高校与科研机构内部长期存在行政权力泛化、学术权力式微的问题，高等教育“去行政化”一度成为全国两会代表热议的话题[11]。2021 年9 月，在十九届中央第七轮巡视集中反馈会议中，巡视小组向教育部党组和31 所中管高校党委反馈巡视情况，指出高校在项目安排、业务评审评比评估等重点领域存在廉政风险、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等“四风”问题，具体表现为行政权力掌握资源分配，导致部分教职人员追逐“官职”；学术“近亲繁殖”，不同“派系”在学术上的分歧已经延伸至行政权力与项目利益的争夺；行政权力的诱惑致使学风浮躁、学者急于求成，解决“卡脖子”技术所急需的长期攻关项目“无人问津”；缺乏调查研究的“拍脑袋”决策使行政权力的实施脱离学术实际，限制学术自由与创新[12]。

行政权力渗透到高等教育内部各个领域，在扩张过程中逐步侵占学术权力空间，究其根本在于行政权力在组织调配有限的学术资源时有很大话语权，学术资源配置也一直是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争议的焦点。李静（2016年—2017 年）等在两项研究中使用2008 年、2013 年、2014 年共8,714 项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的微观数据实证分析行政权力与高校教师学术资源获取的关系，发现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双权”影响效应在高级别资源上更显著，且前者的影响效应超过后者[13-14]。项目主持人的行政权力不仅与其自身发展息息相关，而且也会在荣誉奖励与资源配置方面对学生产生影响。罗党论（2015 年）等通过研究发现导师的行政权力越大，其学生学术能力与获得百优论文概率之间的相关度越低[15]。闫昊（2023 年）等在探究入选人才计划的影响因素时，进一步发现导师行政身份不能独立对科研人员入选人才计划结果产生显著影响，仅能够与导师学术身份负向协同，对入选结果发挥抑制作用：与导师身份类型为低学术低行政型的科研人员相比，导师身份类型为高学术低行政型的科研人员入选国家级和省部级人才计划概率分别是前者的4.07 倍和2.34 倍，导师身份类型为高学术高行政型的科研人员入选国家级和省部级人才计划概率分别为前者的3.65 倍和1.94 倍[16]。学术资源分配过程中充满权力较量，行政权力对学术事务的过度干涉与影响加深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矛盾。资源分配时，权力集中于高层管理者，学者的发声反而不受重视，在不稳定的聘用合同制加持下，学术群体主动沉默，致使大学运作偏向“行政化”[17]，给科研创新的自由探索、深度挖掘与长期投入都带来一定阻力。

3.学术评价制度单一

科学创新、技术进步、研发攻关是学术活动有效开展的主要目标任务与成果体现，自然进入到学术评价过程。学术评价活动能否合理有序开展、评价结果是否科学准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术评价政策和制度的设计与实施。学术评价制度反映学术观，体现高等教育的自身定位和对学术质量的追求，在开展学术活动过程中发挥“风向标”与“指挥棒”作用，与广大学者的切身利益相关，从而影响学术产出成效。制度的推行多以行政权力为后盾，在强制性与导向性特征下，加之学术权力的相对弱化，学者只能服从制度安排，逐渐将其内化为学术行为目标甚至学术价值体系[18]。但当前我国学术评价中宏观与微观不协同，主观客观不平衡问题仍然很突出。宏观政策指导缺乏明确具体、操作性强的实施细则，给既得利益者留下较大的寻租空间；为避免同行评议遭遇“人情社会”的挑战，过于依赖客观评价，甚至出现“五唯”状况。

21世纪以来，我国学术评价强调回归学术本身，学术评价制度开始有意识侧重质量、创新与分类评价[19]。但范国睿（2020 年）等基于政策工具和学术评价要素对近二十年我国学术评价政策文本内容进行分析发现，我国学术评价政策主要使用命令型工具和系统变革型工具来明确评价导向与标准，即政府直接领导学术评价制度的建立且制度改革仍停留在宏观指导层面，具体实施细则仍有较大探究空间[20]。2018 年11月，教育部针对高校专门进行清理“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专项行动[21]。2022 年4 月，中共教育部党组在关于十九届中央第七轮巡视整改进展情况的通报中再次强调坚决推进“破五唯”，要在“破五唯”中突出“立新标”，淡化论文收录数、引用率、奖项数等数量指标，突出特色、质量和贡献。“五唯”评价不仅导致学术制度作用形式单一，对数字业绩的崇拜追求也将进一步滋生学术失范、腐败，形成“不发表就出局”的学术生态，产生“学术表演”乱象。

4.人才自主培养能力待提升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共提及“人才”36 次。科技发展与“卡脖子”技术的突破离不开创新成果，而创新是人才的活动，科技是人才创新活动的结果。但目前我国从事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各环节的高层次人才不足，人才队伍的规模、结构、素质无法满足发展需求，这也是造成当前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分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不足或缺位的重要因素[22]。探索如何着力培养“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人才，已经成为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建设教育强国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亟待解决的新任务、新问题[23]。

“卡脖子”困境“卡”在国际竞争中部分国家、企业对技术与生产的垄断，使得我国处理科学层面的系统性危机时，在关键核心技术、产业共性技术、基础研究以及复杂产品系统等重要领域的创新突破受制于人。要降低我国技术对外依存度，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首先要提升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但乔锦忠（2021 年）等以“C9 大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国外培养经历”对学者学术产出有显著影响，我国杰出的青年群体学术水平与世界顶尖大学学者存在较大差距[24]。近些年，我国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虽然得到稳步提升，但在培养高端创新人才尤其是世界一流人才方面仍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25]。为切实解决这一突出问题，迫切需要形成高层次人才自主培养格局，研制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方案，创造人才自主培养环境。

5.学术创新文化薄弱

良好的学术文化能激发学者学术创新与学术求真，但在权力、金钱、名誉与地位等工具理性的驱动下，高等教育与科技领域出现了很多与学术创新求真的价值理性背道而驰的行为。在学术文化生态体系中，学者、学术与文化环境三要素相互促进，只有三者均达到良性的状态才能形成和谐共生的学术文化，但市场化逻辑下的学者学术取向功利化、自上而下组织模式下的学术泛化、行政权力主导下的学术价值异化使学术文化生态失衡，独立性、自主性与客观性受到威胁[26]。

在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中，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深化，市场逻辑也逐步深入高等教育与学术生态场域，学术追求异化为对经济利益的追求[23]。学术行为目的构成中，“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逐渐挤占“学术创新求真”的空间。于是学者对经费和市场认可的需求助长功利化取向，进而资源及资源分配使学术行为受市场与行政力量干预。而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市场化得以深入在于“市场制为一切可以定价的事物提供竞争性价格”的特质在学术评价领域能产生出相较于关系取向的“人情社会”在形式上更公平、更有效率的量化评价。过度追求显性绩效的量化评价不仅与学者职位晋升、物质待遇挂钩，同时影响学校排名、资源竞争，在个体和组织层面陷入表面的学术蓬勃发展，遮蔽学术信仰的求真务实与学术治理的价值理性[1]。行政权力对学术资源的掌握与分配权力过大不仅未能调节学术与市场的矛盾，反而在行政逻辑下产生“官本位”思想，加剧以效率、绩效为主的行政本位主导学术价值，淡化学术本位精神，阻碍学术创新，打破学术文化生态平衡。

高等教育如何应对“卡脖子”问题

1.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占比

自2013 年之后，我国研发经费投入总量在国际范围一直稳居第二，但研发强度常年游离于全球前二十之外，与总量排名不相称[27]，并且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三大研发活动之间的投入结构比例失衡。与创新型国家相比，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占比过低。科技部部长王志刚指出，“基础领域的研究，往往路径不清楚、方法不确定、失败率比较高。对于这样的研究工作，我们要努力推动形成宽容失败、鼓励坐冷板凳的科研环境，对从事基础研究科研人员的支持方式、研究生态，要给予更好的针对性和适应性安排。” 因此，要协调好新型举国体制和市场机制关系，优势互补，给予基础研究创新基地、优势团队和重点方向长期稳定支持，健全与基础研究长周期相适应的科技人员薪酬、成果应用转化、科技评价激励等制度[28]。

张龙鹏（2021年）等使用1998 年—2019 年中国省级层面数据，从最优研发结构视角实证分析，认为在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中，最优基础研究占比需要进一步提升才能产出最大的技术创新促进效应，具体而言，我国东部地区的最优基础研究占比应为15.87%，中西部地区的最优基础研究占比应为9.67%[29]，在目前全国整体6.30%的基础上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为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夯实科技自立自强根基，须稳步增加基础研究财政投入。建立多元投入机制，进一步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基础研究资助机制，持续加大中央财经投入力度，引导地方政府基于区域经济社会需求加大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投入；通过税收优惠激励企业部门加大投入，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源通过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方式支持基础研究，建立完善竞争性支持和稳定性支持相协调的基础研究经费支持方式。

2.改革评价制度，营造良好科研环境

自2010 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对推进管办评分离、“放管服”改革、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以及改革教育质量评价制度、改进高校教学评估做出了明确规定和相应要求之后，我国高等教育评估步入了以制度转型、内涵优化和体系创新为指向的新阶段[30]。但在实践过程中，现行评价制度仍存在与高质量发展相悖的问题，如行政力量主导下，共同治理缺失；工具理性崇拜，分类发展缺位；管理价值至上，伦理意蕴匮乏[31]。制度设计导向与实际践行偏差将在评价过程中形塑学者的学术行动与倾向，进而影响学术创新与科技发展。改革教育评价、科技评价已成为我国学界、科技界、政府和公众的广泛共识。在党的二十大精神引领下，要深刻认识到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核心地位，深化科技体制和科技评价改革[32]，“以教育评价改革为牵引，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33]。在评价主体方面，要突出学术权力的主体性地位，树立多元主体共同评价理念；在评价指标方面，要体现分类评价原则，构建符合科研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的评价体系；评价过程与结果需要及时反馈，建立导向激励、诊断改进的评价取向。

3.依托科研项目进行高层次人才培养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需要依托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全球竞争的核心已经转向顶尖人才竞争，面对逆全球化趋势，提升人才培养质量，走好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之路，构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迫切需求和重要论题[34]。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关键领域实现突破创新，需要在各类“卡脖子”技术上开展有组织科研。科研项目不仅是实现技术、产品创新产出的主要方式，而且也是对科研人员进行高水平科学研究能力锻炼的重要途径。李函颖（2022 年）等在一份质性考察中发现，工科学术型博士生教育需要高学术价值的项目支持[35]。科研项目提供资源支持与目标驱动，纵向项目、横向项目、培育性项目等各有侧重，在知识积累、能力锻炼、实践应用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人才培养价值。高校与科研机构通过项目实施与课题攻关在政府推动下整合资源，加强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一方面，联合培养高素质拔尖人才；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促进经济和科技发展。

4.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培育创新型文化

学术是研究型大学与科研院所存在与发展的根本，开展科学研究既需要物质保障，也需要精神鼓舞。为应对学术治理中的功利化问题，国家不断出台政策，力图从制度层面为净化学术风气、营造创新氛围提供支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先后在2018 年、2019 年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李克强总理在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加强科研诚信建设，弘扬科学精神，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培育创新文化，弘扬科学家精神，涵养优良学风，营造创新氛围”。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追求真理、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培育创新文化，建设创新型国家要加快教育创新改革步伐，开展创新实践活动，完善有利于创新的体制机制环境，加大投入以增强创新活力物质支撑[36]。将弘扬科学精神落在实处，还需要以制度监管为根本性保障，以科技伦理教育为载体，广泛宣传科技领域涌现的先进事迹，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在老一辈科学家以身许国、心系人民的光荣传统下，以当代先进典型为榜样，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科研成果应用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中，增强科技工作者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尽管有国家的重视，但学术共同体才是学术文化建设的主体，高校与科研院所的学术委员会、各类专业学会以及学者群体在学术文化建设中承担着主要责任。学术会议要真正讨论学术，把有无新研究、新发现作为能否参加学术会议的前置条件。在学术会议上，大力鼓励开展学术争鸣与批评，不把联络情感等作为关键任务。

总之，当前我国经济、科技发展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高校与科研院所作为知识创新体系的主要承担者，在应对科技“卡脖子”问题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为了提升高等教育应对“卡脖子”问题能力，需要加大基础研究的投入，改进治理体系，大力推进创新型学术文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