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帅

变易的世界

一切都从运动变化开始。可感的物质世界在时空的四维空间中不断变化。沧海桑田，潮起潮落，朝云暮雨，海枯石烂……事物存在的方式就是运动变化。可是，我们的主观却不愿接受这个现实。我们的认知在思维经济原则下以及人类智慧萌芽期，简单地认为，这个千变万化的易朽的物质世界充满幻象，不足以把握，我们要找出这千变万化的现象世界背后的、绝对的、永恒的存在和规律，或者绝对的、永恒的真善美来。厌弃尘世，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古希腊人提出了现世的万物不过是永恒存在的理念世界理念的分有或摹仿。印度文化则投向了来生轮回转世。而早熟的中国文化反其道而行之，根据事物变化推演出《易经》，以天道天命观来认识世界，更多地把注意力关注到现世的生存发展上，难以捉摸和把握的天道天命只是通过各种灾异来警告当政者的治理。当然，也免不了有求仙求圣的思想文化。在中世纪之前的西方文化思想中，基于这种厌弃“速朽”现象世界的倾向，轻视经验和实践这两条认识路径（二者实为一个），认为认识绝对真理的途径只能靠理性（逻辑）和信仰（神启、宗教、祖先崇拜等）。然而，理性也仅只是认识科学与真理的手段之一，理性的认识根基依然离不开经验。更为关键的是，物质世界根本不存在绝对的、永恒的真理，以及绝对的、永恒的客观意识主体。这本身就是臆造的，满足主观需要的意识产物。

在浩瀚宇宙中，生命是宇宙的奇迹，人类是生命的奇迹。地球不过是宇宙的偶然之作，人类也不过是物质进化的偶然产物。从无机物中孕育出有机物，从有机物中孕育出生命，从生命中孕育出智能。

追求科学与真理的认识根源

摆脱物质的限制，逃离时间与变化的束缚，追求永恒，追求绝对真理，追求绝对自由，追求绝对安全，追求主动性和确定性，人类生命在进化出智能后无法逃避这种冲动倾向。发现规律，把握规律，最终又想超越规律，这是人类意识无法逃避的追求自由的倾向所决定的。

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在《创造的进化论》中写道：“大自然本身常常……多以被动适应开启其端倪，随后又营造主动反应的机制。”他在另一章节中又写道：“事实上，生命被囚禁于某种有机物内，而这种有机物又使生命服从于无机物的普遍法则。但是，生物莫不努力要摆脱这些法则。”古来先贤也常有此意，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这就是生命及其进化的意义：从被动弱小，到主动超越——寻找并认识规律，被迫顺从规律，伺机主动运用规律，始终意图超越乃至摆脱这种限制……这也是人类追求科学与真理的内在意识驱动。换个说法，就是生命试图摆脱一切物质羁绊而争取最大的自由。所以，卢梭才有了“人生而自由，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的慨叹。智能是生命应对无机界和有机体对其限制的进化与超越，其成果之一——科学与真理也是如此。科学与真理是人类在争取自由的过程中不懈努力的手段，是通向“不可企及之自由（见老子语‘及吾无身’）”的巴别塔之路。在不确定性中追求相对的确定性。

人类知识没有牢固的认识基础

在早期西方文化中，人类经验被认为是不可靠的。于是一些思想者希望从其他途径找到知识牢固的认识基础，他们尝试了两条道路：一个是理性（逻辑），一个是信仰（神启或宗教）。欧洲经过千年的挣扎，宗教信仰终于被科学信仰战胜。但对科学的信仰又成了另一种新的思想桎梏。而所谓理性（逻辑）也始终离不开经验的奠基与串场。

休谟提出著名的“休谟问题”，指出归纳法和因果关系的不合逻辑性、不确定性，至今无人能解答。因果关系是基于经验的总结，而不是必然的。而归纳法也是基于经验的总结，和逻辑理性不沾边。

笛卡尔“我思故我在”被认为是确定知识的根基，科学认识的哲学逻辑起点。然而它本身却不是基于理性逻辑，而依然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的。

知识，没有牢固的认识根基，它至少有三个假设前提：一、我们只能观察到事物的现象，而现象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因果关系是我们凭经验推测验证的。（因果关系并非完全可靠，而是基于经验判断的）；二、同样的事物，重复出现或发生，我们进行归类归纳。（归纳法基于类比经验，没有逻辑理性可论证）；三、面向未来，对知识及其运用的预见性（所谓预见就是将自己过去所察觉的东西投射于将来，或者将已经察觉的种种因素换个顺序重新组合，以此设想后来的情景。——亨利·柏格森），更是基于前面两个假设前提而进行的，因此也是基于经验的。

林地变更调查工作是近几年开展的常规性基础调查工作，是在林地“一张图”基础上，收集林业经营区划数据(包括：森林采伐、造林、抚育、新成林等)和林地变化(包括征占林地和新增林地)数据，通过上一年度和本年度两期遥感影像地类判读，结合现地补充调查核实等技术手段，更新林地“一张图”数据库图斑空间分布与管理因子属性信息，作为林地变更调查工作的成果[1]。其中，两期遥感影像地类判读是林地变更调查工作的基础，对林地变更调查的成果质量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人类陷入了无奈，没有绝对可靠的知识基础，没有绝对的真理，没有绝对永恒的、客观独立的意识主体。经验不可靠，所谓理性和信仰依然无法承载知识的牢固基础，人类只能基于经验，依靠理性以及价值倾向而创立各种假设理论，并在可感的物质世界里经过经验（实践）的社会性和历史性验证。经验是人类意识面向物质世界主观努力与实践的结果。

英国哲学家约翰·穆勒认为：自然进程的齐一律和普遍的因果律都是从经验中得来的结论。它们并不是必然的或先验的真理；的确，那样的真理是不存在的。即便是逻辑原则和数学上的归纳，也都是对经验的概括。两条直线无法围成一个空间的命题是从我们获得的全部经验中归纳出来的。此外，数学命题只是接近于真；不存在没有宽度的线；完满的圆半径相等，但这样的圆并不存在。没有任何真实的点、线或者圆与几何定义相符合；数学名目是对我们经验到的点、线等概念的理想化——它们是一种抽象、虚构。因此，数学命题就只具备假设的有效性。一个命题，如果其反面无法想象，就必然为真，这样的论证也是无效的。对于事物的存在——只能通过经验性的证据来断定——不可想象性没有证明任何事物。所谓的演绎科学的结果，在它们必然跟随——叫作定义和公理的——第一原则而出现的意义上，是必然的；也就是说，如果这些定义和公理是正确的话，它们当然是正确的。定义是根基于大量明显事实的经验性观念，而公理只是来自经验的归纳法的普遍类别，是我们的感官和内在意识向我们提供的最简单、最容易的各种概括。实证科学无一例外，全都是归纳科学，它们的证据来自经验；但它们也全都是假说性的科学，因为它们的结论只是在某些命题的基础上为真，而这些命题是，或者应该是趋近于真，然而它们却从来都不绝对为真。（据《西方哲学史》，梯利著；贾辰阳等译；光明日报出版社）

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恩斯特·马赫认为：科学从假设开始，但这只是权宜之计，是让我们能够理解事实的间接方法，这些事实逐渐被直接观察取代，也就是说，被经验或感觉之表象证实。所有科学都是在思想中对于事实的概要式再现。如果不能在多重变化中找到某些相对恒常的东西，在思想中反映世界就会是一场徒劳。每一个科学判断中都包括有或是压缩着大量的观察：我们的概念和判断是感觉组的简化后的思想符号，是表达事实的一种速写法。这是思想的经济原则。规律不过是对于事实的全面的、精简的陈述，是对于对我们显得重要的那一方面的事实的陈述。（出处同上）

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中指出：不存在任何权威性的知识来源，也没有任何“来源”是特别可靠的。作为灵感来源的一切，包括“直觉”，都是受欢迎的，尤其如果它们能为我们提出新问题的话。然而，没有任何知识来源是可靠的，而且我们都是难免有错误的。

科学与真理，始终无法逃脱经验世界的羁绊

科学与真理，从其创立、表达、验证、传播、运用、传承、变化发展，始终离不开人的意识，摆脱不了主观性。科学与真理，只是人类基于历史发展中的生产力水平与认识水平，对事物发展的客观性的主观把握与表达。而它们的意义在于指导人类的实践活动。这种把握和表达，始终无法摆脱主观性，只能经过经验和实践的反复验证，始终体现了其历史性和社会性。

人是历史的产物，更是有限的历史的存在。

人类对客观事物的把握，对科学与真理的探求，来源于人类生存发展与认识的需求。无论是人类自身社会意识还是客观世界都在不断发生变化，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显然，事物发展的这种历史性使其客观性本身也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目前来看，至少是阶段性的。此外，还要承认人类有限的历史使得人类还有很多未知的未来无法体验，未来事物发展中的客观性目前更是无从把握与表达。这种客观性和主观性都在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一些人认为科学应具有普遍性、绝对确定性和永恒性。很遗憾，科学与真理所拥有的普遍性在可感的物质世界是有范围的，有时间性、阶段性的，同时客观性也是相对的。运动是事物存在的方式，变化不居的、可感的物质世界使人类理论很难精确地与其保持一致，像莱布尼茨假设的两座始终精确同步的时钟。当然，他最后把精确同步这个任务交给了上帝。而且所谓客观性的探求始终与人类生存发展与认识的需求相联系，这其实就是有主观选择的客观性探求（合目的性或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有些哲学家把这方面的因素称之为实用主义的价值倾向。

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认为，思想本身只是完全生物学上的人为了应付环境而进行的踌躇不决、搜寻摸索的努力。如果接受他的观点的话，那么作为思想成果之一的科学与真理也难逃此论断——“科学与真理”只是完全生物学上的人为了应付环境而进行的踌躇不决、搜寻摸索的努力。

《二十世纪英美哲学》（张庆熊、周林东、徐英瑾著）在介绍迪昂-蒯因整体论时这样表述：“科学理论总是包含一组假设或这样那样的解释性前提。……在有限的经验观察的基础上我们并不是只建立一个理论，而往往是一组相互竞争的理论。我们的理论是被经验不充分地决定的，其中包括许多假设和约定的因素。由于这些假说和约定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当反证的证据出现时，并不意味着整个理论必须被抛弃，而往往意味着要对理论中的假设或约定做出适当的调整。……理论中没有一个组成部分是免于修改的，甚至处于理论的深层次的数学和逻辑也不例外。”当然哥白尼式革命（理论基础被方向性地否证，造成其理论成体系的崩溃反转）在科学史和哲学史上也并非凤毛麟角。理论或命题总是由已知或未意识到的前置公设（或约定）与规则来规范运筹的。作为理论或命题的成果——科学与真理也难逃此命运。

规律、真理，总是有例外，或者有各种无法摆脱的限制性条件。这本身是否就是一个规律呢？至少说明任何基于可感物质世界客观性的主观表达——也就是规律或真理，总是有缺陷的、有限制的。这种缺陷来源于主观认识、主观表达以及认识主体的有限性；这种限制来源于认识对象（可感的物质世界）的无限性或未知性。

没有绝对的确定性，只有相对的确定性。既然科学的目标与方法都具有不确定性，而我们普遍认为的科学性，不过是在这三重不确定性（宇宙的演进、科学的目标与方法的不确定性）中，在认识与实践的层面上追求相对的、不断有所进步的合理性、确定性、规范性、实践性（可操作性）探索。而其相对性始终离不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限定。

“道可道，非常道”，文化超前的中国智慧

当西方哲学在古希腊以及中世纪时期还在为绝对的真理观而欢呼雀跃，提出所谓理念世界、绝对的真善美就是上帝之类的命题时，中国文化以老子为代表在春秋时代就以朴素的辩证法态度提出了令人惊叹的理论——认识到事物客观性难于洞察，只能去主动把握，不可描述，不可命名，但为了交流，只能勉强命名，但它在不同阶段又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内在规律，因此一称述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阅读《老子》道经第一章会发现，老子一定程度上用道阐述事物客观性，用“有、无”来阐述事物客观性表现出来的阶段性。“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可简略理解如下：道不易把握，不可命名，如果非要命名的话，在不同阶段亦有不同的名字，这种命名也是被迫而勉强的命名。在这里套用的话，有和无相当于一些人理解的真理概念，而道是主观不可确切把握的事物的客观性，道本无名，难于把握，不可称述。当然，《老子》中的道目前还有很多其他的解释或理解，比如事物的发展趋势、宇宙的起源、社会发展规律等等。

此外，印度文化也有相似认识，佛教有“法尚应舍，何况非法”，法喻“望月之指”等，不过它指的似乎不但是事物客观性，而且也是所谓的“佛性”。

我们倡导的不是科学信仰，而是追求科学与真理的精神与态度

客观性来自主观性的认识与实践需要，没有主观性也就无所谓客观性。另一方面，客观性不因主观性的需要而改变。但主观性理论一旦转化为社会性实践，就会对物质世界产生物质性改造力量。

意识在物质世界中进化而来，科学始终无法超越“经验”的验证。事物的客观性只能通过主观性来把握。科学与真理，无法逃脱经验世界的羁绊。它根植于人类经验世界，预言与指导人类在经验世界的生活、生存、实践，并不断接受生活、生存、实践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检验。科学与真理不能只停留在理论和大脑中。

费尔巴哈指出：“真理是时间的女儿。”他又指出：“自由也是时间的女儿。”

科学的意义，首先是面向人的生存，科学的探求从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合目的性而来。不能把科学与真理变成另一种宗教、迷信，变成绝对的形而上学的东西，变成僵化而了无创新的东西。仿佛科学与真理，一经发现、掌握、运用，就成了亘古不变的信仰，变成了僵化而不可更改的东西。这就背离了其价值与意义。

要反对把科学与真理当成信仰，它们只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手段，而我们要大力倡导的是追求科学与真理的实践精神。

一些科学家认为科学精神是基于探究、怀疑、批判、实验所体现的精神。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追求科学与真理的精神，要体现求知、质疑、批判、反思、创新、实证（求真求实）的精神。尤其要用这种实践的批判反思精神来反对宗教化、绝对化、信仰化科学与真理。

爱因斯坦曾敏锐地指出：“任何……理论最好不过的命运是，指明通往一个更加广包的理论的途径，而它则作为一个极限情形在后一理论中继续存在下去。”我们现阶段认识到的科学与真理，也不过是理论而已，爱因斯坦用这段话谦逊地告诫人们：不要迷信，任何理论“最好不过的命运”不过如此。要把个人意识中绝对的真理看法、绝对的科学看法和事物的客观性区别开来，要把人对事物客观性的主观把握与表达（科学与真理）和可能是无限的、未知的事物客观性区别开来。

总之，科学与真理作为人类意识的成果，必然无法摆脱主观性，唯一能打通主观、客观的只有人类的实践，因此科学与真理在追求客观性的道路上，只能不断靠实践来校正检验。而校正检验本身也是一个历史过程，也会限于认识水平、验证手段的匮乏而不能及时校正检验科学与真理理论。并且，在当下的时空中通过实践检验的科学与真理理论在未来也有可能被否证或修订。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类一直在瞬息万变的宇宙和崎岖的相对性中追寻模糊而飘渺的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