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刚 王金磊

（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 100081）

延安精神，因诞生于陕北延安而得名，它凝聚着中国革命的优良作风，是悠久的中华民族精神在革命实践中的升华。2002年4月，江泽民在陕西考察时指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延安精神的主要内容。”[1]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两个结合”，不仅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在逻辑，更指明了其根本方向。2021年9月，延安精神纳入党中央批准的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延安精神是“两个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精神。从“两个结合”入手，深入分析延安精神的生成脉络，不仅可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永无止境的精神动力，还能够为实现强国目标提供富足的精神营养。从“两个结合”的维度出发，把握延安精神的生成脉络，不仅是历史的要求，更是时代的呼唤。

一、从“两个结合”把握延安精神生成脉络的内在依据

中共中央在延安的十三年，是由弱变强、转败为胜的十三年，也是克服种种困难、取得巨大胜利的十三年。延安精神是党在延安时期冲破难关、创造光辉成就的过程中培育和形成的革命精神。延安精神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进行局部执政与建设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精神样板，也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继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典范。

1.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求

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编辑部以及致查苏利奇的信中已有明确论断，他指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2]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并不缺少普遍的“规律”，“规律”不能只是抽象的，而是要在具体的社会历史中才能真正认识和把握。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基本的要点。换言之，马克思主义的原理，除非能够在特定社会现实中得到具体化，否则，它就会丧失其“活的灵魂”和“生命线”。列宁在为《工人报》写的文章《我们的纲领》中认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3]。马克思主义理论需要“结合”，更需要“转化”。

1938年9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他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4]。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会议，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指出，“当着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5]152，详尽透彻地揭露了“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的教条主义错误[5]154。为了彻底肃清王明教条主义的危害，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刻苦钻研，在1937年发表了《实践论》和《矛盾论》，对否认“结合”进行了深刻的批判。1938年，毛泽东为抗大制定了教育方针，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6]。另外，《〈共产党人〉发刊词》等著述的发表，也说明以实事求是为核心内容的延安精神已经初步形成。因此，应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层面把握延安精神的生成脉络，脱离中国实际是要不得的。

2.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必然要求

延安精神的生成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是“两个结合”的产物。中华文化历经千年而未曾中断，主要是因为其中深藏着许多可以被后世学习和借鉴的理念，且一直在与时俱进。这就要求现代中国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必须走自己的路。马克思主义虽然不是起源于中国，但却可以长期存在于中国，成为指导中国建设的主要思想武器，这是因为它和中国实际有着高度的契合性。二者虽然不同宗、不同源，却相互契合。“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对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增进文化创新的理论自觉性都起到了促进作用。这种自觉转化为自发，进而可以在中国大地上获得一场广泛和深刻的实践。延安精神作为一种革命文化，诞生于中国大地，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块沃土，它的每一个元素都可以在其中找到合理性来源和解释。延安精神就是在这样一种高度契合之下实现了有机结合，并彼此成就，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展成一个新的文化生命形态。

第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延安精神的精髓，也是党团结带领军民涅槃重生的强大精神指引。陆游的“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以及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千古佳句都蕴含着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第二，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来源于民族精神，基本凝结在《周易·大传》当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两句。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延安军民才能克服千难万难，粉碎了敌人数次的封锁和扫荡。第三，延安时期的革命实践都坚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一词，语出《汉书·河间献王传》，指的是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存在规律，必须一步一个脚印，遵循实事求是的规律性。“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不受虚言，不听浮术，不采华名，不兴伪事”等均是对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发扬和写照。第四，从“崇尚仁爱，重视民本”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表明延安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民本思想由来已久，在中华文化中源远流长，如孔子的“仁爱”、墨子的“兼爱”和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等，孙中山先生同样也认为国家以民为本。民本思想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发展，揭示了人民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巨大作用。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革命中的地位》一文中讲道，“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7]。

3.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实践要求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审时度势，引兵井冈山，在井冈山创建了革命根据地，开创了“朱德毛泽东式”的中国革命之路。随着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中央红军一时间发展壮大到10万人左右，全国的共产党员人数也达到了30万。井冈山道路影响巨大，但却遭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打击。王明不顾中国革命实际，对苏联经验照搬照抄，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唯命是从、盲目执行，直接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党和红军一度濒临灭亡。1934年10月，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共中央充分考虑客观实际，决定实施战略转移，而之前犯了“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人又犯了右倾逃跑主义错误，把战略转移变成了大搬家，致使5万多战士血染湘江。湘江战役后，红军带着仅剩的3万多人来到湖南省通道界内，毛泽东在通道会议上力挽狂澜，放弃北上，转战贵州。“通道转兵”，使得处于困境中的红军得以生存。1935年1月，红军决定强渡乌江，攻克黔北重镇遵义。1935年，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使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得以终结，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8]

无产阶级面对的资本主义是世界性的，是一个较为完善的资产阶级体系。因此，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是十分值得思考的。之所以能做到“两个结合”，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是一个独立的、自足的文明体。即使遭受外部空间的强大压迫，也有足够的体量和力量谋得生存、求得发展。延安精神的生成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党中央到达延安后面临三大考验。第一是抗日战争的考验。七七事变爆发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中华民族危在旦夕。在这个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以大局为重，在国共矛盾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毅然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第二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如何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的问题。毛泽东主张必须明确领导权问题，不能模棱两可，更不能放弃独立。这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总结出的历史经验。第三个考验是军队和人民发展壮大，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国民党的围追堵截、日军的“三光”政策，使得陕甘宁边区乃至整个抗日根据地都陷入财政危机。1939年，毛泽东发出“自己动手”的号召，开展了边区军民大生产运动。[9]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紧紧依靠自身特有的精神力量战胜危机。延安时期的艰难岁月，锻造了中国共产党。延安精神，也是这一时期最具魅力的象征，是这一时期留下的宝贵的精神遗产，更体现了“两个结合”下中国共产党人临危不惧、排除万难的革命精神，使得延安精神在今天更加熠熠生辉。

二、从“两个结合”把握延安精神生成脉络的路径指向

延安精神从来都不是抽象的，也不是空洞的飘在空中的理论，在新时代有它新的实践形式。从“两个结合”中把握延安精神的生成脉络，就是要让延安精神获得新的时代内涵和表现形式。从“两个结合”入手，对延安精神生成脉络的路径指向进行归纳和分析，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延安精神的新时代价值的重要手段，对于把握时代规律、解决实际问题、推进文化创新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1.尊重客观实际，把握时代规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在于推进“两个结合”。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在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之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华北进行了大规模侵略，中国陷入亡国灭种的境地，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国内阶级关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全国人民纷纷请求停止内战，团结起来抗日。1933年，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首次提出“红军北上抗日”的口号，体现出党在民族危亡时胸怀天下的诚意和情怀。1936年末，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虽基本停止了对共产党的围剿，但并未真心与共产党合作。直到八一三事变后，国民政府发表了“自卫宣言”。这时，不分地域和党派的全国性抗日战争才真正启动。1937年9月22日，在日本军事压力、国内抗日高涨的呼声和中国共产党一心争取和平的不断努力下，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在一天后，公开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共产党从“北上抗日”到全民族抗战，始终都坚持尊重客观实际，在中日民族矛盾面前，摒弃历史恩怨，把民族大义放在第一位，不等八路军各部改编完成便先后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把握延安精神的生成脉络，必须对延安精神的萌发、形成和发展的时代条件和现实情况有一定的认识。延安精神的生成是尊重客观实际、把握时代规律的结果，它要求人们在各种不良倾向和思想观念混战中“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在革命和生产生活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并在恶劣的自然和非自然环境下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只有立足于现实，才能正确地把握现实，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决策。

2.坚持实践导向，解决实际问题

延安精神的生成，不是单纯的主观上的理论创新，也不是为了彰显哲学智慧而编出来的精神纲领，而是用来解决实际问题、指导实践的。如果理论不能用来指导实践，就会丧失其应有的价值。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以革命为实践导向，以人民利益为中心，以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为革命目的。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共产党也组织了有力的反击，在这一过程中延安精神这一重要的精神力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后，中共中央发布对时局的宣言，呼吁“抗战到底、团结到底”。中国共产党的大局意识从来都不是空谈，而是真正落实到实践之中。皖南事变后迎来第二次反共高潮，使党受到较大损失，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仍然提出在政治上采取攻势，在军事上采取守势，得到各界人士和民主党派的支持。而后蒋介石陷入孤立，公开表示再无剿共之心。1943年5月15日，第三国际宣布解散，蒋介石等国民党右派坚持反共反人民的立场，借机大搞反共。西安劳动营训导处长、复兴社特务头子张涤非于6月12日召开座谈会，以群众团体名义电告毛泽东“解散”中国共产党，“取消边区割据”，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党采取革命舆论和军事准备相结合的方针，组织三万余人参加集会游行，毛泽东撰写社论《质问国民党》。在没有造成大规模内战的情况下，国内外舆论纷纷谴责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抗战胜利后，党从人民利益出发，提倡建立一个民主联合政府，毛泽东等人前往重庆进行谈判，但蒋介石撕毁协定，发动了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解放战争，取得了革命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成立，使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反帝反封建斗争取得最终胜利。

3.扎根中国本土，推进文化创新

延安精神的形成扎根于中国大地，生发于陕北延安，在革命群众当中萌发、生成和传播。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文化领域也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对当今的文化强国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引意义。延安精神所蕴含的文化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具有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显著特征，它是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是要发展成为一种无产阶级领导的、大众的、民族的、科学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针对文艺界出现的问题，提出今后文艺的方向，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必须反思自己的作品，自觉地走进群众中，深入军队里，挖掘文化题材，进行文化创作。延安整风也对党建提出了新要求，清除了党内教条主义和“三风”现象，深刻影响了历史、哲学、文艺、军事和教育等多个方面的文学创作。例如，哲学领域出现了以毛泽东、艾思奇为代表的“领军”人物，他们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运用到具体工作中，形成了以“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历史学领域，出现了如《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现代史》等的作品；在文艺领域，创作出诸如《黄河大合唱》《白毛女》《暴风骤雨》等一大批经典作品；在教育领域，开展大学的创建和开始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延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时代推进文化创新，也必须始终坚持好“两个结合”，坚持好传统文化的守正、传承、创新、发展，守好这个文化之根，不断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三、从“两个结合”把握延安精神生成脉络的当代价值

延安精神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注入了十分强大的精神动力，极大地振奋了中国人民抗击外敌的信心，也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民建设祖国的热情。在新时代，延安精神仍然是我们战胜困难、勇往直前的强大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弘扬延安精神，需要深入挖掘那个革命年代的宝贵财富，使其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

1.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不是被奉为圭臬的“圣经”，更不是为中国建设发展的“具体指南”。为此，我们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创新研究。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10]。从“两个结合”的维度出发，把握延安精神的生成脉络，有利于在理论上和思想上掌握主动，也有利于认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之间一般和个别的关系、普遍和一般的关系，通过“两个结合”这种方法论，使其最终发展成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可以和马克思主义对话的理论体系。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水土不服”，反而在短时间内被绝大多数中国人所认可，它一经出场，就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理论，是天然的真理，并没有经历工人的革命实践。延安整风打破了这一“康德式”的悖论，使马克思主义必须在中国得到实践，马克思主义必须实现中国化时代化。陈独秀和王明造成了两次大革命的失败，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损失。教训表明：任何思想都要与客观实际相联系。

2.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可以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11]从“两个结合”把握延安精神，以适应西方意识形态对中国思想阵地的持续冲击和各种不良思潮的泛滥，这不仅有利于巩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且对于保持文化定力、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础上的文化“守正创新”也有借鉴意义。“两个结合”不仅是把握延安精神的生成脉络的世界观，也是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方法论。延安精神是延安时期的中国革命斗争实际与传统文化当中“自强”“民本”“实事求是”“家国”等精神结合的典范。从“两个结合”出发，把握延安精神的生成脉络，是文化的与时俱进，它既不是死板教条的“管中窥豹”，也不是对这一科学方法的唯心主义崇拜，而是由局部到整体、从片面到全面的系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正确运用。只有把握好这个原则，中华文化才能在世界激荡的价值观冲突中屹立不倒。

四、结语

悠久灿烂、博大深远的中华文化，不仅包含着党在延安时期形成的延安精神，也囊括了一整套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延安精神在其生成过程中，立足于中国具体实际，找到了其自身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之处，并在后期斗争实践中逐渐发展成为指导党和人民度过危难时期的精神大纲，其思想精华在新时代仍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辉。从“两个结合”的维度把握延安精神的生成脉络，不仅有助于新时代条件下党坚持和发展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而且对党的建设、人民生活的改善、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和巩固社会主义政权都有可供参考和借鉴的方法论意义。从“两个结合”的维度出发把握延安精神的生成脉络，只是结合过程中的一个映照。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立足于中华民族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全体中华儿女为之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