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所安：《皆我所有：北宋时代的快乐、拥有与命名》，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208页。*

Stephen Owen.AllMine!:Happiness,Ownership,andNamingin Eleventh-Century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21,208 pp.

在中国和西方哲学价值体系中，由公（public）与私（private）衍生出的论辩传统影响深远，而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的学术争鸣在重视打破学科壁垒的学术背景下呈现出不同的面向。延续其著作《中国“中世纪”的终结》（TheEndoftheChinese‘MiddleAges’）设定的研究方向和理路，哈佛大学东亚系、比较文学系荣休教授宇文所安（Stephen Owen）2021 年岁末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书《皆我所有：北宋时代的快乐、拥有与命名》（All Mine！：HappinessOwnershipandNaminginEleventh-CenturyChina）以十一世纪的中国为文化背景，引入公与私的概念再度审视北宋独具一格的文化史，以欧阳修、苏轼、司马光、黄庭坚等文化精英讨论“快乐”与“拥有”的问题为主线，通过文本细读来分析北宋文化精英是如何试图通过“命名”来平衡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矛盾与冲突、并为自己的玩好和园林构筑美学空间。尽管书中各章均已在北京与台北的学术讲座上先期发表，但是修订过的“合辑”仍有清晰可辨的主题线索和逻辑关联。宇文所安用其一贯的散文式学术写作风格为中国古典文学学术研究再注活力。文化精英阶层对所有权的拥有感到快乐之于古典主义道德观及时代政治有何逾矩？命名与儒家早期经典哲学思想有何关联？怎样命名可以避免文化精英的私家园林与私人玩好成为政治党派和道学家攻击其风气败坏的靶子并为其赢得流传千古的声名？北宋文化精英通过命名实现审美式快乐在近世文学转型中扮演何种角色？上述问题，我们未妨借鉴此书提供的答案来进一步思考。

其一，命名兴起与经济、政治、道德的关系。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概念与现今的标准有很大差异。除经济因素的影响之外，政治、道德等其他因素也对其有重大影响。宇文所安发现，古典主义道德观的抑私扬公、政治党派对私的干涉与文化精英对物之所有权的占有感到快乐，会产生公与私的冲突与矛盾。书中对文与可绘画作品的价值、苏舜钦购得园林的收入来源等方面的经济学分析，正反映出随着十一世纪商业文化的蓬勃发展，北宋文化精英逐渐认识并充分利用自己诗作、书法、绘画上的商业价值，不断充实自身经济实力，从而更进一步“占有”更多私家园林与私人玩好的文化现象。一方面是古典主义道德观和官僚政治义务抑私扬公的干涉，一方面是对物权占有式快乐的享受。如何调和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对这一群体提出了挑战。刘子健在《中国转向内在》（ChinaTurning Inward：Intellectual-PoliticalChangesintheEarlyTwelfthCentury）一书中指出11世纪文化精英逐渐接手了中古时期世族贵胄阶层的政治权力，所以毫无疑问，这一时期精英文化阶层并非如陶渊明《桃花源记》中渔人一般处于帝制系统之外，而大多是中央文官体制内的代表，因此他们更需要在道德与政治的双重压力下为自己的玩好与园林构筑起美学空间。在溯源前代经验时，他们在先秦儒家学说中寻求到答案。孔孟学说给北宋文人提供了中唐以降白居易等人未能解决之问题的突破口，即“占有”既可以是所有权的物理占有，也可以是口头式的虚拟占有；因此以命名进行文学式的占有为11 世纪文化精英在道德与政治的压力之下为自己玩好与园林的合理存在寻找理由。尽管如此一来，文化精英的私人领域如宇文所安的高足杨晓山在《私人领域的变形》（MetamorphosisofthePrivateSphere：GardensandObjectsinTang-SongPoetry）一书中所指出，这样的私人领域已发生变形，而这种变形的主动或被动与文化精英的声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其二，命名倾向与文化精英声名毁誉的关系。艾朗诺（Ronald Egan）在《美的焦虑》（TheProblemofBeauty：AestheticThoughtandPursuitsinNorthernSongDynastyChina）一书中提出11 世纪士大夫对美（其中包括艺术品）空前热烈追求之际，焦虑感也滋生弥漫。不仅欧阳修感到其“书”之美与其“书”之善难以兼得，苏轼也如杨治宜在《“自然”之辩》（DialecticsofSpontaneity：TheAestheticsandEthicsofSuShiinPoetry）一书中所指出的面临着内心乌托邦追求与现实之间的矛盾。苏轼一方面强调对物应保持一种超然态度，一方面却无法掩饰对玩好的难以割舍。这些矛盾都是其焦虑的鲜活反映。当从先秦儒家遗产中得到“命名”这一调和方式的启发时，文化精英是否能万无一失地避免诸如干涉私人领域的王安石政治派系和抑私扬公的新道学家的攻击？从本书中的具体案例来看欧阳修晚年退出政坛后，撰写《六一居士传》为自己在私域空间拥有私人玩好的合理性立论时，仍不免招致道学家的攻击，以至于后来需要苏轼为之巧加辩护；无独有偶，司马光在隐居洛阳时也试图在《独乐园记》中为私家园林寻求合法论证，但最终在古典道学和政治强权的双重压迫下终至坍塌。不过也有成功的尝试之例，如早年身为太守的欧阳修，挟政坛领袖之威创作《醉翁亭记》《丰乐亭记》为其留下千古声名；黄庭坚在为富商韩渐正作《松菊亭记》时，亦期望韩渐正与民同乐以流芳后世、福泽子孙，留下一桩成功的命名案例。由此可见，当命名为“独乐”寻求合法性时，往往为文化精英带来被攻击的危险，甚至招致溃败；只有当命名为实现“众乐”服务之时，作主动服从于或收编于主流意识形态之姿，才能起到调和公私矛盾的作用，并为文化精英带来流芳千古的声名，耽于一时之乐亦须师出有名。大量试图调和公私以维护文化精英声名与地位的文学文本流传于世，这也暗示了一场文学转型的发生。

其三，命名风气与近世文学转型的映照关系。包弼德（Peter K. Bol）在《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ThisCultureofOurs：IntellectualTransitionsinT’angandSungChina）一书中指出晚唐和北宋是唐宋思想转型的多样化阶段，思想生活被一种创造性的张力所包围。在古文中试图以命名方式调和公与私的矛盾，实际上就是文与道关系的具体体现，后者在11世纪北宋古文运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古文运动是初唐至南宋从文学文化之学转向伦理道德之学的关键节点，对价值观的自觉思考使得古文运动作为一场思想运动的意义远甚于文学运动。命名风气的出现是文化精英对新道学家重建内向型儒家伦理道德所做的回应与思考，正是这一张力使得北宋古文的精神内容和表达方式都得以扩宽，有异于停留在形式的模仿上的晚唐古文运动。纵观11 世纪中国文学史，成就最为突出的除了日臻繁盛的古文运动之外，还有词的兴旺发展，命名风气与词这一文学体裁的发展又有何因由？宇文所安在其另一力作《只是一首歌：中国11 世纪至12 世纪初的词》（JustaSong：Chinese LyricsfromtheEleventhandEarlyTwelfthCenturies）中指出，当社会道德与政治渐趋统一，词这一被隔离在社会意识形态空间之外的文学体裁成为文人们倾情宣泄的重要渠道之一。在宋代文学观念里，不同的文学体裁承担着各自的功能，这在诸如李清照“词别是一家”之论中便可管窥，既然词在北宋承担更多的抒情功能，所以本书中以“命名”调和公私矛盾的文本大都采用承载伦理道德的古文这一文体也就不足为怪了。在北宋文化精英不断的努力之下，11 世纪的古文实现了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文道一统，自晚唐以降不断推进的古文运动至此达到了高潮，“命名”与近世文学的发展转型之间的关系，也有了文类选择的能动意义。

虽然探究文学与道德、政治、经济等制度史和物质史的诸多面向的互动关系在中外学界数见不鲜，本书在研究广度上也并未超越上文提及的刘子健、包弼德等对唐宋之变研究的既有思路，但该书将试图调和公私矛盾的命名风气作为更具体而微的切入点，巧妙地使用“文本家族”（family of texts）概念使不同作家的离散古文凝聚成一个有机整体，并运用英美新批评文本细读方法对其进行鞭辟入里的分析，最终由点及面、由表及里、由浅入深，达到重新思考北宋文学史乃至文化史这一研究目的。透过本书视角，我们不仅看到文化精英在道德与政治的挤压下对私与公关系所做的抗争亦或平衡，也看到这一时代私人商业经济发展对身处公共领域之间的文化精英产生的影响和冲击，促成他们把文学、绘画等艺术转换成经济价值或占有某物所有权的渴望。在复杂的制度和物质文化外部因素合力之下，文化精英快乐的实现变得不再简单，这一问题同样也折射出11 世纪的中国多层次、多元化的社会面貌与文化样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