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当代党员》全媒体记者 汪茂盛

20世纪60年代初，当时的浙江省诸暨县枫桥区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

回顾历史，“枫桥经验”从“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再到“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从一地破题、全省实践再到全国推广，跨越一甲子，可谓历久弥新。

进入新时代，重庆不断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用实际行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党建统领完善“141”（一个乡镇基层社会治理指挥中心+“党建工作体系、经济生态体系、平安法治体系、公共服务体系”四个板块+一套网格）基层智治体系建设，结合自身实际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方式方法，让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巴渝大地开花结果。

党建统领——发挥“141”基层智治体系的组织效能

“莫打架，伤了和气……”

9 月初，重庆市万州区太白街道青羊宫社区两位居民因电费收取问题发生纠纷，社区“和事佬”周贵英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两人冰释前嫌。

71岁的周贵英是社区的“党员中心户”，也是楼栋长、网格长。拿着笔记本在社区里转悠，帮有矛盾的群众“揉揉包”“散散气”是她每日的工作内容。

借“党员中心户”织密矛盾化解“防护网”，是太白街道在步行2分钟范围内的10 个楼院设立“微党支”的目的。太白街道党工委书记秦小林表示，“微党支”正是万州区以“党建统领网格治理”专项行动为契机，持续深化基层治理“五长制”（社区长、片区长、网格长、楼栋长、物业长）的具体实践，力争实现“小事不出楼栋，大事不出社区”。

不仅如此，万州区正积极打造和应用“万州区基层智治‘五长制’平台”和“万州‘五长通’”A pp，为“红色管家”提供技术支撑，推动“一中心四板块一套网格”线上线下投入实战应用。

“一中心四板块一套网格”是在4月25日召开的数字重庆建设大会上，市委书记袁家军强调的党建统领“141”基层智治体系的内涵。当前，全市上下正快马加鞭，为基层社会治理注入数字化新动能。

走进重庆市荣昌区万灵镇基层治理指挥中心，利用一体化治理智治平台可向全镇30个网格、98个微网格“一键下发”法治宣传任务，网格员也可“一键上报”风险隐患和矛盾纠纷；走进两江新区翠云街道基层治理指挥中心，“党建统领、经济生态、平安法治、公共服务”4 个板块任务已分门别类实现高效匹配；走进江北区铁山坪街道，“一张网”覆盖辖区44个基础网格、3个农村网格和3个专属网格，使得在网格内全面开展摸排和化解矛盾成为可能……

当前，全市首批“141”基层智治体系16 个试点镇街抢抓数字变革机遇，推进各类应用集成高效、惠民利民，推动全市基层治理迈上新台阶。

8 月底，因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白市驿镇驿站社区一小区进行内部改造，一居民同楼下住户发生了冲突，网格员代雨希赶到现场了解情况后，发现矛盾涉及施工方、物业管理方、社区等，单靠个人力量无法解决，她立刻将情况上报至高新区综合执法局一体化治理智治平台。随后，平台协调相关部门，两天内便将该问题彻底解决。

“网格是基层治理的‘毛细血管’。基层智治体系建设以海量数据培养‘一员多能’的网格员，实现力量在网格聚合、民情在网格掌握、矛盾在网格化解、问题在网格解决、服务在网格开展。”高新区综合执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如今，在重庆，党建统领的这张“红色网格”夯实了基层治理的“骨骼肌理”，开辟了“全民参与、社会协同”的治理新途径。

群众路线——畅通渠道“将问题解决在基层”

9月15日，重庆市江津区鼎山街道艾坪社区的网格邻里会上，七八个居民围坐一桌，你说我听、我问你答……从2022 年起，居民自己开会调解纠纷在鼎山已成常事。

7 月的一次网格邻里会上，鼎山街道美林小镇小区的邻里“矛盾疙瘩”被解开。小区一楼栋排水管道堵塞，导致污水倒灌，整栋楼跟着遭殃。2楼住户张万云与1楼至5楼的住户商量一起出钱更换管道，唯独4楼住户杨朝友不同意。之后，张万云和杨朝友矛盾越积越多，甚至要动起手来。而在那次网格邻里会上，居民调解员胡明清和他们坐在一起，唠家常、谈心事，两人重归于好。

像胡明清这样的居民调解员在鼎山街道还有很多。“居民调解员多是热心老党员、志愿者。”人大鼎山街道工委主任谌帅英说，自从街道探索出“公事”“共事”“家事”“三事分流”工作法，搭建起网格邻里会这样的协商议事平台，群众能够就地提诉求，他们也打通了了解民情的一大渠道。

善于倾听群众声音、发动群众力量，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中来解决群众矛盾，正是党员干部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更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将“问题解决在基层”的核心要义。

奔忙在社区、楼宇、院落之间的重庆市两江新区人和街道邢家桥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谢兰，始终不忘“你心里装着群众，群众心里就装着你”，带领社区居民一道让曾经环境脏乱、矛盾重重、人人嫌弃的老旧社区彻底变了样；数十年如一日战斗在矛盾纠纷化解一线的“老马”马善祥，退休后将机关干部、社区群众培养成“千军万马”，带领他们一起跑；扎根信访基层三十余载的杨永根，每天就像个流动的“邮箱”，处理着来自各地的纠纷调解求助……

他们是把老百姓的需求放在心上、落在行动上的代表，背后是各区县畅通群众表达诉求渠道，不断创新听民声、察民情、解民忧的工作方法。

在重庆市南岸区南坪街道，端一碗“老鹰茶”，听法律援助志愿者“摆龙门阵”；在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贵和工作室”，一次真心握手，消除数载心结；在黔江区濯水古镇“天理良心”调解室，数数乡贤们最近又解决了多少起邻里纠纷……无论是从下至上反映问题的通道，还是从上至下解决纠纷的网络，化解纠纷的“上下”通路早已被打通，并不断扩容。

依法办事——强化法治思维构建化解社会矛盾的治理机制

“工资收到了吗？”

“谢谢你们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这下心里踏实了。”

7 月3 日，重庆市巫溪县人民检察院检察三部检察官杜敏通过电话回访某案件当事人孙大姐时，得知孙大姐等16人的工资得到了落实，杜敏心上的石头也落了地。

从向公司负责人讨债到去相关部门上访，一场持续了4 年的债务纠纷，终于在县检察院联合县人力社保局出台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的协作配合意见》指导下，画上了圆满句号。

像处理劳动纠纷这类仅靠情理不能快速解决的矛盾纠纷，“以法律为准绳”显得尤为重要。

为妥当将矛盾化小、化无，防止“民转刑”案件发生，重庆一方面不断提升群众法治思维，让群众明白遇事该如何科学合理地求助，另一方面，将法治思维贯穿在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方方面面，真正做到从源头解决问题。

近3 年，重庆市委政法委乡村振兴帮扶集团驻武隆区沧沟乡工作队正在做这些事。

6 月的一个艳阳天，在重庆市武隆区沧沟乡大田村党群服务中心内，当事人、见证人、司法所和村委会干部围坐一桌，桌上整齐摆放着《耕地确认书》，一旁的摄影机录制下整场会议。当天，所有文书证据将以一式三份进行保存。

几个月前，当事双方还因置换土地面积不等的问题吵得不可开交，如今又握手言和，这得益于驻乡工作队创新提出的土地林地纠纷“证据储存”工作法。该工作法通过“经纬度定位+无人机拍摄+现场确认”方式固定证据，让调解有据可依。

“该工作法实质上是一种纠纷预防机制。”沧沟乡平安办主任高燕说，工作法所形成的证据链条为解决土地整治、流转，林地占用、租用等方面的矛盾奠定了坚实基础。

坚持良法善治的价值取向，着力构建完善多元化解社会矛盾的法治机制是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提出的要求，但在一些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干部群众的法治意识与社会发展适应度仍显不足。因此，大力培育干部群众法治思维，提升依法办事能力是极为重要的。

为此，重庆近年来在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领域持续深耕。

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三教诉讼服务站作为全市首个在镇街一级实体建设运行的诉讼服务站，让群众在家门口即可“一站式”完成从诉前调解到立案、开庭、判决等全部流程；市三级检察院共同参与，由416 名“莎姐”检察官、1800 余名“莎姐”志愿者组成的重庆“莎姐”未成年人保护大团队，为未成年人成长打造坚固屏障；巴南区在全国首创的“一书一令”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协助申领人身安全保护令近600份，辖区矛盾纠纷类警情大幅下降……

未来，重庆将继续用好新时代“枫桥经验”这个基层社会治理的“长治之策”，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为全国提供基层社会治理的“重庆方案”，形成一道新的亮丽“枫”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