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新元

看了这个标题，有人可能会发笑：曾国藩是清朝人，张居正是明朝人，年代相差久远，两人有什么可比性呢？

且慢笑！窃以为，虽然两者是不同朝代的人，前者比后者晚出生了二百多年，但作为同样做到高官的人，两人还是有许多相似之处：

两人从小都是聪明好学之人。曾国藩自幼勤奋好学，六岁入私塾读书，八岁能读四书、诵五经，十四岁能读《周礼》《史记》；张居正五岁识字，七岁能通六经大义，十二岁考中秀才，十三岁时就参加了乡试，十六岁中举人。

两人踏入仕途后都很有作为。曾国藩是中国近代政治家、理学家和文学家。他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为晚清“四大名臣”。他对晚清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曾国藩的倡议下，清廷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而张居正是明朝中后期的政治家、改革家，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他辅佐万历皇帝朱翊钧开创了“万历新政”。他在任内阁首辅的十年中，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推行“一条鞭法”，总括赋、役，皆以银缴，使朝廷“太仓粟可支十年，周寺积金， 至四百余万”。在军事上，他任用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镇北边，用凌云翼、殷正茂等平定西南叛乱。在吏治上，他采取“考成法”考核各级官吏，使朝廷政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然而，两个人的结局却大相径庭。曾国藩一生修身律己，以德求官，在做人和为官上都获得了成功。他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号“文正”，后世称“曾文正”。

而张居正二十三岁考中进士。隆庆元年（1567）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后迁任内阁次辅，为吏部尚书。隆庆六年，万历皇帝登基后，张居正代高拱任首辅。当时明神宗朱翊钧年幼，一切军政大事均由张居正主持裁决。张居正是万历十年（1582）逝世的，年仅五十八岁，他去世后就被抄家，险些被掘墓鞭尸，可谓是结局悲惨。

为何两个人会有如此不同的结局呢？窃以为，这同两个人面对权力时的态度有关。

在高官厚禄面前，曾国藩始终是头脑清醒的。他不仅自己谨小慎微，低调做人，认真做事，还要求家人也低调做人。

曾国藩的父亲叫曾麟书，为人老实，但儿子在京城做了大官后，老家因各种诉求找上门来的亲戚朋友越来越多。老爷子一是有点儿虚荣心，二是情面难却，难免有点儿跃跃欲试。曾国藩知道后，修家书一封劝父亲说，您是正派乡绅，平时不要与家乡的小官小吏有太多来往，不要常往衙门里跑。为人要低调，不要随便为人出头，而且这个门一开，求您的人就会接踵而来，怎么顾得过来？不如统统谢绝。父亲接受了儿子的规劝，杜门谢客。

而张居正就不同了。作为大权在握的首辅，他刚愎自用，树敌颇多。对家人也放任自流。他明知自己的父亲在老家胡作非为，横行霸道，但还是无原则地维护父亲，“子为父隐”。

张居正的父亲叫张文明，因为儿子做了大官，在老家就牛气冲天。他做人很高调，欺压百姓、干预司法，干着各种违法乱纪的勾当。想让谁坐牢就让谁坐牢，想捞谁就捞谁。更出格的是，当地官员为了讨好张居正，主动为张家修建府第，居然让大明朝的皇家特工——锦衣卫当建筑工人。这是犯大忌的事，但张文明却自我感觉良好。

结果，“多行不义必自毙”，张居正生前权倾一时，死后却遭抄家惨剧，甚至险些被掘墓鞭尸。这固然与张居正生前过于刚愎自用，树敌太多有关，但与他那位放浪不羁的父亲也是脱不了干系的。

从故纸堆里挖出两个大官来说事，不是无病呻吟。虽然时光已过去了好几百年，但是，像张居正那样的人还是绵绵不绝。这种人，一坐上“官位”，就“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干出各种影响极坏的事来。不仅自己高调，而且家里人、亲戚朋友也很高调。

像张文明那样横行乡里，造成很坏影响的人与事，笔者这些年也听到不少。比如百名红通人员之一的杨某珠，在当温州市副市长、省城乡建设厅副厅长时，刚愎自用，狂妄自大。而且“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兄弟、亲戚，甚至驾驶员，都依仗她的权势，当官的当官，经商的经商，一个个横行霸道捞足好处，群众对此意见很大。结局也同样悲惨，杨某珠本人仓皇出逃，最后被通缉抓回国来，难逃法网，其亲戚、兄弟和驾驶员，也都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古语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曾国藩仅仅是一个封建官吏，但他一生修身律己、以德求官，他的父亲也能听从劝诫低调做人，这是很值得今人学习的。

希望為官者能好好看一看曾国藩的家书和有关著述，从中能受到一些启发和教益，管好自己，管好家人，做一个让人民放心的官。这也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初衷。

【原载《联谊报》，本刊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