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军传媒记者 徐永坤

一位百岁新四军老战士对我们说：“今年12月26日，毛主席整整130岁了，你们得好好宣传宣传他老人家。”话音未落，他就动情地讲起了关于毛泽东与新四军的故事。末了，老人揉揉泪花闪闪的眼窝，一字一顿：“没有毛主席，哪有新四军？没有毛主席，何来新中国？”

领导权是怎么争来的

西安事变对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蒋介石虽然表面上作出了“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的承诺，事实上他企图消灭共产党及其军队的阴谋没有改变。

毛泽东对蒋介石的诡计早已洞察在先。在新四军整编前的1937年初，毛泽东就委托周恩来等同国民党就红军改编和开赴抗日前线问题进行谈判。在领导权问题僵持不下时，毛泽东明确指出：“与南京谈判，在红军、苏区方面以保证我们的绝对领导为原则，在两党关系方面以保证我党独立性为原则，这些方面绝对不能让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在具体编制及人数上做了让步。3月8日，谈判达成5 条意见，由周恩来起草文件送审，谁知蒋介石竟然反悔了，谈判重新回到了僵持状态。

就在国共两党谈判止步不前的时候，卢沟桥事变爆发。毛泽东当即亲笔给蔡元培、黄炎培等70余人写信，通报国共两党会谈的情况和红军急于上前线的决心。年近古稀的蔡元培接信后赶赴南京，绝食静待3天，得到蒋介石答复红军改编将提交国防会议研究才返回北京。8月上旬，周恩来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图进行统战工作，其间频繁拜会了冯玉祥、李济深、刘湘、龙云等一大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开诚布公地阐明中共对共同抗日、改编红军的原则立场和态度，使两党长达半年的会谈真相大白于天下。在内外压力下，蒋介石表面答应给红军番号尽快让其改编，可肚子里仍然盘算着如何一举消灭共产党。

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形势更加危急。8月中旬举行的第五次国共谈判出现了转机。8月22日，蒋介石迫不得已答应中共所提条件，同意华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随即，毛泽东以敢于斗争的勇气和善于斗争的谋略，指示周恩来在与国民党就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的谈判中，把取得领导权作为重中之重。国民党方面提出，若要改编，国民政府就要派人到这支部队任职，企图达到分化瓦解的目的。针对蒋介石的险恶用心，毛泽东运筹帷幄，要求周恩来针锋相对，迫使国民党不得不同意由中共继续领导改编后的红军游击队等项原则协议。经过艰苦努力，一支由中共直接控制的新四军终于挥师杀向华中抗日战场。

用心良苦的延安“面试”

北伐名将叶挺赴延安“面试”后才担任军长的过程证明，毛泽东不仅为中共争到了新四军领导权，而且对新四军领导人的配备同样极为重视。

由谁来担任新四军军长，是中共能否真正掌控这支部队的关键。在国共谈判中为谁担任新四军军长争执不下时，周恩来得知北伐名将叶挺回到上海，顿时眼前一亮，认为叶挺无党无派，当军长最适合，次日就与叶挺会面。叶挺道出了“此番回来只为报效祖国”的心愿。周恩来深情地对他说：“国共已就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达成了共识，而且南方红军游击队的许多领导骨干，都是当年北伐时的铁军成员，希望你能够继续领导他们。”最后，周恩来又给叶挺支招，让他通过老同学同时又是蒋介石心腹的陈诚说服蒋介石。

先说南京那一边。蒋介石骨子里也想拉拢叶挺，认为起用叶挺，共产党的人选就会被排除在外，只要抢先做好工作，叶挺就会听国民党的，便采纳了陈诚的推荐。1937年9月28日，蒋介石单方面委任叶挺为新四军军长，想趁机把叶挺拉拢过去，通过叶挺把新四军抓在自己手里。

再说延安这一边。毛泽东并没有立即同意叶挺就任新四军军长。因为叶挺长期旅居海外，虽然归国后见到周恩来时有一个表态，但中央对他的政治态度和立场还缺乏全面掌握，需要有一个考察了解的过程。10月9日，毛泽东致电正在南京同国民党谈判的博古和叶剑英，询问叶挺是否愿意恢复党籍或完全接受党的领导，而不受国民党的干涉，是否愿意到延安来一趟。叶挺明确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决定赴延安面见毛泽东。

11月3日，叶挺到达延安，毛泽东不仅亲自迎接，还设宴为他接风，又多次与他深入交谈，陪他到抗大、党校等地参观。11月6日，毛泽东在抗大礼堂亲自主持欢迎叶挺的干部大会，正式宣布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

毛泽东热情洋溢地说：“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军长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期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叶挺被感动得心潮起伏，激动地说：“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现在又跟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主席正确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

11月9日，叶挺离开延安赴武汉就任。虽然怀揣蒋介石的委任状，但叶挺一直念念不忘对毛泽东的誓言，也深得毛泽东的信任。皖南事变后，蒋介石威逼利诱、软硬兼施，叶挺始终信仰如磐，出狱后第二天就要求重新入党，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高度评价。

一把直插敌心脏的尖刀

1995年，为了纪念在茅山牺牲的7000 余新四军指战员，镇江30余万党员捐资修建了一座纪念碑。纪念碑建成后，人们惊奇地发现，每当在纪念碑下燃放鞭炮祭奠英烈，天空就会响起“滴滴哒——”的军号。当地村民由衷坦言，穿越时空的嘹亮军号，是在追思用兵如神的伟人毛泽东和他的新四军将士们。

1938年，按照毛泽东的战略部署，陈毅、粟裕、张鼎丞等率新四军先遣支队和第一、第二支队由皖南向苏南敌后挺进，建立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东进的新四军犹如“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

毛泽东为什么选择茅山作为苏南抗日根据地的中心？陈毅曾经这样理解毛泽东的意图：“茅山战略地位很重要，既在日军侵华大本营南京的城下，又是国民党第三战区的前哨，从古到今，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是兵家必争之地。茅山是我们的第一个立足点，是继续向东、向北发展的依托。有了这个立足点我们才能联通皖南，继续东进和北上。”

开赴敌人心脏地区开展游击战有胜算吗？在先遣支队出发不久，毛泽东就发出了《对新四军进行游击战的指示》：“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敌情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能克服这种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

毛泽东的科学决断极大地鼓舞了新四军将士的胜战斗志。1938年6月17日，先遣支队在镇江西南的韦岗截击日军汽车队，取得新四军在江南首战的胜利。当战士们把缴获的日本国旗、军旗、指挥刀、军大衣、皮鞋、钢盔、望远镜等物品在一座祠堂里展出时，十里八乡的群众争先恐后地赶来参观。

从韦岗初战到新丰夜袭，再到句容战斗、珥陵战斗、东湾战斗、贺甲战斗等，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新四军东进部队进行了大小战斗上百次。新四军打胜仗的消息接二连三地传到了延安，让毛泽东连连叫好，认为这些战斗虽然规模不大，但通过不断袭击、困扰，消耗敌人有生力量，使敌人一夕数惊、疲于奔命，卧榻之侧无一日安宁，从而减轻了正面战场压力，有力地配合了华中和全国抗战。

在毛泽东看来，苏南新四军的任务不仅是创建茅山抗日根据地，还要将苏南东路和苏北作为战略突击方向。1938年5月4日，毛泽东特意致电新四军：“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按照毛泽东的部署，1939年至1940年，苏南新四军以茅山根据地为依托，向东作战，继而渡江北上，完成了开辟东路和苏中抗日根据地的任务。

好一个料事如神的预见

毛泽东对皖南事变早有预料，曾一再告诫全党全军，“要有足够的精神准备，应付突发事变，应付最危险最黑暗局面的到来。”

华北敌后抗战展开后，毛泽东把目光迅速转移到位于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华中地区。新四军的快速发展，引起了蒋介石的不安。毛泽东迅即向八路军、新四军发出“摩擦中心将移至华中”的警告，决定：“以淮河淮南铁路为界，在此线以西避免武装斗争，在此线以东地区则应坚决控制在我手中。”他还特别提醒，“顽方有可能利用其优势兵力向新四军军部进攻，因此军部及皖南部队应预先有所准备，以免遭袭击，万不得已时可向苏南陈支队（陈毅率领的部队）靠拢，再向苏北转移。”为此，1939年4月1日，毛泽东命令八路军立即抽调4 万至5 万兵力南下华中，增援新四军，创建新的敌后根据地。

毛泽东念念在兹的是在皖南的新四军军部，三面有国民党重兵，北面是日军封锁的长江，随时有被突然袭击的可能。他因此致电项英，询问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被某方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随后又电告项英：“顾（祝同）有对皖南江南我军采取压迫手段之可能，望项准备应付办法，唯决不可先动手，应取自卫原则为有利。”

对如何走出险境，陈毅、粟裕同项英之间发生了争论。毛泽东支持陈、粟关于皖南军部应率部立即向苏南靠拢的意见，重申“在团结抗战时期，我军不应向友党后方行动，而应向战争区域与敌人后方行动”。但是，项英依然犹豫不决。1939年5月4日，毛泽东再次致电项英等，批评道：“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否则就会是极大的错误。”按照毛泽东的意图，陈毅迅速率部横渡长江，挺进苏北，打破了国民党消灭全部新四军于苏南地区的图谋。但项英固执己见，最终丧失了皖南新四军军部转移的先机。

1941年1月6日，国民党军队向新四军悍然发动突然袭击，蓄意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严肃指出：“我们要实行全国的政治反攻，采取像反对第一次反共高潮时的非常强硬态度，不怕决裂，坚决打退国民党的进攻。”在蒋介石发布取消新四军的命令，把叶挺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将反共高潮推到顶点的时刻，毛泽东极其冷静地提出，“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

为彻底揭露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的滔天罪行，毛泽东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名义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这个谈话不仅得到人民的一致拥护，而且得到国民党高层和民主人士的支持，在国际上引起广泛重视。斯特朗、斯诺等在美国报纸上发表报道和评论，向世界披露“皖南事变”的真相。英、美、苏等国都不支持蒋介石的做法。蒋介石在陷入内外交困、空前孤立的狼狈境地之后，被迫宣称：以后“决无‘剿共’的军事”。至此，蒋介石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以失败告终。

一项彻底摆脱束缚的决策

苏北盐城市区有个建军广场，广场中央耸立着一座纪念塔。纪念塔的正面刻有新四军高级将领张爱萍题写的“新四军重建军部纪念塔”，背面西侧镌刻着如下碑文：

光荣的新四军，原称“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是中国共产党培育和领导的一支英雄的人民部队。这支部队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由坚持在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编成的。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在湖北汉口成立新四军军部，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遵照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方针，新四军在皖南集中整编后，即由陈毅同志率领新四军第一支队挺进江南敌后，创建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一九四〇年，又率领第一二支队北渡长江，赢得了黄桥决战的胜利，旋与黄克诚同志率领南下的八路军在盐城以南胜利会师，开辟了以盐阜为中心的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

国民党顽固派以加紧推行反共政策作为对日妥协投降的重要步骤，于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皖南事变，并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肩负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使命，坚持抗战，反对投降，针锋相对，庄严宣告：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同年一月二十五日在盐城正式成立新的军部。人民群众热烈欢呼，敌、伪、顽军心惊胆丧。刘少奇政委、陈毅代军长运筹于陋室茅屋，奔走于芦荡沼泽，忍饥寒、沐风雪、入枪林、出弹雨，发展人民武装，扩大统一战线，加强民主建政，努力生产建设，创办文教事业。广大军民在反“扫荡”、反“清乡”、反伪化、反蚕食、反摩擦的斗争中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粉碎了顽固派的投降逆流，打击了日伪的嚣张气焰，打开了华中抗战的新局面。到日寇投降为止，新四军已由1 万多人发展到30 多万人，作战2.2 万多次，歼灭敌、伪、顽军45万多人，为夺取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名义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代理军长和政治委员，对新四军而言不啻为一次浴火重生。此后，新四军彻底摆脱了国民党，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恢复红军时代的政治委员制度，建立健全各项政治工作制度，使新四军真正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铁军。重建后的新四军共9万余人，继续在大江南北坚持抗战。

逐鹿中原的神兵突围

1946年6月26日开始的中原突围战役，揭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经历突围的老战士深情回忆说，毛主席亲自谋划指挥中原突围，那时候的每一个重大行动，都出自他的缜密决策。

中原解放区是中共全国7 个战略区之一，位于武汉、九江以北的鄂豫皖三省边界地区，构成对平汉铁路和武汉三镇的直接威胁。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背弃国共和平协定，悍然调集11 个正规军26 个师30 万兵力，将新四军及中原部队几万人团团围在湖北大悟宣化店这一狭小地带，意欲一举歼灭。毛泽东及时洞察了蒋介石的阴谋，料定中原一失，国民党部队势必集中全力进攻我华北、华东等老解放区。于是，他与蒋介石斗智斗勇，展开了“中原逐鹿”的激烈斗争。

针对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和造谣污蔑，毛泽东公开发表《国民党进攻的真相》一文，无情揭露蒋介石的险恶用心。在国民党军队的步步进逼，严密封锁，不断蚕食，紧缩包围，在中原部队陷于绝粮断炊、供应极端困难、处境十分危险之际，毛泽东于1946年4月29日，致电在南京的周恩来与国民党及美国代表谈判，争取中原部队合法转移。第二天，毛泽东又致电中原军区领导人：“只要顽军不破裂，应依原计争取合法转移为上策。”

毛泽东看穿了蒋介石的目的，就是要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全部消灭中共的中原部队，以控制整个中原地区。5月1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3次电告中原军区：“国民党有5月5日至9日围歼你们的计划，你们应在5月5日前完成转移的一切准备工作，以一部向东，一部留原地坚持游击战争，主力向西为适宜。”5月2日，又以中共中央名义复电中原部队：“顽进攻时，在原地打几仗，不轻走，以免中敌挑拨之计和自取困难，万不得已向西突围方针甚好。”在关键时刻，毛泽东要求周恩来于5月1日与国民党代表交涉，要求立即停止围困中原部队。5月5日，周恩来飞抵武汉，与国民党和美方代表会谈，要求尽早让新四军第五师部队撤出。周恩来与国民党和美方代表同赴中原解放区视察，8日抵达宣化店，听取了中原军区领导人关于国民党军对中原部队围攻情况的汇报。10日，周恩来同国民党、美方代表签署停止中原战事的《汉口协议》，使国民党进攻中原军区的计划被迫推迟。其间，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图召集中原军区领导干部会议，研究制定了“金蝉脱壳”的武装突围方案。不久，蒋介石撕毁和平协议，用重兵封锁东线和北线，欲将中原部队一举扼杀。然而，得益于毛泽东的超前部署及《汉口协议》创造的时间差，中原部队早已做好一切准备，以少数兵力牵制大量敌军，组织主力部队向西突围一举成功，彻底打破了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毛泽东成功运筹中原突围，给新四军战史留下了不朽的光辉篇章。

中原部队主力突围成功后，毛泽东又以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统筹全局，权衡利害，及时拟就下发了一系列电报，赋予了新四军中原部队以新的战略任务。

新四军将士牢记领袖嘱托，始终与人民群众同生死共患难，形成了铁一般的信仰。他们胸怀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面对日伪军对敌后根据地频繁的“扫荡”“清乡”，愈战愈勇、愈战愈强，前赴后继、绝命拼杀，成为华中战场一支让日伪军闻风丧胆的铁血神军。身在延安的毛泽东发自内心地赞誉铁的新四军是“华中人民的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