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倩男 李金克

(青岛大学 山东青岛 266100)

1 引言

提高服务贸易开放程度，促进中国服务业深度广度发展是“十三五”发展战略，也是《全球服务贸易创新趋势报告2022》关注的重点。近年来，全球区域组织广泛缔结开放服务贸易的区域性条款，使得服务贸易便利化水平提升，服务业全球化进程加快，服务中蕴藏的知识、技术与高级劳动力资本驱动制造业产业转型升级。因此，提升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长久以来，发达国家制造业和服务业多为高附加值产业，占据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掌握行业价值增值分配的话语权，而发展中国家处于产业链中下游，对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知识密集型的环节参与较少，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探讨中国与OECD组织中的发达国家服务贸易便利化水平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地位的影响，有利于像我国一样的发展中国家打破服务业附加值低、生产性服务占比低及价值链嵌入低的“三低”困境局面。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的贡献在于以下两点：第一，现有文献主要针对贸易便利化对贸易流量促进或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展开探究，本文创新性地将服务业作为全球价值链研究对象，选用国家大多为OECD经济发达程度较高国家，且为了做进一步参考，将中国也纳入其中做对比。第二，本文基于OECD-ICIO和UIBE GVC Indicators数据库，测算2007—2018年中国和OECD成员国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地位，探究贸易便利化水平差异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地位影响，进一步探讨贸易便利化对不同发展程度经济体和不同服务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丰富了研究结论。

2 研究综述与理论机制

2.1 贸易便利化水平研究综述

有关贸易便利化指标的测算方法最早可追溯到Wilson，其将海关环境、电子商务、港口环境及监管环境作为贸易便利化指标衡量APEC成员水平后，后续学者多在其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拓展，运用层次分析法简单算术平均测算了贸易便利化水平(曾峥、周茜，2008)。Suanmali(2013)从时间交易成本及交易过程复杂性衡量贸易便利化水平，此后，主成分分析法及熵值法测算贸易便利化水平应用较多(毛艳华等，2023)。

随着学者在不同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取得丰富成果，有关贸易便利化在贸易方面的研究日趋成熟。宏观层面，孔庆峰和董虹蔚(2015)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发现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有利于贸易潜力的扩大。微观层面，程凯、杨逢珉(2022)认为通关时间、通关成本及腐败会对企业出口产生抑制，而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会促进企业出口。

贸易便利化的指标构建及测量多集中于货物贸易便利化，服务贸易便利化文献有限，且有关服务贸易便利化的衡量没有一个确切的标准。本文参考CETA、USMCA及CPTTP三大区域贸易组织有关服务贸易便利化的规定，构建服务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

2.2 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因素综述

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因素众多，给本文控制变量选取提供参考。Costinot等(2013)发现，生产率水平的提升可以促进一国全球价值链正向提升；李强、郑江淮(2013)发现，技术研发投入越高、劳动力资本越强、营商环境越好，越能显著促进制造业价值链攀升。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和新产品研发显著提高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刘曙光、孟庆婕，2022)。此外，也有学者认为服务贸易自由化可以提高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马盈盈，2019)。

有关贸易便利化对全球价值链影响的研究：微观层面，段文奇、景光正(2021)发现，贸易便利化显著降低了出口企业的库存，确保了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供应链的高效率；杨继军等(2020)从技术溢出效应、成本节约效应和市场竞争效应入手，发现贸易便利化显著促进企业出口增加值。宏观层面，国内研究普遍集中在制造业领域，认为贸易便利化能够通过增加服务要素投入力度，降低经营成本，提高供应链效率，从而提升一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武杰、李丹，2021)。

贸易便利化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地位促进机理和实证检验仍然存在一定的探索空间。基于文献和理论分析，本文认为贸易便利化主要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与提高交易效率促进全球价值链参与。

2.3 理论假说

一国服务贸易的发展与经济型基础设施水平正相关，一国海运港口和空运场地建设越好，两国企业间贸易往来的运输成本越低，高端运输服务业发展越迅速，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越高。

海关监管效率的高低影响国际运输服务业和人力资本的流动，而服务业的发展离不开高等人力资源的存在，发达国家高级的人力资本及多样化的需求催生了高端服务业的兴起，提高了其服务业全球竞争力，但海关贸易壁垒及手续负担的存在严重影响高级服务要素的跨境流通。

出于对本国服务业保护及其他方面的考量，贸易伙伴国政府或多或少地设置了服务贸易限制政策，一国规制带来的对外歧视增加了进入企业的可变成本，妨碍服务贸易出口。其中，政府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政府执法的透明度对服务活动的展开至关重要，公开透明的政府监管环境对于一国以知识为主的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相较货物贸易更多受关税水平的调节，服务贸易依赖各国商业环境，各国《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存在对其他国家服务业进入和发展影响深远。中国GATS承诺表曾允许国外主体可以没有限制地对中国提供在线医疗教育服务，互联网的开放和发展使得服务业发展迅速，全球参与力度有所提高，因此一国商业环境的好坏影响其服务业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

综上，现有文献存在一定的研究基础，但缺少关于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实证研究的文献。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贸易便利化对于一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地位均有正向提升效应。

H2：贸易便利化对于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经济体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地位影响存在差异性。

H3：贸易便利化对生产型相关的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地位提升更显著。

3 指标体系构建

3.1 服务贸易便利化指标

CPTTP、USMCA、CETA关于区域服务贸易便利化的协定章节和内容有所不同，但都对以下几点提出了共同要求：首先，三个协议提出透明度要有所提高，各国要采取最低干预力度，重视服务许可，加强监督，保证程序及相关部门收取费用符合标准。其次，相关行政程序要简洁一致，促进各国服务贸易国内环境规制一致化，各国专业资格认证要互相承认，可以促进劳动力和服务产品流动。最后，随着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的发展，自然人移动是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对此各国要设立临时入境工作组便于服务资源的流通。

基于以上总结，本文从以下四方面构建服务贸易便利化指标，考虑到全球竞争力报告指标编制自2018年后大幅变动，本文研究时间截止到2018年，具体指标如表1所示。

表1 贸易便利化水平测评指标

3.2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分工地位指数

我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一直遵守协议逐步放开国内服务业，至2006年完成消除服务贸易壁垒的承诺。因此，本文选取数据为2007年以后，结合全球价值链地位所用投入产出表编制年份限制，样本选自2007—2018年。

本文被解释变量主要有两个，分别为服务业GVC总参与度指数和服务业GVC位置指数，参考Borin和Mancini(2019)对双边进出口层面的分解，构建服务业GVC参与度指数。一国服务业参与度从供给和需求角度分为前向参与度和后向参与度，综合反映一国服务业总参与度为两者之和。

式(1)中，GVCsr代表s国r行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f代表前向参与度；b代表后向参与度；该指数越大，代表一国对全球价值链依赖度越高。

本文用王直(2017)研究中的方法测算全球价值链地位，将生产的总长度定义为：某经济体初始投入品所创造的增加值在整个生产过程中被计算为总产出的平均次数。根据生产跨境次数的不同，分解为前向关联生产长度PLVGVC与后向关联生产长度PLVGVC。将GVC分工地位指数定义为两端比值，公式如下：

式(2)中，GVC-Positionsit表示服务业GVC分工地位指数，该指数越大，表明服务业部门参与GVC分工的地位越高；该指数越小，表明该服务业部门参与GVC分工的地位越低。

3.3 基准模型构建

基于研究目标和假设，本文参考黄惠萍等(2020)的研究构建如下模型：

4 实证结果分析与讨论

4.1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根据初步检验，本文选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中列(1)(2)(3)可以看出，服务贸易便利化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地位均有显著的正向提升作用。表3列(2)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进行时间固定效应分析，可以看到回归系数变大，贸易便利化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影响更明显。此外，控制变量贸易开放度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不明显，甚至为负效应。总体来看，贸易便利化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地位显著正向提升，验证了假设H1。

表3 回归结果

4.2 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确定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运用替代核心被解释变量和对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两种方法进行再次回归：首先，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标替换为WWYZ(2017)计算方式，结果如表4列(3)和列(4)，回归结果依然显著正向影响。其次，将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计算替换为Koopman(2010)方法进行测度，结果如表4列(1)和列(2)所示，贸易便利化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仍然正向影响。最后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滞后一期研究贸易便利化程度对其影响，结果如表4列(5)所示，回归结果高度显著，且与基础回归相比影响作用有所增强，说明随着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加深，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也有所提升，且随着时间的进展，一些贸易便利化基础设施建设和政府政策的实施会对之后几年的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产生深远影响。

表4 稳健性检验结果

4.3 异质性分析

4.3.1 国别异质性

表5为异质性检验结果，按世界银行对经济体分类标准，将包括中国在内的39个研究对象划分为高收入国家和中高收入国家，按经济体发展程度分样本进行回归，表5列(1)和列(2)为贸易便利化对中高收入国家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由此可见，分样本回归后，影响效果较整体显著提升，但是对高收入国家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并不显著，可能与发达国家服务业较为成熟，长久以来都保持着较为相似的贸易便利化程度有关。相较而言，发展中国家在近些年有意识地调整服务业开放程度，贸易便利化设施建设也发展较快，因而对其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具有显著效果，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假设H2。

表5 国家和行业异质性分析

4.3.2 行业异质性

在此基础上，考虑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服务业起步较晚，且从发展态势来看，这些国家生产型服务业是较为有国际竞争力的行业，为此本文按照OECD-ICIO行业分类标准，将C26-C36、C38等行业划分为生产型服务业，按前文计算方法，分别衡量其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地位，研究贸易便利化水平对生产型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地位的影响。原始数据来源于UIBE GVC Indicators和OECD ICIO数据库，结果如表5列(4)和(5)所示。列(4)为生产型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回归结果，列(5)为生产型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结果，两者依然显著高度正向影响，且与服务业整体回归结果相比，贸易便利化影响作用有所增强，这验证了本文的假设H3。

5 结语

本文在当前全球经济萎靡、制造业升级困难、主张服务业开放共享理念背景下，研究OECD国家和中国服务业GVC地位受服务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1)贸易便利化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地位均有显著提升作用，对被解释变量进行替换和滞后一期处理后，依然正向显著，回归结果稳健。(2)区分不同经济体发展程度进行回归后发现，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于中高收入经济体来说，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效果更显著，反而对高收入发达经济体提升效果不明显。(3)将生产型服务业单独核算，研究贸易便利化对其GVC地位和参与度的影响，结果表明相对服务业整体影响程度而言，贸易便利化对生产型服务业正向提升效用更强。

正如研究结果所示，提升一国服务便利化水平能提高一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嵌入度和地位，增强其服务业全球竞争力。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而言，应抓住当前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时机，打破服务业“低端锁定”的困局。

首先，打造一流的国内营商环境，积极引入外资，简化投资流程，努力提升投资企业后续服务化水平，引进高级人力资本要素，聚焦价值链前端研发、设计、教育，增强我国服务业的核心竞争力，争取早日“走出去”。

其次，打破贸易限制和瓶颈，制定特殊的贸易便利化措施。我国政府规制要逐步放宽，扎实推进《十四五“服务贸易”发展规划》，利用现有5G技术基底，落实数字服务贸易示范区建设，加快新兴服务贸易的发展，推动服务业双向开放，积极引入优质教育、医疗服务。同时，依托数字技术发展，增强线上数字电影、音乐输出，提升金融服务业服务水平，适当放松金融管控，促进金融服务国际竞争力提高。

最后，建立配套的基础设施，打造包括港口和航空通信等一体化网络基建，推动我国同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尤其是对于运输服务业，良好的交通设施体系有利于其高速发展，中国在此方面已做得较好，但仍应进一步加强。其中，中国近几年倡导的“一带一路”对沿线国家是非常好的战略调整机会，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应提高政策审批效率和法律法规透明度，鼓励本国企业与他国开展金融与科技合作，争取早日实现优质资源共享，共同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