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政德 马爱芳

摘 要：短视频跃居空巢老人的首选触网媒介后，其技术特性依托空巢老人欠缺移动力的身体状况复现移动私藏悖论，不仅催生日趋严峻的短视频沉迷问题，还进一步威胁我国以互助养老为演进方向的养老服务体系。纾解上述问题须首先开发养老专属系统，其次强化定位算法并提供适老型UGC生产工具，同时开办社区时间银行直播间、推出“线上-线下”同辈互助的激励机制，由此把移动私藏转换为本地视联，即多种本地化了的、在短视频诱导下促成的人际联合行动。作为生活方式的本地视联尊重空巢老人欠缺移动力这一事实，借短视频为本地社区内的互助养老要素赋予可见性，使空巢老人通过本地化的短视频观看/社交培养邻里信任、积累社会资本、形成集体效能感，创生嵌入本地社区的同辈支持网络。

关键词：短视频沉迷；空巢老人；互助养老；同辈支持网络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23）05－0064－09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正处在老龄化、空巢化和数字化共振的高风险期。一方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接近2.64亿，占总人口的18.7%［1］；而全国老龄办的同期调查发现，我国空巢老人有1.18亿，至2030年将达2亿［2］。另一方面，全国老年网民至2021年末有1.19亿，至2022年末已多达3.29亿（占全体网民的30.8%），但有能力享用智能家居、可穿戴设备等高端技术服务者却不足10%，99.5%的老年人仅仅是靠手机消费内容产品，而且主要受到短视频的吸引才开始联网，对抖音、快手等头部App的使用率高达84.8%［3］［4］，向其倾注35.2%的时间，人均使用9～14次/日［5］。由此，我国已经出现一种不容乐观的受众生态：大量空巢老人快速融入数字化进程，却只是用短视频填充因养老支持匮乏而产生的精神空虚，以致于沉迷成瘾、无心他顾。该问题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引发众议，被认为“反映出一部分老人精神文化和日常社交贫乏的现状”“让老人的世界越来越小”［6］。而在第十四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期间，疗救“网瘾老年”、避免劣质信息充斥视频平台的银发内容市场等倡议纷纷进入提案［7］，这使治理空巢老人的短视频沉迷问题再度获得广泛关注。

具体而言，空巢老人对短视频的沉迷造就了一种高度数字化却偏离技术向善原则的生活方式：数字技术没有成为帮助空巢老人真正融入养老服务体系的手段，而是从手段跃升为目的，代替养老服务体系去全面接管空巢老人的生活世界，为空巢老人培养出孤立观看短视频的日常习惯，直到把空巢老人变成有利于短视频平台开拓内容流量、促进流量变现的新来源。归根结底，上述生活方式暴露了数字技术在平台资本驱动下反客为主、侵蚀人伦、控制人身、深挖老年用户的剩余价值的异化趋势。但是，目前学界对上述问题还缺少深思。学者们大多秉持一种线性的、乐观的技术进步主义态度，虽然看到抖音老年网红左手弄潮、右手帶货、张扬话语权和主体性［8］，却忽视了只有海量关注型的极少数老年用户才堪称活跃［9］；虽然看到某些农村空巢老人以短视频为谈资修补熟人关系［10］，却忽视了高速城市化和人口迁徙使更多空巢老人直面陌生人社区、丧尽社会资本、选择独来独往［11］。倘若“数字化程度不够”长期是老年传播领域的元议题，那么空巢老人的短视频沉迷问题则说明，他们“been digital”（数字化生存后）的问题，比“being digital”（数字化生存中）要严重得多［12］（p.21）。

因此，当下迫切需要追问的是：如何正视并审慎考量空巢老人沉迷短视频的直接成因及其危害？如何针对空巢老人的真实需求提出可供纾困的路径选择？本文将立足国情，结合媒介技术理论与国内老年学、社会工作等领域现存的调查资料对上述问题加以探析。

二、空巢老人沉迷短视频的直接成因及其危害

早在短视频尚未诞生时，作为其“前身”的电视已凭借擅长对人的生活方式施加影响而广为人知。这种影响被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名著《电视：技术与文化形式》（Televis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总结为一则经典的移动私藏（mobile privatisation）悖论：观看电视的视频内容使受众在思接千载、视通万方的精神时空里频繁移动，但观看视频内容的行为本身使受众愈发习惯从外界的公共空间抽身，形成私藏进家宅内部且固守于自我满足的生活方式［13］（p.19）。时至移动互联网催生短视频，上述悖论因电视融入手机、屏幕微缩便携、受众变为产消者而转向私藏化移动（privatized mobility，即人们用手机在公共空间中边移动边建构包裹自身的私人屏障）［14］，但是，貌似过时的移动私藏恰恰在沉迷短视频的空巢老人群体内呈现出最例外的适用性。

（一）短视频何以复现移动私藏

首先，和中青年人为主力军的短视频产消者相比，空巢老人普遍缺乏把短视频融入复杂、多样、长距离、高运动强度的线下活动的移动力（motility，即根据环境情况决定自身是否移动、如何移动的能力和资本）［15］。国内老年学调查表明，空巢老人因为生理机能迅速衰退、穷于自理日常生活，其活动范围不得不持续收窄至家宅周边，而出行陪伴者的缺失又加剧了该趋势，使其越发难以养成运动锻炼、参加社区集体活动的习惯［16］。所以，纵然“手机+移动互联网”在理论上能让空巢老人和笨重的电视机解绑，使其像中青年拍客那样投身于旅拍打卡或者工作/学习/社交的跟踪式摄录，但在现实生活中，动作迟缓、精神不济的他们往往“力不从心”，很难让线下的日常活动轨迹溢出近身环境太远，也就很难不在消费短视频时复现电视受众那种私藏于家宅、易于成瘾的自我满足型观看模式。

其次，缺乏移动力会使空巢老人相应地衰减主动摆脱私藏的意愿，使“力不从心”变成“无力亦无心”。国内老年学调查显示，当空巢老人被身体衰退和疾病束缚于封闭的私人生活空间后，空巢综合征、高楼住宅综合征等与独居有关的心理问题纷至沓来，他们会逐步变得自卑自闭、性情孤僻、难以和他人相处［17］。此时，他们不仅不愿否思、扬弃对短视频采取的自我满足型观看模式，反而倾向于自欺欺人地逃避真实的他者，全情依赖直播间里的准社会互动、拟亲密关系，热衷靠独自刷短视频或氪金刷礼物来汲取碎片化、快餐化的归属感，愈发不愿参与文体活动（并借此重建身体素质以及强关系网络），这会加剧空巢老人移动力的耗散趋势，使其在移动私藏悖论中更难自拔。

所以，尽管短视频与移动互联网的亲缘关系使它先天蕴含着电视欠缺的移动可供性（mobile affordances，即物质性的技术装置在特定时间点、空间点上的自由变化程度），但由于它得以区别于电视的核心特质是支撑“影像实践”的具身性（embodiness，强调特定经验拥有对于人类肉体的感觉肌动能力的依赖属性），这使“‘活生生的肉体’已经突破屏幕的限制，游走在赛博城市中，实现着从媒介表征到具身实践的转型”［18］的理想愿景到底能够落实多少，深受与短视频开展具身互动的身体的主客观状况制约。换言之，唯有将短视频的技术装置和较强的移动力相叠加，才足以使短视频用户在“观看”与“实践”之间维持平衡關系。当空巢老人无法改善身体状况时，短视频的移动可供性就会因为无法获得具身性的支持而湮没不彰。这种情况下，短视频非常容易在空巢老人的身上蜕变为诱人私藏于家宅的另类电视，使空巢老人片面沉溺媒介表征、重新接受屏幕限制，也使其很难开展有助于激发主观能动性、摆脱消极观看模式的“影像实践”。

值得强调的是，对空巢老人来说，蜕变为另类电视的短视频绝不是让他们全盘照搬了前互联网时代的受众习惯，而是让他们比昔日追逐肥皂剧的“沙发土豆”（couch potatoes）或者“容器人”（container people）沉迷得更深。原因很简单：短视频不存在像电视台那样对肥皂剧的播放时间段和单次播放集数的限制，且能够凭借智能化的推荐算法、碎片化的叙事策略、海量化的内容供给和快捷的手滑式刷新方式，精准迎合个性偏好、快速刺激大脑进入沉浸状态、不断诱导个体延长观看时间，乃至垄断个体的全部注意力。例如，针对抖音发起的媒介物质性考察显示［19］，抖音自带的人机交互界面把不设计首页作为诱导沉浸式观看的手段，拒绝给用户任何可以“站”在比视频流“更高”的元层面开展总体性浏览、选择与反躬自省的机会，这迫使用户从登录账号的那一刻开始就自动观看算法随机播放的视频文本。除此之外，用户只能对眼前的这条短视频做出点赞、评论、刷礼物等寥寥几项反馈行为，消费完毕内容之后也只能下滑手机屏幕，接受算法的下一轮强制播放。更严重的是，这种下滑屏幕就能解密未知画面的体验，循环往复地制造着永远不能被满足的隐秘欲望，最终把用户锁禁在一种行为主义心理学意义上的“斯金纳箱”（Skinner box）之内，让用户怀揣着“越看越有趣”的期待达到欲罢不能的地步。恰如身陷“斯金纳箱”的小白鼠被食物随机掉落的“概率型奖励”所鼓舞，近乎癫狂地去重复按压摄食踏板，无论幻想中的奖励是否真实存在。

所以，一旦短视频利用空巢老人的身体弱点复现了移动私藏，就会引发超过电视成瘾数倍的症状。更何况空巢老人并不能像中青年后辈那样被来自工作、学习任务的外部压力强行打断观看行为，他们在无法获得亲戚、朋友及时干预的独处时空中，很容易把观看行为发展到空前极端的程度——有16%的人熬夜观看短视频，有15%的人观看短视频忘记时间，有11%的人因为过度使用短视频影响到了正常生活，甚至因日复一日保持僵硬的观看姿势而变成骨折、抑郁、眼底黄斑等疾病的高发人群［20］。

（二）移动私藏为何不利于我国养老事业

需要承认的是，被短视频复现的移动私藏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空巢老人的孤独感，可是一旦它变成循环往复的生活方式，就会侵蚀我国自从“十一五规划”出台后便开始推行的以居家为基础、以社区为依托、以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9073型”（全国老年人口中的90%居家养老，7%接受社区助老和入户养老服务，3%入住养老机构）养老服务体系［21］（p.3）。该体系之所以倡导居家，是因为考虑到“社区居家环境让老年人内心充满归属感，更适宜慢病疗养和疾病预防，也更符合老人原址养老的心理诉求”［22］。但是，基于移动私藏的短视频沉迷让空巢老人陷入“依赖短视频逃避孤独—孤独自闭—流失移动力”的恶性循环。如此，空巢老人被以秒为单位刷新的媒介表征反复引向远离现实生活的泛娱乐奇观，面临前所未有的注意力赤字。心理卫生研究已经表明，注意力对空巢老人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青年人。空巢老人倘若懈于集中注意力去完成远比娱乐重要乃至关乎生命安全的健康管理任务，就会加速陷入自我忽视状态（self-neglect），即越来越难将注意力集中在个人卫生、健康、住房环境等切身问题上，最终彻底无法完成自我照护的任务［23］。

除了侵蚀“9073型”养老服务体系以外，基于移动私藏的短视频沉迷还将在更长时间跨度内阻挠我国实现养老事业的未来规划目标。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以来，我国提倡的积极老龄化演进方向是以鼓励老人个体参与为核心的互助养老，即立足本地社区，开展空巢老人结对帮扶，发挥邻里在日常生活照料方面的作用，构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守望相助氛围［24］。然而，随着短视频吞噬空巢老人的多数注意力，这些老人不仅惯于自我忽视，还惯于以个体受众的身份从本地社区脱域，遁入由泛娱乐景观建构的虚拟舒适区，也就无从谈起回归本地社区、厚植社会资本、和邻里老人互为彼此之延伸。目前，已有大样本调查显示，低度参与助人、志愿服务等利他型社会活动的老人占我国老年人口的54.7%，他们普遍独居、无配偶、少支持［25］，且在排斥感、无力感、功能丧失、社会地位降低等消极的自我刻板印象驱动下呈现出“例行性的自我封闭行为”。面对社区互助活动，他们始终选择退避三舍，最终无不相似地迎接“孤独死”（在无人照料或知晓的社会孤立状态中猝死于住所）的命运［26］。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基于移动私藏的短视频沉迷很有可能为“例行性的自我封闭行为”推波助澜，使先天不足的老年互助氛围更加稀薄。

可以说，基于移动私藏的短视频沉迷既侵蚀了我国现行的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又遏制了后者向社区互助养老演进，不啻积极老龄化事业的萧墙之患。在我国老年群体已经把短视频作为主要触网入口的现状下，运用宣传、教育、戒瘾治疗等手段去训导/强制他们放弃观看短视频，或许会有一定效果，但此举既缺乏可操作性、可持续性，又难以治本，而且忽视了一个关键问题：作为技术物的短视频虽然构成了空巢老人沉迷短视频的直接成因，但它并不能为沉迷的发生承担全部责任——倘若无法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必然陷入技术决定论的误区。马克思早已提出要把“机器本身”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强调只有在资本所代表的社会关系的塑造下，技术机器才会僭越为人的主人，实现对人、“人的自然”和人的关系的全面异化［27］（p.108）。由此观之，真正导致空巢老人沉迷短视频的罪魁祸首与其说是用于编制并传输视听语言的OpenGL、OpenCV、Word2vec、Wide&Deep等技术要素，不如说是选择性排列、组合这些相对客观的技术要素的资本逻辑。正是后者驱策平台企业想方设法地加速技术升级以便开拓“银发市场”，在中青年为主的用户市场饱和后创造出新的利润增长点。事实上，空巢老人对短视频的沉迷可被视为资本逻辑以技术要素为中介工具，趁人之危地把“老无所养”这一社会问题转化成牟利契机的典型例证。毕竟，资本逻辑除了攫取剩余价值就再无其他目的，它先天不可能与伦理道德联姻，不可能主动落实崇高的责任精神与义务担当，对它来说，任何社会问题只要有利可图便是值得助推而非消弭的对象［28］。如果自由放任抖音、快手等代理资本逻辑的平台企业随意开发短视频App，那么相关技术要素的每一次进步都意味着空巢老人将付出更多代价。

不过，诚如安德鲁·芬伯格（Andrew Feenberg）在《使技术发生改变：一种批判理论的重新观照》一书中所告诫我们的那样，“任何技术秩序虽然已经成型，但是它也必然会变成一个向不同的方向发展的潜在起点，而它随后究竟会趋向何方，终究是要依赖于模塑技术秩序的文化环境”［29］（p.131）。面对空巢老人愈益沉迷短视频的困局，我们不应沉湎于技术悲观主义决定论的陷阱乃至被宿命情结裹挟，而应具体地分析短视频的各项技术要素嵌入了哪些不合理的社会安排之中，如此才能使这些技术要素不再被资本逻辑肆意模塑为App平台的开发方式，进而使这些技术要素彰显出自己曾经被资本逻辑遮蔽的潜势——正是这些潜势有望为积极老龄化承担社会责任。遵循此道，我们便可能推动技术要素不再继续利用“老无所养”牟利，而是为消弭该问题输送可持续涌现的建设性力量。所以，下文尝试以“本地视联”作为纠补现状的一种路径选择。

三、本地视联：纾解空巢老人沉迷短视频的路径选择

如前文所述，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在当下和未来的建设重心无不扎根于本地社区（包含家庭），这就要求空巢老人勇于、乐于、善于同近身环境打交道，而不是终日通过移动私藏向云端转移注意力、“一刀切”地避匿近身的麻烦和可能有助于解决麻烦的人或物。所以，短视频若要真正为养老事业发挥建设性作用，就应当充分尊重空巢老人欠缺移动力并因此比任何人都需要“近水解近渴”的事实，更彻底地让传播过程实现本地化（localization）——适应本地社区的特殊环境、服务本地社区的重要事项、关怀本地社区的日常生活。这便是本地视联的逻辑起点。

（一）本地视联的内涵和价值

本地视联可被界定为下述生活方式：多种本地化了的、在短视频诱导下促成的人際联合行动（localized short-video-induced associations）。它的具体内涵是，用短视频平台为本地社区内的各种互助养老要素（包括空巢老人、老年志愿者、社区党委成员、社工服务站成员、互助养老活动等）赋予可见性（visibility），引导空巢老人通过本地化的短视频观看/社交行为逐渐培养邻里信任、积累社会资本、形成可持续开展横向联合行动的集体效能感，自创出一幅深度嵌入本地社区的同辈支持网络。

本地视联的价值首先是为互助养老“破冰”。与主推半封闭型熟人圈社交的微信或者QQ不同，短视频平台便于陌生人邂逅、发现彼此的“起居注”并被高情态的视听语言唤起共情，它若被改造得更加本地化，就很有可能推动空巢老人迈出融入本地陌生人社区的第一步。目前，我国重点宣传的互助养老模式是“时间银行”（即低龄老人志愿照护高龄老人，将照护时长转换为积分存入时间账户，待自己遇到困难时再用积分兑换其他老人的志愿照护），但主流媒体的宣传未能显著提高“时间银行”的接受程度，因为空巢老人往往存在担心遇到诈骗的抗拒心理，极难向同一社区内的老年志愿者敞开“信任之门”［30］。这种情况下，让空巢老人在短视频平台上不断邂逅本地“时间银行”的互助记录以及成员生活细节，有助于他们减少因为不了解社区邻里而产生的不信任感，进而潜移默化地形成主动接纳并加入“时间银行”的意愿。

此外，本地视联的价值还在于把短视频从观看对象变成实践的触媒（catalyst），用短视频本身催生替代移动私藏的行动主义生活方式。换言之，它力求达到“得鱼忘筌”的效果：鼓励空巢老人靠短视频社交（“筌”）共建本地化的同辈支持网络（“鱼”），当同辈支持网络臻于成熟，短视频将丧失对空巢老人注意力的垄断地位，也就不易再占尽空巢老人本应投入康养实践的时间和精力。国内新近的社会工作调查发现，空巢老人通过小组协作带来的同辈支持不仅能够显著纾解焦虑（配对样本T检验的p值=0.013<0.05）、抑郁（配对样本T检验的p值=0.001<0.05），培养疾病认知和健康管理能力，还能够让个体因为深化了对社区的了解而提高社区认同感、积极参与社区活动，逐渐增加与更多同辈群体的交往频率，缔结并维护常态化运转的互助网络［31］。倘若短视频能把邂逅在云端的空巢老人逐步引向以串门陪伴照护、团队合作游戏、近身监督健康管理、参与基层民主自治等为主题的线下小组协作，同时对线下协作过程中有意义的瞬间加以记录并在线分享，那么它将成为辅助同辈支持网络生产社交货币、打破线上/线下壁垒、增进关系黏性的谦逊推手（而非主宰），进而促进个体移动力有限的空巢老人互为彼此之延伸，也就在集体尺度上放大了空巢老人走出家宅、积极融入社区生活的可能性。一旦同辈支持网络惯于共创不离不弃、触手可及的实地互助活动，每个空巢老人就很难继续去全身心地沉迷短视频。

不过，迄今为止，本地视联及其上述价值只存在于理论状态，因为宰制我国短视频发展的“双重商业化”模式（用户群体追求网红经济、水军广告、带货销售等商业价值，平台企业削减公共价值以榨取垄断商业价值）［32］迟迟未能得到有效纠正。该模式擅长操纵算法为三俗奇观赋予最显著的可见性，用这些脱离实际的奇观去遮蔽不够“网红化”但最切近人伦日用的本地社区生活；该模式更擅长凭借淡化时间提醒、加速声画衔接、滥用致幻特效、诱导强迫性重复的人机交互界面设计技巧，把个体引向观看欲的黑洞，让个体极难从走马观花的窥屏快感中抽身，遑论集思广益地落实“视联”。倘若不对服务于“双重商业化”模式的病态传播套路施加干预，短视频只能让空巢老人沿着移动私藏的伪养老歧途渐行渐远。因此，实现本地视联不能以短视频的传统演化路径为样板。

（二）本地视联的实现路径

尽管短视频已经跃居老年网民首次触网的首选媒介，但它所依附的平台企业俨然将极端后喻文化建构为原教旨主义，罔顾孝悌之道既久。所以，实现本地视联需要平台企业接受改造以满足四项条件。

一是开发养老专属系统（前提条件）。开发短视频App的平台企业需要借鉴已在业界推行的“青少年防沉迷系统”，根据实名认证填报的年龄信息，将60岁以上用户的人机交互界面自动切换至养老专属系统。该系统须规定用户每日使用短视频App的时间段（如10：00-21：00之间）和用户每日在规定时间段内的累计使用时长（如不得超过120分钟），严格依据老年人体工程学去改良人机交互界面的设计风格。更重要的是，须借助内容过滤算法和人工审核员为老年用户建设绿色资源池，停止向老年不宜的短视频文本赋予可见性。内容过滤指标的确定，可以借鉴中国网络教育内容分级标准（CHERS），在“内容分类分级维”和“用户年龄维”之间构建指标体系，将政策法规、社会教育、技术防范一并纳入考量［33］，同时结合老年学研究成果以及面向老年网民征求的意见，逐步修订出符合我国积极老龄化发展方向的短视频过滤指标体系，高效阻断恶意魅惑老年人成瘾、氪金的三俗内容，防止以“假靳东”“马洪亮”“小张说事”“方明快相亲”为代表的情感类行骗主播入侵养老生活。

二是强化定位算法，提供适老型UGC（用户生成内容）生产工具。为了使过滤后的短视频流既保持内容丰富性又利于空巢老人就近结识同辈，应强化内容推荐环节的定位算法，让空巢老人发现足够多的、以本地社区为场景的同辈UGC，以便持续获得同辈社交契机。与此同时，为了保证本地社区内的同辈UGC能够稳健提升数量和质量，应当在养老专属系统的人机交互界面上增设适老型UGC生产工具：为空巢老人既提供简单易学的分步骤导引式在线教程，又提供符合同辈兴趣的短视频编辑素材（如体现特定年代风格的背景音乐、动态表情包、氛围滤镜和人脸特效等）。当人机交互界面涌现越来越多的同辈UGC之后，空巢老人便可意识到本地社区内其实也有诸多值得关注的好人和趣事，进而有望产生走出家宅、探索社区的兴趣，逐步从孤独消费远方奇观的受众角色转变为交相记录邻里生活的产消者。该过程利于滋养老年人的人际信任和自我效能感。

三是开办社区时间银行直播间，使之成为组织同辈互助网络在线上和线下顺畅切换的枢纽。仅靠同辈UGC滋养人际信任与自我效能感尚不足以完成“视联”，因为久久为功的同辈互助离不开兼具合法性与执行力的组织者，而目前已经融入基层治理体系的时间银行恰恰有望充当组织者角色。可以为社区时间银行开办专属直播间，通过定位算法使之对本地空巢老人持续可见，再由专业的社会工作者或基层党组织成员担任轮值主播，鼓励空巢老人加入直播间的粉丝团，通过执行线下互助任务提升粉丝等级。有学者指出，我国的时间银行普遍缺乏“互联网+”思维，不能较好融合新技术来搭建平台、打通线上与线下服務［34］。这些问题在时间银行启用短视频直播间后，或许会有所改观。

四是对“线上-线下”的同辈互助辅以激励机制。在社区时间银行的直播间内，空巢老人完成线下互助任务所获工时除了要被计入个人的时间银行账户，还应同时被换算为粉丝团亲密值（这异于传统直播间以观看时长、氪金数额为标准计算的亲密值），亲密值越高者越容易享受点亮勋章、特效进场、自定义弹幕风格等一系列优先权，或者可以直接担任单期主播，向全社区的老年同辈介绍互助经验、发布以自己为主角的互助技巧。此外，也可以鼓励空巢老人自组织文体兴趣小组并按需开设直播间，把线下兴趣活动产生的优质内容（如器乐、声乐、舞蹈、武术节目以及美食制作全过程等）转换为在线发布的UGC，利用定位算法吸引社区内其他空巢老人的注意力，进而扩展小组规模或者为组建新的小组提供启发。为了推高这些小组的活跃程度，地方政府可以组织一些友谊赛（如河南省孝文化促进会与人口学会合办的“河南省首届百名老人的幸福生活故事”短视频大赛、北京市老龄产业协会主办的北京市老年节短视频评选活动、上饶老年大学与招商银行上饶分行合办的“金葵花杯”老年人抖音短视频大赛等），或者将创造力较高的小组纳入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资助范围。如此，时间银行直播间、老年兴趣爱好小组直播间的激励机制将形成互相增强之势，可以引导移动力有限的空巢老人最大限度利用本地社区空间，开展从线上到线下的集体联谊、教育和服务。

上述四条路径共同构成了移动私藏转向本地视联的充分条件，但仍非必要条件。因为本地视联的落实情况完全因地而异，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模板。各地社区应做好可行性分析和配套制度建设，不断探索、检验哪些互助养老活动适合/不适合被短视频以“寓养于乐”的方式引导。对适合被短视频引导的活动，还应该进一步引入效果评价与监督机制，谨防参与活动的成员为了争夺可见性而使互助流于哗众取宠。换言之，本地视联的逻辑终点是“联”而非“视”，它力求使广大普通的空巢老人（而非极少数的“高能”老年网红）能真正在养老领域分享短视频的技术红利，所以务必警惕各种流量思维、形式主义和过度商业化倾向，确保短视频发挥的所有作用以拱卫本地社区的同辈互助网络为皈依。除此之外，地方政府需要持续总结辖区内的本地视联经验与教训，在时机成熟的情况下制订并推出法规或者规章，确保本地视联有效克服试点探索阶段的粗放、无序、盲动之弊，形成可操作性强的行动计划细则。

四、结论与讨论

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曾这样描述当代网络社会的结构性分裂症候：传播技术、“中心—节点”秩序和管理精英联袂组成的流动空间反复破坏人们栖居的地方空间，令后者附庸前者，陷入零散、破碎、非历史的内部困境，使各部分彼此无关、无力共享文化符码——破解该困境亟待为两类空间搭设文化、政治和身体之桥［35］（pp.458-459）。对于空巢老人这类因为欠缺移动力而留守地方空间的群体来说，城市化、人口迁徙引发的空巢已经是流动空间制造的第一轮破坏，由短视频复现的移动私藏则加深了地方空间内的个体闭锁、邻里隔阂，使他们遭受流动空间制造的新一轮破坏。方此之际，本地视联可以被视作卡斯特所言的“搭桥”方案：它试图通过开发养老专属系统、强化定位算法并提供适老型UGC生产工具、开办社区时间银行直播间、推出“线上—线下”同辈互助的激励机制这四条路径，改变短视频听命于流动空间的技术秩序，满足空巢老人的养老刚需，让短视频在本地老年社区内服务于同辈互助网络的孵化、培育、壮大，而不是仅在每个空巢老人的眉睫之间划过一帧帧转瞬即逝、虚浮渺远、诱人成瘾的媒介表征。

随着互助养老成为我国积极老龄化的演进方向，空巢老人在地方空间迈向联合已经是“老有所为”的题中之义。该背景下，老年传播领域的研究者们大力宣扬“数字反哺”无可非议。但是，此举在一定程度上和平台企业的后喻文化崇拜暗存默契，或多或少忽视了中青年人迫于生计、自顾不暇的现实窘境，同时预设了空巢老人作为“受哺者”的依从性、次要性地位，也很少认识到推己及人的同辈互助远比由物及人的“技术赋权”更适合养老。过度强调“技术赋权”就难免使我们滑向重物轻人、见物不见人的理论盲区［36］。一方面，这会使研究者们忽略那些植入技术之中的资本逻辑，进而把资本吸纳空巢老人去打造“银发市场”的狡计误认为是“赋权”；另一方面，这还会使研究者们把督促空巢老人采用某些最新App当成养老事业的全部目的，殊不知，唯有以人为媒介的同辈支持网络才是解决空巢老人问题的根本依赖。

因此，提出本地视联概念及其路径选择，或许可以裨补老年传播研究领域的现存缺憾，促进学界认识到，“数字反哺”绝非积极老龄化的全部，而所谓的“技术赋权”也只有促成、维护（而非取代、领导）同辈互助网络才会真正推动空巢老人的增权。毕竟，“增权并不是‘赋予’老年人权力，而是促进老年人积极参与养老的自我观念的形成，通过挖掘或激发老年人的潜能来提高其行动能力”［37］，那些无法实现增权的“技术赋权”终将随着不断加速的技术更新、世代更替流于速朽。就目前来看，本地视联有望让短视频这类最受空巢老人欢迎的技术从私藏于家宅的“脱域玩具”变成回归社区的互助养老触媒；从长远来看，当同辈互助网络成熟时，空巢老人或许无须短视频引导便可主动共创美好社区生活。彼时，本地视联将功成身退，让位于更自由的人际联合范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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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贾双跃］

Abstract：After short videos has become the first choice for Chinese empty nesters to access the Internet， its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relying on the empty nesters’ physical condition that lacks motility， has reappeared the paradox of mobile privatisation， which not only gives rise to the increasingly severe predicament of short video addiction， but also further threatens the elderly service system that evolves in the direction of mutual pension. To alleviate the predicament aforementioned， following outlets should be adopted. First， developing the exclusive pension system for shortvideo apps; in addition， strengthening location algorithm and providing UGC production tools suitable for the elder; meanwhile， setting up live streaming chat rooms affiliated to communities’ time banks and launching incentive systems for O2O peer assistance mechanism. Thereby， the mobile privatisation would be transformed into localized short-video-induced associations — a variety of localized and interpersonal joint actions induced by short videos. As a kind of lifestyle， localized short-video-induced associations respect facts that empty nesters lack motility， cast visibility over elements of mutual pension by use of short videos， and make empty nesters cultivate neighborhood trust， accumulate social capital， form collective efficacy， and generate the peer support network embedded in the local community through localized watching and social contacting powered by short videos.

Key words：short video addiction， empty nesters， mutual pension， peer support network

基金項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抗疫动员过程中社交媒体与邻里空间互动机制研究”（22AXW006）。

作者简介：朱政德（1997-），男，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

马爱芳（1989-），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