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 欣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杭州 311121）

“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被纳入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逐渐提高，更加需要价值的引领、文化的滋养、精神的支撑。大众需要更多样的文娱选择和更丰富的文艺作品，也需要更为贴心亲民的公共服务以及包容友善、与时俱进的社会大环境，来不断满足大众多样多元的精神文化需求。

文化礼堂是浙江省自2013年起在全省农村地区建设的基层文化平台。文化礼堂不仅在乡村文化建设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是多项国家战略不可回避的存在。从本体来看，文化礼堂是乡村居民享受公共文化服务，满足精神文化需求，提升文化修养的重要公共空间；从国家发展战略来看，文化礼堂硬件与软件的改造和升级也是国家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中的精神富有以及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

但从具体实践来看，乡村文化礼堂在实际运行中因开展的文化形式有限、提供的文化资源单一、单向输出文化产品与服务等短板带来的文化礼堂活动形式单一、吸引力不足问题进而造成了群众参与率低，精神需求不能满足，难以达到“精神共富”的窘境。如何从实现乡村的精神共富这一目标出发，通过数字化有效赋能文化礼堂，使文化礼堂这一文化载体的服务效能得到提升，促进乡村精神共富成了当前亟须解决的问题。

一、精神共富目标下文化礼堂数字化的实施条件

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指明方向，其中包括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文化礼堂作为浙江自2013年开始试点并逐步落地的项目，至今已经历了十年的发展历程，成了浙江乡村振兴进程中文化振兴的重要一环。

首先，数字化文化礼堂顺应了大众追求精神共富的需求。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提升，而当下精神文化层面存在的“贫富差距”仍然十分显著，因此人们越来越重视精神层面的繁荣。走访浙江多地的文化礼堂，会发现尚存在文化礼堂开展的活动有限、设施长期被闲置、文化礼堂周末大门紧闭的尴尬场景，一年中只有在重大节庆时文化礼堂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平时开展的活动较少，吸引力不足。村民希望通过文化礼堂这一载体获取更多知识、参与更多活动，却无从了解、无从参与。进行文化礼堂的数字化升级，不仅能够集成全省不同地区文化礼堂的实时信息和优质资源，使之扩大受众，充分发挥文化产品的价值，还能突破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让村民随时随地就能够阅读电子报刊书籍、观看影视直播、使用各类便民服务，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减少他们接近文化产品道路上的阻碍，从而促进精神共富这一目标的实现。

其次，数字化文化礼堂的实施是必要的。浙江作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具有广阔的优化空间和发展潜力；在浙江地区所进行的一系列有关共同富裕的探索及其实践模式，都对浙江乃至全国都极具意义。新时代的文化高地需要被打造，人民的精神文化需要被丰富，农村文化礼堂扎根于每个乡村，生长于每个乡村，恰好能够成为实实在在走近村民的文化载体，搭建起普通村民与文化共富的桥梁。经过十年的发展，浙江省的文化礼堂在陈设与硬件上已经基本完善、深入浙江乡村，截至2021年底，浙江已陆续建成了两万家左右的文化礼堂，每100个500人以上的行政村中有97个村子都拥有文化礼堂，覆盖率极高。在此基础上，2021年，浙江省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开始推进新阶段农村文化礼堂2.0建设。通过数字化传播，文化礼堂的建设资源可以在村与村之间互通有无、优势互补，所承载的文化也会更加丰富。数字化的升级赋予了实体文化礼堂以年轻且充分的生命力，为乡村历史文脉和文化基因的传承疏通了渠道、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在有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落实落地的过程中，也促进了精神共富。

另外，数字化文化礼堂的实施已具有良好的互联网发展基础支撑。据《浙江省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截至2021年年底，浙江全省网民规模达到5506.7万人，互联网普及率达84.2%，政务、民生、教育等领域都已经有了完善的数字化运作系统。浙江的数字化水平走在前列，走出了诸多互联网头部企业；大众的互联网普及率高，人们能够熟练使用手机中的微信、微博、抖音等各类软件，善于从中挖掘自己所喜爱的内容。因此文化礼堂的数字化升级既紧密连接了时代前沿，又不会与村民的真实生活脱节。以绍兴市柯桥区为例，文化礼堂的“智慧大脑”实现了全覆盖，区内所有文化礼堂所能辐射到的村民都能通过文化礼堂的数字化机器观看互动直播、浏览政策解读、使用便民服务、预约医疗咨询等，享受数字化整合后的千余条公共服务。

二、数字化赋能文化礼堂推进精神共富的具体路径

选择通过数字化升级的手段来推动乡村的精神共富，是因为借助成熟的数字化手段，可以更快更好地使浙江省各乡村的文化在全省范围内更加广泛地传播，村民们也能通过数字化的文化礼堂这一渠道接收到更多精神文化产品。文化礼堂向上连接政府，向下扎根每一个村庄的每一个村民，因此将文化礼堂的数字化升级具体路径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展开论述。

（一）宏观层面普及化：集成全省数据，实现资源调配

宏观层面，文化礼堂的数字化实际上代表的是将治理主体多元化、文化服务发展融合化。政府对文化礼堂实体进行统一的行政安排使其运转，容易造成文化礼堂荒废、文化活动参与率低下、村民的真实需求得不到反馈等问题。因此，建构数字化集成管理文化礼堂的平台有其必要性。浙江将全省的文化礼堂接入统一平台，在浙江全省统一的文化礼堂数字大脑下形成“浙江省农村文化礼堂智慧服务驾驶舱”，通过各地区的资源整合，可以实时了解省内各礼堂概况、举办活动、人流量等各类信息，更好地从宏观把握文化资源共享情况；通过该舱的实时数据更新，也可以全面且直观地监控各地文化礼堂的摄像头、数字大屏、音响设备等使用情况[1]，实现文化资源的有效调配。在顶层设计搭建起完整科学的数字化平台，各地只需在此基础上进行任务切分，有效地提高了建设效率，规避了各自为战、重复建设的情况。

如台州路桥区的“路桥礼堂e家”系统，各村可依据此系统打造云宣平台，通过远程一键操控，文艺演出、体育赛事、公益宣讲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可以在该平台上实时播放，实现“数智礼堂”应用场景的线上线下融合。将数字化服务舱送到各地区的每个文化礼堂内，可以直接为村民提供各类数字化服务与公共文化产品，破除文化传播中不必要的人为壁垒与障碍；政府还可以通过数字化网络的反馈渠道，精准地收集基层村民期待什么、关注什么、需要什么，从而更好地靶向施策，调动生产更贴合村民需求与审美的产品。

（二）微观层面大众化：促进文化流通，实现产品共享

微观层面，当前农民文化需求呈现出新特点：就呈现形式而言，表现出视听享受相融合、服务互动化、参与性强的偏好特征；就呈现内容而言，更倾向于现代文娱、大众文化类等参与门槛较低的服务内容，且注重自我价值的彰显与实现。在传统的“输入型”文化服务项目无法真正满足大众需求时，依托村民生长起来的数字化文化礼堂成了促进文化流通、实现产品共享的平台[2]。

数字化技术完善文化礼堂中文化的呈现形式。例如，台州仙居高迁村是浙东南规模宏大、保存完整，具有鲜明的明清时期建筑风格和浙东南地域特征的古村落。该村文化礼堂相关负责人有意识地运用“互联网+”手段，对村中的古村落进行数字化改造，为每个建筑赋予专属二维码，身处文化礼堂即可以通过手机扫描二维码，观看古建筑原貌，享受“云参观”浙东南古村的体验。该举措使得古建筑能在数字化场景下拥有更完整的状态和更长久的生命力，不仅使村民对村庄的归属感增强，还由此吸引了更多游客。另外，可以通过数字虚拟技术建构的文化空间，在设计中体现出乡村的场域性、体验性，不仅仅具有社会价值，还可以为广大村民提供分享文化和精神的公共文化空间[3]。

互联网平台为文化礼堂的文化传播提供更多可能。各种文艺活动、直播带货，都能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各地的联动与更大范围的传播，许多村庄在文化礼堂开设直播带货的教学课堂，手把手教村民利用新兴形式致富。数字化传播速度快，受众广，形式新颖有趣，为打造品牌活动提供了动力和支撑。例如，浙江正在着力打造“云上村晚”品牌，利用互联网直播平台，将各地村庄的村晚连接起来，实现全省村民的共享。2022年在年初疫情影响下，浙江省首次以“云上村晚”形式举行全省的村晚，全网总曝光量破1亿。登上舞台的既有沿海的渔民，也有山区的果农，有务农的村嫂，也有依靠互联网平台致富的带头人。“云上村晚”不仅是一种村民的自娱自乐，而是以此为纽带，将乡村的昨天和今天、乡风和民俗，思想和文化统统连在一起。每个村子自己创造的“小欢喜”，通过数字化传播手段，成就了更多村子乃至全网的“大联欢”，百姓能在联欢中有所乐也有所得。

三、数字化文化礼堂推进精神共富的可及性

文化礼堂是浙江省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载体，其本身的数字化升级路径固然重要，但无法忽略文化礼堂数字化过程中，对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实际可及性的讨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是一个整体性概念，主要指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应匹配农村地区与居民的实际需求，使农民能够平等、便利、满意地享受公共文化服务[4]。根据学界研究及浙江省农村文化礼堂的实际情况，可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的指标分为可获得性、可接近性、可接受性、可适应性、可匹配性五项。

（一）可获得性

浙江省内文化礼堂深入乡村，各村的文化礼堂覆盖率高，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供给有硬性的保障，其实际服务内容根据各村的地域特色、文化底蕴等有所区别，着力打造“一村一品”；数字化加持之下，村民能够更加轻松地获得更为多元化的文化资源。可获得性层面的满足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可接近性

目前数字鸿沟的现象尚未完全解决，且生活在农村的村民多为老人，但文化礼堂的数字化尽量避免了难度较高的操作，力求简捷方便，减少了村民获得公共文化服务的时间成本、空间距离。另外，文化礼堂数字化提供集成文化产品，并通过村民喜闻乐见的数字化形式输出，拉近了村民与文化和知识的距离，盘活了文化礼堂系统，削弱了村民享受公共文化服务的障碍。可接近性层面的保证使得数字化文化礼堂的文化服务能够及时且保质保量地完成转化。

（三）可接受性

数字化系统打通了“政府-文化礼堂-村民”的交流反馈渠道，精准捕捉村民的真实文化需求，同时也能在文化礼堂这一层级的不同主体之间传递与分享各村文化，促进文化交流。在此过程中，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形式依托数字化文化礼堂变得更加多样，“云上村晚”等具有各村特色的文化活动从村民中来，到村民中去，在村民共创共享的文化盛宴中，村民群体的情感得到了更强烈的共鸣，对本村的文化认同更加深刻。可接受性这一要素，依托数字化能够持续及时地检验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需匹配情况，由此及时调整文化服务的生产。

（四）可适应性

数字化文化礼堂基于本省互联网发展的良好优势，利用数字化的手段，赋能农村实体的文化礼堂；又能精准捕获村民的文化需求，根据反馈及时调整，整合全省优势资源激活农村文化的交流碰撞。其供给方式、内容、程序、技术等立足于村民的需求、认知、习惯并不断进行动态匹配，又顺应了当下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浙江打造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地域特色，具有浓浓的“浙江味”。在可适应性层这一面，反映出了文化礼堂文化服务供给与村民需求的双向互动活跃。

（五）可匹配性

相比单纯的文化礼堂实体通过有限的设施设备进行单向度的文化输出，数字化文化礼堂赋权村民，使村民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资源的距离缩短，使用频率提高，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意见反馈相应地提高。另外，数字化畅通了意见表达渠道，将更多主体纳入到了农村文化礼堂的服务范围中，扩大了互动的规模，在良性互动的过程中，村民对公共文化服务的参与度能够潜移默化地得到提升。这一要素，通过捕捉村民的真实需求与实际参与度，为村民的精神文化需求“量身定制”，精准提供文化产品，实现供需的均衡匹配。

结语

文化礼堂作为覆盖浙江全省农村的基层文化平台，肩负着提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重任。乡村精神共富是文化礼堂数字化的目标，因而在顺应大众文化需求与社会倡导，立足互联网发展基础的前提下，浙江的文化礼堂通过宏观微观数字化结合的手段，赋能乡村文化礼堂。乡村文化礼堂的数字化打通“政府-文化礼堂-村民”，从而更精准地把控文化需求，更高质地打造文化服务与文化产品，更包容地促进文化交流与沟通，使得乡村的公共文化服务的可及性依托数字化文化礼堂得以实现。文化礼堂数字化脚步不停，乡村的精神共富未来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