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鹏 颜维琦

纯白如玉，火红如梅，一幅融合东方文化意境与西方绘画风格的油画《冰雪傲红梅》，已在闻玉梅的办公室墙上悬挂了10年。

这幅画出自闻玉梅堂兄、闻一多之子闻立鹏之手。如冰与火般纯粹与热情的画面，构成了闻玉梅的名字，也象征着她坦诚待人、用心做事的品格。

今年89岁的闻玉梅，仍然经常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复星楼四楼办公室上班，她腰杆直挺，谈起话来思维缜密，中气十足，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

近些年，她的身影几乎每周都会出现在这里，与团队的年轻人一起忘我地并肩战斗。这个团队为我国疫苗研发和抗病毒治疗提供了有力支撑。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闻玉梅团队取得的非凡成绩，不仅有赖于团队在病毒分析方面较强的专业水平，也离不开生物安全防护3级实验室（P3实验室）的助力，而这座上海唯一的P3实验室正是闻玉梅2008年主持建设的。

10多年来，实验室一直保持着安全高效运转，不仅为本校科研人员服务，还向全国开放，成为全国开展高致病性病原体科研工作的重要支撑。

尽管在上海生活了几十年，闻玉梅还是能讲一口纯正的北京话。1934年，闻玉梅在北京出生，7岁随母亲来到上海。20世纪50年代初，她考入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医疗系。留校担任助教后，闻玉梅拜林飞卿教授为师，承担微生物学的讲授与实验课程。在林飞卿教授的推荐下，闻玉梅于1963年到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免疫学研究室师从谢少文教授。

两位老师科学、严谨、求实的作风，不断追求创新的精神，深深地影响了求知若渴的闻玉梅。在细胞免疫学研究方面，闻玉梅的研究不断进步，到1972年前后已经开始在体外检测人体细胞免疫水平。这时，上海市静安区中心医院消化科的姚光弼医生找到了她，二人开始合作对慢性乙肝患者细胞免疫进行研究，闻玉梅也由此开始了与乙肝防治长达半个世纪的缘分。

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被称为“乙肝大国”。那时，我国乙肝病毒携带者高达10%左右，而乙肝病毒感染率（有乙肝病毒的抗原或抗体）更是高达60%左右。每年大约有27万人因乙肝病毒感染相关疾病而死亡，乙肝是仅次于烟草的第二大致死病因。除了那些因乙肝去世的患者，中国还有很多乙肝病毒携带者在工作、婚姻等方面受到歧视，许多人甚至对生活失去了信心。

闻玉梅办公室的书架上有一本册子，那是她给实验室成员定下的“必读书”——里面是部分病人的来信，闻玉梅把它们整理成册，书名定为《人民的重托》。“他们受病魔折磨的经历催人泪下，他们对治疗乙肝的迫切要求鞭策我们奋斗。愿全室科研人员不辜负人民的期望，在治疗乙肝方面继续努力，为国争光。”书的扉页上这样写道。

“过去，中国的肝病患者太多了，肝病严重威胁人民健康。一定要摘掉‘肝病大国’的帽子！”这最朴素的想法，正是她日后一往无前投身乙肝研究的动力源泉。

1980年，闻玉梅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在我国的第一次奖学金考试，远赴英国伦敦卫生与热带病研究所肝炎研究室进修。世卫组织只提供3个月的奖学金，她暗下决心，抓紧一切时间，令实验室主任和同行惊讶的是，闻玉梅真的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做了亚克隆分泌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量的研究，还利用免疫荧光技术在细胞内做了HBsAg的定位研究，并在国外专业期刊上发表了论文。

在英国的3个月，闻玉梅节衣缩食，除买了一台低温冰箱和一台幻灯机以补国内实验用具的不足，余下的钱全部交给了卫生部，自己分文未留。

1981年，闻玉梅又远渡重洋，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进修。当时她已经47岁。为了学好这门课，闻玉梅要和那些20多岁的同学一样，记住每种病毒的分子生物学特点。在紧张的学习与实验之余，闻玉梅还编写了医学分子病毒学讲义，为回国后建立医学分子病毒学实验室，开展医学分子病毒学的教学与科研打下了基础。

回忆起在美国进修的经历，闻玉梅说：“那时，我与同龄的美国学者学术水平差距太大，但我相信我的学生与他们的学生、我学生的学生与他们学生的学生可以竞争。正是这种‘愚公移山’的精神鼓励着我，一定要把分子病毒学课程学好。”

1986年，闻玉梅团队首次公布了我国乙肝患者肝内病毒复制状态的资料。与此同时，他们运用分子技术，在乙肝患者白细胞中开展了乙肝病毒DNA的研究，扩大了研究肝外乙肝病毒的领域。这是国内首次展开分子水平的乙肝病毒研究。此后，闻玉梅团队对我国一些乙肝病毒变异株进行了解析。

1986年，上海医学院医学分子病毒学实验室成为国家卫生部第一批部级重点实验室。到2022年，这个实验室（包括病原生物系）已成长为拥有25名正高级科研人员、20名副高级科研人员以及200名研究生的科研团队。

让闻玉梅欣慰的是，她40年前说的“愚公移山”，正慢慢化作现实。在许多科研领域，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医学分子病毒学实验室已经可以与国外研究机构平起平坐，在某些方面还略胜一筹。但闻玉梅说：“绝不能自满，更不能报喜不报忧，我们一定要对国家真正负责，对学生、对青年真正爱护，把爱心拿出来，付诸实际行动就足够了。”

两次赴国外进修，以及科研过程中广泛的国际交流，让闻玉梅在肝病领域结交了诸多海外科学家朋友。

当初3个月的留英之旅期间，研究室高级讲师柯林·霍华德鼓励闻玉梅和大家在“咖啡时间”多交流，久而久之，闻玉梅也养成了与大家一起喝咖啡聊天的习惯。后来，柯林与闻玉梅建立了终身友谊，并在闻玉梅的影响下爱上了中国文化，还多次到上海为闻玉梅的学生讲学，至今两人还互通邮件。

2020年，当美国学者查尔斯·赖斯凭借对发现丙型肝炎病毒的贡献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时，闻玉梅向他表达了祝贺。令闻玉梅没有想到的是，赖斯却反过来祝贺她——十分钦佩她在医学分子病毒学实验室培养出来的学生，做事非常严谨。“也许跟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比，我们的学术水平还差得很远，可是你的一种精神能让人家认可，人家会佩服中国科学家。”说这话时，闻玉梅的眼睛里泛着光。

“我们是人民的科学家，也是人民的外交家。”闻玉梅说，“各国人民的交流是保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奠基石，在学术交流中多做些民间外交，是学者不可忽视的责任。”

2012年，国际病毒性肝炎与肝病学术大会在上海举行。在担任大会组委会委员期间，闻玉梅力促上海代表亚洲承办这个三年一度的学术大会，使中国有机会向世界展示在病毒性肝炎领域的重大成就。

2022年春天，闻玉梅在家中用3个月时间做了一件大事——将50年来坚守乙肝防治事业的奋斗历程写成《我的乙肝情结》。书中不仅记述了她投身乙肝研究的缘起、出国求学的经历、与恩师共事的点滴，还回顾了她研究治疗性乙肝疫苗、参与推动国际乙肝研究交流合作的历程。她说：“希望能把我们这一代人的情怀传递给下一代。同时，也想让乙肝患者和感染者看到我们的努力，看到未来的希望。”

由于眼底视网膜变形萎缩，闻玉梅几乎是在半失明的状态下一个字一个字地把书稿打出来的。需要查阅的图书和资料，大多字号比较小，她就拿着放大镜一点一点地读。这部书出版后，闻玉梅送给分子病毒学实验室200位研究生每人一册。“我特别喜欢年轻人，给他们点一把火，让他们心里的火燃烧起来，这就是我的希望。”她说。

在我国，从1986年血源预防乙肝疫苗批准上市，到至今仍有约8600万乙肝病毒携带者，其中大概1500万人需要治疗，乙肝的防治工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由于乙肝病毒只感染人类，并无动物宿主，而乙肝预防性疫苗又较为有效，全球消灭乙肝应是可望而又可即的目标。”对于未来，闻玉梅充满乐观。她在《我的乙肝情结》一书中最后写道：“勇于探索、有创新意识、不畏艰难、多能化的后来人，一定会超过我们，预祝他们为全球消滅乙肝创造奇迹。”

（谁与争锋摘自《光明日报》，本刊有删节）（责任编辑 张宇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