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晓伟

无论是“一个结合”还是“两个结合”，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实践的基础上对如何推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科学回答，它们在理论的本质上是统一的，但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认识发展，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史上有着重大的方法论意义，是一次深远的认识变革，一次伟大的认识飞跃。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这是对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的必由之路的新定位和新概括，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推进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中华文明关系认识的新发展和新结论，鲜明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更强烈的文化自信和对新文明塑造的能力自信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自觉、方法论自觉和道路自觉。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一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两个结合”。“两个结合”是对“一个结合”的接续、深化和发展，更是有着方法论意义的重大创新。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来看，马克思主义政党一直面对着如何认识和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和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化的关系的重大课题。斯大林曾经说：“全人类的无产阶级文化不是排斥各民族的民族文化，而是以民族文化为前提并且滋养民族文化，正像各民族的民族文化不是取消而是充实和丰富全人类的无产阶级文化一样”。从抽象的理论上来看，这无疑是正确的。但苏联共产党并没有能够在文化发展的实践中正确解决这一重大课题，留下了沉重的历史教训。中国共产党立足自身的历史实践和文化传承，创造性地把无产阶级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关系这一问题提炼、概括和转化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时代课题，逐步实现了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认识飞跃。“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在深入总结百年奋斗历史的基础上逐步提出来并不断得到明晰的。

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阐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指出：“在近代中国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这个重要论断既一如既往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思想，又拓展性地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对中华文明创新发展的意义，以及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中华文明史上的意义问题，这进一步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筑的高度深化了对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文化意义的理解和把握。2021年7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这标志着“两个结合”思想的正式提出，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面对新时代新征程的新任务，在总结党的百年奋斗经验的基础上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规律的一次伟大的认识飞跃。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在系统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时赋予了“两个结合”重大的理论意义，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入具体地阐述了“两个结合”的具体理论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科学阐述了“两个结合”的彼此关系及其意义，特别是在“第二个结合”上形成了许多新的论断和新的认识，原创性地深刻回答了“两个结合”为什么是开辟、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和“最大法宝”这一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主要是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高度契合性，强化了通过相互结合、彼此成就对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创造，论述了这一“结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意义以及对中国共产党思想上和文化上的创新能力提升的意义，指出了这一“结合”对中国共产党文化主体性的彰显、巩固以及对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价值。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上，实现了由表及里，由里入根的认识发展。

一般说来，认识飞跃是指对特定事物认识史上发生的具有革命意义的认识变革，因为这一认识变革，人们对特定事物的要素结构、发展规律的认识开始走向整体性的提升和格局性的深化。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认识变革，正是具有这种认识变革意义的认识飞跃。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认识飞跃具有重大意义，这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表明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成为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时代课题。在“一个结合”中，无论是对其原创性的思想表述还是后来的科学化阐述，都蕴含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性的认识，但这一认识是被放置到“中国具体实际”的大范畴中来加以认识的，在比较长的时间里被认为主要是解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呈现和表述的形式问题。无论是毛泽东讲的要让马克思主义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还是刘少奇讲的“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实质上都是侧重于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活的中国表达。在“两个结合”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中国具体实际”的大范畴中相对独立了出来，表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开始具有相对独立的重要意义，这一意义不仅表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式呈现和接受意义上，而且具有实质上的思想史意义，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不竭思想源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两个结合’。”在“根”的意义上高度肯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和价值，这前所未有地提升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的理论创新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

第二，表明中国共产党以强烈的文化自觉推动构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认识飞跃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及其理论成果不断走向文化类型的存在、走向对中华民族现代新文明的创新和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塑造。其内在的支撑则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增长的文化自觉性和不断自觉的文化主体性，以及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不断自信的文化创新力。在“两个结合”的方法论逻辑中，中国共产党既是强大的思想力量和政治力量，也是推进新文明构筑的强大文化力量。因此，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认识飞跃高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强大思想力量、政治力量和文化力量的有机统一和深刻融通。

作者简介

任曉伟 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国际共运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