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全，旺曲拉珍

列斐伏尔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后现代文化中空间理论的主要创始人，在20 世纪60 年代到80 年代期间，将资本主义对空间的占用作为首要解释和批判的线索，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作为理论根基，将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异化、城市空间资本化和空间解放等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状况和新问题作为具体研究对象，建立了空间生产理论。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脱离革命实践式的批判思想实现不了真正意义上人类的解放，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不断渗透进人们日常生活的过程中，研究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不仅对理解和掌握现代及后现代西方思想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具有理论层面的积极意义，还有利于审视资本主义都市化空间生产实践的经验与教训，对新时代下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建设具有实践层面的借鉴和启示意义。然而，列斐伏尔对马克思主义包括在内的整个现代化哲学进行的超越与解构，使得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变成了一种乌托邦式的存在。因此，研究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时应该坚守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无产阶级的立场，批判地研究和解读其理论思想。

一、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的背景分析

按照一些西方学者的观点，亨利·列斐伏尔（1901—1991）一生中，他的理论思想发展历程主要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即 “第一阶段主要内容是从异化劳动批判到日常生活社会全面异化的哲学批判；第二阶段的主要内容是从现代性的社会学批判到日常生活消费主义和语言学转向的批判；第三阶段的主要内容是现代社会政治异化批判和后现代社会的空间生产与空间化的解放问题。”［1］中译本代序言第iv-vii 页在1968—1974 年，列斐伏尔集中分析和研究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化和空间之间的问题，并出版了7本相关的著作。

（一）时代背景分析

列斐伏尔一生的理论创造与20世纪诸多重大历史事件是同行共振的，他的空间生产理论属于其第三阶段思想，这一时期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取代了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化逐渐成为主导趋势。列斐伏尔所处的法国正经历着 “二战” 之后的都市社会的社会转型与社会阶级构成变化的重要时期。不仅有大肆扩张的法国福特主义和凯恩斯主义，还有为解决资本过剩和失业的问题，通过吸收巨大的劳动力与资本进行大规模巴黎城市化建设的豪斯曼①豪斯曼：即乔治欧仁·豪斯曼（1809－1891），法国城市规划师，拿破仑三世时期的重要官员。1853 年6 月22 日，他成为塞纳河州长，期间被拿破仑三世任命指导一项庞大的公共工程计划，即巴黎改造，其中包括拆除中世纪社区（这些社区被官员视为过分拥挤和不健康）、建设广阔的道路、建设新的公园和广场、吞并巴黎周边的郊区、建造新的下水道、喷泉和渡槽等一系列改造和重建工程。虽然最终由于豪斯曼的工作受到了激烈的反对，在1870 年被拿破仑三世解散。但他的项目工作一直持续到1927 年。今天的巴黎市中心的街道规划和独特的外观主要是豪斯曼改造的结果。。由于资本主义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导致都市空间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以各种新的方式生产、实现和分配整个社会的剩余价值的隐蔽场域。1968 年的五月风暴在法国和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引发的各种社会运动和城市暴动更是让列斐伏尔看到了革命的希望和新的政治斗争空间。由此，列斐伏尔的社会批判理论开始转向城市空间视域。

（二）理论背景分析

对于 “空间” 的探讨，从古至今一直在砥志研思。从古代自然哲学感性的感知阶段，认为空间就是原初经验空间，即作为 “处所” 和 “虚空” 来理解。经过17世纪唯理论笛卡尔的 “解析几何” 和伽利略的 “空间认识论” （这种影响一直传到了康德 “先验空间” 、莱布尼茨 “相对空间” ），和经验论牛顿的 “绝对空间” 等， “空间” 进入科技革命之后科学化空间的转变，即人们对空间的认识更多地偏向于其物质性与客观性。再到18 世纪英国经验派皮亚杰的 “直觉空间” 、贝克莱的 “人类空间知觉” ，和欧陆哲学家叔本华的 “冲动的意志主体中产生出空间的观念” 、尼采的 “空间与身体” 和 “身体主体 “、梅洛·庞蒂的 “直觉现象学” 和 “身体空间观” ，以及海德格尔的 “此在” 等对空间的研究，空间与主体之间关系的研究不断深入。最后，列斐伏尔作为法国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通过将马克思的总体人思想、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和尼采的意志哲学作为自己理论的基础［2］并重新解读了城市、空间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尝试通过对马克思的社会生产概念进行重新激活， “空间” 概念由此进入了政治经济学批判领域。

空间生产是列斐伏尔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他认为空间不仅仅是一种物理存在，而是一种社会生产力的产物。空间生产是一种社会实践，是人类对自然环境进行改造和利用的过程，是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的体现。同时，空间生产也是一种历史过程，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形态中不断发展和演变的。在空间生产的过程中，资本起着重要的作用。资本以生产资料的形式介入到空间生产中，通过对空间的改造和利用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资本的介入不仅改变了空间的物质形态，也改变了空间的社会形态和意义。资本通过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形成了一种资本主义的空间秩序，即 “构成性中心” 逐渐变多，出现越来越多的城市群。此外，列斐伏尔还指出空间的生产不仅仅是物质空间的生产，还包括社会空间、文化空间和政治空间等各个方面。由此可见，在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中，城市、空间和资本三者一直是其理论分析的重点，只有厘清三者的内涵与关系，才能进一步看清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新的现实问题，并深入理解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以及后现代的都市马克思主义理论。

（三）国内研究现状分析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空间理论在学术界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作为其中的重要一环，围绕其空间生产理论进行学术研究的论著数量不断增加。在过去，国内学者对于列斐伏尔空间理论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其批评现代都市化的精神和资本主义逻辑，以及对于城市空间的批判性思考等方面。然而，近年来，随着国内城市规划和建设的发展，对于列斐伏尔空间理论的研究逐渐呈现多元化和深入化的趋势。具体来说，国内学者对于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对于空间和资本关系的探究。学者们认为，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将空间视为资本的一种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又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因此，通过对于空间生产方式的分析，可以更好地理解资本主义在城市空间中的运作和影响，从而为实践提供更为科学的指导；其次是对于城市空间的生成和重构的考察。针对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中所提出的 “城市空间的生成” ，国内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解读和应用。一方面，有学者认为城市空间的生成必须与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相结合，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城市空间的变化和发展。另一方面，也有学者指出，城市空间的生成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而逐步演变的，而城市空间的重构则必然伴随着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危机的出现；最后，是对于城市空间中 “生产力” 和 “生产关系” 之间关系的研究。列斐伏尔强调，城市空间既是生产力的体现，又是生产关系的表现。因此，对于城市空间中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探究，对于理解城市空间的本质和未来发展趋势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国内学者也积极探索着将其应用于实践的方法和途径。比如，有学者将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引入到城市规划和建设中，通过对于城市空间中资本的运作和影响进行分析，提出了更为科学和合理的城市规划方案。由此虽然研究列斐伏尔空间理论与城市和资本之间关系的论著很多，但缺乏将其放入其所在的思想史与社会发展语境中，系统梳理其空间理论中城市、空间和资本三者关系和内涵的研究，因此本文主要探讨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中城市、空间与资本之间的关系，着重分析空间演变过程中城市的形成脉络及其主要特征和城市空间形成之后与资本之间的关系。

二、城市与空间：从 “抽象空间成为统治” 到 “差异性空间”

列斐伏尔指出 “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转变源自社会生产关系中的矛盾，而这种矛盾不能不在空间中留下它们的印迹，并且不可能不引起空间的革命。”［1］71列斐伏尔主张不同的生产方式拥有属于自己独特的空间形态，并将空间的演变过程依据时间轴分为了六个形态：即 “绝对空间、神圣空间、历史性空间、抽象空间、矛盾空间和差异空间。”［1］73-80由此，可以通过分析以上六种形式的空间来梳理城市空间形成的历史脉络，从而分析城市与空间之间的关系。

（一）从 “绝对空间” 到 “历史性空间” ：城市空间的形成

首先，绝对空间即一种原始的没有人类痕迹的，由自然构成的空间状态。从 “绝对” 一词来看，绝对空间即代表着所有的场所，没有任何一个严格的象征性的存在。同时，绝对空间总是处于神职等级的支配之下。［1］236因此，绝对空间中并没有明确的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之分，它只是在确定自己的政治和宗教身份前提之上，可以容纳所谓的私人空间，但这种私人空间是非常微小的。

其次，神圣空间即在城邦、专制君主时期存在的一种既是神圣的又是政治性的空间状态。这一空间的特征主要有：第一，生产空间的人与管理空间的人和使用空间的人不是同一群人，国王、枢密官和巫师等掌控着由农民和工匠生产出的空间，他们通过取用空间从而成为其全权的所有者，开始出现城镇与乡村的区分。第二，城镇与乡村的关系：城镇作为掌握权力的一方，在提供保护的同时对乡村进行剥夺，从而获取利益。而由于这一时期的农民、牧人、游牧和半游牧民族是城镇潜在的征服者，因此城镇虽处于支配地位，但往往需要面对很大的挑战与困难。第三，经济特征主要是偏重物品的使用和使用价值。

最后，历史性空间即一种中间过渡的空间形态。从中世纪到工业时期，空间开始进入资本原始积累阶段：集市和圈地运动开始出现。这一时期，城镇以寡头政治的形式开始从它长期剥削和统治的乡村中分离出来，城镇空间逐渐成为历史性空间的中心。相比于古代，商人作为局外人游离于政治系统之外，只能占据城市的外围而言，中世纪的革命将商业与商人带入了城市空间的中心地带，并开始在城市中心出现商业空间。这一时期，随着公共空间和城市设计的普遍化，以及中世纪西欧城镇与乡村的集市和贸易的发展，城镇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乡村，土地所有制开始失去原来绝对的权威地位，土地开始成为商品，经济特征也随着交换和商品的普遍化，使用和使用价值逐渐消失。

（二） “抽象空间” ：城市空间的表现

抽象空间即普遍商业的、被资本主义控制的、属于财产的政治经济的城市空间。列斐伏尔将抽象空间的生产解释为 “从地理空间中的‘物的生产’到抽象空间的生产”［1］337-344，同时还指出抽象空间的生产可分为广义的作为社会关系载体的社会空间和狭义的作为资本主义最新的生产形态和生产方式的抽象空间两种。［1］457-461这一时期的城市被列斐伏尔描述为 “具体的抽象物” ，它既是内容又是形式。城市的功能和结构逐渐变得复杂：第一，城市的功能具有两重性：从城市领土来看，城市中心实施管理与统治的功能。同时从城市自身来看，它又是被管理和被统治的。第二，城市的结构也具有两重性：它既是形态地理学的，又是社会学的。［3］50-58

由此，抽象空间成为统治之后，城市空间的新特征主要有：一是 “资本用空间消灭了时间”［3］91-112，即抽象空间使得传统的空间的历史性和自然性边缘化甚至是对其进行了掩盖，简言之即资本家摧毁了原有的旧城和自然。二是 “抽象空间服从于交换价值”［1］477-486，即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城市空间的生产和使用大多都是为了实现资本的最大利润化。这种利润最大化的需求影响了城市的规划、建设和使用。首先，在城市规划方面，资本的需求影响了城市的布局和结构。资本家们往往会选择在城市中心或者繁华商业区购买土地和房产，以便更好地接近消费市场和人流量。这种需求导致城市中心的土地价格飞涨，而城市边缘地区的土地价格相对较低。城市规划者往往会根据这种需求来规划城市的布局和结构，以满足资本家们的需求。其次，资本需求也影响了城市的建设和使用。资本家往往会在城市中心或者繁华商业区建造高档写字楼、购物中心和豪华住宅，以便更好地展示自己的财富和地位。这种需求导致城市中心的建筑物越来越高大、豪华，而城市边缘地区的建筑物相对较低、简陋。城市建设者往往会根据这种需求来设计和建造城市的建筑物和设施，以满足资本家们的需求。最后，城市化导致城市空间的扩张和分散化。城市化过程中，城市不断地向外扩张，形成了大量的卫星城市和卫星城市群。这种扩张和分散化的趋势使得城市空间的结构变得更加分散和复杂，城市内部的空间分布也变得更加不均衡。由此，列斐伏尔指出要对资本主义的城市化进行空间层面的批判。

（三） “矛盾空间” 与 “差异空间” ：城市空间的发展

在资本主义体制下，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建设，城市空间中的矛盾不断加深，由此产生了矛盾空间，即一个同质性、碎片化与等级制并存，矛盾不断加深的过渡时期。列斐伏尔认为，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必然导致空间的分化和排他性。在资本主义视角下，城市空间不再是一个公共的、共享的场所，而是变成了一个被不同的群体所瓜分和掌控的空间。这些群体包括城市资产阶级、市民阶层、贫困阶层、流浪汉等不同的社会群体。这些阶层之间的空间分化和排他性，造成了城市的割裂和脱离。同时指出城市化过程中，城市不仅向外扩张，而且城市内部也发生着空间的分化和不均衡，导致城市的社会和物质结构的分裂。城市的中心区和边缘区、贫困区和富裕区的空间分化，使得城市的社会生活和城市的物质环境之间出现了不协调和不平等的现象。这一时期，城市的主要特征为：一是在资本主义体制之下，空间变得越来越碎片化，城市权力的中心化不断增长，城市内部也开始出现等级化，并开始出现与城市中心相隔离的贫民窟，阶级矛盾不断加深。二是随着支配中心与被支配的外围矛盾的不断加深，城市空间逐渐被分化和撕裂。

在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中，他提出了一种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差异空间，即一种比较理想的空间状态，列斐伏尔意图把城市革命、城市权力与差异权力辩证统一起来，［3］112-117用所谓的空间的政治［1］582-587抵抗由于资本主义抽象空间机制下的商品化、技术化和消费化等所导致的同质化、碎片化、等级化的日常生活异化症状，恢复日常生活自身的节奏和差异权力。追求 “差异性” 和 “取用性” 的居住空间成为这一时期城市的主要特征，进而列斐伏尔综合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和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提出从城市空间实践与政治的角度理解身体化的、空间化的现代都市栖居实践的形式及其政治规划战略。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他的革命思想已经脱离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宏观历史观，从而走向了尼采化的、身体化的、乐观主义的乌托邦，因此需要辩证对待。

综上所述，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中的城市与空间的关系主要通过对不同生产方式下社会形态的分析来进行了研究。城市由最初的自由状态逐渐成为统治阶级对中心城市空间中的各种权利的掌控上（城市规划权等）、城市地理空间（土地所有权）的占用上和对城市各种符码传播（意识形态）的控制上，从而导致城市空间最后变成被资本家所掌控的抽象空间，进而衍生出了矛盾空间，城市空间逐渐被不断加深的矛盾所撕裂。最后列斐伏尔提出的 “差异性” 和 “取用性” 的空间是一种脱离现实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谈论的、乌托邦式的、身体化的理想空间。

三、城市空间与资本：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再生产

列斐伏尔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得以幸存下来，其关键原因是它占有空间和生产空间，即空间的生产不是某种物品或者商品的 “物的生产” ，而是作为抽象具体物的空间本身的再生产。［3］44-49同时，列斐伏尔指明了空间之所以能够促进资本主义的幸存，实则是因为空间与城市成为剩余价值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重要场域，资本主义通过资本的循环而实现城市空间的社会生产，而所有这些的核心就是社会关系的再生产，［1］49其具体形成历程为：

（一） “构成性中心” 的形成

列斐伏尔指出新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已经变成了所有社会的生产都围绕着一个都市或者一个都市的中心而进行发展的时期，而这些被围绕着的都市或者都市的中心又都在围绕着一个更小的中心，即 “构成性中心” 而发展。这一 “构成性中心” 中不仅有资本对地理层面的占有，还有对这一中心权利的控制。列斐伏尔指出没有中心是形成不了城市空间的，同时也就不会有所谓的对空间占用的权利， “构成性中心” 中不仅包括着商业的中心和决策的中心，甚至还包含着信息和符号的中心，人们从这一中心中提取自己所需的物质资料、精神资料以及符号资料，进而资本主义对日常生活的控制也变得更加普遍且隐蔽。

（二）空间的动产化

空间的动产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列斐伏尔揭示了土地管理过程中逐渐将土地与空间动产化［1］453的过程。在前工业时代时期，不动产和动产的管理和持有者属于不同的两类人群，即资本家和地主，其中资本家主要负责和管理的领域是动产资本，而对于不动产的土地管理权主要是由各个地域的地主所负责管理和掌权的。然而，从后工业时代开始，一直到列斐伏尔所处的新资本主义时代原本应地主拥有的不动产土地权逐渐被资本家所购买和占有，由此土地逐渐变成如同商品一般的存在，不仅人们可以自由地对空间进行所需的生产和消费，空间更是进入到商品一般流通的过程之中。从此，空间和土地变成了和商品一样可以被人们自由买卖和生产的东西。

其次，城市空间的功能被分化并专业化，不同的功能空间被划分成商业中心、住宅区、产业园区等专业化的空间形态。这种分化和专业化的空间形态，不仅反映了城市经济结构的变化，也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需要。作为资本的重要载体，城市空间被资本家和开发商所占有和操控，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城市成为了资本积累的最佳场所。然而，这种分化和专业化的城市空间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平等地享有和使用。列斐伏尔指出由于成为 “商品” 的土地还不能满足资本家的欲望，他们更是将空间变成了对不同阶级的人群进行再拆分和组合的工具和手段，通过对均质空间进行的拆分和重组，建立属于穷人的贫民窟，中产阶级居住的离上班地方距离较近的公寓以及利用郊外优美空间建立的属于富人居住的高档别墅区等，以此来对不同阶级人群的界限做出了进一步明确的分界线。列斐伏尔提出：由此 “资产阶级所允许的生产关系进行的再生产，其实质上却导致了一种新的阶级隔离的产生。”［3］116这种方法不但没有解决阶级矛盾，反倒进一步加深了阶级矛盾。由此反映出城市空间的生产，不仅被资本主义所驱动，也存在着一定的政治性和社会性。

最后，城市空间的标准化和同质化也是动产化的表现之一。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城市空间的建筑、道路、公共设施等开始趋同化，失去了独特功能与建筑特色。这种趋同化的原因是资本主义在城市空间中的不断扩张，导致城市空间被视为一种生产要素，而不是作为人类居住和生活的场所。这种机械式的城市空间生产，忽视了城市空间的独特性和特色，最终导致上升到城市自身的同质化。而这种同质化的结果就是对城市的破坏和文化的消亡。列斐伏尔认为，城市空间应该是多元化和分散化的。城市应该保留自己的独特性和特色，生产要素的满足不是其唯一的存在价值。城市应该注重文化的发展和历史的传承，而不是只追求资本利益的最大化。只有这样，城市空间才能真正反映人类需要和精神追求。

（三）城市空间成为工具性空间

列斐伏尔通过提出中心和外围的辩证法，即 “除了帝国主义殖民的‘外部市场’、外围地区，资本主义开始向‘内部市场’和城市化来进行资本的积累与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即通过对内部的殖民，对国内社会空间和城市本身的殖民化来实现剩余价值。唯有如此，才能实现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方式的再生产，”［4］187进而阐述了城市对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作用，具体如下：首先，列斐伏尔认为城市不仅是生产性工厂和企业的聚集和剥削之地，汇聚了生产劳动力的产业后备军、资本、技术和财富等，而且城市本身成了一种生产力，同时城市的发展引起了农村以及农村生产当事人的社会关系的巨大变革［1］524，从而促进了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解体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由此，城市作为历史的产物，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和剩余价值的形成。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城市空间逐渐被规划、设计和建造出来，成为了资本的重要载体。现代城市的生产方式也不再是单纯的生产劳动力和消费品，而是资本在空间中对生产和消费的统合。例如，城市空间的规划和设计是由统治阶级所主导的，而不是民主化的决策过程。城市空间的划分和使用也不再是基于公共利益，而是基于资本的利益。因此，城市成为了资本主义体制下的一个工具，用来进一步推进资本的积累和扩张。

其次，列斐伏尔不仅认为市场的扩张与聚集和城市空间的形成有重要关系，而且认为城市包含着大量的人口、大规模的工厂和各种服务包括管理行政机器、管理者与资产阶级及其跟随者。由于城市包含着资本、资本家的权力以及保证社会资源分配的国家，于是城市与社会逐渐融合。由此，城市空间通过市场和人才的聚集进一步促进了剩余价值的实现。

（四）社会主义城市空间的可能性

结合以上存在的问题，列斐伏尔主要从三个维度阐释了其空间政治学的解放目标与未来社会的想象图景：首先，列斐伏尔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为方法论基础，对资本主义国家空间的统治形式进行批判的同时，他坚信资本主义的抽象空间、矛盾空间中必然蕴含着一种差异性的、取用性的社会主义空间，并主张以差异性的空间政治学重新想象马克思主义；其次，列斐伏尔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与法国都市的社会现实，把日常生活作为个人的生活与经济、政治等宏大叙事之间的一个结合的平台，指出改变日常生活不是根据所谓的代议制民主的规范来进行，而是需要所有人的参与，并提出了 “自治” 的概念［1］579；最后，列斐伏尔指出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的差异空间的创造性取用与空间的民主政治不仅仅是通过宏观的革命政治与空间的总体规划，而且更加重要的是微观地、差异性地关心居民的栖居与身体化的建筑实践问题。然而，列斐伏尔的思想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他提出的差异性的空间政治学和自治的概念缺乏现实中的实践验证，并且没能充分考虑现实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令他的空间政治学难以摆脱理想化的色彩而最后走向了乌托邦。

综上所述，列斐伏尔明确指出了 “剥削和统治的关系实际上就是社会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真实面目。”［5］344-345在此基础之上，列斐伏尔还回答了空间中社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具体是怎么在社会空间实践之中形成的，并指出了剩余价值不是在它产生的地方实现的，而是在整个空间的层面上，根据政治和经济上强权者的计划和策略而在全球性的规模之上实现，并进行分配的。但是，列斐伏尔综合马克思、黑格尔和尼采的理论发展出的空间理论，最终由于列斐伏尔放弃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意义上的宏观历史辩证法而走向了微观的日常生活意义上的空间批判理论。

四、结语

无论是对抽象空间成为统治的研究，还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分析，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为新时代下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并且为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激活了地理和人文科学领域的马克思主义空间转向。同时，城市、空间和资本三者从始至终贯穿于其空间理论之中，因此厘清三者的内涵与关系是深入理解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以及后现代的都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必然要求。最后，研究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必须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矛盾运动的生产方式分析为基础，否则必然偏离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坠入后现代激进批判的陷阱中不能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