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成就中国式现代化之治的世界意义

2023-11-05谭培文郝江南

桂海论丛 2023年4期

关键词：治理

谭培文郝江南

摘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是成就中国式现代化之治的根本原因。研究中国式现代化，不能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来看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之世界意义，归根结底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成就中国式现代化之治的世界意义。中国式现代化是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统一。探索党的领导制度究竟是如何成就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及其关系之治的世界意义，对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过程中如何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人的现代化；物的现代化；治理；世界意义

中图分类号：D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23）04-0004-0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研究”（22ZDA019）；广西八桂学者项目“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重大问题研究”（〔2019〕79号）。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即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22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是成就中国式现代化之治的根本原因。中国式现代化之世界意义，归根结底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成就中国式现代化之治的世界意义。治理不是统治，亦不是管理，而是指导、引领、协调、规范、规制等。中国式现代化在实现物的文明富足的同时，突出了人的全面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统一。探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究竟是如何成就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及其关系之治，对于凸显中国式现代化之世界意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中国共產党的领导制度对普遍贫困治理的世界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物的文明富足的现代化，脱贫致富是党的领导制度成就中国式现代化之治首先要面对的问题。中国是人口规模超大的国家，对普遍贫困的治理是挑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的大难题。国内贫困治理的学术研究，大多探索的是贫困治理的实践与经验，极少有涉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与治理体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是成就中国普遍贫困之治的根本制度。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贫困治理实践与经验就会缺乏最根本的前提。

（一）贫困治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的最初使命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2]44。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解放全人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观念解放等。对于政治上争得民主的执政党的领导制度第一步，最为重要的是经济解放，“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2]52，消灭封建专制与资本主义残酷剥削造成的普遍贫困，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进而推进共同富裕，实现小康，逐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

中国共产党最高理想与使命是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马克思说：“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3]539共产主义不是一蹴而就的伟大事业。共产主义在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共产主义的实现，必须处理好理想与现实的辩证关系，是理想适应现实，而不是相反。共产主义的实现是由现有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为前提的。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生产力不发达阶段。中国共产党的现实使命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说：“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4]225贫富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无法避免的必然后果。社会主义本质是共同富裕。不摆脱贫困，社会主义就没有优越性。摆脱贫困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使命。邓小平同志强调：“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困的问题。”[4]208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能产生一批富翁，但大量的人口仍然摆脱不了贫困。

（二）发展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对普遍贫困治理的主要路径

贫困的治理是一个世界难题。资本主义私有制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在固守私有制前提下，建立所谓福利社会与社会保障体系，亦不可能消灭普遍贫困。社会主义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为普遍贫困的治理提供了制度基础。但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普遍贫困究竟如何治理，普遍贫困治理方式有两个主要途径：一是通过变革生产关系的贫困治理方式；二是通过发展生产力的贫困治理方式。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主张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为前提来破解普遍贫困难题。他说：“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后，多年来没有制定出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4]134这即是说，破解普遍贫困难题的主要路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以生产关系为路径的普遍贫困治理，只能是低水平普遍贫困治理。马克思认为，消灭异化有两个条件，但是这两个条件都必须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他说：“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3]538这是十分正确的。只有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建立共产主义才有可能。生产力发展水平十分落后的共产主义，等于回到了原始共产主义，那将带来不可挽回的消极后果。

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4]63中国共产党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来分析社会，认为社会主义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的工作重心是经济建设。党的基本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制定方针、政策的前提依据，是党在社会主义阶段的行动纲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仍然是生产力发展问题。党的十九大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对党的基本路线内容进行了进一步完善，即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5]。这一表述，尽管增加了新内容，但其核心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实质上即是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展普遍贫困治理取得了巨大成功。2021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14.4万亿元。按14.1亿人口计算，全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80976元[6]，达到了世界平均水平。

（三）发挥中国共产党的先锋队作用是普遍贫困治理的基本保障

2021年2月25日，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改革开放以来，按照现行贫困标准计算，我国7.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按照世界银行国际贫困标准，我国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70%以上[7]。中国的贫困治理，从普遍贫困到实现温饱，从温饱上升为小康，从小康到全面小康，跨越了三个台阶。如果人口数量少，这不是什么奇迹。但是，在一个人口14亿的大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生产力极度落后，农民占总人口90%以上的积贫积弱的农业大国，能够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后，中国7.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7]，拔掉了“穷根”。这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奇迹。究其根本原因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发挥了中国共产党的先锋队作用。中国共产党对贫困地治理，不仅是思想观念的引导、行动纲领的制定、策略的具体规划与各种社会力量的动员，而且是贫困治理的模范领导者、组织者、参与者与行动者。这是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之本质区别。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在贫困治理中，党作为贫困治理的模范领导者，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看作是自身的责任，从而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与引导群众。从2013年到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就先后7次主持召开中央扶贫工作座谈会，50多次深入基层一线调研扶贫工作，走遍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8]。为了集中全党的精锐力量投向脱贫攻坚主战场，“全国累计选派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同近200万名乡镇干部和数百万村干部一道奋战在扶贫一线，鲜红的党旗始终在脱贫攻坚主战场上高高飘扬。在脱贫攻坚斗争中，1800多名同志将生命定格在了脱贫攻坚征程上，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9]。

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对人的现代化治理的世界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江泽民同志说：“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0]文化（culture）“源于拉丁文cultura，原意为对土地的耕耘和对植物的栽培，以后引申为对人的身体和精神两方面的培养”[11]。在中国古籍中，文化的涵义是文治与教化。是曰，文以化人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之主要功能就是以文化人，实现人的现代化。

（一）人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之本质区别

西方开启了现代化，但西方现代化的直接结果是以牺牲多數劳动者的利益为代价而追求物的现代化。西方现代化的生产目的是剩余价值。在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时，马克思肯定了李嘉图在科学上的诚实。李嘉图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是有利于生产、最有利于创造财富的生产方式。马克思认为，对于他那个时代来说，李嘉图是完全正确的。李嘉图希望的就是为生产而生产。马克思说：“如果像李嘉图的感伤主义的反对者们那样，断言生产本身不是目的本身，那就是忘记了，为生产而生产无非就是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12]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唯一目的是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生产目的是为了追求私人财富。为了追求私人财富，即使以牺牲无产阶级多数人利益为代价，甚至牺牲整个阶级，他们也在所不惜。在资本家看来，生产工人就是为别人生产财富的人。只有在他充当生产别人财富的生产工具时，他的生存才有意义。李嘉图科学上的诚实，真实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之目的，揭露了资本主义现代化之实质。

中国式现代化则相反，不是为生产而生产，生产目的不只是为了追求私人财富。物的现代化之最终目的是人的现代化。1894年1月3日，恩格斯应朱·卡内帕请求，为《新纪元》写一段题词，以表述社会主义新纪元的基本思想。恩格斯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3]所谓这样一个联合体，是相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制度联合体。社会主义制度联合体相对于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制度只具有工具价值，而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目的价值。社会主义制度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思想，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的现代化。这即是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之本质区别。

（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对人的现代化治理路径是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条件

人的现代化是相对物的现代化而言。人的现代化，离不开生产工具现代化、科学技术的发展等，而最为根本的是党的领导制度治理为其所提供的条件保障。习近平总书记说：“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14]机会是指有利于成功的机遇、时机与条件。共同享有的机会，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为每一个人成长与进步创造的平等、自由的机遇与条件。

1.经济条件。经济的平等自由是政治、社会等平等自由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经济性质是封建地主占有制，资本与资源由大买办官僚资本家与殖民性质的外国资本所垄断。封建地主土地占有制，束缚了现代生产力发展，造成90%以上农民不平等不自由。大买办官僚资本家与殖民性质的外国资本垄断，不仅使工人阶级处于被压迫与奴役，而且掌握了中国经济的命脉，是使国家处于被殖民状态的经济根源。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中提出了“平均地权”的主张和发展民族资本的目标，由于军阀混战与蒋介石的背叛，其目标始终未能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消灭封建地主土地占有制与没收大买办资本家、外国殖民性质的资本。在所有制的形式探索中，出现过“一大二公三纯”的“左”的错误做法，而其基本出发点是为了实现劳动者的平等自由。改革开放以后，党实事求是地认识了中国国情，纠正一切不适合中国国情特征的只追求平等而忽视效率的制度治理设计，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就保证人民在经济上的平等自由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为每个人提供了经济平等条件，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保证了每个人在平等前提下的经济发展自由。

2.政治条件。经济平等自由是政治平等自由的基础。政治体制应该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政治体制反过来可以促进或阻碍经济的发展。但是，经济条件对政治条件具有基础决定作用。所谓民主政府，实际上要看其代表的是什么阶级的民主政府。如美国用大资本家的利润与献金选举产生的民主政治，最终服务与服从的是少数人的特殊利益。以经济不平等为基础的民主政治，不可能有真正的平等自由。

中華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经济平等为政治平等自由提供了基础。1954年就制定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适应我国经济基础发展需要，并于1982年、2004年、2018年做了修正、审定与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②。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只要是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均无高低贵贱之分，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如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都有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法律是政治的规则规范，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即政治上一律平等。任何政党与个人，都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活动，包括执政党与民主党派等。政治上的平等为每个人自由发展的可行能力提供了政治条件，从而使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都有梦想成真的机会。

3.社会机会。所谓社会机会，即具有平等自由选择职业职位或勤劳致富的机会与条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财产占有平等，实现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每个人都有平等自由参加劳动的机会，都有勤劳致富的机会与条件。此为学术界普遍关注，而被忽视的是平等自由选择职业职位，即社会流动机会的问题。社会流动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以空间来看，社会流动分纵向（上下）流动与横向（地域单位）流动。在古代社会，社会是凝固的。如封建社会，君臣高低贵贱上下等级森严，世代不易，不可触动。从横向来看，农民被牢牢束缚于土地上或狭隘的地域。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流动只是资本的另一个专业名词，而不属于工人。资本主义打破人的身份等级，又用金钱资本替代了它。如资本主义民主选举，甚至有财产、种族等条件限制，参选者还得缴纳一定数额的保障金。竞选就要花费大量资金游说与拉票。所谓的选举，实际是“富人的游戏”与“钱袋的民主”。金钱资本才是纵向、横向流动的通行证。在我国，公民的经济平等保障了公民的政治平等。纵向上，我国实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从选举来看，只要达到法定数额的选民提名，每个人都有平等地参加人民代表的选举机会。上下流动机会属于每一个人。尤其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行了公务员制度。国家机关所有职务平等地向社会开放，每个符合法定条件的人都可以平等地通过考试等公开选拔方式确定是否被任用。人才的横向流动方面，自改革开放以来，打破了计划经济下的单位所有制，打破了城乡户籍身份的禁锢，劳动者可以自由择业，自由就业与流动。

4.社会保障条件。社会保障是通过立法而制定的教育、培训、就业、失业、养老、救助、医疗等可行能力的保障条件。以人的现代化来看社会保障条件，社会保障不应是被动的，而应是主动积极的。被动的保障只是对既成的社会状态治理，主动的保障则将社会保障前移到既成社会状态的生成根源治理。如教育与培训，是人的现代化可行能力的基本保障条件。针对我国贫困人口数量较多的状况，补贴、救助等可以解燃眉之急，但不可持续。不少贫困人口具有代际效应，即上一代人的贫困成为下一代接续贫困的重要因素。要阻断较大数量贫困人口的贫困链接，最有代际效益的途径是教育与培训。通过教育，增强其可行能力，使其具有纵向的上下流动能力与横向的职业、地域流动能力。中国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这个现代化亦包含了人的现代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励精图治，从制度安排到制度治理，经历了四个阶段，即扫除文盲阶段、普及小学文化阶段、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到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80%的人口是文盲，适龄儿童小学入学率不足20%[15]。20世纪50年代，我国开展大规模扫盲运动，有效地降低了文盲率。接续的是普及小学教育，1980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在20世纪80年代全国基本实现普及小学教育，有条件的地方进而普及初中教育。再者立法实施义务教育阶段，1986年我国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行九年制的义务教育。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国“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教育普及水平实现历史性跨越，基本养老保险覆盖十亿四千万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百分之九十五”[1]11。即便如此，对于超大人口规模的中国而言，仍然很难保障每个人平等自由的发展能力，尤其是贫困人口发展能力的制度治理难度极大。中国的减贫实践，针对特殊群体的情况，采取了特别的政策与举措。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持续提升贫困地区学校、学位、师资、资助等保障能力。针对贫困地区贫困家庭子女，“实施定向招生、学生就业、职教脱贫等倾斜政策，帮助800多万贫困家庭初高中毕业生接受职业教育培训、514万名贫困家庭学生接受高等教育，重点高校定向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70多万人，拓宽贫困学生纵向流动渠道”[7]。

总之，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为人的现代化提供的经济、政治、社会机会与保障条件，是成就人的现代化之治的独特优势，凸显其具有其他政党制度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三）中国式现代化成功是人的现代化制度治理的成果

中国式现代化以实现人的现代化为目的，而人的现代化反过来也成就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即是人的现代化制度治理的成果。实现人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第一动力。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五个文明”协调发展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现代化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而有经验、有专业技术的劳动者是生产力的第一要素。没有人的现代化，生产力则不可能获得快速增长与发展。现代化在信息化时代，突出的是科技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第一要素是科技工作者，科技工作者即是高、专、深的专业技术人员，如高文化素质、高专业素质、高科学素质、高技术技能的劳动者。创新即创造新事物，创造是创新的前提。而创造无论是高端科技发明创新，还是一般物质生活资料的创造，其主体是劳动者的劳动。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其根本动力，与其说是生产力，不如说即是人的现代化成果。

中国是人口大国，印度亦是人口大国。对于实现现代化，中国和印度两国政府都进行了努力。中国式现代化获得了巨大成功，2010年中国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22年中国GDP增至18.1万亿美元，印度GDP增至3.39万亿美元[16]。为什么？人的现代化是其重要原因之一。阿马蒂亚·森认为，就中印而言，现代经济市场化开启的时间差不多。但中国发展比印度要超前得多。為什么？他说：“当中国在1979年转向市场化的时候，人们特别是年轻人的识字水平已经相当高，全国很多地方有良好的学校设施。”[17]受过教育的人口在适应市场机制提供的就业机会上拥有优势。而在印度，虽然在高科技领域亦表现不俗。但他认为，从总的教育程度来看，中国比印度要好得多，印度甚至还有不少文盲，而且直至现在尚未有大的改观。阿马蒂亚·森的评价意见，从国外学者独特的学术视野，映衬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成就中国式现代化之治的世界意义。

在中国，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同步推进，甚至人的现代化走在物的现代化前头，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百废待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就发起了扫盲运动。中国科技教育现代化，是教育与培训造就了一支庞大科技队伍与教师队伍；工业现代化是教育与培训培养一支庞大的技术创新人才与现代创业工人队伍；农业现代化是教育与培训造就一支庞大的农业科技人员、现代种粮专业户与现代农民；国防科技现代化是教育与培训造就一支庞大的“两弹一星”、航空航天航海等国防现代化的高科技人才队伍。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了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则是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根本动力，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成果。

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对物与人的现代化关系治理的世界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既有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亦有中国特色。从普遍性来看，现代化就是以发展生产力为核心动力，创造出更多物质财富。而生产力的逻辑展开，表现为二重关系，即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其中，生产力要解决的是前一种关系，后一种关系属于生产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1]23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突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路径。在《资本论》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商品制度以资本为手段的掠夺财富的治理路径，进行了深刻而彻底的批判。为了不重蹈资本主义的覆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两个结合”，创新了人与自然关系科学治理的发展路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对人与物关系的治理，为发展中国家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一）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为前提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1]49-50社会主义本质是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让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任何生产力的发展，都必须以自然为前提。生产力的第一要素是劳动者。劳动者的劳动，是其有目的地利用生产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与自然进行物质、信息、能量交换的过程。劳动创造了财富，但劳动创造离不开自然。劳动的对象是自然。劳动利用工具改变物质的自然形式，从而转化为物质财富。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更是劳动创造世界的本质要求。马克思认为，自然界不仅是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亦是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甚至人类本身都是自然的产物。他说：“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3]161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靠自然界生活，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就是一个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至少有三个要素：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绿色植物是生产者，动物与人是消费者，微生物是分解者。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将无机物转化为有机物，以供人与动物消费，而微生物再将人与动物消费链上的有机物分解为无机物回归自然，如此循环，以致生生不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二）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批判与摒弃资本掠夺式发展模式

中国共产党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这一理念的形成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最初探索阶段，比较重视生产关系，不太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改革开放以后，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最初阶段，一度出现了过于重视经济发展指标而忽视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问题。在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态文明建设仍然是一个明显短板，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越来越突出，特别是各类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呈高发态势，成为国土之伤、民生之痛。”[18]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深刻地总结了忽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带来的教训，同时，强调了补短板、强弱项，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摒弃资本掠夺式发展模式，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资本主义现代化，就是资本掠夺式发展模式。人类文明经过史前文明、原始渔猎文明、古代农耕文明、近现代工业文明再到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社会主义文明阶段[19]。史前文明是1500万年的人类形成史阶段，人与自然混为一体。上百万年的渔猎文明是人类隶属自然阶段。一万年的农业文明是人依赖于自然的阶段。300年前左右开始的工业文明，即是人类开始掠夺自然资源的阶段。这即是资本主义开启的现代化阶段。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唯一目的是追求剩余价值。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20]资本主义为了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不断地改进技术，同时通过工人将这些技术与劳动对象相结合，获取更多剩余价值。在这个结合过程，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掠夺了土地、资源、环境与工人。资本主义就是利用资本掠夺自然与工人。这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实质。社会主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必须批判与摒弃资本主义资本掠夺式发展模式，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三全”治理

加强党对生态环境治理的全面领导是前提，问题是究竟如何加强对生态环境治理的领导？在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时，习近平总书记说：“党从思想、法律、体制、组织、作风上全面发力，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动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开展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18]“三全”治理即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治理。

发展是硬道理，但究竟如何发展则是一个世界难题。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创造了农业文明难以比拟的物质财富。而工业文明之不足是掠夺自然，其后果是带来气候变暖、土壤荒漠化、能源短缺、海洋环境恶化、淡水资源枯竭、物种加速灭绝、生物多样性消失等人类生存环境威胁。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发起了保护地球的行动。自20世纪90年代，可持续发展理念开始成为我国学术研究关注的热点。进入21世纪，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使可持续发展上升为我国的主流发展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科学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深化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绿水青山即是绿色理念，金山银山即是发展之意，保护环境、爱护环境即是创造了金山银山，实现了可持续性的高质量发展。在绿色发展理念指导下，我国制定和修订了相关法律法规，推进了“三全”治理。一是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基本国策，实行了最严厉的生态环境法律保护制度。1979年我国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③。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国务院制定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等。二是改革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体制，建立并实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三是“建立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生态补偿制度、河湖长制、林长制、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等制度，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制度，健全碳排放权市场交易制度”[18]。通过党的领导全面发力与“三全”系统性治理，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同时，我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推动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达成、签署、生效和实施。我国成功地举办《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一阶段会议，发布《昆明宣言》。我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深入开展绿色南南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环境治理水平。“我国已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21]

由是观之，中国式现代化之世界意义，即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成就中国式现代化之治的世界意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对中国式现代化之治，主要可分为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及其关系之治。物的现代化之治，以人口规模巨大的贫困之治为目标，其主要动力则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人的现代化之治之目标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其路径则是提供其经济机会、政治机会、社会机会、社会保障等条件，提升每个人满足美好生活的需要的可行能力。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关系之治，则是党的领导全面发力，坚持“三全”治理，以协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成就中国式现代化之治，不仅具有世界意义，而且对在全面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中如何坚持党的领导制度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