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军辉 李 锦

（太原理工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山西 晋中 030600）

一、引言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2035 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一远景目标。当前，尽管我国已经历史性地解决了农村绝对贫困问题，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其中，低收入青年群体因其面临“劳”而不“富”、婚恋焦虑等诸多问题而备受关注[1]。从社会学意义上说，“低收入”不仅仅表现为物质生活的相对贫乏，更与“相对剥夺感”密切相关，甚至还弥漫着“穷人心态”和“贫困思维”[2]。对于农村青年而言，如果长期处于“低收入”状态，不仅会因为对未来发展丧失希望而选择“躺平”，甚至还会形成阶层固化与贫困代际传递。因此，在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我们既要解决经济维度的“贫”，更要关注社会发展维度的“困”。探究农村低收入青年获得感诱发机制或许是提供“情绪安抚”和“心态引导”，进而激发其内生发展动力的一剂良方，这不仅能够为贫困治理效果评价增加温度，同时更能体现“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应有之义。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模型构建

（一）农村低收入群体生计研究

目前多数研究主要聚焦于农村整体性的低收入群体。首先是关于低收入群体的概念界定。如果个体收入低于国家或省（区市）规定的年（月）收入水平，就可以被认为是低收入者[3]，但低收入有时也容易被理解成相对贫困状态[4]。也有文献认为，如果将全体居民划分为高、中、低收入三个群体，那么后者则应包括相对贫困、一般低收入以及较高程度的低收入人口[5]。可见，学术界对此概念尚未达成一致。在实证研究中，学者多是将国家统计局五等份分组法中处于最低两组，即收入最低的40%人口视为低收入群体[6]。其次，众多文献聚焦低收入群体的增收问题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与农村人均收入水平相比，农村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更为缓慢[7]，而且这一趋势在较长时期内并未得到改善[8]。城乡分割等宏观因素和个体教育等微观因素均会对低收入群体增收产生显著影响[3]。少数文献对低收入群体的心态进行研究。比如，与高收入组相比，低收入群体存在更为明显的短视行为，这可能会导致贫困的恶性循环[9]。同时，由于利益表达机制不畅，低收入群体经常对国家政策产生不满或表现出愤怒情绪[10]，这或许意味着该群体对社会公平具有更高渴求。

（二）获得感研究

获得感是一个极具本土特色的“中国式概念”，必须在当下语境中进行解读。与西方文献中的“幸福感”等概念相比，获得感更强调一种“实实在在”的“获得”作为物质基础[11]，社会个体只有以此为基础才能提升其心理层面上的“获得感”[12]，进而提升其幸福感水平。换言之，获得感是在“客观获得”基础上形成的“主观感受”，且二者存在递进关系[13]。总体来说，获得感是实现幸福感的基础和前提，而幸福感则是“获得感”的最终归宿[14]。获得感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幸福感的“空泛”和“虚无缥缈”，是对幸福感前置因素的细化研究。

获得感内涵极其丰富，测量方法多种多样。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实际所得”均可通过“有所感”的形式进行表达。于是，部分文献关注获得感的维度构成，逐步形成了包括经济、公共服务、政治、安全和自我实现等维度的总体获得感评价指标[15]。如果将获得感的形成看作一种“完整”显性社会行为，还可以从获得内容、获得环境、获得途径、获得体验和获得共享五个环节对其进行刻画描述[16]。此外，获得感是一种主观感受或心理体验，隐藏于幸福感、阶层感知等显性态度之下[17]。为此，有学者曾以幸福感、阶层定位和阶层流动感为显变量，通过潜类分析构建获得感指标[18]。少数学者，从空间和时间维度将获得感划分为“横向获得感”与“纵向获得感”并进行分析[19]，这极大扩展了获得感文献的研究思路。

就宏观因素而言，低保制度、电商扶贫政策以及扶贫开发款项补贴和小额贷款等均能提升贫困人口或低收入家庭的主观获得感[20-22]。从微观层面来说，社会公平认知以及个人发展感均能正向预测获得感[23]。由于该微观层面多涉及个体心理特质，因此有学者将其概括为心理认知模型[17]。

（三）从单因素净效应到多因素组态效应的理论模型构建

总体而言，上述文献虽然较为系统地研究了农村低收入群体的生计状况，但却忽略了研究对象内部的异质性问题。作为特殊群体，农村低收入青年担负着赡养老人、培育后代的家庭重任，却深陷生存焦虑与工作贫困，其生计情况不容乐观。因此，我们有必要将其作为单独群体进行研究。此外，后2020 时代的“低收入”或相对贫困不仅表现为物质生活的相对匮乏，更多的是一种心理落差或相对剥夺感。但上述文献多是关注绝对收入等经济因素，忽略了低收入群体的心理体验或主观获得。基于以上考虑，本文试图将农村低收入青年群体纳入获得感分析框架。

同时，文献多是利用计量经济模型探究某变量（比如绝对收入或相对收入）对获得感的边际影响。这仍然是基于物理学研究范式采用传统回归模型分析单个变量的“净效应”[24-25]，并且假设自变量单独发挥作用，然而这经常会忽略多个自变量间的复杂依赖关系以及可能发生的“化学反应”[26]。不同于前人利用单因素变量探究自变量与获得感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尝试采用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简称QCA）方法，按照心理认知模型思路将绝对收入、社会比较、自我比较、分配公平感以及焦虑感共计5 个变量进行整合，试图通过5 个前因条件的不同组态揭示农村低收入青年获得感诱发路径。

理论模型如图1 所示,其中心理认知层面包括横向的社会比较、纵向的自我比较、分配公平感和焦虑感，客观物质层面包括绝对收入。在获得感影响因素中，作为“客观物质”的绝对收入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增加个体绝对收入能够提升获得感水平[27]。农村低收入青年收入来源单一，绝对收入或许是其生成获得感的重要前提条件。毕竟，只有“拿在手上”，才有可能“喜在心里”。但绝对收入仅仅是产生获得感的必要不充分条件[28]，两者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当收入超过一定临界点后，增加绝对收入并不会提升获得感[29]，甚至会出现获得感钝化现象[28]。此时，相对收入对获得感的影响可能会产生显著影响[30]。为此，基于社会比较理论分别以纵向、横向比较中的自我经济社会地位感知表示相对收入，具体操作变量为社会比较和自我比较。此外，自利理论认为，个体的社会阶层越低，就越容易否认当前社会的合理性或公正性[31]，并且存在较高的公平敏感性，时刻准备着应对潜在的威胁[32]。农村低收入青年群体处于社会底层，尤其看重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因此，本文将分配公平感纳入分析框架。最后，当代青年呈现出非常强的阶层焦虑症[33]，其直接后果是导致了“内卷”和“躺平”，这可能会对获得感产生显著负面影响。为此，我们将其纳入理论模型。

（图1）理论模型

三、研究设计与校准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定性比较分析（QCA）是由美国社会学家Ragin 提出的一种基于“案例导向”的研究方法[25]。它不完全等同于追求“样本量”和“统计解释力”的定量方法，也与看重“个案”研究的定性分析有所差异[34]，或者说是一种介于定量和定性之间的“混合式”研究范式。该方法认为影响特定结果的因素不是独立的，而是互相依赖的。因此，应该采取“整体的”或组合方式解释某一社会现象的发生诱因[35]19。在实践中主要以集合论和布尔运算作为方法论，探究影响被解释结果的各种“组态”路径。由于模糊集QCA（fsQCA），更“擅长”处理连续变量。因此，本研究将尝试利用fsQCA 进行组态分析。

QCA 最初主要针对中小样本（比如10 或15 以下的小样本，10 或15-50 的中样本）情景进行开发设计[36]。最近一些文献将QCA 应用到大样本研究中，发现QCA 甚至可以处理数千个案例（样本）[37]。不同于多数QCA 文献的案例选择，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2015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个体样本。参考徐晓红等、罗楚亮等的概念界定[6][8]，将问卷中农村居民2014 年的年总收入按照国家统计局五等分法分组，把处于最低两组即收入最低40%的2270 个样本看作农村低收入群体。进一步将年龄限制在18～44 岁，同时对绝对收入、社会比较、自我比较、收入分配公平感和焦虑感5 个变量进行数据清洗，最终筛选得到437 个样本。其中包括务农的本地型青年(35.70%)、从事非农工作青年（27.23%）、返乡农民工（13.73%）以及目前失业青年（23.34%），样本共涉及27 个省（区市），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二）变量测量与校准

本研究的结果变量为获得感。这里借鉴学者陈云松等（2020）的思路[18]，将个体幸福感、个体自我阶层定位和个体阶层流动感知三个题目进行因子分析。其中的幸福感是生成获得感的心理基础，用2015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问卷中的A36 题项得分表示；个体自我阶层定位是从静态或当前维度对自我社会经济地位的评估，用A431 题项得分表示；个体阶层流动感知则是其在动态维度上对自我社会经济地位变化的主观感知，用A431 减去A432 的差值表示。对三个题目进行检验，发现KMO=0.557，Bartlett 球形检验结果为Chisquare=1744.785，p=0.000。提取出一个因子，特征值为1.53347，方差解释率达到51.12%，Cronbach's α =0.5121。为了后续方便解释，这里将因子分析所得结果转化为0-10 获得感得分，分值越大表示获得感水平越高。根据Ragin 提出的标准要求[36]，将获得感数据的95%、50%和5%分位点数值作为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的阈值。

（表1）变量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的条件变量为社会比较、自我比较、绝对收入、分配公平感和焦虑感。其中的社会比较和自我比较利用问卷中“与同龄人相比”和“与三年前相比”自我社会经济地位的状态进行测量。当比较结果为较高（或上升）时，赋值为3；当比较结果为差不多时，赋值为2；当比较结果为较低（或下降）时，赋值为1。参照张明等的设定标准[38]，使用Likert 量表最大点（3）、中间点（2）和最小点（1）分别作为社会比较和自我比较的3 个锚点。绝对收入以问卷中2014 年全年总收入表示，以万元为单位，并采用与获得感相同的校准方法。分配公平感采用问卷中“考虑到您的能力和工作状况，您认为您目前的收入是否合理？”题项得分表示。将“非常不合理”“不合理”“合理”和“非常合理”分别赋值为4、3、2 和1。为了增加案例的差异性，在变量校准过程中将得分4 和3 校准为1，得分2 和1 校准为0。焦虑感采用问卷中的A17 题项进行测度。由于该题项得分为Likert 五分量表，因此采用5、3、1 作为三个锚点进行校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校准信息具体见表1 和表2。

四、结果分析

（一）单个条件的必要性分析

该步骤主要检验结果变量集合是否为某个条件变量集合的子集。一致性是衡量必要条件的重要标准，它反映了具备某种条件（属性）的案例样本出现同一结果的程度。根据Schneider etal 的标准[39]，这里将必要条件的一致性阈值设为0.9。由表3 可知，所有前因变量的一致性水平均小于0.9，不能构成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这说明5 个前因条件对高获得感水平的解释力较弱，非常有必要将这些前因条件纳入fsQCA 分析框架进一步探索影响高水平获得感生成的组态。同时，我们发现社会比较的覆盖度在80%以上，这意味着该条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表3）生成高水平获得感的必要条件分析

（二）组态的充分性分析

与单个条件的必要性检验不同，该步骤主要验证条件组态集合是否“包含”在结果集合。这里，一致性仍然是对条件组态充分性做出判断的重要指标。将组态分析的一致性阈值设定为0.85，频数阈值为1。由于本文所涉及的前因条件与结果变量之间的关系方向少有文献进行研究。因此，在进行反事实分析生成中间解的过程中，对所有前因条件均选择默认标准，即“存在或缺席”。本文使用fsQCA3.0 软件构建真值表经过计算产生3 组解，即复杂解（不纳入“逻辑余项”）、简约解（纳入“逻辑余项”）和中间解（仅纳入既符合理论又与实际知识吻合的“逻辑余项”）。在研究中，中间解优于复杂解和简单解[40]。通过将中间解和简约解进行对比以确定核心条件和边缘条件。若某前因条件同时出现在中间解和简约解，则该条件为结果变量的核心条件；若某前因条件只出现在中间解，则为结果变量的边缘条件[26]。

遵循Fiss 提供的结果呈现方式[41]，对中间解中的3 条路径进行呈现，得到诱发农村低收入青年高水平获得感的3 条路径，具体结果如表4 所示。虽然3 条路径包含不同的前因条件，但“最终”都能形成高水平获得感，这体现了定性比较分析（QCA）中的等效性特征。总体解的覆盖度为0.466306，这说明3 个组态解释了大约50%的生成高水平获得感的原因。3 个组态的一致性分别为0.705130、0.818539 和0.863854，具有较高的一致性水平；进一步，总体解的一致性为0.821050，意味着3 个组态均是生成高水平获得感的充分条件。结果显示，3 个组态或路径的原始覆盖度分别为0.327347、0.375853 和0.522823。这意味着组态S1、S2 和S3 中的案例样本占所有高水平获得感案例的比例分别大约为33%、38%和52%；组态S3 的唯一覆盖度为0.258110，这说明大约26%的高水平获得感案例只能由该路径解释。在3 个组态中，S3 具有最强解释力。

根据表4 结果及其背后的逻辑解释，本文形成以下3 种诱发农村低收入青年高水平获得感的构型组态：

（表4）高水平获得感组态分析结果

1.“油然而生”诱发路径。S1 的构型组态为“～社会比较×绝对收入×分配公平感×～焦虑感”，诱发农村低收入青年高水平获得感的核心条件包括高绝对收入、高分配公平感以及愉悦感（或低焦虑感），辅助条件为相对剥夺（或非占优型社会比较）。该组态说明，无论自我比较后的社会经济地位是否提高，只要在收入分配高度公平的认知环境下，平和愉悦的心态以及高收入就能够诱发农村低收入青年的高水平获得感，即使通过与他人相比发现自己并不占优势，甚至出现相对剥夺感，也不会对其高水平获得感产生实质性影响。首先，获得感是基于“客观获得”而形成的“主观感受”。这里的绝对收入即为客观物质。可以说，绝对收入的增加为提升获得感水平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由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较低，绝对收入影响其幸福感的倒U 型观点尚未出现[42]。因此，农村居民更容易从客观物质中产生获得感[28]。S1 组态说明这一结论对于农村低收入青年仍然成立。其次，务农回报率低下容易引发对收入分配公平感的拷问。农村低收入群体不仅收入水平低而且来源较为单一[3]。在本文所研究的农村低收入青年样本中有将近72.77%的个体目前或曾经务农，劳动回报率非常低下。可以说，务农收益增长乏力是制约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障碍[43]。在这一背景下，农村低收入青年可能会对收入分配的公平正义性高度关注。一般来说，在社会公平感知程度较高的环境下，个体获得感水平就越高[23]。S1 组态表明，收入分配公平感发挥着核心条件作用，能有效“激活”农村低收入青年的获得感。该结论进一步证实并拓展了相关文献。另外，平和愉悦的心态同样能够诱发获得感。农村低收入青年不仅面临着经济生存焦虑，更是被社会层面的婚恋焦虑所困扰。社会地位越低，越容易产生焦虑[44]，这无疑会降低社会流动预期进而对获得感产生负面影响。从反向来说，愉悦感是个体对身心综合状态的主观积极体验，其本身代表了一种平和稳定的心态，这无疑会对获得感起到正向促进作用。鉴于此，将S1 组态视为一种不需要“心理算计”的“油然而生”诱发机制。

2.“自我算计”诱发路径。S2 的构型组态为“自我比较×绝对收入×分配公平感×焦虑感”，诱发农村低收入青年高水平获得感的核心条件包括满意型自我比较、高绝对收入和高分配公平感，辅助条件为高焦虑感。该组态说明，经过与他人进行比较，无论自己是否具备相对优越感，只要收入分配公平感较强，在高收入基础上形成的满意型自我比较就能够诱发农村低收入青年的高水平获得感，即使存在一定的焦虑感，也不会对其高水平获得感产生实质性影响。该组态与S1 组态具有高度相似性；但由于两者包含不同的核心条件，因此没有做合并处理。S1 和S2 组态均突出了绝对收入和收入分配公平感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S2 组态还表明农村低收入青年的纵向自我比较是诱发获得感的重要心理机制。社会比较理论认为，不论是与他人的横向比较，还是与自我的纵横比较，都会产生负向的相对剥夺感或正向的获得感[45-46]。对于本研究样本而言，将近28.6%的农村低收入青年当前处于务农或无业状态，但曾经有过非农工作经历。职业流动带来的收入变化势必会引起心理层面的自我比较。当个体对收入分配存在较强公平感认知时，通过纵向维度比较，如果发现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比过去有明显提高，那么就会激发并生成高水平获得感[28][30]。鉴于此，将S2 组态命名为“自我算计”诱发路径。

3.“社会衬托”诱发路径。S3 的构型组态为“社会比较×自我比较×绝对收入×～分配公平感×～焦虑感”，诱发农村低收入青年高水平获得感的核心条件仅包括占优型社会比较，其余4 个变量均为辅助条件。该组态说明，只要通过横向维度的社会比较发现自己比同龄人占有优势就能诱发高水平获得感，即收入水平较高、存在满意型自我比较，甚至收入分配有失公允但心态平和，也不会对其高水平获得感产生实质性影响。S3 组态凸显了“相对收入”对获得感的重要影响。事实上，当个体进行自我评价而缺乏客观标准时往往以他人为参照点，而且经常与自己周围的优势人群或社交达人进行比较[47]。当发现自己处于弱势地位时就会产生负面的相对剥夺感[45]，这会直接激发个体对其自身经济社会地位的不利认识[48]；而通过横向比较发现自己占有优势时就会产生积极正向的心理获得感。对于农村低收入青年而言，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相对较低，这更容易引发横向的社会比较效应。此时，与参照点比较后的“相对收入”比绝对收入更为敏感[49]，会对个体获得感表现出更为强烈的影响。换句话说，个体获得感不仅受客观经济社会地位影响，同时还与自身地位的“相对变动”息息相关[50]。S3 组态进一步验证了社会比较理论。根据以上分析，将S3 组态命名为“社会衬托”诱发路径。

五、研究结论

（一）主要结论

基于2015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利用定性比较分析(QCA)探讨了社会比较、自我比较、绝对收入、分配公平感以及焦虑感5 个前因条件对农村低收入青年获得感的协同影响机制。研究结论如下:（1）社会比较、自我比较、绝对收入、分配公平感以及焦虑感均无法单独构成农村低收入青年高水平获得感的必要条件，单一变量的解释度不强。（2）农村低收入青年高水平获得感的诱发路径有3 条。一是基于平和愉悦心态，在收入分配公平认知环境下直接由高收入所产生的“油然而生”诱发路径，此时的社会比较与自我比较均不会对获得感产生实质性影响。二是基于收入分配公平认知环境，在高收入基础上通过“自我算计”路径诱发高水平获得感，此时无论自己是否具有相对优越感或即使存在一定焦虑感均不会对高水平获得感产生实质性影响。三是由占优型社会比较所主导的“社会衬托”诱发路径，在该路径中，收入水平、自我比较、分配公平感以及焦虑感均不会对其高水平获得感产生实质性影响。

（二）政策启示

不断改善民生、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已经成为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优先选项[51]。针对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一要继续增加农村低收入青年经济收入，夯实生成获得感的物质基础。受教育程度低、就业竞争力弱是农村低收入青年的典型特征。为此，应进一步高度重视农村职业技能培训，形成政府和各类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多元化培训体系，持续增强农村低收入青年的就业创业能力。在此基础上，以相对贫困治理和乡村振兴有效融合为契机，为农村低收入青年提供多元化的就业和创业机会进而扩大其经济收入来源。除了市场机制外，各级政府还应精准监测低收入青年的致贫返贫风险，实施多元化救助帮扶措施，通过完善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体系织密社会安全网，为农村低收入青年筑牢生活屏障。二要科学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增进收入分配公平感。从整体来看，我国收入分配和财产配置仍面临持续扩大趋势，收入分配不公在个别行业或地区较为严重。对于青年农民工而言，工作贫困是其普遍面临的生计问题。为了解决“劳而不富”的问题，既要提升农村低收入青年综合技能素质，更要规范企业用工行为，切实保障青年农民工劳动就业权益。在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的同时，逐步破除城乡市场分割，适度增加青年农民工的小时工资，以通过提升劳动收益率增进收入分配公平感。三要推动乡村文化治理，培养农村低收入青年健康心态。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核心与灵魂。在实现乡村经济振兴的同时，还要补齐文化振兴的短板。政府应积极打造乡村文化组织、推进农村地区文化体育设施建设，通过丰富多彩的体育文化活动拓展农村低收入青年社交网络进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其生活焦虑。同时，构建有利于农村青年持续参与的文化治理机制，让农村青年身心在参与和共享中得到健康发展。四要大力宣传“勤劳致富”和“励志脱贫”的典型案例，为农村低收入青年树立正确的参照对象，避免盲目无意义的社会攀比。青年时期是人生发展的重要阶段，青年群体在品质和能力方面具有较强的可塑性，但同时又很容易受到一些消极社会事件的影响。因此，全社会尤其是网络空间应进一步积聚“青春”正能量，为促进低收入青年实现向上流动创造良好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