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心怡 刘 霞 孙大强 马 征

①北京交通大学学生心理素质教育中心 100044 E-mail:xyhu@bjtu.edu.cn ②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院 △通信作者 E-mail:liuxia@bnu.edu.cn

在成年早期,大学生需要设立重要的、符合发展任务的个人目标,并向目标投入努力和资源,目标实现也是大学生自我认同的重要来源[1]。然而,在实现目标过程中,大学生往往会经历压力和挫折,例如资源有限、外部阻碍过大、精力的有限性等[2]。尽管已经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和努力,但当遇到持续的困难并且目标无法实现的现实变得越来越明显时,就会引发行动危机(action crisis)。行动危机指在目标实现的过程中遇到重大困难或感知到目标可能无法实现时,脱离和继续某一目标之间的心理内部决策冲突的过程[3]。虽然行动危机不等同于失败,但在面临行动危机时,个体容易陷入到两难情境和对目标能否实现的怀疑中[4]。行动危机会降低目标实现的坚定感和控制感,并促使个体从更现实的角度评估目标的可行性和价值,以及可能出现的消极后果[5]。行动危机也会对乐观信念和自我概念产生威胁,导致内心冲突和反刍思维[6],并能够影响个体的身心健康,增加抑郁症状[7]。由此提出假设1:行动危机能够正向预测大学生的消极情绪。

认知融合指个体的思考过程和行为受到了语言法则和思维内容的控制,进而使个体陷入了自身的思想之中,失去对当下和现实的觉察[8]。认知融合会导致个体沉浸在消极、自动化想法中,降低自我评价,进而使情绪变得低落[9]。结合上文可以推断,在行动危机下,个体容易反复思考目标能否实现,并质疑当初的目标承诺,这一过程会出现认知偏差,无法将事实与担心目标能否实现的想法区分开来,自动化地提取当前困境的负面信息,即引发认知融合状态。例如,在行动危机下,大学生很容易把目标实现受到阻碍的困境、困难和挫折进行归纳总结,从而得出类似“我可能无法完成这个目标,我是失败者”的想法,并且困在上述想法中。因此,行动危机可能导致认知融合。认知融合能够使个体对消极事件的字面意义进行自动化提取,引发消极想法和情绪[10]。以往研究表明,认知融合能够降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11],对抑郁、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均有正向预测作用[12],可见认知融合与消极情绪关联密切。由此提出假设2:认知融合在行动危机和消极情绪间起中介作用。

对于如何应对行动危机导致的认知融合,促使大学生客观思考困境、不受自动化思维的影响这一问题,自我抽离可能会起到积极作用。自我抽离指个体从观察者的角度、非自我中心地观察事件中的自我和经历[13]。当个体反思痛苦的经历时,往往自发地采用第一人称视角,导致沉浸在消极经历中,但无法解决困境[14]。然而,个体也可以从旁观者或与困境保持一段距离的角度看待经历,这会使个体感知到更广泛的信息和情境,不再沉浸在事件引发的负面情绪和思考中,降低反刍思维,重新理解自我的经历并尝试解决问题[15]。采用自我抽离的视角可以促进个体以更加广阔的视角看待当前发生的事件,接纳生活中的变化,在现实不符合期待时减少情绪困扰[16]。可以推断,对于行动危机引发的认知融合现象,自我抽离能够使个体客观地思考困境,更建设性地反思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不再成为自动化想法的受害者。自我抽离能够为大学生提供一个适应、健康的思考角度和方式,缓解因行动危机带来的认知融合对消极情绪的影响。由此提出假设3:自我抽离能够调节行动危机→认知融合→消极情绪这一中介机制的后半段路径。具体而言,对自我抽离较低的大学生,认知融合能够增强消极情绪;对于自我抽离较高的大学生,认知融合对消极情绪的增强作用会有所降低。

综上,本研究尝试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见图1),假设认知融合能够中介行动危机对消极情绪的影响,而自我抽离能够调节该中介效应的后半段路径。由于自我抽离是个体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的自我调节能力[17],人们会自发地采用不同程度的自我抽离来看待某一事件,同时自我抽离也可以通过实验操纵来实现,因此本研究分别从问卷测量法(研究一)和实验法(研究二)来检验假设模型,以期得到更稳健的结果。

图1 本研究的理论模型

1 研究一

1.1 对象与方法

1.1.1 对象 研究对象为北京市2所高校、山东省1所高校的大学生共计697名,有效被试共675名。其中男生345名,女生330名;年龄为20.19±1.49岁;大一年级174名,大二188名,大三235名,大四78名。采用整班施测,首先要求被试填写自己最近一年内计划完成的一个重要目标,然后针对该目标完成以下量表。为保证量表质量,本研究所有量表均经2名心理学研究者进行了翻译与回译。

1.1.2 方法 ①行动危机量表:由Brandstatter等编制[6],共6道题目,例题为:“我反复思考这个目标能否实现”,5点评分(1=完全不同意;5=完全同意),反向题目反转后分数越高代表行动危机越高。本研究中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12;以本研究数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单因素模型拟合良好,χ2/df=4.650,CFI=0.976,TLI=0.942,GFI=0.987,RMSEA=0.072,表明结构效度良好。②状态认知融合问卷:由于本研究考察的是个体思考特定目标行动危机时的认知融合现象,而并非整体的认知融合倾向,故本研究采用对情境更敏感的、由Bolderston等编制的状态认知融合问卷[18]。共7道题目,例题为:“我会不断思考这个目标,这让我很不安”,7点评分(1=完全不符合;7=完全符合)。本研究中各条目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95;单因素模型拟合良好,χ2/df=3.383,CFI=0.989,TLI=0.989,GFI=0.983,RMSEA=0.060。③自我抽离量表:由Kross等编制[19],考察个体看待困境时采取的视角和距离,共3个项目,例题为:“当你思考这个目标时,你能否与它保持一定距离?”(1=完全无法与这个目标保持距离;7=完全能够与这个目标保持距离),分数越高代表自我抽离倾向越高。本研究中各条目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32;单因素模型拟合良好,χ2/df=3.629,CFI=0.994,TLI=0.994,GFI=0.997,RMSEA=0.062。④消极情绪量表:由Brunstein编制[20],共4个条目(例题为:沮丧、悲伤等),要求被试评估想到目标时的情绪程度,7点评分(1=完全不符合;7=完全符合),分数越高代表情绪越消极。本研究中各条目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80;单因素模型拟合结果可以接受,χ2/df=10.580,CFI=0.995,TLI=0.995,GFI=0.992,RMSEA=0.028。

1.1.3 统计处理 采用SPSS 25.0进行数据管理、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采用AMOS 23.0进行量表的验证性因素分析;采用PROCESS宏程序[21]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1.2 结果

Harman单因子检验结果表明,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有9个,首因子解释方差的变异量为20.86%,小于40%的临界标准[22],表明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表1显示了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其中行动危机、认知融合和消极情绪呈显著正相关,而自我抽离与认知融合、消极情绪呈负相关。

表1 研究一中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r)

采用PROCESS宏程序的模型4检验认知融合在行动危机与消极情绪间的中介作用,并对性别和年龄加以控制。结果表明,行动危机能够显著预测状态认知融合(β=0.476,t=14.058,P<0.001,95%CI=[0.410,0.543])。认知融合也能够显著预测消极情绪(β=0.545,t=15.614,P<0.001,95%CI=[0.477,0.615]),并且行动危机对消极情绪的预测作用也显著(β=0.107,t=3.070,P=0.002,95%CI=[0.039,0.176])。因此,认知融合在行动危机与消极情绪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见表2。

表2 研究一中直接效应、中介效应和总效应分解表

采用模型14进一步检验自我抽离在中介模型后半段的调节作用,见表3。自我抽离对消极情绪的预测作用显著(β=-0.118,P=0.001);自我抽离与认知融合的交互项对消极情绪的预测作用也显著(β=-0.082,P=0.002)。结果表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成立,自我抽离能够调节行动危机→认知融合→消极情绪的后半段路径。

表3 研究一中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为进一步理解调节作用的实质,将自我抽离按照正负一个标准差分组进行简单斜率检验,结果表明(见图2),对于自我抽离较高的大学生,认知融合能够显著预测消极情绪(β=0.435,t=9.752,P<0.001,95%CI=[0.347,0.522]);对于自我抽离较低的大学生,认知融合对消极情绪的预测作用更加显著(β=0.598,t=14.118,P<0.001,95%CI=[0.515,0.681])。可见,在直接效应不变、行动危机对认知融合影响不变的情况下,较高的自我抽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认知融合对消极情绪的影响。

图2 自我抽离调节认知融合和消极情绪的简单斜率检验

2 研究二

2.1 对象与方法

2.1.1 对象 在心理健康选修课上招募被试217名,删除规律作答、填写潦草的被试4名,有效被试共计213名(男生112名,女生101名),年龄为19.69±1.25岁。以纸笔测验的方式进行,首先被试写出一年内计划完成的一个重要目标,然后针对该目标完成行动危机量表和状态认知融合问卷;随后抽签将被试分配到自我抽离组(108名)或控制组(105名),完成写作任务(见下文);最后完成消极情绪量表。

2.1.2 方法 ①自我抽离操纵及检验:参考以往研究[14],自我抽离写作任务的指导语为:“现在请闭上眼睛,试着后退几步,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看待你刚才写下的目标……请写下从旁观者的角度思考这个目标时涌现出的想法、念头和感受。”控制组为:“现在请闭上眼睛,以当事人的角度再次思考你刚才写下的目标……请写下你以主人公的角度思考这个目标时涌现出的想法、念头和感受。”要求被试写作时间不低于15分钟。写作后采用1道题目检验自我抽离的操纵效果:“刚才你写上面的文字时,你是从哪个角度思考的?1=完全从主人公的角度;7=完全从旁观者的角度”。②行动危机量表、状态认知融合问卷、消极情绪量表:均同研究一,内部一致性系数依次为:0.764、0.817和0.858。

2.1.3 统计处理 同研究一。

2.2 结果

平均数差异检验表明,自我抽离组在检验题目上的得分(4.525±1.374)显著高于控制组(2.174±1.301)(t=12.813,P<0.001),自我抽离组写作时的思考角度更倾向于旁观者,自我抽离操纵有效。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见表4(自我抽离为虚拟编码,1=自我抽离实验组,0=控制组)。行动危机、状态认知融合和消极情绪呈显著正相关,而自我抽离与消极情绪呈负相关。

表4 研究二中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r)

模型4的检验结果表明,行动危机能够显著预测认知融合(β=0.562,t=9.865,P<0.001,95%CI=[0.450,0.674])。认知融合能够显著预测消极情绪(β=0.199,t=2.633,P=0.009,95%CI=[0.050,0.348]),并且行动危机对消极情绪的预测作用也显著(β=0.281,t=3.716,P<0.001,95%CI=[0.132,0.429])。可见认知融合在行动危机与消极情绪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见表5。

表5 研究二中直接效应、中介效应和总效应分解表

采用模型14进一步检验自我抽离操纵在中介模型后半段的调节作用,见表6。自我抽离操纵对消极情绪的预测作用显著(β=-0.212,P<0.001);自我抽离操纵与认知融合的交互项对消极情绪的预测作用也显著(β=-0.153,P=0.013)。可见自我抽离操纵能够调节行动危机→认知融合→消极情绪的后半段路径。

表6 研究二中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简单斜率检验结果表明(见图3),对于控制组大学生,认知融合对消极情绪的预测作用显著(β=0.334,t=3.277,P=0.001,95%CI=[0.133,0.534]),而对于自我抽离操纵组的大学生,认知融合对预测消极情绪的预测作用较弱(β=0.028,t=0.315,P>0.05,95%CI=[-0.149,0.206])。表明自我抽离操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认知融合对消极情绪的影响。

图3 自我抽离实验条件调节认知融合和消极情绪的简单斜率检验

3 讨 论

3.1 行动危机对消极情绪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行动危机能够预测大学生的消极情绪,验证了假设1。行动危机是一个目标实现中的特殊阶段,当遇到较大的阻力和障碍时,大学生会感到怀疑、充满挫折感和迷茫。行动危机会改变个体追求目标的方式,导致个体出现拖延行为,降低实现目标的动机,并且开始怀疑目标能否实现。这一过程会给大学生带来压力,降低大学生的学业表现[23-24]。以往理论研究也认为,个体会在行动危机过程中体验到愤怒、抑郁甚至失望等情绪;一旦行动危机结束,大学生做出脱离目标的选择以后,生活满意度也会得到相应提升[25]。因此,行动危机能够增强消极情绪。

3.2 认知融合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结果支持了认知融合在行动危机和消极情绪间的中介作用,验证了假设2。行动危机是一个充满不确定的两难阶段,会导致大学生出现思维上的转变[26],并改变个体的认知方向,促使个体开始启动对目标价值的主观评估,这一认知方向的转变会使个体混淆想法和事实,从而受到头脑中的语言和思想的控制。在行动危机中,脱离目标是有益的,有助于及时止损、维持资源和动机,但脱离目标的过程也充满了挣扎和挑战,并且也意味着承认自己并未完成该目标,这就构成了对自尊的威胁[27]。根据认知融合理论,人们很容易在抽象层面上进行推理并形成新的关系[28],因此在上述过程中,大学生容易将行动危机中遇到的困难、怀疑、压力和受到威胁的感受与头脑中的痛苦场景和负性想法相联系,进而产生认知融合。当认知融合发生时,大学生会相信头脑中的想法并受到这些想法的控制,进而产生失望、沮丧等消极情绪。本研究结果表明,行动危机不仅会引发负面情绪,而且会改变个体认知的自我调节过程。

3.3 自我抽离的调节作用

近年来,具有哪些特质的个体能够成功应对行动危机,以及面对行动危机时哪些应对方式有效,上述问题得到了研究者关注[29]。本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自发的自我抽离能力,还是实验操纵的自我抽离视角均有助于减弱行动危机下大学生的认知融合对消极情绪的影响。以往研究表明,通过指导语操纵采用自我抽离视角的被试,在思考压力事件时产生的焦虑也较少[30]。本研究扩展了上述结果,支持了行动危机下自我抽离对降低消极情绪的作用。

以往研究表明,经常自发地从非评判的角度关注自我的思想、感受和行为的个体,遇到行动危机时受到的影响也较少[31]。相似地,本研究中的自我抽离也为处于行动危机压力下产生认知融合的大学生提供了这样的机会,通过旁观者的视角审视当前困境,能够促进良性的自我关注,即重新建构自己的感受和自身经历的意义,而不是简单地重复事件的过程和再次体会困境下自己的情绪[14]。自我抽离也能够降低个体头脑中意象的生动程度和侵入性想法出现的概率,进而降低消极情绪[28]。这一重新建构的过程会使大学生以不同的视角看待头脑中出现的栩栩如生的想法和场景,从旁观者的角度认识到这些想法并非事实,进而不再认同非理性的念头,减弱认知融合对自我和情绪的影响。实证研究也支持了大学生的认知灵活性与自我接纳水平密切相关[32],表明采用灵活的视角能够改变大学生看待自我的方式,不再将行动危机看作是对自尊的威胁。因此,自我抽离为个体提供了一种更具有洞察力的角度,使个体的思路不再与头脑中的想法“捆绑”在一起,从而缓和了行动危机下的认知融合对消极情绪的影响。

3.4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丰富了行动危机的研究结果,并揭示了自我抽离在缓解行动危机压力中的作用。本研究的局限有:首先,行动危机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未来研究可以从微观发生的视角考察大学生应对行动危机并做出决策的变化规律;其次,自我抽离的生态效度有待进一步研究支持,未来研究可以采用日记法考察自我抽离在应对日常生活中行动危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