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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赣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1 中国主旋律电影的发展历程

1.1 主旋律电影的兴起

电影作为一种艺术表达样式，从诞生之初就在潜移默化地扮演一个意识形态传播者的角色，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主旋律电影诞生至改革开放前这一较长时间的发展阶段中，中国主旋律影片“拥有明确的国家意识形态表征和政治叙事定位——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和核心历史人物事件为呈现对象，在艺术创作上首要目标是凸显国家的主流价值观，重点强调宣教功能”[1]。作为中国特有的一种电影类型，主旋律电影的发展最早可追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至改革开放期间，大量红色题材电影的涌现可视为中国主旋律电影的前身。如《上甘岭》《董存瑞》《永不消逝的电波》，等等。这些红色电影以革命题材为主，主要反映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国家对外斗争的严峻形势和国家内部的矛盾冲突与对抗，从底层逻辑上赋予革命神圣性和新生政权的合法性。在叙事层面上多以革命战斗英雄的闪光点进行刻画，具有极强的意识形态传播性，担负着极其严肃的政治职能。

1.2 主旋律电影的尝试

1987年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大量资本融入中国内地，中国的电影市场呈现多种类型电影混融的局面，其中以中国香港的武侠片、警匪片和好莱坞商业片等为代表的一系列电影类型冲击中国电影行业，也随之带来了国内意识形态领域的冲击。1987年，“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口号的提出，被视为“主旋律”一词的首次出现，重新确立了主流意识形态在电影中的主导地位。其中以《开国大典》《焦裕禄》《周恩来的外交风云》等为代表的影片相继涌现，这一时期的电影多以国家宏大背景为叙事方式，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发展变化，回顾光荣历史，慨叹伟人功绩，具有极强的政治意味。同时，也构建起了属于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和民族情结，这对于当时市场经济快速发展，文化面临多元冲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具有特殊的民族凝聚力。但这一时期的主旋律电影也呈现出叙事层面“伟大空”、人物刻画“高大上”、拍摄手法“模式化”的特点，面对市场经济，这时期的主旋律电影面临创作单一和票房不佳的困境。

1.3 主旋律电影的转型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的电影产业开始进行市场化转型，其中以21世纪的主旋律电影发展尤为突出。其中以《十月围城》为代表的一系列影片，为中国的主旋律电影开辟了一片崭新天地。这一时期的主旋律电影开始大胆与商业片、类型片等类型电影进行创新融合，一改以往主旋律电影的单一宏大叙事，着眼小人物的人生百态，着重刻画时代洪流之下平凡人的“闪光之处”。例如：《紧急迫降》，中国主旋律电影开始在数字化电影领域进行尝试，带给人们崭新的观影体验；《集结号》，从以往着重刻画战争的壮烈场面，转向营造战后战士的真实感受和感动，引发人们对于战争背后的深度思考；《十月围城》，首次将革命宏大的叙事背景落实到基层人民的真实生活，加之大胆融入香港电影的武打元素，让影片极具卖点的同时，引领观众在满身都是烟火气的小人物中寻找历史的真实性。

1.4 主旋律电影的创新

新时代主旋律电影的不断兴起，使一大批具有商业元素的新主流电影进入市场。近十年来，新主流电影更是在承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持续在类型选择、题材范围、表现形式、文化视野等多个层面进行积极创新[2]。从新时期的“建国三部曲”系列（《建党伟业》《建军大业》《建国大业》）开始，主旋律电影基于革命战争宏大叙事的市场化尝试，借助“明星化”“奇观性”等商业化元素的配置为主旋律电影增添了票房保证；到《战狼2》《流浪地球》等电影的出现，主旋律电影在无形中完成了转型，题材范围从国内革命题材扩大至国际视野甚至宇宙空间，表现形式更加多元化，具有一定的好莱坞“超级英雄”叙事风格特征，弥补了当时中国类型电影的一大空缺；《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则采用真实事件改编，在增加主旋律电影真实性的同时，也将国家形象与社会小人物相联系，彰显了良好的中国形象，引起了新的爱国热潮；特别是2019年以来的《我和我的祖国》等三部“我和我的”系列，采用新的叙事方式，以时代背景多元化、叙事线索多元化、视角多元化等重新展现了祖国的发展历程，将原来的“高大空”落实到“接地气”，在内容设置上更加符合当今时代的受众需求。主旋律电影与商业类型片的大胆融合创新是意料之外也是情理之中，新主流电影的出现既符合时代发展要求，也有助于主旋律电影的“更新再造”。

2 当代主旋律电影发展的内核策略

2.1 “中国叙事”的宏大背景一以贯之

文学艺术作品是先进思想的发生器，也是表现先进文化和客观反映现实世界的主要工具[3]。主旋律电影自诞生之初就有其特有的使命和任务，“讲好中国故事”是主旋律电影的题中应有之义。从刚开始的“模式化”“高大空”叙事到新时期的“多元化”“接地气”呈现，不难发现主旋律电影一直都在扮演一个“中国好形象”的角色，这是基于我国的意识形态和国情所决定的。主旋律电影之所以兴起和蓬勃发展，除去自身的不断融合创新外，与国家相关政策的扶持是分不开的。从1987年“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口号提出，“主旋律”电影就成为国家进行话语表达和政治宣传的重要文化窗口。

新时代背景下，主旋律电影随着整个中国社会环境发生的变化，将注意力逐步转移到现代中国的发展变迁和小人物背后的故事，不再将革命历史题材作为主流价值的讲述重点和固守阵地，其深层逻辑还是在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例如：《战狼2》以商业类型片的方式出现在主流市场中，主角冷锋身上的“个人英雄主义”以中国的强大军事实力作为支撑，这与传统的好莱坞电影“超级英雄拯救所有人”的叙事逻辑是有本质区别的，《战狼2》最终所传达出的是“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爱国主义；与此类商业大片形成对比的，则有喜剧片《一点就到家》，该影片以轻松幽默、诙谐有趣的叙事风格，讲述小人物的心灵成长历程，但不难发现片中三位小人物的成长背景和事业发展过程是与当今中国的发展相结合在一起的，如“网上购物、快递到家、乡村振兴、脱贫致富”等一系列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要素无不在潜移默化地传递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唱好“少年强则国强，国强则少年强”的主旋律。

2.2 “人间烟火”的小人物刻画深入人心

随着当代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大众的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也意味着主旋律电影作品的表现形式和内容需要不断调整[4]。传统的主旋律电影在构建革命宏大叙事时往往会让新时代受众对“革命的真实性”抱有疑虑，如何再塑“革命真实性”成为新时代主旋律电影首先要面对的问题。以《十月围城》为例，作为新时代的主旋律电影，它率先对传统主旋律电影的表现形式和叙事方式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将“革命真实性”落实到小人物的人间烟火味儿中，从普通人民的日常生活逻辑中再造历史底盘，以商业化的外壳讲出革命故事的基盘，完成了商业片与主旋律的一次完美邂逅，让广大受众真切体会到“革命是大势，被卷入大势中的人以自己独有的方式获得了做人的尊严”的“革命真实性”。无独有偶，雄踞华语票房的《战狼2》也采用了“人间烟火”的角色塑造方式，由吴京扮演的冷锋不再是毫无缺陷的“完人”，而是以一个有血性、有温度、有本领、敢担当的“中国军人”形象出现，既满足了当下受众对于影片真实性的要求，拉近了影片与受众的距离，更成功展现了中国的大国形象，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另外，衡量主旋律电影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之一便是共鸣，观众透过影片“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完成属于自我的“能指转变”。当下成功的主旋律电影，如《我和我的父辈》，采用多时段的叙事节奏、多线索的叙事方式、多视角的叙事角度、多元化的叙事内容，以碎片化方式满足了当下多种受众群体的不同需求，看似形散但“我和我的父辈”的中国精神不散。用看似不尽相同的电影风格，一个个单元化的“小人物”故事完成了对于祖国“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宏大叙事，每代人都能从中见到自己生活的缩影，实现了与不同受众群体的集体共鸣。

2.3 “网络时代”的传播策略多元发展

随着互联网、融媒体时代的到来，大众传播方式由原来主流媒体单向主导转变为现在的媒体与受众的交互传播，“注意力经济”表现越发突出。主旋律电影要想在当下信息洪流时代抓住受众的眼球，就必须做出相应的改变。在主旋律电影再次繁荣的当下，主旋律电影受众受不同传播路径以及个人思想扰动的影响，而表现出圈层之间的冲突与互动、割裂与联合。在四个圈层中有被动接受主旋律电影的隐形者，有将自身爱国热情转变为对主旋律电影喜爱的信仰者，有受到周边影响又将影响持续的传播者，也有将纠错作为第一目的的批判者[5]。新时代主旋律电影要善于运用传播的受众圈层关系来进行行之有效的传播，针对不同圈层受众的需求和特点进行多元化传播。例如，《我和我的父辈》由吴京、章子怡、徐峥、沈腾联合执导，影片大胆采用多个故事单元的叙事结构，分别讲述了我国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未来时代的发展历程，各故事单元影片风格不同、叙事手法不同、情感表达不同，内容涵盖不同，但都表达了对于“父辈”的致敬和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多样化的表达却拥有一致的内核——中国精神，充分满足了不同受众圈层和团体对于主旋律电影的各种需求，受众在完成影院一次传播的同时更带动了网络上观后群体的一轮新传播，增强了影片的影响力。同时，短视频时代的到来也对电影行业带来了一次全新的挑战，人们从原来的“影院大屏观影”到如今手机“三分钟看完全片”，“大屏+小屏”的融媒体传播形式加快了受众接收信息的速度，但同时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也使“信息茧房”问题更加突出。

一部主旋律电影要想在网络时代成功杀出重围，同时赢得票房和口碑，一是要有绝对的核心竞争力作为支撑，二就是要采取多元化的传播策略。主旋律电影在进行宣传时，还应采用主流媒体和新媒体相结合的宣传策略，善于利用豆瓣、猫眼、腾讯、抖音等新媒体平台扩大影片曝光量，抓住受众注意力，吸引受众走进影院，扩大受众圈层。

3 主旋律电影未来的发展路径

3.1 适应时代背景，遵循市场规律

纵观近些年来主旋律电影的变化，一个明显特征就是主旋律电影开始大胆尝试选用中国香港的商业片导演或者警匪片导演等来进行新主流电影的创作。例如，陈徳森导演的《十月围城》、徐克导演的《智取威虎山》、刘伟强导演的《建军大业》、林超贤导演的《红海行动》和《湄公河大案》等一大批主旋律电影均取得良好的票房收入和传播效果，在意识形态的表达上是符合当今主流价值观的。另外，主旋律电影启用中国香港导演也侧面反映了一个问题，新时代主旋律电影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强化市场意识，建立受众意识。当今时代是一个大众文化时代，一部好的文艺作品要想取得成功必须首先取得受众的接受，否则再好的作品也难免有孤芳自赏的情况。细观近些年来大获成功的主旋律电影，《战狼2》《流浪地球》《红海行动》《我和我的父辈》等影片都具备很强的市场意识，将主旋律和商业类型大胆结合，在满足受众观感刺激的同时，也实现了良好的主旋律传播效果，赢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

3.2 承载主流文化价值，参与文化软实力建构

安东尼·史密斯指出：“影视也成为一种有效的工具，用于表现国家的文化政策以及那种影响千百万人的民族理想。”[6]尽管当前的主旋律电影较以往的表达方式有很大的不同，但其所应承载的主流价值观和参与国家文化软实力建构的功能是不变的，完成“传播好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的使命任务是不变的。以国产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为例，它把中国传统神话故事和人物为原型IP以古喻今，以国产动画为载体讲述中国人“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民族精神和顽强拼搏、生生不息的中国精神。《战狼2》《红海行动》等影片则展现了在国际形势复杂严峻、充满冲突对抗的当下，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军事实力和维护国际和平的决心，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形象”。

4 结语

中国的主旋律电影经历了兴起、尝试、转型、创新，目前正在不断向好发展，可以预见主旋律电影将成为未来中国电影发展的大趋势。我们也相信新时代主旋律电影能够传达好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树立好中国形象，为大众带来更多喜闻乐见、感动人心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