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曾伟，孟兆娟

（广东海洋大学经济学院，广东 湛江 524088）

自2005 年联合国国际小额信贷年活动中第一次提出“数字普惠金融”以来，世界各国开始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数字普惠金融是在机会平等和商业可持续原则基础上，从政策、基建、体系和服务等方面给予有需求的对象有效的金融服务。广东省是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起步较早的地区。根据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测算结果，广东省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从2011 年的39.48 增加到2020 年的379.53。农民是数字普惠金融的重要供给对象，随着数字普惠金融“村村通”建设，2018 年，广东省累计发放助农贷款174 亿元，共有1 031 万农户拥有政策性农业保险，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效果显著。

获取金融资源有助于发挥农民的收入增长潜能，改变其财富积累路径。部分学者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在减少农民贫困和农民创业等方面促进了农民收入增加。Singh 等［1］对2016 年印度各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测度，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在减少贫困、增加农民收入和社会经济发展上起到重要作用。Jiang 等［2］从中国的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民创业角度出发，认为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包容性发展水平将激发农民的创业精神，提高农民收入。武丽娟等［3］通过实证分析中国27 个省份数据得出，在中部和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社会经济发展和贫困地区农民收入提高起促进作用。刘永礼［4］认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将有效帮助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发展，解决农民收入低问题。马俊等［5］利用VAR 模型研究得出，新疆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了乡村振兴发展。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在经济高度发展地区会阻碍农民收入增加，产生负面效果。庄晓栋等［6］结合中国30 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在经济发展处于较高水平时促进农民增收的效果并不明显，甚至有可能消失。

广东省是中国的经济大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1 年的9 372 元增至2020 年的20 143元。为了解广东省农民收入快速增长与数字普惠金融之间的发展关系，厘清广东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本研究利用广东省20 个地级市2011—2018 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数据，集中探讨广东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效应，对拓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思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1 广东省数字普惠金融和农民收入发展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1.1 广东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1.1.1 广东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情况

1）金融覆盖面逐渐拓宽。由表1 可知，2018 年金融机构网点数和从业人员数分别增至17 285 个和351 325 人，其中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网点数与从业人员数迅速增长，比2011 年分别增长了7.11、4.92倍。表明相应的农村金融服务范围逐渐延伸，农民对金融服务的可得性正在增强。

表1 2011—2018 年广东省金融机构数及从业人员数

2）涉农贷款不断扩大。由图1 可见，2018 年涉农贷款规模比2011 年增长了1.2%。各种类型涉农贷款都在增长，其中涉农贷款、农户贷款增长幅度较大，表明金融机构愈发重视农村地区的金融供给和农民收入增加问题。

图1 2011—2018 年广东省农村地区涉农贷款情况

1.1.2 广东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

1）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区域差距大。如图2 所示，广东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存在区域不平衡现象。粤东、粤西、粤北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起步晚，增长相对较慢。珠三角地区发展较早，产业结构水平高，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带动力足，导致广东省区域内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不协调，无法有效服务偏远农村地区。

图2 2011—2018 年广东省分区域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分布

2）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基础薄弱。由表1 和图2 可知，农村地区金融机构规模较小，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区域发展不协调，从而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农村地区由于金融市场与区域经济实力的局限，致使金融机构难以持续运营下去，服务范围并不能覆盖大多数农村地区，进一步制约了对金融基础设施的投入。在广东省偏远村镇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普及程度不高，很多数字普惠金融的产品和服务无法实现真正下乡，许多农民依赖邮政储蓄、信用社等银行柜台服务，对数字普惠金融的投入少而导致认识不足。

1.2 广东省农民收入发展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1.2.1 广东省农民收入发展情况

1）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但人均结余下降。从图3可以看出，2018 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11 年增加了7 796.01 元，但增速缓慢。收入和支出有所增长，人均结余呈阶段性变化，从上升到降低，但总体数量较少，储蓄在减少。这表明农民如果面临大幅度开支，就会产生较大的信贷需求。

图3 2011—2018 年广东省农民人均收支情况

2）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由图4 可见，2011 年以来，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占比达80%。财产性收入保持相对稳定比重，增速慢，仅为3%左右。2011—2018 年转移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由6%增长至22%，转移性收入将成为未来农民收入增长的来源和动力。

图4 2011—2018 年广东省农民收入结构分布

1.2.2 广东省农民收入存在的问题

1）区域间农民收入差距大。如图5 所示，2018年珠三角地区农民收入达25 301.47 元，而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农民收入平均值仅为15 000.00 元。广东作为国内经济较发达的省份，2018 年的城乡收入差距为1.00∶3.87，珠三角地区农民收入是粤东地区的2 倍，区域无法协调发展的问题突出。

图5 2011—2018 年广东省区域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转移性收入偏低。区域收入的差距不断拉大的同时，大量农民向外转移到珠三角地区，农村劳动力数量下降。伴随城市化的发展，农业发展的空间被工业和服务业占用，农民经营性收入减少。随着惠农政策的出台，养老金标准不断提高，转移性收入增速较快，但占农民收入的比重并不高，表明政府在农村地区扶持力度仍然不足。

2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农民收入的机制分析

2.1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直接影响

2.1.1 排斥效应 以往金融机构首要考虑经济因素，发展农村金融具有较低的利润和较高风险，机构并不愿意给农村提供有效供给［7］。然而农民拥有相当大的金融服务需求却由于该地区金融少量的供给而得不到满足，产生供不应求现象。农民存在资产积累少、金融素养低、从事农业生产风险大且收益少等问题，因而金融机构没有将其纳入服务范围。城乡的马太效应，资本外流更加剧了金融排斥。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却把农民纳入服务体系内，让资金有效地帮助农民实现自身的发展，使他们可以在便捷的经营网点和较近的地理位置享受到金融服务，保障享受金融服务的权利，进而缓解金融带来的排斥效应，增加农民收入。

2.1.2 门槛效应 传统金融机构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评估信贷对象必须具有较高的信用和长期稳定的收入来源能够按时按期返还贷款。且金融服务需要具有一定金融素养的对象才可以享受。农民出于自身文化水平限制，对数字普惠金融的认识不足，又缺乏金融理财的知识。较高的金融门槛使农民望而却步，抑制了农民收入的提高。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就是要降低金融服务门槛，提供就近的金融服务和多样化的金融产品，培养农民的金融素养。给予低收入农民更多低息贷款，让农民拥有足够的资金扶持来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性活动。农民增加收入的同时可以更好地参与金融活动，从而减弱门槛效应带来的影响［8］。

2.1.3 减贫效应 农村经济水平较低，金融服务体系并不完善。考虑成本与风险因素的存在，金融机构网点少、从业人员少、服务单一，农民获取金融服务困难重重。但是，通过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扩大金融服务范围，可以保障农民享受信贷、储蓄、保险等金融服务，解决生活中的基本需求，减缓贫困，促进收入增加［9］。并且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可以促进资本流动、农村产业结构转变和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农产品的产量，使得贫困农民在教育、医疗等方面享受便利，改善农民的贫困境况。随着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农村地区经济水平增长，为政府创造了财政收入，增加的收入又将反哺农村，用于支出贫困农民的补贴和贫困地区的建设，惠及全体贫困农民［10］。

2.2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间接影响

2.2.1 经济发展效应 经济学上认为资源是稀缺的，金融的作用是将资金资源配置到效率高的地方，这是金融服务的基本功能。金融可以促进资金的流动，将经济发达地区金融机构的资金投资到经济落后的地区。金融的活跃和资金的迅速流动，优化了资源配置效率，让闲置的资金再利用，将居民储蓄转化为投资，极大地支持了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对农民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增加农民的利息收入。

2.2.2 社会发展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当地的社会发展程度就越高，如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农民教育水平和现代化水平等。基础设施的推进、农村产业发展等使农民的就业机会增加，相应的创新能力和创业水平都有大幅度的提升。伴随着农民就业和创业积极性的提高，农民对信贷、储蓄和保险等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需求增加。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扩大数字普惠金融投入，将促使农民收入不断增加。

3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农民收入的实证检验

3.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3.1.1 变量选取 选取2011—2018 年广东省20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被解释变量为农民收入水平，解释变量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11］，控制变量为人均GDP、城镇化水平和财政支农支出。各指标变量选取说明如表2 所示。

表2 各指标变量选取说明

3.1.2 数据来源 选取2011—2018 年广东省20 个城市的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研究对象（由于深圳市没有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故剔除该城市），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其他控制变量的数据来源于WIND 数据库、《广东统计年鉴》（2011—2018 年）。

3.2 实证分析

3.2.1 描述性统计分析 为了掌握各变量的基本情况，运用Eviews 7.0 软件对广东省20 个城市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12］，结果见表3。被解释变量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INC）的均值为14 547.280 元，中位数为13 262.420 元，标准差为5 653.476 元。中位数小于均值，表明20 个城市中大多数城市的农民收入未达到平均水平，城市间差距较大。而标准差低于均值和中位数，表示20 个城市中农民收入的个体差异较小。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指数（IFI）的均值为163.611，中位数为167.775，标准差为61.391，中位数大于均值，说明广东省部分城市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存在少部分城市拉低整体水平的情况，城市间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差距较大。

表3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RGDP、URB、PAFE中位数均小于其均值，表明了人均GDP、城镇化水平、财政支农支出的发展尚未达到平均水平。人均GDP 的标准差大于均值和中位数，财政支农支出的标准差大于中位数，表明个体差异较大。城镇化水平的标准差均小于均值与中位数，表明城镇化水平的个体差异较小。 综合描述性统计结果可知，模型中的变量都可以放入模型中进行分析。

3.2.2VIF检验 由表4 可知，模型中变量之间的VIF均小于5.00，表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可以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表4 变量之间的VIF 检验

3.2.3 面板数据模型的建立 根据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相关性分析，建立多元线性面板回归模型，具体模型如下。

式中，i表示不同城市，t表示时间，βi为待估计参数，εit为随机扰动项。

3.2.4 实证过程与结果 面板数据模型包括固定效应、随机效应和混合效应3 种模型。模型形式选择不正确，会导致分析结果与实际经济情况不符。故要进行模型形式检验，建立3 种模型回归的结果，如表5 所示。

由表5 可知，在3 种模型中，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从调整R2来看，3 种模型都具有良好的拟合优度。但是由于混合回归并不能呈现个体效应，所以本研究采用固定效应回归或随机效应回归，为此进行了Hausman 检验和LR 检验。具体的检验结果见表6。

表6 模型设定形式检验结果

由表6 可知，模型通过Hausman 检验，接受原假设，暂定为随机效应模型。为进一步检验选择模型的合理性，本研究进行了LR 检验，检验结果在1%的水平上显著，拒绝原假设，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不合理，因此选择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回归。根据检验结果选择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进行随机效应回归，结果见表7。

表7 全样本面板模型回归结果

由表7 可知，模型回归得出的R2为0.901，调整后的R2为0.898，表明具有良好的拟合优度，对变量具有较强的解释意义。并且模型回归结果中F统计量为353.224，在1%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有显著的线性关系，即模型（1）整体通过显著性检验。由此得出如下模型。

综上可知，人均GDP、城镇化水平和财政支农支出3 个控制变量对农民收入水平有正向或负向影响。相比于人均GDP 与城镇化水平，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的增收效应较明显。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系数为41.030，高于人均GDP 与城镇化水平的系数，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起到积极的带动作用，促进农民收入增加。

人均GDP 与城镇化水平系数分别为0.043 与20.263，说明人均GDP 的增加和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一定程度上能提高农民收入，人均GDP 与城镇化水平每增加1 个单位，农民收入将分别增加0.043 和20.263 个单位，表明人均GDP 和城镇化水平对农民收入有较高的带动作用。而财政支农支出的系数为-0.068，系数为负，表明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民收入带来了不利影响。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存在区域差距大、基础设施投入少、农民金融意识缺乏和金融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其对农民收入的增加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能有效增加农民收入。随着乡村振兴的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在广东省快速发展，农民可以通过便捷的金融服务提高生活水平。因此针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问题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4.1 构建数字普惠金融差异化发展政策

政府针对不同地区的发展情况，制定更加合理的政策，建立区域协调的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体制机制。在粤东、粤西和粤北地区增加金融机构和网点的覆盖面，提供各种金融产品和服务来满足当地的金融需求。在珠三角地区，以私营化的个体经济为主，农民收入水平较高。应借助当地较强大的金融实力创新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鼓励扶持具有良好市场前景的农村产业，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4.2 推进农村地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通过金融机构建设和政府财政支持推动数字普惠金融服务范围向农村与偏远地区延伸，有效提高服务网点与人员的覆盖。金融机构应明确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的定位，主动参与政府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各项政策，利用自身优势因地制宜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推广移动金融平台，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同时政府应提供财政补贴服务，降低金融机构在农村发展的费用，鼓励金融机构扶持农民发展，为贫困群体提供便利，减轻农民的数字普惠金融成本负担。

4.3 加大数字普惠金融宣传力度

政府及金融机构要加强对农村地区的普惠金融宣传，借助现代互联网平台和集中的教育、咨询服务推广金融产品和服务。并且参与其中的保险机构也应加强下乡宣传保险，提高农民的保险意识和抗风险能力。政府和机构开展有针对性的金融培训班，鼓励农民积极主动地参与培训，通过自身能力的提升和金融意识的培养，增强数字普惠金融的群众基础。针对培训中突出的专业人才进行吸收和培养，强化风险管控能力，培育出具有金融素养的人才，从而带动金融产业发展。

4.4 构建完善的数字普惠金融体系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体系，不仅要完善金融服务体系，还要完善金融组织、金融工具和相关的法律法规。政府要为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建立较好的相关配套政策支撑体系，补齐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制度短板。同时规范农村金融法律体系，通过法律监管金融机构，让农民享受更高质量的金融服务。完善相关考评机制和信用评价体系，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实现协调发展，推进和完善数字普惠金融体系。更进一步发展金融科技，推动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让农民在合理的价格下享受快捷便利的金融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