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将性别观点引入翻译领域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汇合了翻译实践和女性主义思想，为翻译理论开辟了崭新的领域。小说集《台北人》是旅美台湾作家白先勇的代表作，该小说集描述了很多异乡人在台湾的经历和故事。本文将从女性主义视角对白先勇作品《台北人》的自译本进行分析，指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进行了增补和劫持，彰显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女性主义立场。

【关键词】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自译；白先勇；《台北人》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36-0098-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36.031

一、引言

中国短篇小说作家中的奇才白先勇先生一生创作了多部经典作品。小说集《台北人》由14篇短篇小说组成，被公认为其代表作之一。在这个系列中，白先勇呈现了许多经典的女性形象，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特色，她们的生活背景涵盖了社会的各个层面。有的是出身上流社会的贵妇，有的是淳朴的民间女性，甚至还有命运不幸的风尘女子。在这本小说集中，白先勇透过女性的窗口描绘世界，表达过去的叹息、辗转反侧的创伤、肉体的挣扎，同时以不同于普通男性作家的独特视角思辨她们的心理，以一颗慈悲的心深入她們的精神状态和生存困境。

《台北人》于1982年由作家白先勇和自由文学翻译家陈佩霞首次译成英文，出版社为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小说英文标题为Wandering in the Garden，Waking from a Dream：Tales of Taipei Characters。2000年，该小说出现新译本，译者仍是白先勇先生和陈佩霞女士，出版社为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采用1982年版译本，引进并出版了该书的中英文版。

目前，学术界对白先勇《台北人》的自译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小说集《台北人》英文译文的学术论文共有24篇，研究视角分为文外视角和文内视角。其中文外视角有以下视角：“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翻译伦理视角”“赞助人理论视角”“布迪厄社会学理论视角”等。文本内视角包括“自译翻译策略研究”“人名引喻的互文性翻译研究”“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等。值得一提的是，目前还没有学者从“女性主义翻译视角”研究《台北人》的自译本，发表相关论文。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由学者弗洛图（L·Flotow）和西蒙（S·Simon）提出。该理论主张：1.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中不应有对女性的歧视；2.翻译不应只注重两种语言文字层面的转换，还应考虑到译文涉及的文化、意识形态等诸多问题；3.译作和原作的关系应该得以重新规定，两者的地位相等。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认为译者需要在翻译实践中察觉那些贬低和歧视女性的原文，并对其进行修改，破除文化，意识形态中对女性不友好的概念和刻板印象。在以往的翻译理论中，译著、译者一直被认为不如原著和作者，就像女性不如男性一样。女性主义翻译者受到双重歧视，因为他们既是女性又是翻译者。

在《翻译与性别：女性主义时代的翻译》一书中，弗洛托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探讨了“翻译的政治”问题，她列出了三种翻译策略以实现女性主义的翻译，这三种翻译策略分别是：增补（supplementing）、加写前言和脚注（prefacing and footnoting）、劫持（hijacking）。这些翻译策略表达了女性主义翻译者不断觉醒的自我意识。为了强调自己在解读文本含义时的责任感和合法性，她们公开宣称自己是女性主义翻译者的身份。这些策略也表明女性主义翻译者对文本的政治取向高度敏感。此外，他们不仅在翻译中翻译带有性别认同的女性主义先驱，而且在翻译其他文本时，以各种方式最大限度地“为妇女运动事业服务”。

二、文本分析

（一） 增补

增补（Supplementing）本指在原文涉及文化差异的地方采用增补的策略来补充介绍文化背景，以便读者理解。因为东西方的语言差异，所以对于译文的很多翻译也是采取这种方式，对翻译内容加以补充和说明。女性主义作者们也通过增补的文中表达对于妇女的重视，并加强和突出了妇女的社会责任。白先勇在其译文中通过运用“增补”这一策略突出小说的女性角色。

例1.

不管人事怎么变化，尹雪艳永远是伊雪艳。（《永远的尹雪艳》）

But however，the affairs of men fluctuated，Yin Hsueh-yen remained forever Yin Hsueh-yen，the “Snow Beauty”of Shanghai fame.（《Eternal Snow Beauty》）

《永远的尹雪艳》是白先勇《台北人》的首篇，主人公是从上海到台湾的高级舞女尹雪艳。凭借着倾国倾城的姿色，尹雪艳使众多男性为之着迷，但随着那些男性事业和财产的没落，尹雪艳最终也离他们而去，去寻求自己追求的纸醉金迷，寻欢作乐的生活。该作品通过描写尹雪艳的故事，揭示出当时台湾上流社会醉生梦死的堕落生活。在这个例子的翻译中，在原文基础上，译者白先勇凭空增添了“the ‘Snow Beauty’ of Shanghai fame”。在译文中，“the snow beauty”强调出了伊雪艳倾国倾城的美貌，“Shanghai fame”点出了她在上海名利场的地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综上所述，这句话的增补翻译强调了伊雪艳这个女性角色。

例2.

跟了钱鹏志那十几年，筵前酒后，哪次她不是捏着一把冷汗，任是多大的场面，还是应付得妥妥帖帖的？（《游园惊梦》）

In the dozen or so years she was Ch’en P’eng-chih’s helpmate，she always handled banquets and such as if she were walking on eggs，smoothly perfectly， no matter how great the occasion.—— （《Wandering in the Garden， Waking from a Dream》）

《台北人》还收录了一篇名为《游园惊梦》的中篇小说。该小说以中国国民党将军的遗孀田玉到窦公馆赴宴为线索，通过她在宴会上的感受、回忆及其心理活动，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台湾地区的社会变迁：旧贵族的没落，新兴中产阶级的兴起。作品笼罩着浓重的悲怆气，表现出一种美人迟暮、人生如梦的沧桑感。在这个例子中，译者增译了“she was Ch’en P’eng-chih’s helpmate”，小小的增译点出了女主人公蓝田玉对钱将军的帮助，即使她是一届戏子，但将军将其娶回家后，她不仅仅是一个填房夫人，还是一个得力的贤内助，突出了这位女性过人的社交能力。

（二） 劫持

弗洛图在书中写到劫持就是指以女性主义真相为理由在翻译实践中对一些有攻击女性的原文进行修改。对“劫持”的其他理解为“反叛式改写”。“反叛式改写”是指在翻译过程中基于个人的想法和偏好，译者修改和重写原文中与女性主义思想的冲突之处，去除原文中歧视女性的部分，增加读者对原文的理解。白先勇先生在其译文中通过运用“劫持”策略将原文中对女性带有攻击含义的词语改写和转换成为“中性意义”的描述。

例3.

喜妹是个极肥壮的女人，偏偏又喜欢穿紧身衣服，全身总是箍得肉颤颤的。（《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

She was a big-breasted female who was particularly fond of wearing skintight clothes，so tight. —— （《A Sea of Blood-red Azaleas》）

该小说的主人公王雄18岁那年从湖南农村来到了台湾，在异乡台湾一呆就是20多年，40岁后到富裕人家去做仆人。雇主家里六岁的女儿让王雄想起来了自己的母亲以及母亲为他购买的童养媳，勾起了王雄的思乡之情。王雄把自己的情感寄托在这个小女孩身上，但随着她的成长，王雄的情感无处安放，逐渐走向绝望，最后自杀。文中的喜妹一直对王雄抱有好感，她是个极肥壮的女人，“偏偏又喜欢穿紧身衣服，自以为很有风情的样子”，经常撩拨王雄，寻找乐子。在这个例子中，作者用“肥壮”，“箍得肉颤颤的”等词来描述喜妹丰满的身材，这两个词语充满对女性身材的论断和歧视意味，译者在翻译时将这两个具有攻击性的词语翻译成了“big-breasted”，“tight”，将其转化成了对现实现象的一种描述，去除了原文中对女性不友好的含义。

例4.

这首歌，我熟得很，收音机里常收得到白光灌的唱片。倒是难为那个女人却也唱得出白光那股懒洋洋的浪荡劲儿。（《一把青》）

I know that song well;I hear Pai Kuang singing it all the time on the disc-jockey shows on the radio. Actually，this young woman wasn’t bad at all. She sang in the same lazy，sexy style as the popular singer.（《A Touch of Green》）

《一把青》是《台北人》收录的一篇短篇小说。该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名叫朱青的女人，她在少女时期与飞行员郭轸恋爱结婚，结婚后二人因为内战而分居，后来郭轸在战场坠机丧命。朱青无法接受事实，终日以泪洗面，最后被亲人接走，杳无音讯。几十年后，当郭轸的师娘再次和朱青相遇时，她不再是以往的单纯诚实的面貌，好似玩世女子。“浪荡”意为“行为不加约束、任意胡为、行为不检点；放荡”，是男权社会对“行为不端庄，不检点”女性的描述，带有厌女的色彩，在翻译这句话时，译者将其转化成了“sexy”这个中性的形容词，去除了原文中的歧视色彩，免除了对女性的攻击。

例5.

“遭毒手了吧？”金大班冷冷问道。近两三个月，有一个在台湾大学念书的香港侨生，夜夜来捧朱凤的场，那个小广仔长得也颇风流，朱凤竟是十分动心的样子。（《金大班的最后一夜》）

“Got stuck， huh？”Taipan Chin coldly inquired. For the past two or three months a student from Hong Kong studying at Taiwan University had shown up every night to give Phoenix a big rush，and that Cantonese kid was some lady-killer，too.Phoenix was quite smitten.（《the Last Night of Taipan Chin》）

《台北人》里还有一部小说叫《金大班的最后一夜》。该小说的主人公是台北市“夜巴黎舞厅”的领班舞女金大班。金大班原来是上海的头牌舞女，已经步入中年，嫁做人妇，在她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夜，她回忆了过去二十多年的种种往事。故事不像《台北人》的很多其他小说那样以背景开始，而只是从浓郁的音乐和氛围开始。观众首先听到“高跟鞋的声音”，舞厅的声音，然后是“金大班领队”的“盛装舞者”，最后形成了嘈杂而多彩的環境。然后，当金大班走进舞厅时，他遇到了很多人，既有舞者也有客人，他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对话，比如和舞者谈生意，和客人玩得开心。而这些人也奠定了整个故事高潮的基石，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勾起了金大班不同深度的回忆，直到她最深刻的自我反省，她才终于遇见了月如并与之发生了关系，这也是整部小说的高潮，最终故事的主题得到升华，逐渐走到结尾。在这个例子中，“遭毒手”的意思是舞女与客人相爱，陷入情关，“遭毒手”暗含着对这类舞女悲剧命运的预测，以及对其遭遇的嘲讽语气，而译者翻译为了“got stuck”，意为“被爱情卡住了”，去除金大班对朱凤的嘲讽语气。

三、结语

从女性主义角度开展翻译研究是一种新颖的视角，对以往翻译理论和研究中的一些关键思想提供了新的解读，提供了独特的思路和视角。女性主义翻译理论通过对差异的重新诠释，对原文的重新翻译和改写，有效地解构了男性在原著中的霸权角色，动摇了男性为主的权威结构，在传统翻译研究中对忠实、差异、翻译主题和文化等重大话题提出了新的思维模式和观点，进而提升了传统翻译理论和翻译的重要性。白先勇在翻译自己的小说著作《台北人》时，也从传统翻译方法的运用中，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翻译的主观性。由于翻译作者双重身份的统一性，在自我翻译的过程中，白先勇对其他翻译的判断也更加准确，通过增补和劫持的翻译策略，进一步强化了译文中的女性主义观念，增加了小说原文中不具有的女性主义因素。

参考文献：

[1]Flotow，Louise Von.Translation and Gender： Translating in the Era of Feminism[M].Manchester：St.Jerome Publishing，1997.

[2]Simon，Sherry.Gender in Translation：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mission[M].London： Routledge，1996.

[3]蒋骁华.女性主义对翻译理论的影响[J].中国翻译，2004，（04）：12-17.

[4]蒋骁华.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阐发与新思考[J].中国翻译，2003，（05）：26-31.

[5]白先勇.台北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6]胡湘雨.《台北人》自译的翻译策略探究[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7，38（09）：99-103.

[7]杨朝燕，胡素芬.朱虹与女性主义翻译观下的女性译者主体性[J].湖北社会科学，2007，（05）：118-120.

[8]王振平，陈奕含.《到灯塔去》的女性主义翻译研究[J].牡丹江大学学报，2022，31（05）：55-61.

[9]曾淑萍.浅析汉译中女性主义翻译观实践[J].南昌教育学院学报，2010，25（04）：157-158.

[10]王晓莺.现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之缺憾——以张爱玲的中英翻译为例[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5，37（08）：14-20.

[11]張俏.女性主义翻译视角下译者的主体性[J].安徽文学，2009，（09）：296-297+3.

作者简介：

刘文晴，女，汉族，河南开封人，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翻译学专业，研究方向：文学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