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东晋时期影响最大的诗人，陶渊明的语言风格、创作手法影响了历代文人墨客，使众多后人纷纷模仿。其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意义重大。因此，陶渊明在我国古代文坛上的地位显著，但由于时代久远、文言晦涩，风格也以平淡为主，大众对陶渊明作品及人物形象解读存在偏颇，“平淡”不是陶渊明的唯一风格，他有着多元化的形象。因此，对陶渊明作品的研究有助于全面理解陶渊明作品风格及人物形象。

【关键词】平淡；陶渊明作品；风格；人物形象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38-0043-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38.013

陶渊明在中国文坛上地位可见一斑，直到现在也被大众熟知，朱光潜在《诗论》中说：“陶渊明在中国诗人中的地位是很崇高的。可以和他比拟的，前只有屈原，后只有杜甫。”[1]陶渊明的伟大并不全在于他平淡的田园诗风，“平淡”不是陶渊明的唯一风格，他的诗歌风格是多样丰富的。

一、平淡自然的陶渊明

在大众的认知中，陶渊明诗文风格以平淡为主。平淡确是其中一个特色，但不是唯一风格。人们认为陶渊明作品只有平淡，是由客观呈现和主观造成的。

（一）客观呈现方面

人们熟悉的陶渊明诗文如：《饮酒·其五》《桃花源记》《归园田居·其一》《归去来兮辞》并序等，这些诗文从总体看，其风格都是以平淡为主，为人们塑造了一个爱喝酒，向往安居乐业的隐士形象。但这种平淡、自然被无限放大，人们在传播媒介上只能看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五》）、“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桃花源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归去来兮辞》并序）。如此闲适宁静，舒缓平淡。可这并不是全部的陶渊明，他的其他生活内容被省略或者简化了，而且看似平淡的后背也潜藏着深意：这是尝遍世态炎凉后的超然、是对人格尊严的恪守、是焦躁悲愤后的通达、是对生命的热爱。

（二）主观造成方面

社会思潮和对陶诗异文的选择也会在主观上塑造陶渊明的诗文风格。历代士人认知陶诗风格的方式，主要是受当时社会潮流影响。如“明代复古大潮下，儒家传统的风雅精神和怨刺之情，作为扭转社会风气和文坛风向的手段……陶诗的幽愤之情在新的时代语境下，也被七子派赋予特殊的政治意义和社会内涵，宋人所重的平淡自然，反倒受到了相对的忽视”。[2]可见，对于陶渊明诗歌风格的判断，很大程度有当时社会价值观的影响。

此外还有异文的选择，异文是指同一作品的不同版本，或同一句文的不同文字。我们经常在阅读古诗文时发现有不同的版本，个别字句有细微差别，这种异文现象普遍存在。异文众多也是陶渊明作品的特点之一，而陶渊明诗风平淡很大程度上是由异文导致的，其选择对作品风格及文学形象的塑造有影响。陶渊明作品有许多异文，东晋时期印刷术未出现，手抄是当时传播知识和信息的唯一途径。即使印刷术出现了，中国古代手抄现象依然存在。“每一个手抄本，都是独一无二的”[3]，传抄者会有意无意改动原作，由此异文出现。田晓菲从异文抄本的角度，将陶渊明从天上请到人间，告诉读者，他也是人不是神，没有必要神化他，他也有七情六欲、矛盾、痛苦、纠结、窘迫的一面。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中的“见”字，最早《文选》抄本和初唐书《艺文类聚》皆作“望”，但是到了宋代，苏轼评述：“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奇索然矣。”后来许多士人赞同苏轼的观点，认为“望”缺乏悠然的情味，是有意识而为之，“见”则更有悠然之味，意无所属，因此后人在抄录时也选择自己认为更合适的字。可见，异文的选择对陶渊明作品的解读影响很大，甚至某些陶渊明作品的异文可以让整首作品截然改观。所以陶渊明风格单一，以平淡自然为主的作品特点，很大程度上这是被后人夸张塑造出的。

因此，在社会思潮和异文选择等因素下，使得陶渊明诗文的平淡风格被放大，甚至“平淡自然”成为他的唯一风格，导致作家作品形象平面化，这种过于绝对的观点需要被打破。

二、淡泊归隐的陶渊明

“隐”顾名思义，有潜藏、远遁之意，即出世，逃离社会。它的反义词是“仕”，进入官场。不管是“隐”还是“仕”，都是相对于社会而言。《论语·泰伯》中提到：“天下有道则先，无道则隐。”[4] 钟嵘《诗品》认为陶渊明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其评价为陶渊明作品风格及人物形象奠定了有力的觀点基础，但也得到很多争议，笔者认为，该说法是以偏概全，使作品风格和人物形象平面化。我们知道，陶渊明曾多次在“隐”和“仕”之间徘徊，他曾多次出仕，之后又多次归隐。

人们熟知的《饮酒·其五》《桃花源记》《归园田居·其一》《归去来兮辞》并序等都与归隐田园相关。从某种角度讲，陶渊明的确算隐士，毕竟在做官和种田之间，他选择了后者。但他为什么会下定决心隐呢？他在归隐之前都做了什么？他归隐之后做了什么？内心想的是什么？回答了这些问题就不难看出陶渊明并不是一个单纯、不问世事的淡泊隐者。“陶潜的超脱尘世与阮籍的沉湎酒中一样，只是一种外在现象。超脱人事的陶潜是宋代苏轼塑造出来的形象。实际的陶潜，与阮籍一样，是政治斗争的回避者。”[5]陶渊明从小接受儒家熏陶，游好六经，所以儒家“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篇》）的理念对他产生了深刻影响，丰功伟绩的曾祖陶侃也一直是陶潜的榜样，陶渊明亦希望在政治上大展宏图，成为帝王的左膀右臂，造福一隅黎民百姓，如杜甫豪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几次做官亦说明他并非是一个淡泊之人。

然而不幸的是，当时政治黑暗，战争频繁，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使他穷途末路、多次陷入绝望。何况做官也并非易事，不得不面临“心为形役”的困境。于正常人而言，吃饭喝酒是人生一种享受和乐趣，然而官场生活对于喜欢独酌的他来说是一种极端病态的生活：吃饭会变成以“办公”为目的的负担，举杯共饮会成为人际枷锁。他本身的自然性使他无法应付扰攘的社会，这种折磨让他无比痛苦，隐——是当时不得已而又最好选择。然而，他始终与农人有距离，因他并没把自己看成一个真正的农民，他和农民只谈桑麻长，和读书人才能做朋友，才能一起登高赋诗、欢饮达旦。

可见陶渊明不是一个单纯的隐士，那是历经世事沧桑的抉择。在那个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官场中，在那个充满流血与杀戮的残酷现实中，他发现，只有归隐，才能让他的是心灵得以安顿。

三、愤懑不平的陶渊明

在传统的认知中，大众对陶渊明的印象只停留在“平淡”这种标签化刻板化的层面上，其实，除了平淡，陶渊明诗文还有幽愤等风格，他常有不平之音。正如龚自珍在《己亥杂诗》中这样评价陶渊明：“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龚自珍看到了陶渊明的另一面。陶渊明和诸葛亮一样，有着豪迈的精神和远大的雄心抱负，希望能一展宏图。此外，陶渊明的诗文有着《梁甫吟》般针砭时弊的讽喻风格，也有着《离骚》那样忧愁苦闷的风格。陶渊明的许多咏怀诗佐证了龚自珍的观点，如：《荣木》《停云》《时运》《拟古·其九》等，人们阅读这些诗歌能体会出它们五味杂陈，不再有平淡之调。诗人将他的愤怒、痛苦与勇气留在了这些诗中，读来有愤懑不平之音。

《荣木》是陶渊明为数不多的四言诗，在这首诗歌中，他感叹“总角闻道，白首无成”。他从孩童时期就开始刻苦学习，甚至到了“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的地步，他努力学习齐家治国平天下得儒学之道，也希望有一天能将所学运用到现实，在政治上创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因为“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当时的每一个读书人心中谁也没有办法超越历史的局限性，能够对建功立业、流芳百世不屑一顾，陶渊明自己也不例外，他希望进入官场有一番作为。然而残酷的现实使他没有地方实现他的抱负，他到处碰壁，官场的尔虞我诈也容易迷失自我，无奈之下只能回归山野之间，他不能改变社会，至少可以保持自身、洁身自好，不被世俗扰攘，所以直到两鬓斑白时也没有什么成就，他内心充斥着痛苦和矛盾。没有功名对于从小接受儒家经典熏陶的陶渊明来说，是很难接受的，所以诗的结尾他的壮志豪情再一次被激发出来：“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他下定决心再次进入官场，车马都已经准备好，哪怕“千里虽遥”，哪怕有着千难万险，也要一往直前。历代文人对于陶渊明像神一般的存在，认为他无欲无求，这样的片面的认识使得很多人对陶渊明的诗文提不起兴趣，认为他的诗文风格和现如今积极多元的时代相悖。这是对陶渊明的一种误解。

在《拟古·其九》中，作者将“桑树”比作“晋朝”，可是当朝的皇帝像一个傀儡一样没有实权，任凭有实权的刘裕摆布，然而朝廷根基不稳，风云变幻，晋宋易代，在这样的黑暗社会下，没有哪一个人能成为旁观者，陶渊明眼看着自己的国家覆灭，百姓饱受离乱之苦，他们怎么能够袖手旁观？可是当时陶渊明已经隐居多年，他又能做什么？只能写下几句诗文表达自己的哀婉和无奈、痛惜之情。可见陶渊明的情感复杂多样，他的诗文风格也是复杂多样的。再如《归去来兮辞》并序：“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等道出了陶渊明初归田园时的欢愉，然而欢愉背后亦有“惆怅独悲”的烦恼，有“交以绝游”的愤激决绝，有“世与我而相违”的无奈，有“遑遑欲何”的迷茫。由此观之，《归去来兮辞》并序读后并不能给人一种轻松、闲适之感，因洒脱之背后有深厚的烦闷与无奈。他不是林下神仙，不问时事，只沉醉于青山绿水间。虽然他有着“爱丘山”的本性，但是他骨子里也有不可磨灭的济世情怀。当这种宏愿无法实现，只能退而求其次，他的确是欢心雀跃的，然而忧愁愤懑之情也真实存在。

因此陶渊明作品给人以宁静闲适之感，以自然平淡为主，但结合陶渊明生平发现其一生充满坎坷、历尽艰辛——国家多灾多难，早年丧父，中年丧妻，五个儿子蠢笨至极，自己疾病缠身。萧望卿在他的专著《陶渊明批评》[6]中分析了陶渊明的矛盾，陶渊明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进便是杀戮与黑暗；退是山水田园，但内心忧愤始终不灭。所以平淡诗风背后另有深意，同时也潜藏着愤懑不平的复杂情感。

四、金刚怒目的陶渊明

陶渊明“金刚怒目”很少被人们了解，鲁迅在《题未定草》中对陶渊明人物形象和诗文风格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评价：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所以陶渊明不是一个单一的形象，他是一个贴近真实的人，他有着多元化的风格。

陶渊明的性格中有着行侠仗义、奔放豪迈的特点。他在很多诗歌当中都表达了这一点。《拟古·其八》中他说自己“少时壮且厉，抚劍独游行”，他从小就有行侠仗义闯江湖的宏伟愿望，陶渊明一生侠骨长存、猛志不衰。在《咏荆轲》中，陶渊明塑造了一个复仇式的悲剧英雄荆轲，陶渊明把荆轲当作自己的榜样，他欣赏荆轲那“怒发冲冠”的正气和“一去不复返”的勇气。同时也用慷慨淋漓的笔调表达自己和荆轲一样，也有“猛志”和除暴安良、济世救民的宏愿；此外《山海经》组诗也充满了奇思妙想，前七首美妙的神人仙境与后五首血泪斑斑的神话传说形成鲜明对比，后五首咏叹夸父、精卫等悲剧式英雄，表达了对生命无常的悲痛，“胸中饶有幽愤”。[7]陶渊明的这一面人们很少知道，因为人们接触到的许多诗文只有符合陶渊明传统形象的诗文，但是人们也不能忽视陶渊明性格特点中复杂性以及其作品的丰富性。

总之，儒家“平天下”的观念在陶渊明的脑海中久久回荡，哪怕现实再残酷，他内心的侠义肝胆、猛志豪情也没有被泯灭。他将精卫和荆轲作为榜样，赞赏他们一往直前的执着和奋不顾身的勇敢，也多次尝试，进入官场和世俗的社会，完成自己的心愿，虽然结果不尽如人意，至少他没有辜负自己的豪情。虽然陶渊明金刚怒目的一面鲜为人知，却真实的存在于他的思想和行动中。

五、白璧微瑕的陶渊明

萧统的《陶渊明集序》评论《闲情赋》：白璧微瑕，唯在《闲情》一赋。《闲情赋》被梁代萧统认为“白璧微瑕”，但这个说法显然过于绝对。

一方面，这篇文章先用华丽的辞藻描写女性外貌和高贵的品德，并从他自己的角度表达他的所思所想。这的确和我们熟知的陶渊明完全不一样，然而陶渊明作为一个完整的人，会对美好事物充满热情，亦有七情六欲的一面，这是作为一个完整之人的体现。此外，田晓菲从异文抄本的角度，将陶渊明从天上请到人间，告诉读者，他也是人不是神，没有必要神化他，他也有向往美好事物的一面，《闲情赋》这不是他的缺憾，而是作为一个真实的人的证明。苏轼评价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与苏辙书》），可谓全面反映了陶渊明作品风格。

另一方面，这篇诗文运用了比兴的手法，类似于屈原的《离骚》，其实结合陶渊明的生平和所处的时代背景会发现，这篇文章与其说是在写美人，不如说是在描绘自己的难以实现的理想，他希望靠近美人，在这篇诗文中他写了十个愿望，希望自己成为美人身上的衣之领、脚之鞋等等，然而却频频转折，担忧愿望落空。火一般的热情和现实悲观的色彩相互交织，这和他满怀一腔热血报国，国家却飘零动荡、官场黑暗残酷的情况极其相似。因此我们不能用过于表面的眼光看待《闲情赋》，其中更加多样深刻的意蕴值得进一步挖掘。

总而言之，陶渊明的作品风格和人物形象并不单一，他不是一个只一心归隐田园，淡泊名利，无欲无求的神性人物，而是多元复杂、全面立体、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陶渊明也会有金刚怒目、愤懑不平的一面，也有矛盾、痛苦、纠结、窘迫的一面。正是陶渊明有多元的形象、多样的诗文风格，才将他高尚的道德情操、健康的审美情趣和积极的人生态度展现得淋漓尽致。认为陶渊明的作品以平淡自然的田园诗为唯一内容，以淡泊的隐士为唯一形象，这是对陶渊明本身的误解。

参考文献：

[1]朱光潜.诗论[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18：255.

[2]岳进.明代古诗、唐诗选本与诗学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199.

[3]田晓菲.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2.

[4]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20：118.

[5]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120.

[6]陶潜著，黄文焕析义.陶元亮诗[M].济南：齐鲁书社，1997：213.

[7]萧望卿.陶渊明批评[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4.

作者简介：

李静，女，重庆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学科教学语文（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