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彦君

对科学技术本身进行历史学、哲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当代学术的一项重要成就，这不仅因为科学技术在获得系统性理论和应用知识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使之逐步占据当代知识的主导地位，还因为其社会功能，即对人类生活产生的深远而广泛的影响，使其正成为当代学术焦点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变量。

马克思、恩格斯在肯定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的革命性作用的基础上，对科学技术的本质及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展开哲学反思，将技术与政治、社会等多种因素结合在一起，不局限于理论层面，而是直接把技术置于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进行考量，从而深刻揭示了现代科学技术在应用过程中蕴含的意识形态本质，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异化”现象。“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既然不仅是劳动过程，而且同时是资本的增殖过程，就有一个共同点，即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相反地，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不过这种颠倒只是随着机器的采用才取得了在技术上很明显的现实性。”(1)[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87页。马克思对技术、机器的使用保持着理性的态度，不同于哈贝马斯将对立和矛盾都归咎于科学技术的观点，马克思没有把科学技术本身视为异化和对立的根源，而是将批判的锋芒直指支配技术应用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蒸汽、电、机械的和化学的因素)》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机器直接成了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的手段。同时机器成了资本的形式，成了资本驾驭劳动的权力，成了资本镇压劳动追求独立的一切要求的手段。在这里，机器就它本身的使命来说，也成了与劳动相敌对的资本形式”(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0页。。可见，技术应用加强了资本家的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工人在资本主义工厂中逐渐丧失自由和平等，成为机器和技术的奴隶，进一步沦为资本的奴隶。

可见，在马克思的科学技术思想视域下，技术应用产生的社会效应与其意识形态内涵有着根本关联。马克思在揭示这一本质时，亦对技术主体即从技术发明者到被资本化的现代科技异化的对象给予了高度重视，基于这一逻辑，马克思从“反面”指出了技术变革于社会主义制度下需要且应当具备的“赋能”内涵，进而指向一条以科学技术大众化为价值追求的技术发展的“人民之路”。

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思想被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地加以学习、运用和发展。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知识武装全党的要求，并结合抗战实际，创造性地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科技事业，初步形成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思想。(3)王海军：《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及其实践探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6期。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一系列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工业体系的发展目标，并发动和领导了新中国的技术变革与社会变革。基于技术的功能及其所指向的人类解放的价值内涵，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以改造功能和认识功能为基础的技术哲学命题，走上以促进生产力发展为导向、以大工业体系为目标、以人民为主体的技术发展路径，在实践层面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思想。(4)曾敏：《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中国化的哲学思考》，《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3年第1期。

一、革命性力量：技术变革与社会变革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科学技术是对人类社会历史起推进作用的革命性力量。马克思在考察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时，一直将科学技术视为关键因素，不仅看到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更将科学技术的革命性力量与社会变革联系起来，以考察其蕴含的社会政治价值。

当科学技术成为一种生产力，便引起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一旦生产力发生了革命——这一革命表现在工艺技术方面——，生产关系也就会发生革命。”(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341页。因为科学技术上的“‘机械发明’，它引起‘生产方式上的改变’，并且由此引起生产关系上的改变，因而引起社会关系上的改变，‘并且归根到底’引起‘工人的生活方式上’的改变”(6)同上，第343页。。所有的社会都拥有各自的技术知识储备，并在其中映射着那个社会的生产目标和价值观。近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因此它在持续改变人们生活、生产关系方面的步伐也随之加速。所有的科学技术成果似乎都伴随着新的权力和分配方式的生成，在解决生产问题、改造新世界、开辟新领域的同时，经济与社会秩序也在发生急剧改变，这些就是我们称之为“革命”的产物，如“工业革命”“信息革命”等。在这些技术变革历程中，新的资源被开拓并分配，新的发展空间被开启，新的技术行动主体被引入和培养，新的技能被掌控，新的社会身份得以形成。因此，技术在改造物质世界的同时，也让社会关系再分化，通过产出体现着当代需求和价值观的物质形式的实践活动，推动并巩固着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正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的：“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22页。在这里，马克思明确地表达了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与人们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之间的客观联系。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进一步指出：“17世纪和18世纪从事制造蒸汽机的人们也没有料到，他们所制作的工具，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使全世界的社会状态发生革命，特别是在欧洲，由于财富集中在少数人一边，而另一边的绝大多数人则一无所有，起初使得资产阶级赢得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尔后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发生阶级斗争，而这一阶级斗争的结局只能是资产阶级的垮台和一切阶级对立的消灭。”(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99页。

总而言之，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科学技术是推动近代社会历史发展的有力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技术变革与社会变革紧密相联，科学技术的发展经由工具、机器技术等生产力中介，影响着并实现着生产关系的变革，进而引起推翻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国家政权的社会变革。

二、非中立的技术应用：技术与社会主义

基于科学技术对推动社会历史发展所起到的革命性作用的认识，马克思对技术发展与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他认为，“自然力作为劳动过程的因素，只有借助机器才能占有，并且只有机器的主人才能占有”(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356页。。在这里，马克思用机器这个技术发明的具象物指出了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价值，潜在揭示了技术应用过程蕴含的意识形态内核，进而得以对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技术变革给予观照和思考。

(一)社会制度下的技术变革

科学技术的应用并非中立的，自研发伊始就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下有所归属。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Smythe)从“经济/唯物论”的角度对技术政治问题展开系统阐述。他提出，技术从来就不是独立和自主的存在，从新技术研发到应用推广，不仅是一个经济活动，更是一个政治过程，是一个社会权力为实现自身意图而参与技术变革并展开斗争的过程。因此，技术并非现代化社会诸如生态问题、文化问题的产生根源，更非解决这些问题的“良药”，我们需要看到的是技术变革及其应用背后的具体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斯迈思在批判资本主义技术路线及与之互构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展开了基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组织及制度形式的技术发展可能性及其践行路径的探讨，尤其对中国社会主义技术路线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建议。(10)[加]达拉斯·斯迈思：《自行车之后是什么？——技术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属性》，王洪喆译，《开放时代》2014年第4期。这一技术政治视角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思想的内涵，并在具体的实践维度延展了其研究视域。

科学技术对生产工具、劳动者、劳动对象等要素产生巨大影响的这一社会效应，使技术变革与社会主义运动紧密相联。在生产力较为落后的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成为保证革命胜利果实和巩固社会主义政权的首要任务。“要建设共产主义，就必须掌握技术，掌握科学，并为了更广大的群众而运用它们，而这种技术和科学只有从资产阶级那里才能获得。”(11)《列宁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90页。社会主义国家不仅要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发明，更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技术发明更广泛地服务于广大无产阶级劳动者。这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持，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在革命与建设实践中的经验总结。

列宁和斯大林将科学技术的革新视作苏联共产主义建设的重要动力。列宁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要掌握科学技术，而且要让科学技术为广大群众服务。由此，苏联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以电气化为中心的技术工作，甚至将电气化比作“第二个党纲”。列宁认为，“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了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12)《列宁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59页。。

新中国成立初期，科学教育和技术革命被提上党和国家的工作日程，毛泽东对现代技术所产生的社会效应与政治意义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大量而迅速地引进和采用先进技术，并以普遍的科学教育的方式进行广泛传播。1958年1月，毛泽东提出要进行技术革命，以实现15年内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发展目标，这个技术革命，就是推动广大群众学技术、学科学。“要大量发展技术专家，发动向技术好的人学习，在工厂、农村中要有初级的技术家。政治家与技术家结合起来。从一九五八年起，在继续完成思想战线上政治战线上革命的同时，着重放在技术革命方面。着重搞好技术革命，不是说不要政治了。技术与政治不应脱离，思想政治是统帅，政治又是业务的保证。”(13)逄先知、冯蕙主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74页。因此，毛泽东在提出“技术革命”的同时，亦强调了“政治挂帅”和“又红又专”的发展路径，认为政治而不是技术人员才能保证现代科学技术的变革和应用符合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14)易莲媛：《“群众科学”与新中国技术政治研究述评》，《开放时代》2019年第5期。

总之，促进科学技术的先进成果与社会主义大生产相结合，尤其通过发挥广大劳动人民的技术专长，发动群众运动的政治力量和社会效应，探索并践行一条社会主义技术发展的“人民之路”，是维护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必然选择。

(二)技术变革与生产关系变革的协同演进

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突显了技术变革与生产关系变革的辩证关系，探索与践行了一条社会主义技术发展路径。毛泽东结合新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社会革命与经济革命要同时进行”的论断和规划。他认为社会主义改造不是现代经济的产物，而应是其发展的前提。1958年初，毛泽东提出“不断革命”论，号召进行一场“伟大的技术革命”，但这一号召是以“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已经完成或即将完成的社会主义革命为前提的。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生产实践中强调“技术革命”的同时，同样对创造共产主义社会组织初级形态的社会改造给予高度重视。在他看来，现代经济的发展始于夺取国家政权，继而是对生产关系进行改造，后者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15)[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杜蒲、李玉玲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67页。在此，技术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得以生动而充分地展现。

毛泽东的“技术革命”设想更强调技术发展过程中的生产组织状况，是对过去关于对应于物质生产力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有着被严格规定的社会政治发展阶段的观点的创新与推进。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客观上缺乏此前马克思为共产主义社会所规划的物质生产力前提条件，因此只能在努力实现共产主义最高目标的进程中通过快速改革社会生产关系，从中激发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无限创造力，以达到技术变革、生产率提高的经济发展目标。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将现代经济发展与社会主义改造相结合。简言之，技术变革与生产组织变革须协同演进、相互推动。

以农业领域为例，技术变革与生产组织变革体现为农业机械化与合作化。机械化与合作化并不是简单的先后次序，而是作为技术变革与生产组织变革的主要方式辩证统一于新中国的农业生产中。“合作社的发展为推广新的农业技术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而农业技术的改革又促进合作化的发展，并为合作社的巩固提高创造下有利条件。”(16)《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251页。新式农机具需要在土地连片与统一经营的条件下才能充分发挥作用，这进一步推动了以瓦解私有制为目标的社会关系改革，加速互助合作运动向农业生产合作社方向发展，进而迈向集体化的深度和广度。

1954年，《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全国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的报告》指出：“预计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发展的大体步骤将是：第一步，先于一九五七年前后基本上完成初级的合作化，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间再先后转入高级合作化；在这时期内只实施初步的技术改良和部分的机械耕作。第二步，约在第三、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将依靠发展起来的工业装备农业，实现大规模的农业机械化。”(17)同上，第260页。1955年，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对二者的发展阶段及其相互关系给出更详细的阐述：“在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农村中的改革将还是以社会改革为主，技术改革为辅，大型的农业机器必定有所增加，但还是不很多。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农村的改革将是社会改革和技术改革同时并进，大型农业机器的使用将逐年增多，而社会改革则将在一九六〇年以后，逐步地分批分期地由半社会主义发展到全社会主义。”(18)《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38页。可见，在生产组织变革基本完成之后，技术变革成为生产发展的长期要求，是推动社会关系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技术条件和重要保障。

由此可知，在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思想的指导下，毛泽东始终将现代科学技术视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关键动因，将科技发展摆上了党和国家的工作日程。在新中国的生产实践中，毛泽东在强调“技术革命”的同时，同样强调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组织变革，如在农业领域便鲜明地呈现为“机械化与合作化协同演进”的社会主义技术发展路径。从而，我们不仅能够清晰地看到技术变革对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变革的推动作用，也能看到生产组织变革对技术革新和推广及其效用的深刻影响。

三、“异化”或“赋能”：技术主体维度的变革

从社会制度、生产关系维度到社会个体，讨论技术与其发明创造者或直接使用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是对技术哲学内涵的深入探究。纵观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生与变革历程，其与工人、农民等劳动者之间的关系逐渐对立，形成“技术异化”的现象，究其根源，是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作用。反之，可由此思考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技术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新中国的技术发展历程中，由于群众路线的贯彻、人民主体地位的强调，一条技术发展的“人民之路”得以建构和推广，其实践效应展现出与“技术异化”相对立的另一方向——“技术赋能”。

(一)“人民之路”：社会主义技术路径的主体转向

技术主体源自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人民群众，但随生产力的发展而改变。16世纪之前，绝大多数新技术的发明与变革都是由直接从事生产实践的劳动人民实现的，技术发明主要来源于实践经验，那些掌握知识但与劳动实践相脱离的学者和统治者较少参与到技术发明与变革之中。直到18世纪中期，科学知识与生产劳动实现了结合，推动了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工业革命之后到19世纪中期，随着科学知识的普及，其与实践经验的结合程度更为紧密，涉及范围更广，使技术变革的频率大幅提高，新技术发明不断涌现，但在这个时期，直接参与生产过程的工人仍是技术发明与变革的主体力量。

在近代科学发展的进程中，掌握知识的专业技术人才应运而生，逐渐成为承担发明创造使命的中坚力量，因而技术主体由工人转向了现代技术人才。不仅如此，技术变革是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新技术、新机器成为资本家降低生产成本、抵制或预防工人罢工的有力武器，资本家是“为了抵制罢工等等和抵制提高工资的要求而发明和应用机器”(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300页。。在此趋势下，专业技术人员逐渐成为处于技术知识与劳动实践之间的中间阶层，并在资本化的趋势下，与工人、农民等普通劳动群众相对立，技术发明与变革的门槛逐步提高。因此，普通工人、农民若没有受过足够的知识教育，就难以再在技术领域实现突破和创新，只能限于社会生产的底层，沦为与机器抗争、被机器取代的简易劳动力。他们虽身处在新技术应用的生产一线，却早已失去技术发明的主体地位。

在新中国“前三十年”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技术变革却在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和现实国情等综合因素作用下呈现出不一样的主体定位与发展路径。斯迈思曾提出一个观点，认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强加给中国为期20年的技术商品禁运手段，对中国技术发展来说可能是帮了一个大忙，因为禁运似乎构筑起一个严密的文化屏障，使中国免受美国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影响。而之后的苏联技术援助的取消也起到类似的作用，使新中国不得不依靠于以独立自主为原则的技术发展道路。(20)达拉斯·斯迈思：《自行车之后是什么？——技术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属性》，《开放时代》2014年第4期。毛泽东在1956年就提出警告，切忌照抄和机械搬运外国的东西，强调不能过分依赖苏联的技术。这不仅仅是因为苏联提供的许多技术都不适用于新中国的现实生产，尤其不适用于中国农村多元复杂的生产实践，还因为新中国在经济上对苏联的依赖可能隐含着政治上的依附，而且这种依赖会严重压制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在毛泽东看来，新中国的经济发展、技术进步需要的是尽可能释放普通民众的生产潜力，需要彻底的民族独立和自力更生的奋斗精神。因此，在这种地缘政治环境和自主发展需求之下，新中国“前三十年”以广大基层群众为技术主体，走出了一条具有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技术发展道路，这是民族自尊心与经济发展双重需求相结合的历史必然。

(二)基于人民主体的“技术赋能”

在不同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下，技术变革对工人、农民等劳动力所产生的作用是相异的——对立的“异化”或是相辅相成的“赋能”，这都是技术应用的意识形态特征在劳动者个体维度的呈现。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应用与发展技术的目的、过程的分析出发，深刻揭示了技术异化本质上即是资本与工人的对立。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生产过程的智力同体力劳动相分离，智力转化为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是在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中完成的。变得空虚了的单个机器工人的局部技巧，在科学面前，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在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面前，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属品而消失了；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21)[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487页。。所以，工人普遍反对采用机器的态度，甚至对机器的破坏行为，完全可以理解为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所发展起来的劳动条件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宣战，即对资产阶级进一步压迫的反抗。对此，马克思曾明确指出，“这些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22)同上，第508页。。

基于对技术异化本质的认识，可以进而思考和探讨技术在不同生产关系下对劳动者产生的不同作用效应。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工人、农民等广大劳动群众是技术变革的主体力量，也拥有社会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因而新技术发展所产生的生产力便可以服务于劳动者，其不仅能够减轻劳动负担，还能使普通劳动者在技术发明、变革和应用推广的过程中实现自身劳动技能的提升，这一点与共产主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是高度契合的。相较于“技术异化”，笔者将这种技术对劳动者产生的作用称为“技术赋能”。

自50年代初始，党中央与地方各级文件中均强调了群众经验在新中国技术革命领域的核心地位。中国共产党充分意识到，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一方面要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要在技术发展过程中充分贯彻“群众路线”，不能让技术应用与劳动群众脱轨，否则便偏离了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与发展宗旨，强调要以“群众路线”制衡“唯技术主义”。(23)李哲：《伦理世界的技术魅影——以〈创业史〉中的“农技员”形象为中心》，《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实际上，在新中国技术发展进程中，群众路线不仅是“制衡”，更重要的是其贯穿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现代化发展过程的始终，起到根本性的主体作用。以农业技术领域为例，党中央在关于农业现代化的指示中曾多次强调农业技术要与群众经验相结合，提出“要坚持科学技术人员和工人、贫下中农相结合，坚持科研、制造、使用相结合，坚持为农业生产服务。要深入社队，边劳动，边研究，总结和推广先进技术，积极开展群众性的农机具改革和科研工作”(24)《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912页。，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充分强调了技术主体的地位和作用，即通过广大农民群众的创造性、积极性以实现农业技术的现代化与大众化。

1950年7月，《华北局关于农村生产情况与劳动互助问题向毛主席的报告》提出，干部必须要学会技术，要到群众中吸取经验、讲解传授，强调农民群众的生产经验以及对新技术的使用反馈，提出要在技术推广的工作中密切干群关系。(25)《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册，第16页。1956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领导和组织建设的指示》提出了对农业科学技术指导站的工作要求，“既要把外来的先进经验介绍到群众中去，又要用先进的农业科学，把农民群众，特别是老农老圃的增产经验加以总结”(26)同上，第611页。。只有把农民群众的生产经验置于技术改革工作的首位，才能避免错误，实现增产的目标。1958年，毛泽东在题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批语(27)逄先知、冯蕙主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352页。中更是直接强调“底层”农民群众的生产智慧与实践经验在新中国技术改革与社会建设过程中的首要作用，点明了新中国社会主义技术发展路径中的群众主体及其核心地位。

由此，对普通劳动群众主体性的强调便成为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进程中特有的政治景象。20世纪50年代，在“文化诉苦”和“识字运动”之后，工人阶级由此被唤醒作为领导阶级的“主人”意识，实现了文化“翻身”和政治“翻身”，这一时期的工人并不是单纯的现代性意义上的“生产力”，而是具有“自觉”意识的主体，文化运动既内含工人实际的利益诉求，同时也是国家重要的政治行为。(28)蔡翔：《“技术革新”与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叙事》，《热风学术》第2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7-175页。可以说，工人积极从事技术发明与革新工作，努力实现“技术翻身”的过程不仅是自身对国家政治、经济行为的认同，更是一种“尊严政治”(29)王洪喆：《从“赤脚电工”到“电子包公”：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技术与劳动政治》，《开放时代》2015年第3期。。通过大规模群众运动组织起来的科学技术创新和普及，即“群众科学”，不仅有利于提升科学技术工作者的政治认同，还有利于保证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属性。(30)易莲媛：《“群众科学”与新中国技术政治研究述评》，《开放时代》2019年第5期。这在1960年鞍钢宪法的“三结合”(技术发明与革新实行工人群众、专业技术人员与领导干部相结合)原则中得到更进一步的体现。综上可见，不论是农业还是工业生产领域，通过劳动人民的知识化，塑造并强调其主体地位，使其摆脱技术异化的命运，以此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脑体劳动差别，这便是独具新中国特色的技术变革与发展路径。

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几乎不存在异议，但在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怎样掌握科学技术和由谁掌握科学技术这一问题则更为重要。在那个历史阶段，新中国的技术变革必须以自力更生为根本原则，努力形成有助于发挥群众创造性、积极性的生产氛围和制度环境，还要强调“土洋结合”、因地制宜发展方式的重要性。从1958年的群众性农具改良运动，到1960年“鞍钢宪法”的“三结合”，便是对“由谁掌握科学技术”这一关键问题的明确回答。至此，广大劳动群众作为新中国技术主体的地位得以确立，新中国技术发展的“人民之路”得以清晰展现。

四、结 论

考察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进程，关于其主体力量的定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关键问题。技术主体的定位、转变和作用不仅展现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历史进路，更揭示了深层次的生产关系及其社会分工状态。如上文所述，在科学技术专业化、资本化的发展趋势下，技能、知识与生产劳动逐步分离，劳心者与劳力者相对立，专业技术人才取代工人、农民等劳动群众成为技术发明与变革的主体力量。

但在20世纪50-60年代的新中国，技术变革主体的定位却呈现出不一样的发展面向。毛泽东提出，产业革命阶段中实现技术革新的发明家大多是社会地位较低、学问较少甚至被人看不起的那些人，即主要是从事生产实践的劳动人民而不是技术专家。他认为，强调知识与劳动相结合，不仅可以促进技术发明与变革，还可以杜绝官僚主义和技术垄断，有利于坚定社会主义的政治理念和道路自信。因此，工人、农民等劳动人民的阶级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强调，他们不再是被异化的劳动机器，而是作为“又红又专”的技术主体，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50年代末60年代初“鞍钢宪法”提出的由工人、技术专家和党委领导组成的“三结合”技术变革形式，以及群众性农具改良运动的大力推广，充分说明了工农业生产领域对群众科学的重视与强调。将劳动人民定位为技术变革的主体，事关社会主义的政治信念与发展路线。

总之，相较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技术发明与变革的专业化、资本化走向，在新中国技术发展道路下呈现出的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科学技术大众化的前进态势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思想的指向。在马克思所设想的“劳动共和国”里，工人、农民等劳动人民不再是被异化的劳动机器，而是掌握科学技术并能用科学技术武装自身，使科学技术为自身利益服务的主体力量。从技术发展史的角度看，这种设想曾在苏联有过一定程度的实现，并在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技术实践中得到了深化和拓展。在大力培养专业技术人才的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进程中，新中国“前三十年”对普通工人、农民在技术变革领域主体地位的强调似乎呈现出一种“逆现代”的特征。要客观评价这一逻辑思路和发展方式，可能需要回到特定的历史场域之中，结合不同意识形态下的社会制度与生产方式，重新审视劳动人民在技术领域的主体地位及其历史意义，但不可否认的是，新中国技术发展的“人民之路”充分践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思想，为探索社会主义技术发展路径作出了努力，也为今天的技术发展提供了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