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东晖

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提出并阐述了“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等推进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为新时代继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根本遵循。(1)《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取得更为丰硕的理论创新成果》，《人民日报》2023年7月2日。“两个结合”的重要思想深刻阐明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锚定了新方位，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理论。通过梳理分析“两个结合”的历史发展脉络，探究其中的理论问题，对于把握“两个结合”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新方位，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第一个结合”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涵和判准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史，同时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党的百年奋斗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同时也凝结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理论当中。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方针，是毛泽东在1938年“决定中国命运”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正式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2)毛泽东：《论新阶段》，《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51页。该书收录的文献与《毛泽东选集》第2版中的内容或有差异。另外，下引该书各册出版信息均相同，不再一一注明。这个命题的提出及其解答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既涉及如何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将其应用于指导革命实践的问题，也涉及当时新启蒙运动、延安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甚至涉及中西文化论争和中国本位文化论争，也和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及共产国际在当时的关系密切相关。1943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3)《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0册，第318-319页。当然，“结合”并不直接意味着“(中国)化”。列宁主义也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特征，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明确表达了这一思想(毛泽东于1932年首次读到此书，深受其影响)。不过，我们似乎看不到关于马克思主义俄国化、苏维埃化的类似表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列宁主义的权威地位和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特点所决定的。

由此可见，中共中央在延安时期复杂的历史语境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第一个结合”的思想，我们可以从中解读出六个方面的意蕴。一是“化中国”，即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地位。任弼时在评价毛泽东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时说：“他使理论与实践统一，学习与工作一致。他使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同时使群众的斗争脱离盲目性、自发性，成为自觉的运动。”(4)《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0册，第361页。二是“中国化”，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应用于中国具体实际，强化理论武装，解决中国问题，既反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又为理论创新、实践创新留下充分的探索空间，可以说这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广泛的共识，可以认为是“第一个结合”的基本涵义。三是科学理论与革命实践的必然结合。艾思奇在批判国民党御用哲学家叶青时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中国化，是由于中国自己本身早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实际运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在中国自己的社会经济发展中有它的基础，是在自己内部有着根源，决不是如一般的表面观察，说这是纯粹外来的。”(5)艾思奇：《论中国的特殊性》，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中册，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第653页。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科学理论与革命实践的必然结合的结果，正如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结果，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一样。(6)《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0册，第317-319页。四是“大众化”，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民族化，形成使“中国人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五是“文化立场”，明确中国共产党人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是中华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指导全国抗战，同时与国民党争夺中国文化领导权。六是“独立自主”，在与共产国际和苏共的关系上，中国共产党坚持一定程度的独立自主，以我为主处理抗战时期国、共、苏、日的复杂关系。特别是皖南事变之后，各方态度和处理方式深深刺激了毛泽东，他在1941年延安整风初期，多次发表文章反对那种脱离中国革命实际，“仅仅根据一知半解，根据想当然，就在那里发号施令”，指导革命，而且“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的态度和作风。(7)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第297页。这样的态度和作风不仅背离了实事求是，也背离了独立自主。

因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思想在最初提出来的时候，就不仅包含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本观点，而且包含如何对待文化传统、如何建立新文化的思考。在这个意义上，“两个结合”的思想萌芽已经蕴含在其中了。当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第一次飞跃，重点还是在“中国化”方面，在“第一个结合”上，同时又将“结合”提升到哲学和政治层面，为“中国化”和“第一个结合”确立了道路自信，明确了基本判准。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结合的结果一要形成“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例如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这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8)刘少奇：《论党》，《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第391页。。二要确立结合的时期、阶段和历史方位。以毛泽东思想为例，就是“第一次结合”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二次结合”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三要明确结合的问题导向和目标设定，确立以解决实际问题为中心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为例，就是要研究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如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并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艰辛探索。在此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进程中，无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体现出这三个基本判准。(9)不过，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会发现，1949年之后五十年左右，由于各种复杂原因，在中国共产党公开的正式文件里，一般不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表述，只提“结合”。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49-1966)》中，只有1961年底中共中央批转的西北局《西北地区第一次民族工作会议纪要》提到过“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也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参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842页。下引该书各册出版信息均相同，不再一一注明。)

2001年，江泽民在建党八十周年讲话以及中共十五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中，又一次正式使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表述。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总结并结合国际共运史和东西方意识形态斗争的变化来看，在21世纪初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将中国具体实际与时代特征并举，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并列，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实践创新的不断升华、理论创新的不断飞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两个结合”是对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等各个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的继承、发展和创新。

二、“结合”概念的语义学分析

“结合”作为日常语词，会让我们直观感受到其往往是在不同意义上使用的；“第一个结合”和“第二个结合”在语义和用法上有时也有一定差异。这是因为日常意义的“结合”，在结合对象上，同类型、同时代的居多，例如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等；但有时也是跨时代、跨文化的，需要辩证理解的，最典型的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在结合方式上，一类是应用的，如按照文件精神，结合实际来落实；另一类是强调联系、关联，如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相结合。在结合关系上，双方有时是平等的，有时是一方主导另一方，有时是相互作用、相互推进的。正是由于“结合”一词的复杂性，有时候也用更哲学化的“统一”来表述。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两个结合”被赋予了哲学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全新意蕴，因此分析其涵义和用法的特点，研究其理解方式，是一项重要工作。

具体地说，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而言，大概有四种理解“结合”的角度。

一是普遍特殊视角，即把前者作为普遍性，后者作为特殊性，从普遍与特殊的关系去理解，甚至可以进一步将这种结合理解为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个体性或单一性，类似于黑格尔所说的概念与定在相结合的现实性。这种理解方式有利有弊，其弊端在于容易流于机械论，没有强调特殊(具体实际)的不可重复性，需要实践观点来矫正。特殊普遍论的另一种理解方式是将其理解为理论联系实际、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具体形式，这是一种比较简单化的理解，这里不再赘述。

二是应用指导视角，即以前者指导后者，将前者应用于后者，并在应用中总结经验，丰富发展前者，推动后者前进。这是最广泛的理解方式。我们在前面引用的、毛泽东提出的“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就是最鲜明的论断。毛泽东和习近平都曾使用“有的放矢”的比喻来形容二者的关系。更早期的党的领导人如瞿秋白也强调自己所做的是“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取得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用革命理论于革命实践上的成绩”。(10)《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15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同样重视这种应用论，强调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即遵循前者而根据后者的具体情况灵活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多次指出，他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对他们理论中一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现存历史条件为转移”。列宁也指出，马克思的理论“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11)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几点学习体会和认识》，《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42页。。卢卡奇评论道：“列宁用以阐述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全部社会主义问题……的现实主义，因而不过是把马克思主义、把历史辩证法思想一贯地应用到从此以后已成为话题的社会主义诸问题上面而已……所谓列宁主义的传统，不过是不失真地和灵活地保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活跃、生长及创造的功能。”(12)[匈]卢卡奇：《列宁——关于列宁思想统一性的研究》，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第90、104页。

生物炭的施加可以影响土壤水分特征曲线，不同水吸力下，不同比例生物炭的作用效果不同。吸力值<600 cm时，施加2%和8%的生物炭可以减小土壤容重，增加土壤总孔隙度，显著提高土壤的体积含水率和持水能力；吸力值>600 cm时，施加2%和6%的生物炭可以显著提高土壤持水能力。

三是内容形式视角。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强调，“把国际主义的内容与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干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13)毛泽东：《论新阶段》，《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第651页。。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观点，在论述组织工作中国化时强调，“我们要的是国际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14)《张闻天文集》第2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第453页。

四是体用一源视角。“体”“用”是中国哲学的独特概念，因其嵌入中西文化解释框架而毁誉不一。体用一源是程颐易学的观点：“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易传序》)朱熹理解为：“体用一源者，自理而观，则理为体，象为用，而理中有象，是一源也。显微无间者，自象而观，则象为显，理为微，而象中有理，是无间也。”(《朱文公文集·答何叔京》)“即体而用在其中”，理中有象；“即显而微不能外”，象中有理。这种理解方式近似于前两种方式的中国哲学式的结合，意在体现理论与实际的相互渗透，理解角度的灵活转换。

这四种理解角度都有其适用的方面，但与我们前面提出的三项判准即创新理论、历史时期和问题导向相对照，必须予以综合才能完整准确、与时俱进地把握“结合”的丰富内涵。我们可以将这种全面综合的把握概括为“守正创新论”，即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的，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以满腔热忱对待一切新生事物，不断拓展认识的广度和深度，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从另一个角度说，正如卢卡奇对列宁主义的评价：“展现了迄今前所未有的具体、非公式化、非机械化、纯粹以实践为方向的思想的程度。”(15)[匈]卢卡奇：《列宁——关于列宁思想统一性的研究》，第104页。

三、“第二个结合”的历史演进特征

“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与“第一个结合”在语义上和逻辑上有所不同。中国具体实际包含了特定时代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包括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在内的全部具体内容，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各个历史时期的智慧结晶和文化精华，也侧重于上层建筑特别是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富有生命力的内容，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方法一样都侧重于思想、观念和理论形态。因此，“第一个结合”的特点是具有时代上的同时性、文化上的跨文化性，“第二个结合”的特点是跨时代和跨文化的双重性。于是，“第二个结合”就存在四个方面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一是在不断深化拓展“第一个结合”的基础上，如何深刻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要素，把握中华文明的历史特质和文化本体；二是不同经济关系、社会基础、历史时期所形成的理论和文化形态，如何具体有效地结合；三是如何在“结合”中既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领导权，又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理论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如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活为党的创新理论之“根”；四是现代性的马克思主义与前现代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如何通过彼此契合而有机结合，通过互相成就而综合创新，通过互为基础而融合无间，从而建立中华文明的文化自主性，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对于如何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历史演进来看，大体上可以说经历了从文化层面的遗产继承论到思想层面的贯通结合论的过程，其间又经历了若干不同的阶段。

遗产继承论正式提出的标志，仍然可以认为是毛泽东的《论新阶段》：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以总结，我们要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承继遗产，转过来就变为方法，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着重要的帮助的。(16)毛泽东：《论新阶段》，《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第651页。

遗产继承论包含两种路向，一是精华糟粕论，二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精华糟粕论是要首先甄别历史文化遗产，这是继承的前提：如何区分精华糟粕乃是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了六个“有利于”的标准：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有利于国际团结。“这六条政治标准对于任何科学艺术的活动也都是适用的。”(19)《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第268、92页。就推陈出新而言，这是继承的方向，即古为今用，创造新文化。这一点可以说是五四时期以来重估古代历史文化遗产的批判精神的延续，也是“整理国故”、批判继承的体现。这就是说，一方面要尊重历史和前人，但另一方面因为哲学观和历史观的不同，更要鼓励跳出前人窠臼的创新意识，倡导高度的革命性和高度的科学性的统一，即便是传统文化的精华也要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才能成为科学的东西。(20)周扬：“只有经过科学的分析判断，才能从历史遗产中分辨岀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以便于我们去存取舍。遗产中的精华，也只有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才能成为科学的东西。”(周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7册，第360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态度逐渐以继承、保持、运用、发展和弘扬为主题。江泽民指出：历史遗产中，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不能不加鉴别地统统继承下来；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和发展民族文化的精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21)江泽民：《论加强和改进学习》，《江泽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02页。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22)《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第448页。

党的十八大以来，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文化建设的主旋律。(23)《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5-26页。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论述中，极为充分地强调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一方面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源泉，另一方面要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24)《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29页。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指导思想层面、世界观方法论的哲学层面，更加突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性地位、本源性价值。具体而言，是用以高度契合性、贯通性、融通性为特征的结合论来建构，更加强调在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论层面上的一致性和会通性，为更高、更深层次的结合奠定基础。就高度契合性而言，其定位强调的是在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论层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最具生命力和代表性的观念、最具特色的思想，经过适当形式的转化、发展和创新，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和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观具有高度的符合性和内在的一致性，用中国哲学的术语而言可谓百虑一致、殊途同归，为疏解跨文化的差异性提供了解决方案。就贯通性和融通性而言，通过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为整合跨时代的差异性提供了解决思路。从中华文化立场看，贯通融通观体现了中国哲学会通观的进取心主动性。《周易·系辞传》的“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成其典礼”，就是在强调变化之道和应变之理。有变动则有新的会和、通变，成就新的典章制度。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实践观和价值论的层面上，贯通融通观也体现了在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中的历史主动精神和历史自信，在实践中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在共同价值的会通构建中实现国家能力层面的价值整合、多元社会层面的价值认同和行动者层面的价值共识。

在2023年6月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深刻阐发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及其共同塑造出的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进一步明确了“第二个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其结果是互相成就，并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了道路根基，打开了创新空间，巩固了文化主体性。(25)《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民日报》2023年6月3日 。

总之，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背景下，需要站稳中华文化立场，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领导权。在契合论和贯通论的基础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理论在若干核心理念上建立起同归一致的联系，实现思想和理论的深度会通、价值与文化的深度融会，为指导思想与文化传统、中国化与时代化的深度结合开辟了创造性的新路，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系列重大实践和理论突破提供了哲学支撑，最终为一种守正创新、综合贯通的大哲学观、大历史观和大文明观奠定了基础。因此，“第二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新高度，表明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新高度，表明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新高度。

四、深刻把握“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

“两个结合”思想提出之后，其间的关系成为需要深入阐释的理论问题。当然，此前已有学者涉及类似问题，例如许全兴教授指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解往往忽视了“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相结合”的重要内涵。(26)许全兴：《马克思主义哲学自我革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97页。这一看法有一定道理，因为我们从毛泽东《论新阶段》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著名论述中就能够体会到“第一个结合”的丰富内涵、深邃思考，乃至“两个结合”的初始形态。

不过，如果把“两个结合”合并为“一个结合”，则未免求之过深。从“第一个结合”的历史演变来看，“中国具体实际”往往不被理解为包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并没有将历史性维度纳入其中，而是侧重于强调当下时代的国情(27)毛泽东：“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33页。)，如“一穷二白”“一张白纸”，如人口多、底子薄，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等。进一步说，不存在所谓“具体实际”与“历史实际”之分，“第二个结合”不是马克思主义与全部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精华与糟粕的基本分野仍然是存在的，问题在于如何历史地、辩证地理解传统文化，如何创造性地古为今用又扎根传统。因此，在“两个结合”中将“第二个结合”单独提出，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历史向度、文化模因和精神底蕴，更能够凸显其重要性、基础性。当然，正如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调整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表述，更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一样，“两个结合”实际上是各有侧重、各有所向，但又相互支撑、共同推进。

更重要的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的，“两个结合”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而“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中国共产党每一次重大理论创新，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结晶；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就在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因此，每一次思想解放，都是在理论的守正创新和实践的与时俱进中取得的新的理论成果和新的实践经验。

概括地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第一次飞跃是从单一的革命模式中解放出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改革开放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是从单一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中解放出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格局下，从单一的现代化模式和人类文明未来形态的单一模式中解放出来，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提出了“两个结合”的重要思想，踏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征程。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飞跃既是“两个结合”的伟大成就，也是“两个结合”逐渐深化、逐渐凸显的结果。

因此，历史地看，理论创新和思想解放既是一体两面，也是一体两翼的。理论创新总是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统一，思想解放总是守正创新和与时俱进的结合。当然，每一次理论创新都面对不同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每一次思想解放也都针对特定的理论局限和实践难题。“第二个结合”所推进的思想解放和推动的实践创新，将是最广阔、最深远、最根本的守正创新。从理论上说，“两个结合”为我们更加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辩证关系提供了根本指南。我们既要在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脉络中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思想来源，更要坚持以我为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以中解马”，“以中立马”；既要实现在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基础上的思想文化和知识体系的自主构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也要在“人类知识的总和”中汲取优秀思想文化资源来创新和发展党的理论，形成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理论大格局大气象。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28)《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取得更为丰硕的理论创新成果》，《人民日报》2023年7月2日。因此，“两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与中国现实和中国传统、“古今”的历史性向度和“中外”的文化地域性向度统一起来，不仅有利于我们在全球化时代和多极化世界中把握自身的实践定位、文化本位和历史方位，而且为新时代的理论创造和实践突破提供了更充分的思想资源，构建起更开阔的历史时空。

五、“两个结合”开辟了新境界，锚定了新方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今天所确定的历史方位，就是中国化时代化的当代马克思主义；“两个结合”所阐发的哲学要义，就是明确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品格与文化价值底蕴的统一。因此，“两个结合”构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坐标系，交织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经纬线，其理论视野、价值构建、实践导向彰显了综合创新、胸怀天下的历史方位。

“两个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视野更加宏大。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始终着眼于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亘古亘今的中华文明，始终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必须确立更加宏大的哲学观、历史观、文明观。在这一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理论视野下，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与创新成就，中国具体实际的中国特色，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底色的文明史观，不仅充分吸收了以马克思主义经典形态为代表的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而且全面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建构，凝练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和个性特色，极大提升了中华文化、中华文明和华夏传统的基础性地位和历史性作用。因此，这四个方面思想资源和现实基础的综合创新，共同推进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共同发展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创立了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两个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价值根基更加厚重。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大变局对于中国而言，当与清末民初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合观。在一百多年前“亡天下”的大变局之下，君主权威的绝对性地位和价值象征崩解，伦理纲常的规范性体系坍塌，取而代之的则是民主价值观、民族国家观、科学世界观、历史演进观和文明形态观等一系列新观念和新视角。这些新思想的迅速引进与吸收、新方法的多维构建与论争，体现为精神觉醒、思想启蒙、文化复兴和民族性重建乃至社会革命等多维度的救亡图存斗争。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结晶毛泽东思想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并在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不断实现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总结。在当今世界意识形态、价值观、软实力成为重要竞争力的时代，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让党的创新理论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和根基上丰富发展，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自觉、文化自觉乃至身份认同极为关键。黑格尔曾说：“个人和民族如果没有达到这种对自己的纯思维和纯认识，就未具有人格。”(29)[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 、 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52页。同样，不断建构自身的文化身份，明确自己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文化定位，对于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必不可少的前提。因此，“两个结合”既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特征，也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文化根脉，其价值根基更加厚重博大。

“两个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导向更加主动。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也是认识真理的根本途径，同时也是实现价值、确立规范的基本方式。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就“第一个结合”而言，其实践主动性体现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着眼解决实际问题，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指导中国实践。就“第二个结合”而言，其实践主动性体现在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

“两个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方位更加清晰。我们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的路标，显示着我们基本的历史方位。我们在现代化道路上的改革创新、文明形态上的推陈出新、价值构建上的守正创新，可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新旧、古今之辩为“两个结合”提供了历史语境。因此，“两个结合”不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方法论的立足点，为坚持人民至上、自信自立、守正创新、问题导向、系统观念和胸怀天下的“活的灵魂”奠定了本体论基础，确立了方向。在价值论层面则有力克服了“古-今”历史分野与“中-西”文化分立，突破了中西文化与价值的体用之争，彰显了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在当代中国形成富于民族性和时代性、体现先进性和共通性的价值观体系，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飞跃，为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增强了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了新境界，确立了新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