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栋，李晓楠

（1.中北大学 体育学院，山西 太原 030051；2.福建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0；3.山西大学 体育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核心要素，同时也是实现社区公共服务有效运转的基础手段。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应以基层社区治理为切入点，构建“一核引领、多元协同”治理结构，其中“多元”是指发挥包括政府、社会组织和城市居民等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作用，社会组织是其中重要的治理主体之一[1]。在多元协同治理的基本思路下，无论是在学术研究层面还是在社会实践层面，如何实现社会组织在社区体育治理中的有效参与成为一个重要议题。

从现有研究文献看，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是多元化的，项目制模式、精细化治理、嵌入式治理是学者们在这一研究议题上的有效尝试。项目制模式认为，社会组织应依托具体的社区公共服务项目来实质性地参与社区治理[2]；精细化治理强调社会组织所承接的社区服务能够与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实现精准对接[3]；嵌入式治理则从社会组织与政府、社区街道、社区居民之间的相互关系角度出发，为社会组织进入社区治理实践提供参考[4]。从更加微观的角度看，大数据信息平台[5]、法治建设[6]、党建引领[7]、“三社联动”[8]等方法的提出也是实现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有效尝试。综上，社会组织如何实质性地参与社区治理，而非“悬浮”于社区之上已经成为了一个热点议题。

在众多视角中，嵌入式理论是学者在分析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时的一个重要视角。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最大困境在于如何能够更好地处理治理过程中的“政社关系”和“社民关系”，因此，嵌入式理论在分析过程中所强调的“嵌入关系”更加符合目前我国社区治理的实际问题。在嵌入式理论的研究视域中，政府是社区公共服务的实际购买方，而社会组织是社区公共服务的承接方，因此，在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整个过程中就形成了购买方（政府）与承接方（社会组织）、承接方（社会组织）与享受方（社区居民）2 种嵌入关系[9]。实现有效的嵌入关系是嵌入式治理的前提，这就意味着社会组织需要以一种理想的嵌入方式进入社区治理体系，这也是社会组织谋求自我发展空间、获得政府认可的普遍做法[10-12]。随着国家创新治理的不断深入以及社会组织力量的不断壮大，社会组织在参与社区治理过程中应由被动嵌入转为主动嵌入[13]，从而能够以一种更为积极的态度应对这种“体制嵌入”，这种嵌入机制的变化关键在于构建一种理想的嵌入关系[14]。

一方面，理想的嵌入关系来自政府和社会组织，政府通过政策和资金扶持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创造更大的空间，而社会组织适当地依附于政府来谋求更多的资源；另一方面，理想的嵌入关系来自社会组织与街道、物业和社区居民，这是实现社区治理服务供需平衡的关键[15]。实现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有效嵌入，构建一种理想的双向嵌入关系是前提性要素，但从现有研究来看，学者虽然针对嵌入关系的构建提出了一些建议，但基本上集中于分析政府、社会组织、街道、社区居民等多方主体如何有效践行自己的责任，以及如何通过有效的行动体现嵌入效果。综合来看，其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前提性条件，即多方治理主体在何种条件下才能履行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在历史的宏观视野中存在与3 种社会治理模式相对应的3 种政府信任关系（习俗型、契约型和合作型）。张康之指出，农业社会治理对应的信任关系是习俗型信任，工业社会治理对应的是契约型信任，而后工业社会治理对应了合作型信任[16]。在现代社会，社会治理本身是一种公共权力的运行，涉及多重契约关系，契约治理也应该成为现代社会治理体系创新的着力点。但是在中国民间社会，契约更多地是一种社会自发形成的民间法习惯，其并不等同于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契约，因此，中国民间社会是缺乏工业社会治理的契约传统的。在这种情况下，落实和推进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就需要以社会信任为必要前提之一，社会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体现出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属性，是培育公民社会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基础，也是社会得以形成的前提[17]。中国社区治理的核心在于构建多元治理共同体，多方主体的介入需要以充分的信任作为相互之间沟通协作的心理基础，因此，信任关系就应成为分析社区治理问题的核心要素。

从社区治理实践的角度看，嵌入关系的构建来自一系列嵌入治理行为，而这种治理行为又需要必要的前提性条件才能够付诸实践，这种前提性条件即社会学意义上的信任关系。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模式中，由于现代工业社会的契约关系尚未形成，治理得以实施的重要保障就是基于习俗的信任关系。但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民间社会基于习俗形成的信任关系逐渐瓦解，现代工业社会的契约精神又尚未建立，这就极易导致信任价值的迷失，重塑良好的社会信任关系就成为中国社会治理的关键性要素。从社会学的意义来看，信任是维护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重要方式，良好的信任关系一方面能够体现社区体育治理多元主体之间在治理目标和治理意向上的认同，是多方实现“协同”的根本性保障；另一方面，良好的信任关系也是社区治理过程中社会组织与政府、街道、社区居民构建良好人际关系的前提性条件，在社区体育治理中信任关系是维护多方主体的核心“纽带”。从实践层面来看，在社会组织参与整个治理过程中，需要通过与政府构建信任关系来获得相应的治理资源，同时也需要与居民之间构建良好的信任关系从而为治理行为奠定良好的群众基础，这就意味着在社会组织嵌入式治理过程中，信任关系的构建决定了嵌入关系的构建。

笔者在对山西省T 市Q 社区进行实地调查后发现，R 体育协会通过一系列社区服务工作实践，与其他社区治理主体之间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合作关系，居民的认可程度也逐渐提高，社会组织与多方主体间形成了良好的信任关系，社区体育治理效率逐渐提升。尽管前人已经意识到良好的信任关系是社区居民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前提性条件，对于这种信任关系是基于何种要素或途径构建的却少有学者论述。为此，笔者以Q 社区和R 体育协会的微观实践为基础，探讨信任关系构建的途径，进而思考在我国其他社区体育治理实践中体育社会组织应如何对这种构建策略进行推广。这不仅是对Q 社区个案特殊之处所进行的深描，也是对经验事实进行外推的必要途径。因此，本文通过对Q 社区和R 体育协会的个案进行描述，分析体育社会组织嵌入社区体育治理的过程和特点，从构建信任关系的角度分析体育社会组织如何有效地嵌入社区体育治理，最终提炼出体育社会组织在社区体育治理中信任关系构建的路径，旨在为我国基层社区体育治理提供典型案例和理论参考。

1 案例描述与资料获取

1.1 R 体育协会简介

山西省T 市是我国中部地区的一个普通地级市，虽然相对于沿海发达省市而言在社会公共体育服务开展方面存在较大差距，但是随着全民健身工程的不断推进以及全国“二青会”的举办，大众体育参与意识不断提升，社区体育需求开始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R 体育协会成立于2017 年，短短几年间经历了一个较快的转型和发展过程。截至2021 年8 月，R 体育协会有专职工作人员21 人，其中，具有社会工作专业背景人员8 人，具有社会体育职业背景人员11 人，具有其他专业背景人员2 人。此外，R 体育协会还成立了由5 人组成的兼职专家团队。R 体育协会于2018 年开始承担所在X 区部分社区的孤寡老人扶助项目，项目内容包含社区内孤寡老人的体质健康监测与干预、文体活动组织、心理疏导等。在所有项目中，帮助孤寡老人进行基本的体育锻炼、组织孤寡老人的社区体育活动是其重要内容。2020 年后，R 体育协会的社区体育服务项目更加多元，陆续承办了暑期社区青少年体育培训、社区体育活动周、社区亲子体育比赛等项目。

作为“民办非企业团体+基金会”的混合体，R 体育协会在正式注册之后就无法享受政府的专项财政拨款，当然这也是组织领导的意愿之一。R 体育协会始终面向社会和市场筹集相应的运作资金，使得其在“国家-市场-社会”的环境中做出了有针对性和适应性的应对策略。从组织得以运作的核心问题—经费看，其主要来源于3 个方面：①基本的社区公共体育服务项目运作金；②协会负责人L 女士之前担任T 市某私营企业的管理人员，商业社会关系丰富，能够通过个人关系网络获取一定数额的企业赞助金；③R 体育协会在承接每个社区体育服务项目中都会设置专门的商业宣传渠道（现场条幅、赞助商宣传、微信公众号宣传等），因此能够获得一定数额的商业赞助金。上述3 种渠道保证了R 体育协会有充足的经费来维持整个组织的有效运转（近3 年经费收入明细见表1）。

表1 2019—2021 年R 体育协会社区经费收入明细Table 1 Details of community funding income of R Sports Association from 2019 to 2021万元

自2021 年5 月开始，笔者多次与协会负责人L 女士（43 岁，T 市本地人）进行深入访谈，同时对于R 体育协会的所有组织活动记录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研读。此外，笔者还以参与者的身份于2021 年7 月和2021 年8 月2 次全程参与了R 体育协会的组织活动，收集了丰富的田野调查材料。

1.2 Q 社区简介

T 市的Q 社区总面积为0.21 km²，辖区内居民住户为3 152 户，共计8 566 人。社区是在原有大型国家企业家属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共计有6 层以下住宅楼47 栋，开放式小区院落6 个。大多数住宅楼都是20 世纪90 年代左右修建的，是典型的厂矿老小区。由于缺乏有效的物业管理，社区在环境整治、道路修建、车位管理等方面都发生过多种矛盾，整体管理较为混乱。小区内中老年人较多，由于存在“业缘关系”，社区居民之间在人际关系方面相对较为亲密。社区内部中老年居民的群体性体育参与需求逐渐提升，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物业管理，社区体育开展情况很不理想，不同锻炼群体因为场地、人员、环境等因素而产生的纠纷时有发生，社区体育治理的效果多年来始终难以实现明显改观。

2 R 体育协会嵌入Q 社区体育治理的过程叙事

创新社会治理的核心要义就是实现治理重心的下移，让社区治理能够切实对接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实现社区服务供给的精准化。2019 年，在街道居委会的牵头下，Q 社区针对多个体育社会组织进行了综合考察，最后确定了R 体育协会作为其社区体育治理改革的重要合作伙伴。街道与R 体育协会签订了多项社区公共体育服务项目合同，社区群众服务专项经费为上述项目提供了8 万元的运作资金。根据所签订的合同，R 体育协会应承接的服务主要分为3 类（表2），同时合同要求R 体育协会派驻3 名以上的社区专业服务人员，提供每周不少于10 h 的社区体育指导和组织工作。从R 体育协会在Q 社区的治理过程来看，大致可以分为初级嵌入、深入发展、完全嵌入3 个阶段。

2.1 初级嵌入阶段：迎合型策略下的陌生场域嵌入

在进入Q 社区之前，R 体育协会对于社区的整体情况较为陌生，如何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融入社区，为后续的运作创造理想的信任关系和群众基础就成为核心问题。对此，R 体育协会将社区居民的实际体育需求和社区体育服务项目开展的现有条件作为进驻社区之后首先要了解的两个方面。Q 社区是传统的厂矿型小区，不同居民之间依托“业缘”和“地缘”因素构建起相对完整的信任关系，相互之间已经形成了稳定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态度，社区居民之间以及居民与街道、物业等机构之间已经构建起了相对稳定的信任关系。但是R 体育协会的工作人员大多为社区外人员，进入社区初期并未与当地居民构建起良好的信任关系，因此相关的社区体育需求信息也无法在R 体育协会进驻初期完全传达给体育社会组织。对此协会负责人L 女士也表示：“我们毕竟不是小区的居民，Q 社区的居民都是之前单位的老职工和职工家属，他们之间的信任比较强。但是他们对于我们的工作并不了解，社区居民同我们之间并没有形成信任关系，或多或少还心存芥蒂。”（20210601）

针对这种困境，R 体育协会认识到仅仅凭借自己的能力无法突破“传统人际网络”的壁垒，因此选择向社区和街道借力，依靠街道和社区在社区体育开展方面所具有的行政权威进一步参与社区体育治理。社区居民X 先生就指出：“社区和街道我们是相信的，他们是公家单位，他们介绍的人应该也不会有问题，反正我们认街道，出了问题他们担着！”（20210631）与此同时，R 体育协会还邀请一些社区中的老人代表、社区所在厂矿的原有领导等社区“能人”来为协会搭建良好的人际关系平台。在居委会和社区“能人”的引荐下，R 体育协会的工作人员能够以一种类似“官方”的身份进入社区，在取得社区居民初步认可的情况下相应地进行了一系列公益性社区体育服务运作（如为社区老年人提供体检服务，健康咨询上门服务，广场舞、健身操指导等），社区居民的警惕心理有所消除，双方的信任关系开始逐步构建。例如，R 体育协会每周三、周五19：00 举办的广场舞指导活动，邀请了市内一些知名的广场舞教练员进行现场指导，原本社区广场舞爱好者所面临的场地、音响问题等也均由体育协会工作人员一并解决。社区居民和协会工作人员在活动中相互交流，在体育锻炼需求满足的同时增加了对协会的了解，逐渐构建起信任关系，社区居民开始接纳体育社会组织的介入，R 体育协会也实现了初级嵌入。

2.2 深入发展阶段：多元化服务基础上的综合嵌入

从目前社会组织嵌入社区治理的研究来看，组织始终“悬浮”于社区之上是无法有效嵌入的主要瓶颈[18]。与其他社会组织一样，体育社会组织嵌入社区体育治理之后仍然无法摆脱原有“科层制”治理模式的束缚，过于依赖政府导致其所提供的服务与社区居民的实际体育需求之间存在脱节[19]。对此，R 体育协会适当调整了自身的嵌入策略，采取一种“点+面”的策略方式更好地实现社区体育治理嵌入。“点”即强调公共体育服务的精准性，既要实现项目运作的高质量，也要保证项目内容能够满足社区居民的体育需求；“面”即强调组织所提供的公共体育服务要尽可能地服务于全体社区人员，扩大社会影响力。随着嵌入的深入，R 体育协会在社区体育治理方法和策略方面也更加多元化，具体表现为以下3 个方面。

2.2.1 通过优质的社区公共体育服务满足居民体育需求

在R 体育协会的领导者看来，能否通过所运作的服务项目满足社区居民的体育参与需求是决定组织能否发展的根本要素。在进入社区之后，R 体育协会针对大多数居民的社区体育需求进行过多次走访和调研，体育场地器材、体育锻炼指导、社区体育赛事等都是社区居民目前较为迫切的体育需求，这实际上也为协会的后续嵌入提出了更大的挑战。L 女士指出：“现阶段城市居民的追求不再简单了，大家体育锻炼的兴趣高了，对于健康的重视程度高了，各种各样的社区体育需求都有所涉及，但是我们能力有限，条件有限，如何满足大家的需求的确是个大难题。”（20210652）面对如此多元化的社区居民体育需求，R 体育协会还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可能丰富自身的服务项目种类，在相关资源条件较为紧缺的情况下，以L 女士为核心的领导团队率先开展了一些规模较小、成本较低但类型丰富的项目（表3），在一定程度上先满足社区居民的部分体育需求，逐渐获得一些信任感和认可度。

表3 Q 社区体育服务项目类型Table 3 Types of Q Community sports service items

由表3 可知，在进入Q 社区的初级阶段，R 体育协会并没有因为自身经验或者经费问题的限制减少服务供给的种类，反而力所能及地提供了多种多样的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以尽可能地满足社区居民的体育需求。但也不难看出，无论是哪一种服务类型，其范围和运作成本都相对较小，这也是组织嵌入初期采用的必要措施，实现了对接社区居民情况下运作成本的缩减。R 体育协会负责财务的K 先生指出：“组织发展是需要以资金为先导的，我们进入Q 社区时并没有足够的项目运作资金，政府的购买金又相对较低，这就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在经费方面去‘打肿脸充胖子’，这对组织发展是非常不利的。但是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小成本的项目先运作起来，让居民们感受到我们的态度，先维护一个群众基础，这是组织发展的必要前提之一。”（20210505）

相对于初级嵌入阶段而言，这一阶段最大的特点就是项目内容和形式的进一步丰富，社区体育指导从广场舞拓展到太极拳、门球等项目，且不仅有动作指导，也开展了一些理论讲座。与此同时，对于社区体育活动的组织也不再局限于日常锻炼，R 体育协会连续举办了多次社区体育比赛，涉及广场舞、太极拳、象棋等项目，让更多的社区体育爱好者有了展示自己的舞台。无论是在社区体育活动指导还是社区体育赛事的举办中，R 体育协会都会邀请有专业指导技能和体育专业背景的人士参与，例如所有社区体育赛事裁判员均由当地高校体育专业学生担任，不仅丰富了社区体育活动，也提升了活动的专业化水准。通过提供不同类型的社区体育服务，社区居民开始对R 体育协会产生一定程度的认可和信任，社区体育也逐渐由松散的状态转向了集中和规范。

由此可见，在社区体育治理过程中，政府有效地引入第三方体育社会组织不仅提升了社区体育服务的专业性，同时也为社区体育服务注入了更多的人力资源[19]。原有的治理主体社区居委会往往因为一些其他的社区公共管理事务而无暇顾及社区体育，体育社会组织的嵌入让社区体育重新焕发出活力，在场地设施配置、比赛活动运作、宣传等方面不需要再由社区居委会和街道运作。总之，无论是从社区居委会的角度还是从社区居民的角度而言，其对于体育社会组织提供的服务均较为满意。

2.2.2 组建社区体育志愿者服务团队

相对于社区环境、社区医疗、社区卫生等其他类型的公共服务，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不仅需要专业化的人才，同时也需要大量的活动组织者和服务人员，但是R 体育协会作为成立时间较短的体育社会组织，在人员吸纳方面还没有发挥相应的效果，能够投身社区体育治理工作的实际人数较为有限。这就意味着在嵌入社区之后，R 体育协会在公共体育服务运作方面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瓶颈就是人员紧缺。从Q 社区原有的社区体育开展情况看，一些具有强烈体育爱好、乐于助人的社区“能人”承担过一些社区体育的志愿服务，但是这种服务相对较为松散，缺乏明确的制度和规范约束，对于社区体育治理的贡献十分有限，且这些“能人”大多为60 岁以上的退休人员，精力也十分有限，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社区体育治理效率的提升。之前经常从事社区健身广场舞指导的W 大姐就指出：“我是非常愿意帮助社区里的居民的，远亲不如近邻，我也不需要回报啥的，但是我确实有时候做不到每天都去指导，家里的事情忙得脱不开身，而且我也不清楚指导啥，反正我会什么我就教他们什么，他们也挺乐意学的！”（20210615）从W 大姐的访谈中可以看出，在什么时候教、教什么的问题上，W 大姐完全凭借自己的意愿来决定，整个活动十分松散、随机。

对此，R 体育协会在社区体育志愿者服务团体的建设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实践。①对社区体育方面的“能人”和“积极分子”进行整合，将原有松散自发的人员群体团队化和结构化。R 体育协会联系街道和社区物业人员通过社区居民微信群、社区公告栏发布社区体育“积极分子”招纳信息，将主动报名的社区居民以及居民推荐的“社区体育能人”进行汇总，而后通过一一上门邀请的方式将其中乐于参与社区体育活动的“能人”和“积极分子”整合组成了“夕阳红健康志愿服务队”，工作队成员本身就是社区居民，因此在信任关系构建方面具有“先天优势”，且这一组织完全是公益性质的，不会为R 体育协会和街道社区带来较大的财政费用负担。②利用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期间大多数高校未开学的契机，动员社区内一些体育专业的大学生参加志愿活动，并组建了“七彩社区体育服务队”，从专业化的角度推动了志愿者团队的建设。L 女士通过私人关系邀请了山西大学、中北大学、山西财经大学社会工作领域和体育健身领域的专家免费对两支志愿者团队进行辅导，提升了志愿者团队的工作专业化能力，同时也针对两支不同的志愿者服务队制定了相应的管理制度和奖惩制度。两支志愿者服务队主要负责社区体育的健身指导、赛事组织、健康知识讲解等活动，极大地提升了Q 社区公共体育服务开展的质量。

为了进一步提高志愿者团队的工作积极性，适当地给予志愿者一定的补贴，Q 社区制定了社区体育志愿者服务项目积分卡（表4），通过评分、计分的方式对志愿者服务进行评价，相应的积分可以换取一定的物质奖励，例如运动服装、米、面、油等，虽然价值不高，但是对于积极性的提升效果十分明显。用志愿者G 大爷的话说：“我们从事志愿服务本身就是不图回报的，为大家服务就是最大的乐趣，但是社区也给了我们一些奖励，虽然东西不贵，但是这是社区对我们工作的肯定，我们的干劲儿也更足了！”（20210603）

表4 Q 社区体育志愿服务活动积分表Table 4 Q Community sports volunteer service score table

2.2.3 根据社区居民的具体需求实施精准化运作

从Q 社区从事社区体育活动的主要人群看，中老年群体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Q 社区是传统的厂矿小区，许多年轻人因为工作和子女入学的原因并未选择在Q 社区居住，因此许多家庭都是老年人独居家庭。这些独居的中老年人多是原厂矿的老员工、老领导，在社区中具有较高的威信，因此，R 体育协会选择重点针对这一群体的社区体育需求进行运作，从而借助中老年群体的威信更加快速地融入社区，进一步实现社区体育治理的嵌入。在L 女士看来，中老年人从事社区体育锻炼的频次和时间较多，其目的还是指向了身体健康，因此在组织进入社区后，L 女士建议首先针对社区内部的中老年群体进行一次体质健康和体育锻炼需求的普查活动，通过建立档案进一步明确目前社区内部中老年群体的身体健康情况及其体育锻炼需求，从而为后续的项目运作指明方向。L 女士认为，如果能够构建一套相应的针对每个社区老年人的健康锻炼规划，对于组织在该社区影响力的提升将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其所说：“社区老年人众多，但是通过我们的努力即使只能让一个老年人身体健康水平得到提升，这也是我们的作用的体现，我也相信老年人的态度是真诚的，我们做得好，他们一定会认可和欢迎我们。”（20210625）

在Q 社区的众多中老年群体中，P 大爷是一个较为典型的案例，其儿子、儿媳和女儿、女婿均在外地工作，其爱人D 大娘也于2018 年去世，因此P 大爷是典型的社区独居老人。P 大爷是原社区所在厂矿的分厂厂长，在社区内部的威望较高，其在2019 年冬天因积雪不慎滑倒，髋关节扭伤对正常出行造成影响。为了方便出行，他每天会到社区的健身器材上进行锻炼，但是由于缺乏专门的锻炼知识和技能，髋关节运动能力恢复不佳，始终影响正常生活。针对这一问题，R 体育协会采取了“一人一方案”的方法，希望通过对P 大爷的健身指导使其认可协会，从而通过他的威望帮助协会更好地获得社区居民的信任。①L 女士通过私人关系联系到市内医院的骨科医生主动上门为P 大爷进行相关的关节检查和诊断，出具了病情报告。之后R 体育协会3 名山西大学运动康复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在咨询相关专家的基础上制定了针对P 大爷髋关节恢复的运动处方，保证了其在日常锻炼中更加具有针对性。②考虑到P 大爷是独居老人，协会成立的“夕阳红健康志愿服务队”的3 名老年志愿者每天下午都会准时陪同P 大爷进行体育锻炼，一方面能够进行相互指导，另一方面也能够通过同龄人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让P 大爷在情绪方面得到更多的积极干预，在人际交往能力方面也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不久之后，P 大爷在R 体育协会的帮助下快速恢复了髋关节的运动功能，其对于组织的作用十分认可，甚至在非锻炼时间也会主动联系组织成员对其生活进行指导和帮助，这意味着P 大爷对于协会已经采取了完全信任的态度。

在P 大爷的帮助下，越来越多的社区老年人群体主动寻求组织对其健康和体育锻炼进行指导和帮助，R 体育协会在中老年群体中的认可度不断提升，老年人的子女对于协会的帮助也持肯定态度。尤其是在中老年群体的帮助下，一些社区其他群体成员也开始尝试接触协会，希望通过协会来改善自己的日常体育锻炼，R 体育协会不再仅是社区居民的“体育老师”，更像是生活质量提升的“指导者”，这种身份上的变化意味着R 体育协会进一步嵌入社区体育治理，由点及面、由线及网，这种精准的帮扶指导策略带动了R 体育协会更好地发展。

2.3 完全嵌入阶段：信任关系的构建

截至正式走访调研之前，R 体育协会已经在Q 社区完成了“夕阳红老年体育节”“佩奇快跑亲子接力赛”“健康养生讲座”“体质健康上门检测服务”等多项正式的社区体育活动，可以说R 体育协会已经与Q 社区的居民建立了理想的信任关系。社区体育互动呈现“形式化”与“务实化”相结合的特点，既满足了广大社区居民的实际体育需求，也大大提升了R 体育协会自身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创新式的社区体育治理模式在Q 社区得以展现，R 体育协会也成为当地政府的一个基层工作亮点，在全区和全市范围内被作为典型加以推广。

在2 年左右的时间中，R 体育协会扎根于Q 社区的体育治理之中，通过打造多元化、特色化的公共体育服务项目极大地满足了社区居民的体育需求，获得了居民良好的信任感和认可度。同时，通过一系列社区体育服务项目运作，R 体育协会也极大地提升了Q 社区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社区所构建的符合现代化社会治理要求的新型模式让Q 社区在全区范围内成为社区治理的典范，因此街道和居委会对于R 体育协会也表现出极大的尊重和认可。在社区居民的心目中，R 体育协会能够满足其自身的体育需求，真正“想其所想”，提升居民的体育参与水平和生活质量，街道和居委会表现出更高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准；而从街道和居委会角度而言，R 体育协会成为社区体育治理的有效帮手，是对自身“捉襟见肘”的工作的有效弥补，有效提高了社区居民对自己的认可度。综合上述两方面的因素，R 体育协会逐渐在Q 社区内同多方治理主体和社区居民之间构建起良好的信任关系，并逐渐在社区内部进一步固化，有效地实现了社区体育治理模式的创新和治理效率的提升。

3 基于Q 社区经验的体育社会组织嵌入社区体育治理路径

R 体育协会在2 年左右的时间中有效嵌入了Q 社区的体育治理，创新了社区体育治理模式，提升了社区体育治理的效率，实现了社区体育与体育社会组织自身的双向发展。Q 社区作为以厂矿家属为基础而形成的传统老旧式小区，社区管理开放、物业运作效果不佳等问题严重困扰着社区公共服务的运作和治理工作，社区体育更多是以一种自发的形式开展，在场地规划不足、组织效果低下、专业指导匮乏等情况下社区居民体育参与的幸福感始终较低，这也是困扰社区治理和社区居民生活质量提升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瓶颈。在此背景下，如何实现社区体育治理的多元化发展，提升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效率和运作质量，成为Q 社区管理者面临的棘手问题。Q 社区成功地实现了社会力量嵌入社区体育治理，在原有治理主体的大力帮助下，R 体育协会有效地嵌入了社区体育治理，从根本上实现了社区体育治理效率的提升。

从R 体育协会嵌入Q 社区体育治理的整个过程看，其大致经历了初级嵌入、深入发展和完全嵌入3 个阶段。在3 个阶段中，R 体育协会根据具体的治理实践需求和外部环境采取了相应的策略，有针对性地为自身发展创造了更大的空间。无论是从实践层面还是从学术研究层面看，对于社会组织嵌入社区治理路径已经有了多种思考和尝试，但是“悬浮”于基层治理之上而无法实质性嵌入仍是普遍性困境。R 体育协会在这方面表现出特殊之处，这也是案例之所以能够被加以分析和诠释的根本原因。虽然R 体育协会与其他社会组织一样经历了一个从浅层到深层的嵌入过程，但无论在哪一个嵌入阶段，R 体育协会都强调了一种“信任”机制的构建。相对于其他社会组织，R 体育协会更加关注通过各种手段更好地构建“信任”关系。简言之，R 体育协会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资源出发，将资源通过专业化的服务转化为具体的实践行动，并通过这种实践行动构建起理想的“信任”关系，这是R 体育协会取得良好社区治理效果的精髓。

3.1 体育社会组织嵌入社区体育治理的分析框架

在现代“街居制”的生活环境下，社区成为居民公共需求的主要承接方，除去提供必要的环境服务、治安服务、生活保障服务等之外，还需要承接一些体育锻炼、健康促进、生活娱乐方面的公共服务。在现代化社区治理体系尚未成型的情况下，社区承接如此多元化的公共服务显得“力不从心”，这也恰恰为体育社会组织进入社区治理体系提供了契机。与此同时，社区居委会或街道作为原有社区治理的主导方在面对不断多元化和专业化的社区体育服务需求时，也表现出在服务专业化和服务人员配置等方面的“捉襟见肘”，体育社会组织进入社区体育治理就成为改善这一窘境的必要途径。从中国的社区特性看，信任关系的构建是社会组织嵌入社区的一个基本前提，如何在社区体育治理中打破人际关系屏障，在信任关系构建的基础上真正进入社区体育治理就成为体育社会组织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

在针对Q 社区的田野考察中发现，体育社会组织实现嵌入式治理所需的资源主要涉及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物质资源是指社区体育治理所需要的各种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而精神资源是与原有治理主体（街道、居委会、小区物业等）和社区居民之间的信任关系。基于此，笔者在充分梳理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Q 社区的田野调查，针对体育社会组织如何嵌入社区体育治理提出了一种多重嵌入的分析框架。多重嵌入是指体育社会组织通过资源嵌入、情感嵌入和能力嵌入展开相应的治理行为和行动策略，其最终目的是真正嵌入社区体育治理，在获得合法性身份的基础上实现社区体育治理的最优化，在社区体育治理过程中树立一种治理“权威”，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社区体育治理。虽然与政府部门相比，这种并非依靠行政权力而塑造的“权威”本质上是一种多方之间的信任关系，但其依旧是体育社会组织嵌入社区体育治理的前提条件（图1）。

图1 体育社会组织多重嵌入社区体育治理的分析框架Figure 1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sports social organizations embedded multiply in community sports governance

3.1.1 资源嵌入

无论是对体育社会组织的日常运作还是对社区体育治理而言，资源都是一项基本条件。随着全民健身工程的不断推进以及“大健康”理念的深入，居民的社区体育需求不断多元化，这意味着社区体育治理事务也更加繁琐和复杂，社区体育治理面临着资源匮乏的窘境。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资源窘境恰恰说明体育社会组织参与社区体育的必要性。体育社会组织通过其所具有的人力资源、信息资源、平台资源等，能够为社区体育治理获取更多资源，进一步畅通社区体育与外界资源供给方之间的通道，实现资源与社区体育治理实践的有效对接，从而实现一种外界资源的有效嵌入，为之后的社区体育治理创造理想的物质基础条件。

目前我国社区体育治理整体水平相对较低，其中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瓶颈就是资源弱化导致的服务质量低下。体育社会组织一方面具有良好的专业化服务供给能力，另一方面也具有良好的信息、社会关系网等自身优势，因此无论是在单纯的资源供给还是资源协调方面都能够发挥原有治理主体所无法发挥的作用，能够有效地弥补社区体育治理存在的资源缺口。一方面，R 体育协会拥有专业化的社区体育治理专业人才，能够依托人才提供优质的专业化服务，提升社区体育治理的专业化水准，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原有社区体育治理所面临的专业化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R 体育协会通过联系周边高校的大学生和专家，为Q 社区的体育治理提供更多的人才资源，Q 社区的公共体育服务种类和质量在强有力的人力资源保障下得以丰富和提升，这是R 体育协会实现社区体育治理嵌入的重要因素。

3.1.2 情感嵌入

社区体育是一种需要借助良好人际关系和身份认同感开展的集体性活动，因此理想的社区体育自治理应是一种基于良好文化基础和群体认同的有效治理，情感因素在社区体育治理中的作用十分明显。社区体育工作是针对社区居民日常生活的“亲民”工作，社区体育治理的根本任务是为广大居民提供满足其需求的社区体育服务，只有提供足够的精神关怀，才能够让社区居民在体育参与过程中更加具有集体认同感和“社区热情”。目前一些体育社会组织所提供的孤寡老人体质健康监测服务、老年体育比赛、社区亲子体育活动等都是与社区居民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重要方法和途径。情感介入有助于构建体育社会组织与社区居民之间的信任关系，扩大体育社会组织工作的群众基础，让体育社会组织在社区体育治理过程中拥有更强的后备保障条件。

自R 体育协会进入Q 社区后，一方面通过提供专业化的社区体育服务满足社区居民的实际体育需求，另一方面也通过非正式的行动方式展现自己的服务态度，尤其是对于社区内中老年群体的“一对一帮扶”，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中老年群体的认同，而作为社区“能人”的中老年群体通过宣传又给R 体育协会带来更多的发展溢出效应，在这种良性互动之中逐渐构建起体育社会组织与社区居民之间的信任关系。无论是在社区体育领域还是在其他社区公共服务中，R 体育协会对社区居民的需求始终采取“有需求就满足”的态度，通过点点滴滴的工作逐渐让社区居民感受到协会的关怀，不仅为体育社会组织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人员基础，同时也激发出社区居民参与体育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另一个角度看，R 体育协会通过良好的运作有效地分担了街道、居委会、物业等主体的治理责任，社区居民在享受理想的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中对于原有治理主体的信任感有所提升，这也实现了体育社会组织与原有治理主体之间的双向情感构建。

3.1.3 能力嵌入

体育社会组织能力嵌入是指体育社会组织如何通过实际行动提升社区体育治理的效率。在社区体育治理过程中，体育社会组织一方面能够借助街道和居委会的行政权威嵌入社区，另一方面也能够依靠自己在公共体育服务项目上的运作能力来实现自我发展。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项目是未来我国社区体育治理的主要途径，这种公共体育服务在运作中要体现出专业化和制度化的运作特点，但是原有的治理主体（社区居委会、街道、物业）由于在专业人才、专业技能和专业知识方面的欠缺导致社区体育治理效率难以有效提升，相关治理方在具体治理过程中无法获得居民的认可，治理的公信力严重不足。但是体育社会组织在履行公共体育服务的运作中能够凭借专业化的特点更快地整合多方资源，通过专业化和高质量化的服务产品提升其在社区居民群体中的认可程度，从而通过自己的能力顺利实现嵌入。

从R 体育协会看，其通过提供优质的社区公共体育服务、构建社区体育志愿者团队、帮扶社区特殊群体等工作，在打造自身服务品牌的同时，也实现了社区影响力的提升，这是原有治理主体很难实现的治理效果。究其因，R 体育协会所能够提供的专业化服务是能力彰显的根本，因此体育社会组织是否能够真正嵌入社区体育治理，要义还是在于专业化能力，这是体育社会组织“安身立命”的核心因素。

3.2 体育社会组织嵌入社区体育治理的“信任”建构

资源与能力的嵌入是社区居民与体育社会组织在公共体育服务方面产生利益关联的核心途径，而情感嵌入是通过情感的生产构建社区人际关系网络，在人情中实现理性嵌入，从而在社区体育领域中实现一种利益关联和情感交织的共同体构建。资源、情感和能力三重维度交织下产生了信任关系，居民对于体育社会组织的公共体育服务运作逐渐认可，帮助其构建一种“信任”机制。这种信任关系一方面来自体育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的有效合作，政府通过让权给予体育社会组织更大的发展空间，而体育社会组织则在政府治理导向的基础上提升社区体育治理的效率，做好政府的“帮手”；另一方面，体育社会组织与社区居民和街道、物业之间也建立起良好的信任关系，双方实现了社区体育治理的供需对接，满足了社区居民的体育需求。总之，体育社会组织以一种法理型与专业型相结合的方式，通过采取一系列专业化运作成为了社区体育治理的主体，实现了社区体育治理场域的有效嵌入。

资源、情感和能力的三重路径实现了R 体育协会在Q 社区体育治理中的嵌入，作为“草根性”的体育社会组织，通过长时间的有效运作实现了社区体育治理领域中信任关系的构建。在传统“科层制”社区体育治理模式影响下，社区居民在体育需求满足方面更加倾向于信任、依赖政府，这是原有治理体系的运作机制所致，也是居民在“强政府、弱社会”环境下的真实表现，因此对于体育社会组织这一外来群体具有一定的抵触感和排斥感。作为外来群体，体育社会组织必须在社区居民中建立一种“信任”，但是在无法通过行政权力获得“正式权威”的情况下，通过专业化的服务和热情的态度来实现“信任”的构建，成为体育社会组织嵌入社区体育治理的关键。R 体育协会成为成功“嵌入”并获得“信任”的典型案例，这也为后续其他体育社会组织嵌入社区体育治理提供了可参考和借鉴的经验。

4 结束语

在创新社会治理的时代背景下，将社会力量纳入社区体育治理已成为必然趋势。对于中国社区而言，社区居民能否与社会组织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是社会组织实现社区体育治理面临的一个重要难题。体育社会组织嵌入社区体育治理实现自我发展，信任关系的构建是核心。本文在结合嵌入式治理理论的基础上，以R 体育协会和Q 社区作为案例，分析了社区体育治理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和行动逻辑，认为R 体育协会在参与社区治理过程中通过资源、情感2 个层面的嵌入实现了社区体育治理资源的占有，并以此为基础实现了治理能力嵌入，从而获得了政府、社区及居民的多方认可，构建了良好的信任关系。在这种信任关系的作用下，R 体育协会进一步扩大了发展空间，提升了服务质量和专业化水平，更好地满足了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提升了社区体育治理的整体效率。由此可见，从学术研究与经验事实的角度出发，社会组织有效嵌入社区体育治理的根本性前提即信任关系的构建，社会组织需要通过资源和情感上的嵌入行为尽可能地占有更多的社区体育治理资源，并有效地将资源转化为治理行为，从而获得多方认可，构建信任关系，为后续的治理创造理想条件，在这种不断循环的治理过程中提升社区体育治理效率，以此形成了一个社会组织嵌入社区治理的理论分析框架。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虽然从“理论+个案”的角度提出了一个体育社会组织嵌入社区体育治理的理论分析框架，但仍然面临2 个需要解决的问题：①体育社会组织在嵌入社区体育治理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过度嵌入”的情况。在提供专业化的服务过程中，社区居民对于体育社会组织过度依赖，并有可能在依赖的基础上将一些非社区体育领域的要求强加于体育社会组织，给体育社会组织带来更多的压力。同时体育社会组织在嵌入过程中“权威性”的提升也可能导致社区居民对于居委会、物业等其他主体的信任感下降，从而造成体育社会组织与原有治理主体之间的冲突。②相对于发达省市而言，山西省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存在较大差距，社区体育和群众体育开展相对滞后，R 体育协会在Q 社区所实现的社区体育治理效果从整体来看仍属于“少数案例”范畴，因此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案例的可外推性还需要进一步验证和分析，而且不同地区在经济发展和群众体育意识方面的巨大差异也会给体育社会组织嵌入社区体育治理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笔者希望通过R 体育协会的案例为今后体育社会组织更好地实现社区体育治理嵌入提供一个分析和参考的思路。

作者贡献声明：

李晓栋：研究设计，论文撰写；

李晓楠：实地调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