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世山

(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北京 100710)

河南安阳市的殷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有文献可考、并为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商王朝后期都城遗址,面积达30平方千米。1899年来,殷墟因出土甲骨文而闻名于世。殷墟考古开始于1928年,是中国最早开展考古工作的遗址之一,工作已历90多年。工作历时之长、发掘次数之多、发现的地下遗存之丰富、研究之深入,在中国古代遗址中居于前列。殷墟也成为中国考古圣地。但有关殷墟的考古和研究还有一些方面需要加强。由于殷墟各区域考古工作不平衡,已经影响了对其整体的研究,其他还有对其分布范围与规模、文化内涵、分期与年代等“基本面”仍然没有解决。只有全面、均衡地开展殷墟考古,才能搞清殷墟(大邑商)的规划和建设历程,构建包括商文明在内的上古史;在比较文明的视野下,探讨中国古代文明的演进道路,阐释其当代意义。

回顾殷墟考古史,虽然殷墟考古持续不断,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90多年来,从起初是为了保护殷墟甲骨文物不被私掘滥盗,到探寻殷墟的范围、实证中国有文字可靠的历史早到3300年前的商代。如今,在甲骨学、商文化与商王朝、城市规划与建设、人群与社会、手工业技术与工艺、资源利用、艺术史等研究领域在不断拓展和深挖,有学者还提出要建设“殷墟学”的倡议。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家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和推进,殷墟因其丰富的文化遗产成为国家文化地标。保护殷墟文化遗产,加强殷墟考古和研究,配合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成为新形势下殷墟考古工作者的新任务。2021年洹河北岸地区考古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启动的。

一

洹河北岸以商王陵区为中心的区域考古工作开展很早,从初期洹河沿岸的调查、小规模发掘,到后来围绕商王陵区的勘察和发掘。其中20世纪30年代在西北冈发掘商王陵及附属祭祀坑属于重大考古发现,由此确认那里是商王陵区;50-90年代间,在商王陵区也作过几次考古工作。此外,在外围地区也作过一些调查和小规模发掘。总的目的是为了搞清殷墟的范围和功能区划。

1929年的第二次殷墟发掘,已经注意到殷墟的范围不限于小屯村一带。(1)李济:《民国十八年秋季发掘殷墟之经过及其重要发现》,《安阳发掘报告》第2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0年版,第226-227页。1931年的第4次考古时,大家都相信,“要了解小屯,必须兼探四境”,“想用由外求内的方法,发掘小屯四境,以解决小屯”(2)李济:《安阳最近发掘报告及六次工作之总估计》,《安阳发掘报告》第4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3年版。。于是在小屯村西边的四盘磨、小屯村东南的后冈选点发掘,探知小屯殷商一类遗存的范围不限于小屯一地。其后制定二十年的考古计划,为了探求殷墟的范围,把工作范围向外扩大,即向洹河两岸十里以内寻找与殷墟同时的文化遗物及遗址,以殷墟的遗物为标准,进行比较硏究。(3)董作宾:《安阳侯家庄出土之甲骨文字》,《田野考古报告》第1期,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91页。1931年起断断续续在洹河流域的调查发现60多处遗址(4)石璋如:《“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年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2年版。,其中有几个遗址如南霸台、侯家庄南地、侯家庄西北冈、高井台子等均在今天所知殷墟范围的洹河北岸地区。

1932年春,殷墟发掘团在洹河两岸调查发现侯家庄西和濒临洹河的高井台子遗址。当年对两处遗址进行发掘,所见古代地层堆积分属东周、殷墟、龙山、仰韶等时期。(5)吴金鼎:《摘记小屯迍西之三处小发掘》,《安阳发掘报告》第4期,第629页;胡厚宣:《殷墟发掘》,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4页。

1934年春,正值殷墟第9次发掘之际,因有村民在侯家庄南地私自盗掘发现灰坑、有字甲骨,殷墟发掘团便在盗坑附近发掘。(6)胡厚宣:《殷墟发掘》,第71页。本次发掘发现东、西两组建筑基址、窖穴15个、墓葬19座。其中在东组基址附近的一坑中出土了著名的大龟七版,另收缴甲骨36片 。自此出土甲骨文地点自小屯、后冈外又增加一处侯家庄南地。与此同时,传附近的武官南霸台也出有字甲骨,也在此发现有龙山和殷墟两个时期的遗存。

由于殷墟第八、九次发掘,在后冈发现了殷商大墓,当为统治阶级奴隶主的墓葬无疑。由此启示考古工作者,安阳这个地方不仅是商王都,而且有发现商王陵的可能。(7)石璋如:《河南安阳后冈的殷墓》,《“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3本,1948年,第47-48页。刘耀、石璋如怀着这一信念四处调査,认为侯家庄西北冈确有发掘的必要。(8)石璋如:《殷墟最近之重要发现——附论小屯地层》,《中国考古学报》第2册,1947年。1934年秋到1935年秋,在西北冈进行的殷墟第十次至十二次规模宏大的发掘(9)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二本·1001号大墓》,“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三本·1002号大墓》,“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5年版;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四本·1003号大墓》,“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7年版;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五本·1004号大墓》,“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年版;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六本·1217号大墓》,“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8年版;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九本·1129、1400、1443号大墓》,“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6年版;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七本·1500号大墓》,“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4年版。,发掘出殷墟时期带墓道的大墓10座、1座未完成的大墓及1000多座小墓(其中大部分是祭祀坑),据此确定该区域为商王陵区。这是前所未有的大发现。大墓形制有“十”字形、“中”字形、“甲”字形,规模宏大,随葬器物精美,殉人众多。商王陵的发掘,不仅获得了丰富而宝贵的资料,在殷墟考古和中国考古学史上,在商王朝乃至中国上古史研究上都具有重要意义,为研究商文化和商王国、商代社会结构和社会性质及发展水平提供了重要证据。

1935年秋,殷墟发掘团在西北冈西北、秋口西南的同乐寨发掘。(10)胡厚宣:《殷墟发掘》,第71页。发掘古代遗存包含汉、战国、殷墟、龙山、仰韶等五个时期。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后隶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多次在商王陵区做了勘探和发掘。

1950年4月至6月,在王陵区东区发现1座带两条墓道的殷商大墓(WKGM1)、祭祀坑26座。(11)郭宝钧:《一九五〇年春殷墟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第5册,1951年。墓内出土文物数百件,其中以1件虎纹石磬最为精致。

1959年,在王陵区东区发掘了殷商墓1座,祭祀坑10座,并钻探了传出司母戊鼎的大墓。(1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58～1959年殷墟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武官村北的一座殷墓》,《考古》1979年第3期。

1969年春,在王陵区东区进行钻探,共发现250座殷商祭祀坑和1座殷商大墓 。同时清理了1950年发掘的武官大墓未发掘完的南墓道部分。(1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等:《安阳殷墟奴隶祭祀坑的发掘》,《考古》1977年第1期。

1976年4月,在王陵区东区原1950年发掘的武官大墓之南发掘了殷商祭祀坑191座(其中有10座1959年清理过)。(14)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等:《安阳殷墟奴隶祭祀坑的发掘》,《考古》1977年笫1期;杨锡璋、杨宝成:《从商代祭祀坑看商代奴隶社会的人牲》,《考古》1977年笫1期。

1977年冬和1978年冬,对王陵区进行了大规模钻探,发现祭祀坑近700座,墓葬10余座,并找到了1934-1935年所发掘的大墓的坑位,大致搞清了王陵区的界限。(1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2页。

1978年4月至6月,在王陵区西区发掘了1座带一条墓道的甲字形大墓(78AHBM1),在西区还发掘了祭祀坑40座。(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侯家庄北地一号墓发掘简报》,《考古学集刊》第2集,1982年;《安阳武官村北地商代祭祀坑的发掘》,《考古》1987年12期。

1984年9-12月,在王陵区东区发掘了1座带一条墓道的殷商大墓(即84M260,传说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就出土于此墓),墓口平面呈甲字形,出土文物数百件。在此还发掘了大墓附近的4座祭祀坑和1座中小型墓(M259)。(17)中国社会枓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259、260号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7年苐1期。

1981年对侯家庄南地进行了大规模钻探,钻探面积约13万平方米,发现了大量仰韶、殷商、战国时期文化遗存。秋季进行了发掘,发现殷墟时期遗迹。(1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第22页。

2013年,为配合“殷墟遗迹保护房”工程,在王陵区东区北部的选址范围及其附近进行了局部钻探。根据钻探结果,选点发掘,重新揭开了1976年发掘过的祭祀坑M57、M58、M208 ,确认三个祭祀坑内人骨个体均为10例。(19)唐际根、汤毓赟:《再论殷墟人祭坑与甲骨文中羌祭卜辞的相关性》,《中原文物》2014年第3期。

综上可见,以往在这个区域的考古调查、发掘和钻探有10多次,但主要集中在商王陵区。其中1934-1935年发掘的商王陵和祭祀坑属于重大考古发现,可知侯家庄北的西北冈是商王陵区,为商王等最高统治者专有。此后虽然在这个区域还做过一些工作,但对洹河北岸地区的整体情况依然了解有限。要全面掌握殷墟地下古代文化遗存的详细信息,必须加强这个区域的考古工作,补齐短板。尤其是王陵区以外地区存在大面积的工作空白区域,有必要进一步开展工作,以搞清这个区域的功能区划。

二

梳理以往工作和研究可见,20世纪90年代以来,殷墟发现商代晚期道路有三类,较宽的道路超过10米,中等道路宽约7米左右,偏窄的道路仅宽4米左右。其中干道有三横两纵,发现于小屯宫殿区以南和东面的大司空地区。道路从殷墟西部的今安钢厂区到安钢大道与中州路交叉口之东,由西北向东南贯穿有商代晚期的干渠及其支渠,长度超过3.1千米,两者构成殷墟大邑商都城空间的骨干框架。然而这样一些重要的现象都位于洹河南岸,在洹河北岸以商王陵区为中心的区域都没有发现,该区域成了最大的一片未知“洼地”。所以我们将目光瞄准以商王陵为核心的洹河北岸地区,开展大规模考古勘探。工作目的,首先是通过勘探寻找小屯宫殿区到王陵区之间的干道,其次是搞清商王陵区的范围,后续搞清洹河北岸地区的功能区划。

2021-2022年,在财政部专项经费支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规划和实施新一轮殷墟考古工作,期望通过不懈努力,能够获得进一步突破。因此,我们适时启动了殷墟洹河北岸地区的考古勘探。通过近两年的工作,我们对殷墟洹河北岸地区进行大规模勘探,并选点作小面积发掘,因而有了新的突破。(20)牛世山:《2021年殷墟商王陵区及周边考古勘探取得重要成果——新发现围沟和祭祀坑等重要遗迹》,《中国文物报》2022年5月13日第6版;牛世山:《刷新对商王陵区格局的认知》,《人民日报》2022年1月5日第19版;牛世山《踏查洹上——2021年殷墟商王陵及周边考古勘查记》,《大众考古》2022年第3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2022年河南安阳市殷墟遗址商王陵区考古发掘简报》,《考古》2023年第7期。

2021年8月开始,我们对商王陵及周边进行大规模考古勘探,到2022年11月告一段落。勘探总面积超过239800平方米,其中普探面积130600平方米,重点勘探109200平方米。钻探发现的遗存除晚期遗迹外,商周时期的主要遗迹有围沟、祭祀坑、墓葬、房址、井、灰沟、窖穴、灰坑、干道的路沟等。其中重要的如围沟、祭祀坑、路沟等。初步判断,围沟是王陵区的一部分,路沟为大邑商的干道之一。

发掘出围沟2个,围绕在王陵区外围,东西相距40米。东围沟(G1)围绕在王陵区东区的大墓和祭祀坑周围,东段、西段间距大致为246米(以沟正中为基准,下同),南段与北段间距236米,近正方形;沟的宽度不一,最宽处超过10米。东段最深处3.5米,北段深1.6米。西围沟(G2)围绕在王陵西区的大墓周围,近梯形,东段、西段间距220米,南段与北段间距280米;沟最宽处超过12米。两个围沟各发现缺口两个,其中各有一个南缺口;东围沟西段的西缺口与西围沟东段的东缺口相对(见图1)。

图1 殷墟洹河北岸地区遗迹分布图

本次探出祭祀坑570座以上,排除以往发现的,新发现祭祀坑460座以上,主要分布在王陵公园东墙外东西110米宽的范围内。长方形口的坑,其中探出骨骼;形制与以往考古发掘的殷墟时期埋人祭祀坑基本相同,不排除少数为墓葬。1977年在王陵区南部探出、现分布于两个围沟之间的6排祭祀坑以南也探明多座方形口坑,分布呈2排,其之南有一座3米左右的方坑,还有一座长28米、宽6米的长方形坑,都探出有粗大的骨骼。

在武官东地与小营东地探出南北向干道的路沟,长度超过1.2千米,路土和近路土的上部填土中出土陶片都是商周时期的,初步判断,时代早于战国时期。本次还探出2个路口,其中沿偏北的路口向东探出路沟400米,向西探出250米以上。

其他发现还有在王陵区西南部一带探明一处古代遗址,遗迹分布密集。发掘确认为西周早期遗址,面积超过4万平方米。在王陵区围沟以东350米、以南600米的扇形区域为空白区域,没有发现灰土,只发现后代的墓葬。在王陵公园以西探出巨型沙坑,探出其范围东西超过440米(向西没有探到头),南北超过360米,至深11米时出水未能再深探。在侯家庄南地探出南北宽100米的沙土带。在距地表0.7米探到沙层,往东越深,探到深7.4米时无法下探,可能是洹河河道。

2022年的考古发掘(2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2022年河南安阳市殷墟遗址商王陵区考古发掘简报》,《考古》2023年第7期。获得了明确证据,证明两个围沟的时代为早于西周早期,开挖和使用时期为商代晚期。其中西围沟G2南段发掘所见这一带有一处西周早期的聚邑,所出土遗物有陶器、玉器等(见图2)。

1、3 陶鬲 2.玉戈 4.陶簋 5.陶瓮 6.陶罐图2 第一地点发掘出土西周文物(打破西围沟G2南段的墓葬和灰坑出土)

西周早期的一些遗迹如2022AHBF1、2022AHBM1和2022AHBM2等,完全覆盖在西围沟G2南段上,两者在空间上是上、下关系,不可能共时(见图3)。

图3 2022AHBF1、M1、M2等与西围沟G2关系简图(左为北)

此外,东围沟G1西缺口发掘所见2022AWGF1、2022AWGH30、2022AWGH31、2022AWGH33等西周早期遗迹打破东围沟G1西缺口南北两侧沟边。这些明确的地层关系证明围沟的年代早于西周早期。又据东围沟G1南段解剖可见,此处沟口宽14米,深近2.6米。其中G1底层即第⑩层的陶器为殷墟时期;第⑨层的冲刷坑及骨渣现象可以断定,⑨⑩层代表使用时期,即商代晚期。出西周早期陶器的第⑥-⑧层、出东周陶豆的第③、④层可证废弃后的填埋时期和过程(见图4)。

本次发掘清理新探明祭祀坑30多座。经初步鉴定,坑中骨骼种类有人、狗、猪、羊等。以坑中所埋藏骨骼种类区分出五种坑,分别有人坑、狗坑、人与狗坑、人与狗和猪坑、人与狗和羊的组合坑,又以第二种最常见。少数坑中埋青铜器、陶器、玉器、骨器、蚌片等,年代都为殷墟二期,约当妇好墓阶段。如2022AXXK23(见图5),上部埋青铜觚2、爵2、尊1、觯1、戈1;玉虎1、管2、柄形器1;骨管1件;底部腰坑中埋狗1只。

三

2021-2022年在殷墟洹河北岸地区的考古获得重要发现,是殷墟(大邑商)规划与布局研究上的重要进展。发掘确认商王陵区外围的东、西围沟的年代早于西周时期,是商王陵的外围界标。两个围沟应是王陵区的隍壕,从而将商王陵区的规模从过去所知的450米×250米(10万平方米)扩展到560米×近300米(16万平方米)。殷墟王陵区陵墓隍壕的确认,将此规制上推到商代晚期,将推动商代陵墓制度乃至于商文化、商史的研究,同时也为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

王陵区新发掘的祭祀坑显示出新的特点,大半以人与狗的组合坑为主,大多是骨骼完整者。部分祭祀坑埋藏器物,器物年代明确,为殷墟二期(武丁时期),为研究商代社会性质、商代祭祀活动及其形式等提供了新资料。

勘探表明王陵区东、南方向存在大面积的空白区,王陵区以西探出巨型沙坑,在侯家庄南地宽达百米的沙土带,改变了殷墟遗址的景观。武官东地与小营东地之间的南北向路沟及两个路口及东西向道路路沟,使殷墟洹河北岸地区干道网络逐渐明朗,成为后续追踪道路的起点。王陵区西部的周代遗址面积超过4万平方米,这是殷墟范围内发现的面积最大的一处西周遗址,将推动周人灭商以及周王国国家治理方式的研究。

本项工作的开展,推动了以商王陵为核心的殷墟洹河北岸地区的布局和功能区划的研究,也说明在殷墟持续进行考古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此,需要制定长期考古计划,持续在殷墟洹河北岸地区进行考古工作。我们相信,通过殷墟考古工作者的接续努力,殷墟(大邑商)的格局会越来越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