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无眼者

古埃及中王国时期喜特哈索尔由内特公主的胸饰（局部） 金镶嵌青金石、红玉髓和天河石现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人类从远古的旧石器时代就开始寻找可以装饰自己的自然产物，从食物残余的骨牙角种到海边山谷中的鹅卵石、贝壳，从易于处理的有机质和滑石、泥石，到坚硬难破的玉石、水晶、玛瑙，再到需要高温烧制的陶瓷、玻璃、合金……一部宝石装饰艺术史也是人类科技和生活水平的发展史。

正如人类族群的文化是主客观条件下漫长发展积累的结果，宝石在人类社会中的价值也是一系列内外因素作用下逐渐形成的，比如大家所熟悉的玉文化，还有在两河流域文化传统中积淀深厚的青金石，后者便是本文的观察对象。

青金石流行两河流域3000 多年

青金石在古代两河流域的历史上曾受到持续的崇敬，前后长达3000 多年，并对周边族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远在文明诞生之前，在两河流域北部的高拉土丘（Tepe Gawra），一座近6000 年的高等级墓葬中就集中发现了一批青金石珠子。不过同时出土的还有其他一些当时流行的“宝石”如水晶、紫水晶、红色石灰岩等，所以有学者认为它们是四方而来的朝圣者们带到这里的供奉品（高拉土丘遗址可能是当时两河流域及周边地区的宗教中心或“圣地”）。此后近千年中，两河流域北部对青金石的需求量较为稳定。与此同时，迈上文明台阶不久的两河流域南部似乎突然“发现”了青金石的价值，从乌鲁克末期（前3200 年）开始大量进口青金石用于制作珠饰。这一时期的青金石制品除了小珠子外，还有不少雕件，体量也有明显增长，比如一枚雕刻了“祭司王”形象的大滚印。

到了公元前3000 年，两河流域的青金石供应可能经历了一段断绝期，几乎没有新的青金石制品出现。大概200 年后，某些苏美尔城邦重新打通了青金石贸易路线，这一过程被戏剧化地记载在了史诗《恩美卡和阿拉塔之王（Enmerkar and the Lord of Aratta）》中。虽然史诗中记载的泥板书写发明以及类似《圣经》中“巴别塔”的故事等存在明显的历史杂糅和年代错乱，但它无疑体现了苏美尔精英阶层对青金石的渴望以及为开通贸易所做的努力。

到公元前2500 年，苏美尔人的城邦中已然普遍使用青金石制作宗教器物和精英阶层的饰品和陪葬品了。根据一些重要墓葬中对青金石的消耗量来看，其输入量相比乌鲁克晚期又是一次飞跃。比如著名的乌尔第一王朝（First Dynasty of Ur）王室陵墓中，普阿比女王（Queen Pu-abi）和她的陪葬侍女都佩戴了极为华丽的珠饰，以黄金、红玉髓和青金石制成。包括普阿比在内，多位乌尔第一王朝的王室成员都随葬了青金石滚印。青金石还用于制作“马赛克”式镶嵌画、权杖、小型雕件或大型雕件的嵌件（如女王竖琴的牛胡子）等，甚至一把小刀的刀柄是整块的青金石打磨而成的。叙利亚的苏美尔人城市马里（Mari）则发现了刻有国王名字的青金石珠子和金镶青金石的安祖鸟（Anzu Bird）护身符。青金石的用途还包括制作神庙供奉雕像的眼睛和神庙奠基用的供砖等。

乌鲁克时期（公元前四千纪早期）青金石、金、绿玉（可能是绿松石）珠串，发现于高拉遗址，现藏于美国宾州大学博物馆

苏美尔早王朝III 期（公元前2600 年－ 前2300 年）青金石滚印，属于乌尔第一王朝首位国王美斯安尼帕达的王后宁图尔宁（Nin-tur-nin），发现于乌尔王陵，现藏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

阿卡德帝国统一巴比伦尼亚后的几百年中，青金石器物的数量反而开始减少，石材的质量也有所下降。早期虽然也出现过一些工艺精美的大型青金石滚印，但后期的滚印明显是重用旧料制成，尺寸都比较小。这一衰退的趋势一直持续到古巴比伦王朝的汉谟拉比时代，尔后青金石的供应再次出现了断绝。不过在这段时间留下的一些王室文献记载中，国王仍然常常宣称自己以“大量”青金石取悦了诸神，只是这些青金石的所在或去向却是个谜。

青金石出土记录再次增多是在公元前1500 年后的青铜时代晚期。这一时期有频繁的王室联姻和外交来往，留下了大量书信记录。青金石也是王室间馈赠的重要礼节，尤其是巴比伦王朝常以青金石作为“讨好”埃及的外交筹码。巴比伦尼亚本地的青金石则多见于宗教场景中，如刻有楔形文字的石板、石碟、石斧和其他一些具体用途不明的构件。青金石滚印仅偶尔可见，远不及一些色彩鲜亮的石材（如缟玛瑙、红玉髓等）流行，各类珠饰也是如此。青金石的人造替代品也流行于青铜时代晚期。比如阿卡德语中将玻璃称为“熔炉中的青金石”，也暗示这类材料的出现是意在应对青金石的供应短缺。

青铜时代末的大动荡为西亚的历史带来了又一个黑暗期。不过新亚述帝国重新崛起后不久就恢复了对青金石供应线的发掘和维护。亚述帝国的遗物中确实有不少青金石文物，比如帝国都城尼姆鲁德（Nimrud）的王后墓陪葬组佩饰中就镶嵌了大块青金石牌饰，牌饰正面还用其他宝石和黄金拼成生命树的图样。青金石制作的滚印和平面印也不少见，不过在绝对数量上仍然无法和石英质宝石（玛瑙、玉髓、水晶等）相比。但是这一时期的问题和阿卡德帝国时期颇为相似：根据存世的文献来看，亚述帝国通过各种途径获取的青金石数量非常可观，和迄今为止已发现的数量有着明显的差距。这些青金石去了哪里也颇为令人费解。

苏美尔早王朝III 期（公元前2500 年－前2300 年）祭司埃比赫·伊尔雪花石膏雕像，发现于马里的伊西塔（伊楠那）女神神庙，现藏于巴黎卢浮宫博物馆

埃及蓝门把手，刻楔形文字（自称“蓝石头”），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出土于波斯波利斯王宫，现藏于伊朗国家博物馆

波斯人建立的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 Dynasty）为史前两河流域文明画上了终止符。有学者观察到以特殊的宝石（包括青金石）进行奠基供奉的传统在波斯人中延续了很久。另一方面，波斯人自己也钟情于青金石那高贵的蓝色。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宫廷中可能制作过一些青金石的雕件。古波斯语文献中将青金石称为“蓝石头”；但在波斯波利斯的大流士宫殿中，一件自称为“蓝石头”雕刻的门把手实际上是人工合成的埃及蓝，这种混淆显然降低了文献的可靠性。但根据出土的遗物来看，青金石作为流行宝石的魅力或许并未明显衰退，只是根植于两河流域文化传统中的社会价值随着外来文化的入侵和新宗教的兴起而逐渐消减或嬗变。

以上大概介绍了青金石在史前两河流域数千年中的流行状况。这种宝石的确曾受到许多古老王朝统治者的关注，乃至成为外交礼节，或发动战争的借口，这都足以证明其社会价值。然而要把握这种价值形成的根源，还是要更深入地观察青金石流行史上各种主客观因素，并作综合分析。

青金石拥有多元社会价值

两河流域阿卡德帝国时期青金石滚印，争斗题材现藏于大英博物馆

青金石似圣甲虫形印章，雕刻光芒环绕的女神，新亚述帝国时期现藏于大英博物馆

青金石塔形印，雕刻成对的蝎人，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出土于伊拉克迪尔巴特，现藏于大英博物馆

埃及蓝王子头像（曾一度被认作大流士大帝之妻），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出土于波斯波利斯王宫，现藏于伊朗国家博物馆

虽然一直有学者企图证明古代世界存在不止一个青金石矿源，但迄今为止唯一得到认可的青金石产地只有阿富汗巴达赫尚（Badakhshan）的萨尔伊·桑格（Sar-i-Sang）。其他一些潜在产地或自然条件恶劣不适合古代开采作业，或青金石质量太差，即使在萨尔伊·桑格，现代开采区域的海拔也在2700－3400 米，并且一年中只有6－11 月山路才可以通行。古代这里或许有海拔较低的矿源，但早已开采殆尽。阿富汗和两河流域相距何止千里，在没有高速运输手段的古代，距离必然增加宝石的价值。因此青金石从出现在两河流域开始就是珍贵而稀有的宝石。

在史前两河流域的文献中，青金石最常见的用途是宗教祭祀，其次是外交礼节，而除此之外的功能如个人装饰、建筑装饰甚至药用等则几乎不出现在两河流域的文献记录中，只能往考古记录中去寻找。乌尔王室墓葬中大量的青金石珠饰足以证明在苏美尔早王朝晚期这种宝石曾作为流行的首饰材料。实际上苏美尔早王朝晚期的色彩搭配上也不再像高拉土丘那般多样而随意，蓝、红、白和金是基本色。其中，红色可以是来自印度河流域的红玉髓或是山区的红色大理石，白或金色可以是海贝或黄金（金银合金），而蓝色无疑是青金石。这些材料几乎全部依赖进口，由精英阶层所垄断，进而成为他们的身份标志。这种身份意识的物质表现无疑是流行时尚的功能之一。但是青金石的流行风潮似乎只维持到了阿卡德帝国早期——虽然考古证据无法确定衰退开始的年代，但阿卡德帝国之后青金石流行已然有了明确的减退。

青金石的社会价值或许经历着这样的变迁：最初很可能借助时尚风潮的助力来得到精英阶层的认可，而一旦其在文化传统中得到稳固的地位后，就很难被其他宝石取代了。而另一方面，流行时尚“花无百日红”的规律，看来青金石也无法幸免。当然时尚背后总有一些“推手”，在4000 年前自然不可能有人去刻意记录这些，但还是有一些线索可以追溯。

“世界性”宝石的重用和价值传递

最后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青金石的重用。供应的匮乏必然会导致重用，这包括不作加工直接使用旧物、不改变功能的二次加工、无视原有功能的加工重用。

第一种情况较为少见，适用于一些简单珠饰。第二种情况在滚印上较为常见，比如前文提过阿卡德晚期多见磨光后改刻早期的青金石滚印，其体量明显缩减；另一个例子是著名的“归宿之印（Seal of Destination）”，它原属加喜特巴比伦王朝的一位国王，后来可能被入侵的中亚述国王作为战利品带到北方的阿舒尔城（Assur），此后又辗转回到巴比伦，到公元前7 世纪再次被亚述国王辛纳赫里布（Sennacherib）带回了亚述。每位国王都在这件滚印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可惜这件珍贵的滚印已遗落在历史长河中，只有一块泥板上的印痕讲述了它的坎坷经历。第三种情况最好的例子是发现于希腊底比斯的卡德梅奥（Kadmeion）宫殿遗址中的一批青金石窖藏，包括滚印、印胚和桶珠等。根据最新的研究，它们是国家间的馈赠（抑或请求军事合作的贿赂），之前可能也曾是巴比伦公主的嫁妆。其中不少滚印可能是从滚印作坊直接收购的，其艺术风格的年代远早于遗址的年代，表面打磨过，原来或许是准备改刻的。这三类重用的频度究竟有多高，现在尚无定论。

底比斯的发现揭示了一个重要的现象，即青金石价值的传递。除了在宗教传统中的延续，自乌鲁克晚期开始，两河流域就向西方的叙利亚、埃及乃至爱琴海域出口青金石，而随着青金石器物传播的还有两河流域的宝石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传递甚至极为成功，古王国晚期至中王国时期的埃及王家首饰中也使用了某种“颜色编码”，其苏美尔早王朝的渊源显而易见，其中蓝色的宝石同样以青金石为最珍贵。埃及对青金石的“痴迷”也更为持久，到新王国时期依然流行青金石饰品，并且在宗教和政治语汇中“青金石般的”是一种特别的美誉，常用于形容众女神和法老们。埃及的法老和精英们也一直在艰难地设法获取稳定的青金石供应，第六王朝的大臣伊尼（Iny）在墓志中描述了他为法老寻找珍贵资源的功绩，为了找到青金石，他曾涉足比布鲁斯（Byblos）港之外，并向叙利亚进一步探索。而十八王朝时法老们则更倾向于直接在外交书信中索要青金石。

古埃及第三中间期青金石哈索尔女神头像护身符，青金石嵌金现藏于开罗埃及博物馆

埃及处于欧亚大陆的边缘，本地天然宝石资源匮乏，加之史前海运不发达，因而在贸易上受东方邻居的掣肘较多。这可能导致其在宝石价值观上更具一致性。反过来说，两河流域是否有可能在本土青金石流行价值衰退的情况下依然在维系叙利亚和埃及的市场呢？

综上可发现，多种因素推动了青金石在两河流域的流行。其中比较重要的包括青金石独一无二的质、色，以及远地贸易上的各种限制。前者决定了在最初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其他替代品可以替代它的美，而后者则限定了其精英阶层的“专属”地位——价格高昂且极易垄断。虽然青金石终究无法在流行时尚中“永葆青春”，但它在两河流域文化传统中积淀深厚，甚至短暂的供应断绝也难以撼动其地位。一旦贸易恢复，它很快又成了取悦众神的“不二利器”。同时由于青金石价值观成功向西传递到了地中海，在青铜时代晚期，这种宝石也成为一众大国之间交易和互相牵制的筹码。此时的青金石已然跨越了文化界限，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宝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