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书林

出版作为一项基础性的文化工作，其基础功能是传播知识、传承文明，特别是通过传播创新知识来推动社会进步。出版“走出去”也应当坚持走这一条道路。一种文化优秀了，别人才会学习、了解；一种文化有用了，别人才会借鉴、研究；一种文化让人离不开了，别人才会购买和千方百计地获取。

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我国出版逐步走上了高度重视创新发展的道路，出版人要按照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和建设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来思考出版的未来发展。因此坚持高质量发展，提高出版的学术水平，是把出版工作做得更好，取得更大实效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出版“走出去”工作必须研究清楚的重要问题。

● 高质量发展是“走出去”的基础和关键

世界历史反复证明，随着政治变革、思想解放和重大科技创新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往往会逐步使一个国家或地区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经济中心的形成又会进一步促进文化和科技的繁荣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大量知识和信息，成为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这种状况在世界近代历史发展中更为明显，这也很好地说明了出版在人类文明进步中的基础性的重要作用。日本学者汤显光昭《科学文化史年表》和我国学者赵洪州《科学能力学引论》都做过有说服力的学术论证，这也充分说明了出版工作在人类文明进步中的基础性作用。建立在社会进步和科技文化发展基础之上的出版是反映一个国家和民族在世界地位和影响的重要力量，这也是所有文明国家都高度重视出版工作的重要原因。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曾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说过，在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更先进更优越。我国的出版活动历史悠久，古代先贤在出版过程中留下了大量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比如，朱熹一生三次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注释仅有2000字左右的《大學》一书；我国古代在编校方面有“校对如校仇（校雠）”的说法；黄宗羲有“无一字无出处”的著述和编校理念。在出版范式方面，唐、宋时期出版的《史记》就著录，汉司马迁撰，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宋裴骃集解。我国古代出版先进的出版理念、与时俱进的出版精神、丰富多彩的出版内容、精益求精的编辑修养，是我们取之不竭的宝贵资源和精神财富。

● 中国出版高质量发展面临空前机遇，具备良好条件

中央高度重视出版“走出去”工作，提出新的更高要求。2018年1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意见》《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文件指出：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夯实进军世界科技强国的科技与文化基础。

2019年，两个《意见》正式发布，同年9月，包括中国科学院在内的七部门联合组织实施了“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

2020年9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指出：“办好一流学术期刊和各类学术平台，加强国内国际学术交流。”

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构建国家科研论文和科技信息高端交流平台；建设国家数据统一共享开放平台，保障国家数据安全。

2021年3月，中宣部出版局、传媒监管局《关于完善科技期刊发展政策措施的工作建议》得到中央领导批示。2021年5月18日，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印发《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2023年3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启动实施2023年度出版融合发展工程。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将“基础研究”单独成章，强调建立基础研究稳定支持的投入机制，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在全社会研究开发经费总额中的比例，为基础研究发展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和有力的制度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要求，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将大幅跃升，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研发经费投入比重提高到8%以上。

党的二十大的一系列重大部署、重大论断对建设出版强国指明了方向。比如，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比如，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比如，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特别是用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关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论述，为出版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巨大的经济规模为出版快速发展提供坚实基础。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78年至2022年我国GDP总量从0.37万亿元跃升至121万亿元，实际增长了300多倍，综合国力大幅提升。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是出版业快速发展离不开的前提和基础。

教育的全面繁荣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人力资源条件。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巨大进步使我国的人口素质有了显著提升。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实施，使我国的文盲率从改革开放初期的38%下降为现在的4.5%。目前我国在校大学生近4000多万，每年有900多万大学生毕业（2022年大学毕业生突破1000万），有近2亿人享受了高等教育。我国博士研究生的数量已位于世界前列。教育水平的提高为我国的出版既涵养了广大读者，又为内容生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作者。

研发投入的稳步增长提供了不竭内容来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科教兴国的基本国策，科学研究繁荣发展，科研创新成果不断增多，既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又为出版繁荣提供了重要的内容资源。据美国麦肯锡咨询公司的研究，近年来，中国的研发开支大幅增长。国内研发开支从2000年的90多亿美元增长到2020年的3000多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

世界第一的论文数量提供现实基础。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NSB）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NSF）于2021年10月28日发布《科学和工程指标2022》报告的系列报告之《论文产出：美国趋势与国际比较》，旨在分析美国科技论文产出变化趋势并进行国际比较。报告以Scopus数据库1996—2020年25年收录的超过4400万篇科技论文产出数据和引用数据为数据基础，对同行评议期刊论文数量、会议论文数量，以及对这些科技论文的引用文献数量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2020年科技论文产出总量达到290万篇。其中，产出最多的国家是中国，占全球总量的23%；其次为美国，占16%。近年来，我国科技论文产出数量的年复合增长率有所提高；国际合作研究论文数量继续增长；美国、英国、荷兰、瑞士等国是生产高影响力研究论文的国家，在过去的25年中，美国在科学和工程领域科技论文产出影响力一直保持稳定，而来自中国的高被引论文数量显著增长。

健全的出版体系和积累的出版经验提供了重要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出版业自身有了长足的进步，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出版体系，初步适应了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目前，每年出版报纸1800多种；年出版图书近50万种，其中新书20多万种；出版期刊10000多种。先后实施13个出版五年计划，规划出版了一系列反映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重点图书。

● 提高科技出版水平、坚持高质量发展和“走出去”的紧迫性、重要性

学术出版要紧跟党的二十大关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战略部署，把为创新服务作为未来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去认识和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纵观中外历史，学术出版作为出版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建设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时代呼唤学术出版有新作为，出版业更需要学术出版提供强劲的发展动力。可以研究和总结学术出版工作在过去20年飞速发展的重要经验，以战略高度认识做好科技出版工作的重大意义和使命担当。

做好学术出版是建设出版强国的需要。建设出版强国是我国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我国出版事业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党中央高度重视出版强国建设，近年来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政策举措，为出版强国建设指明了方向，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政策和文化环境。学术出版作为出版业的核心板块，这些年在服务国家大局、服务创新性国家建设、服务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要清醒地看到，与世界学术出版强国相比，与出版业的其他板块相比，学术出版还存在数量与质量发展不平衡、专业水平低、学术出版规范缺失、学术评价体系不健全等短板弱项，还不能很好地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世界出版强国公认的标准是大众出版、教育出版、专业出版都强才是强国，各自约占1/3的比例。当前我国的大众出版和教育出版比较强，而专业出版还相当弱小，把专业出版做大做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就需要大力提升学术出版水平，全面发挥好学术出版服务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社会生活的功能，进一步繁荣学术出版，夯实建设出版强国建设的基础。

做好学术出版是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对于学术出版来说，高质量发展既是目标也是要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研发的不断增长，学术研究条件、科研人员数量的稳步提升，科研成果大幅提升，我国学术出版取得了很大发展。但从我国学术出版的现状来看，高质量、影响力强、创新度高的学术期刊所占比例偏低，国际学术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有限，缺乏国际权威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国际市场份额较小，很大比例的优秀学术论文投往国际知名的学术期刊发表。针对这些问题，学术出版如何遵循学术创新规律，构建专业化的学术出版内容体系，建立良好的学术出版质量把关机制，如何更新服务理念，打造融合发展平台，满足国内科技自主创新的市场需求，需要我们深入探索研究，找到破解之策，推动学术出版繁荣发展，支持我国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

做好学术出版是服务构建高水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需要。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服务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和科技创新，是做好学术出版的应有之义。在构建“三大体系”中，学术出版居于枢纽地位，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学术研究、学科发展是学术出版的根和魂，没有學术研究与学科发展，学术出版无从谈起，而做好学术出版，订立较高学术门槛和规范，又可以促进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和学科体系的建设。学术出版具有一定的知识整合、学术规范与思想传播的功能，能够启迪学术创新，促进知识普及和思想解放，促进人才培养和国际交流，推动话语体系建设。我国老一辈科学家非常重视学术出版工作，当年卢嘉锡院士主持中国科学院工作期间，曾在全院优秀期刊表彰会上挥笔题词：“对科研工作来讲，科技期刊工作既是龙尾，也是龙头。”我们要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充分利用长期积累的学术文化资源，加强理论研究阐释、推动知识生产创造，组织出版一批重点学术研究著作，更好助力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做好学术出版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发展是永恒的主题。经济建设是全党的中心工作。学术出版作为出版的重要方面，是出版的核心板块，理应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信息和知识支撑。从世界范围来看，学术出版已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世界上发达国家学术出版在整个出版中所占份额已达40%以上，是整个出版业当中市场最稳定、利润率最高、回报最可靠的板块。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科研投入也跃居世界第二位，科技人员每年发表的科研论文总数位居世界第一位。但与科技文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学术出版占整个出版的经济份额、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等指标都与我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科研投入和科研成果数量不相称。整体上看，中国学术出版占世界份额还相当小，高水平的学术著作特别是真正具有创新意义的成果还不多，学术出版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还不强，学术出版的整体发展水平还有待提高。面对良好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要把学术出版作为国家创新的工具，作为中华民族在世界赢得话语权的重要工具，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为中国人民谋取福祉的工具，着力服务国家创新发展战略，选择我国的优势学科和优势产业为学术出版的重点和突破口。以此提升学术出版在整个出版产业中应有的地位，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创新作出更大的贡献，在发挥好出版功能，传播好知识的同时，为构筑良好的国际国内环境贡献出版智慧。

作者系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