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智淋

近日，经党中央同意，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工作规划（2023—2027年》（以下简称《规划》），明确今后五年反腐败组织协调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任务和重点工作等。其中，在反腐败的重点领域上，提及深化整治医药等领域的腐败。在具体的推进方略上，要求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通过“三不腐”有效贯通增强腐败治理效能。

多名受访廉政专家和行业人士认为，当下正在全国各地纵深开展的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某种程度上正是对《规划》提出的各种治理措施与思路的实战演练，可谓承担着探路先锋的重任。

比如，《规划》提出建立行贿人“黑名单”制度，综合运用纪律、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形成不敢行賄“围猎”的震慑。“医药领域最为人诟病的腐败问题之一就是药品、器械采购中的‘带金销售’和吃回扣等问题。如果能借助此轮医药反腐的契机，积累一些有效的经验做法，探索形成管长远的制度机制，无疑对反腐败全局都有积极的借鉴价值。”上述人士表示。

今年7月12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0部委联合启动为期一年的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随即，全国各地纪检监察机关恪守配合定位，围绕六大整治重点，持续加大案件查办力度。一场力度空前、多部门协同的医药反腐风暴拉开帷幕。

随着整治时间的推移，在揪出医药领域腐败分子的同时，如何把现有的整治成果固化下来，既破旧更立新，推动医药领域实现标本兼治，回应群众对更好医疗的期待，以避免反腐一阵风，正成为此轮医药反腐亟待破解的命题。

配合而非主导，围绕重点精准突破形成声势

9月4日，据福建省福州市纪委监委消息，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原院长刘建忠涉嫌严重职务违法，经福建省监察委员会指定，福州市监察委员会对其立案监察调查。值得注意的是，刘建忠已于2020年9月退休，此番被查距离其退休刚好满3年。

在刘建忠被查3天后，安徽省纪委监委网站发布了阜阳市原卫生局党组书记、局长曹化芝被查的消息。与刘建忠不同的是，曹化芝退休时间更早，已达9年，且系主动投案。

一名参与查办过多起医疗领域腐败案件的纪检监察干部表示，在退休多年后被查或主动投案，一方面说明退休不是平安符，只要有问题就逃不过查处。另一方面也表明此轮医药反腐给有问题的行业从业人员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震撼，使其不得不认清形势，主动交代问题。

高压态势的营造离不开各级纪委监委的案件查办，但并不意味着其在此次集中整治中就要居于主导地位。7月28日，就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0部委部署开展集中整治后不久，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就召开动员会，部署纪检监察机关配合开展集中整治工作。配合而非主导，成为此次纪委监委在医药反腐中的角色定位。

在西部某市纪委书记看来，配合的定位更加精准也更切合实际。“首先，卫生健康等部门对医药行业负责行政监管职责，他们才是主责部门。纪委并非包打天下，而是要立足‘监督的再监督’的职责定位，督促这些部门落实集中整治的要求。在此基础上，紧扣查办案件的核心业务，在深挖彻查问题线索、查办典型案件方面发力，以推动集中整治走深走实。”

对此，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也表示认同，配合的定位着重强调发挥纪检监察机关监督压实责任、办案形成震慑的作用，以免统筹协调过多导致精力分散、重心偏移。除此之外，配合更突出了纪委监委监督责任与行业部门监管责任的有机协同。“比如，案件办结之后，在警示教育、漏洞查找、行风建设等方面，纪委可以根据办案结果提供很多典型素材和点位，行业部门可据此优化以案促改的方向，调整工作重点，这对后续的治理都很有帮助。”

当然，这种治理效应的发挥源自前期扎实的案件查办工作。多名受访纪检监察干部表示，与以往医疗卫生领域腐败案件查办相比不同的是，随着近年来“三不腐”一体推进方略的深入实施和路径探索，此次医药反腐中，纪检监察机关往往不单独就案查案，更注重从典型个案中摸排系统性问题，在查案的同时，就预先思考后续整改的方向和治理的点位，更突出发挥办案推动治理的综合效应。

据其中一名受访纪检监察干部介绍，当地纪委在前期通过信访渠道收集到一条涉及该市某医院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后，并未立刻开展调查核实工作，而是对该市近3年医疗卫生领域的问题线索、信访举报进行“清仓起底”，从面上综合寻找突破方向。

在“以案挖案”的查办思路指引下，专案组既通过涉案公职人员挖掘药商行贿线索，又通过药商延伸掌握其他行贿经历。最终，从该条问题线索中，突破20余名行贿药商，掌握涉及全市12家公立医院、130余名医务人员问题线索，快速扩大了战果。而根据前期深挖结果而给出的整改方案，最终又有效推动了制度机制的完善和部分药品的降价。

查乱象挖根子，找准病症更要开出方子

近段时间以来，随着医药领域案件查办的深入和一批典型案例的曝光，诸多横亘在医药行业的顽瘴痼疾和问题弊病逐渐披露出来。

综合梳理来看，医院药品、耗材采购依然是问题多发环节。以广东省揭阳市医药反腐中首名落马干部——市人民医院原党委书记、院长翁建东为例，其“双开”通报中就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药品、医疗器械采购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的表述。据其自述，“我收受供应商大量黄金和现金，身上的白大褂被染成金黄色，表面金灿灿亮闪闪，但里面却早已腐烂成黑色，烂臭发霉。”

事实上，治理从未停步。此前，为解决药品采购中的腐败问题，我国推出“药品价格零加成”和“两票制”（即药品从药厂到经销商再从经销商卖到医院只能开两次发票）政策，以减少流通环节，抑制药品价格虚高现象。

但从办案情况来看，据办案人员介绍，药品生产厂家往往绕道而行，从一开始就采取虚增原料价格、虚开会议推广费等多种方式严重虚标药价，高价打入省级阳光采购平台挂网入库后，又通过“围猎”院领导、药剂科和用药医生等方式，让医生给患者开具高价药品，以医保报销和患者付费的方式，最终将高额利润变现。

“由于治疗同一疾病往往有多种药品，患者身体条件又各有不同，医生用药不一也具有某种合理性，这也从客观条件上增大了发现不合理用药的难度。”上述办案人员表示，从实际情况来看，“围猎”最厉害的往往是那些可用可不用的低质量药品，剔除这部分药品就是剔除廉洁风险。

这一点也引发了部分行业人士的共鸣。在他们看来，当前我国药品总量虽大，但高质量的药品不多。低质量药品充斥市场，不仅增大患者就医负担，滋生廉洁风险，还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挤出效应，不利于药企沉下心来投入资金研究成本高昂的新药。这一逻辑同样也存在于腐败问题多发的医疗器械采购之中。

不过，由于医药领域从业人员众多、涉及环节复杂，靠单一主体力量难以完成腐败操作，尤其需要掌握关键权力的院领导等“关键少数”的默许和配合。在内在监督力量尤其是院纪委监督乏力、外在监督鞭长莫及的情况下，腐败问题便很容易滋生蔓延。

因此，在观察人士看来，此次医药反腐在强调全面覆盖医药行业生产、销售等各环节和行政管理部门、行业学（协）会等各领域的同时，又提出聚焦“关键少数”、关键岗位加大惩治力度，就体现出全面性与精准性的有机统一，找准了问题的根子，避免了治理范围的扩大化。

与极少数腐败分子利用职务便利内外勾结获取非法收益不同的是，绝大多数医务工作者从事着繁杂的诊疗工作，但薪资收入水平往往未能体现其医技投入和专业付出，这也导致许多医务工作者相对剥夺感较强。

此前，上海某医院胸外科医生就反映称，自己上个月开了近80台手术，门诊大约400个病人，工资加奖金大约4万元出头，折算下来平均每台手术收入低于500元钱。收入总额虽然看起来很高，但这是靠庞大的工作量堆起来的，500元钱与一台高强度手术所需投入的专业技能和时间精力相比，同样不高。而对于那些处于入职初期的青年医生来说，微薄的薪资与长时间、高强度的求学经历更是难以匹配。

多名医疗从业人士指出，相较于其他行业，医疗行业专业壁垒高、培养周期长，医生群体从博士毕业再到具备独立行医资格的年龄在35周岁左右，这之间的收入普遍较低，但他们又面临着成家立业的现实压力。

而从体制机制来看，我国公立医疗机构属于公益二类单位，政府根据业务特点和财务收支状况等实行补贴，“自负盈亏”的市场属性与其公益属性冲突。在政府投入相对有限的情况下，一些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除通过不合理检查、用药、治疗等“以药养医”的方式转嫁负担外，在逐利的动机驱使下，往往产生以贪腐谋私利的冲动。

堵后门开前门，以改革方式推动医药行业回归本位

找到问题症结，无疑为下一步的开方治理提供了靶向。要解决医药领域的问题，非一日之功，但此次大规模的医药反腐无疑提供了一个机会窗口。

“医生善于动手术，但现在更应该对自己动手术。可借助此次医药反腐的机会，对广受诟病的医药行业领域问题进行深挖彻查，先下大力气剜掉腐败毒瘤，净化行业风气。”庄德水表示，净化行业风气只是其中的第一步，反腐还要在药品购销等易发问题、薄弱点位上予以回应，探索形成一些有效的应对机制。在此基础上，把成果的运用上升到制度的层面，以此加快医疗体制改革，推动整个医疗领域实现重塑新生。

得益于前期案件查办的深入推进，一些地方在完善药品、医疗器械、医疗设备采购机制等方面，已开展先行先试。

比如，有的地方探索由医保、卫生健康部门分别牵头成立药械议价采购、医疗设备采购工作指导小组，由市属国企抽调财务、审计、医药等各方面的专业人士组建平台公司，将原本分散于各医院的采购权力上收。各医院只负责提供采购需求，指导小组进行综合评估把关，平台公司统一采购议价。此举既压缩了分散采购的腐败空间，又发挥批量采购议价能力强的优势，有效降低了采购成本。

当然，这只是地方层面的尝试创新，各个地方实际情况不一，难以简单照搬，但无疑为优化顶层设计提供了参考借鉴。多名医疗行业人士认为，要从根本上化解医药领域采购风险，还需从国家层面着手深化公共采购管理制度改革，加快《政府采购法》和《招标投标法》的修法进程，真正理顺采购人、代理机构、评审专家、供应商、监管部门等多方之间的关系，避免出现层层把关而无人负责的局面。

与此同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和数据平台建设，以对症解决医疗设备等专业设备因市场封闭、知识垄断和数据割裂而造成的同一型号产品在不同地区售价差额巨大的问题。

除抓住关键环节外，另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就是医院内部监督体系的建设和完善，这也是前期案件查办暴露出来的典型问题。

由于同医院党委“同灶吃饭”，加之人手有限，公立医院纪委往往面临不愿监督、不敢监督、不会监督的问题。目前，一些地方已经探索由同级纪检监察机关向医院派驻纪检监察组，在强化日常监督、实现办案“零”的突破方面已取得初步成效。在上述受访纪检监察干部看来，由于不同医院规模大小不一，各地实际情况也各有不同，在优化纪检监察组的派驻方式、人才培养和相关措施使用以及加强纪法衔接等方面，既需要各地因地制宜进行探索，也需要国家层面提供规范指导和制度保障。

當然，堵后门也要开前门。取缔非法收入、规范不合理收入的同时，如何使医疗体系能靠服务来得到合理补偿，并让医务工作者获得合理的、符合劳动价值的薪资，让医生回归到获得足够阳光收入的轨道上，依然是一个医改绕不开的深水区难题。

不久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部委联合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23年下半年重点工作任务》，在深化人事薪酬制度改革等方面，提出探索实行公立医院主要负责人年薪制、注重医务人员的稳定收入和有效激励等，在这一方面迈出了积极步伐，但仍需进一步探索破题。

“医改最重要的是要平衡不同主体之间的责任和利益。如何让改革落实，既保障医务人员‘稳定收入和有效激励’，又避免加剧社会的医疗负担，还能确保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效益，达成多方共赢的效果，仍需要更周全的制度设计和更健全的保障机制。”上述受访人士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