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定范

刘有才

春节后染小疾住院，幸与95 岁的长者同在一室，一问竟然是新四军，欢喜之情油然而生。

老爷爷名叫刘有才，1928 年8 月出生在安徽省无为县高沟镇一个叫刘家村的贫苦农民家里。

1942年，由皖南事变突围部队为主组建的新四军七师在皖江地区开始了轰轰烈烈地抗战活动。那一年，刘有才14岁，个子很小，但人很机灵。家里的哥哥是共产党的积极分子，经常参加抗日活动，对他影响很大。村里流传着一句话：新四军打鬼子，青菜豆腐吃饱饭。刘老说，那时候小，什么都不懂，理想信念根本谈不上，但“打鬼子、吃饱饭”这两句话，一听就懂，几个给地主放牛的小伙伴一合计，就到区里报了名。可是他人还没有枪高，区长说，这小家伙眼睛大，看上去很机灵，留在区里当通讯员吧。

“进兵工厂，是1944 年的事，我16 岁，这一辈子就是从这里开始定型的。”接着，他很动情地对我说：“你是军人，最清楚，这打仗，一是靠人，二是靠枪。

我们七师的兵工厂是1944年建的，最鼎盛的时候有700 多人，在新四军各部队中位列第二。据说五师的兵工厂更厉害，有1000 多人。记得当时，全师部队上上下下找会一点手艺的人，铁匠最吃香。营以下干部，到工厂全部当工人，一声命令，立马报到，没有一个人敢说一个不字。那个时候的人，一心想着打鬼子，从不讲条件。我就是第一波进厂子的人。那一天，区委书记拿了一封信对我说：“小刘，你人小，打仗还不行，正好师里建了一个兵工厂。你把这封信带上，到那里报到去吧！”我一听，有点懵，心想这新四军怎么还有兵工厂？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书记拍了拍我的脑袋接着说：“兵工厂，就是造枪造炮的，手里有了家伙才能打鬼子，去吧！”

兵工厂在山里面，对内称军工部，对外叫生产部，有3 个大队，一个大队3 个分队。生产部的政委陈茂辉，后来当了南京军区政治部的顾问，活了100 多岁。我把信交给陈政委，他看了一下信抬头问我：“多大了？”“16 了。”“在家干什么？”“放牛。”“念过书没有？”“没有。”“会什么手艺吗？”“不会，当过2 年通信员，会跑腿！”他哈哈一笑，就对着车间里面的人喊：“石民林，过来一下，这个小家伙就归你了！”只见里面跑出个人来，白白净净的，像个书生，声音还挺大：“是！”

兵工厂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地下党从上海、宁波和南京3 个地方挑选来的技术工人，这是工厂的技术骨干，我们都喊他们客帮师傅。石民林就是专门带我的师傅，宁波人，家乡口音很重，说起话来有点像唱越剧，开始老是听不懂。二是各部队选调来的团以上干部，他们是兵工厂的领导和管理力量，负责人员的管理、生产的组织和产品的调配。三是我们这些“土糟子”，进厂时什么也不会，或者会一点点这样那样的小手艺。当时，兵工厂除了修理部队送来的战场缴获、损坏的枪炮以外，主要生产手榴弹、地雷和掷弹筒，其中掷弹筒最受部队欢迎。因为那时鬼子都在碉堡里，我们没有重武器打起来很费劲。自从兵工厂能生产掷弹筒后，远距离的攻击能力明显增强，部队顿时有了杀手锏。

说到这里，刘老停了一下，看看我说：我一辈子干军工，最大的体会就是一个字，急！战争年代武器弹药消耗厉害，各部队盯着你的屁股要枪要弹，有时候是人家端着箱子在车间等着，东西一出来还烫手他就替你装箱，装满一箱搬着就跑。这些武器弹药早一点送到部队，我们的伤亡就会少一分，胜利就会多一分。整个兵工厂就像一部永不停歇的机器，不分昼夜拼命赶活。太阳出来我们进山干活，太阳下山出来吃饭睡觉，不是白班就是夜班，一年四季连轴转，从来没有休息二字，胳膊肿得连碗都端不住，晚上睡觉要弄根皮带吊起来挂在梁上才能睡着。可我们干得很快活，很开心，没有一个人讲牢骚怪话。一件新产品出来，前方一个打胜仗的消息传来，我们就像过年一样高兴，厂里加菜会餐，不仅有豆腐，有时还有肉吃。当然，进了兵工厂，最重要的还是学技术，我当时做梦都想把师傅手上的技术全部学到手。可那时候的条件艰苦，材料缺乏，师傅能让你动手锯一根铜管子，已是天大的面子，足能让你高兴好几天。像磨刀这样的事情都是师傅亲自干，从不让我们碰一下。因为刀具的材料非常紧缺，说难听一点，都是敌占区的地下党冒着生命危险搞到的。但古话说，百人汇聚，五艺齐全，别看当时的人文化程度都不高，但手艺巧的人真是不少。能在这样一个战斗集体里学习、生活和工作，就会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推着你学习，牵着你奔跑。

刘有才（左一）陪同宋任穷副总理视察工厂

有一天，管后勤的林维先来车间找我师傅，说他爱人一支泰山金笔笔帽上的挂钩螺丝在反“扫荡”的时候掉了，能不能配一个？师傅接过钢笔看了一下说，配不起来，但可以做一个，你明天来拿吧。林维先半信半疑地看着师傅：能行吗？师傅点点头，等林离开后，他对我说：“交给你了！”这是我第一次独立干活，很兴奋，当然也非常用心。师傅放手让我干，也想趁机考考我这么精细的零部件在车床上能不能车出来。结果我不负众望，做得非常精致，几乎跟原装的一模一样，师傅很满意，也很得意。第二天，林维先拿在手里左看右看，简直有点不敢相信，说做得太好了，问是谁做的，师傅用手指着我说：“是他做的，小机灵鬼！”从此以后，小机灵鬼就成了我的外号，一下传遍整个车间。

还有一次，我生病住院，看到卫生队长身上背着一支老掉牙的驳壳枪，外面的颜色都快磨光了，白乎乎的一块一块，很难看，就顺嘴说了一声：“你的枪太老了，我给你修修吧？”卫生队长一下愣住了，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小机灵鬼，你再说一遍，你还能帮我修枪？”“是，修枪，你拿来吧！”几天后，当我把一支铮光发亮的“新枪”交给卫生队长的时候，不仅把他惊呆了，在一旁的兵工厂领导和师傅、师兄们都被镇住了。师傅拽了一下我的袖子问：“这发蓝是从哪里偷学的？”我只好老实交代。前一阵反“扫荡”，几个单位的人都一起跑到了山里面，因为没有活干，大伙趁机睡觉休息。我不爱睡觉，就在里面到处溜达，意外发现了有几个上海来的师傅在一个角落的小房子里给枪支重新做发蓝，我很好奇，就悄悄跟着学，给他们做下手，等反“扫荡”结束，我的新手艺也就学到了手。这发蓝工艺，实际是枪械金属部分的表面氧化工艺，因为常做成偏蓝颜色，逐渐的就成了一种通用叫法。以前我们兵工厂很少做发蓝，这一下又出了名，谁见了我都把腰里的家伙掏出来：“小机灵鬼，帮我看看，要不要发蓝一下？”师傅看我在忙，喜滋滋的，觉得自己带出了一个好徒弟。

不经意地露了两次脸，在兵工厂渐渐的有了一点小名气，领导经常表扬我，我可不敢骄傲，更加埋头苦干，因为我心里有目标。有一次，师傅临时外出开会，他一走车床就停了，可掷弹筒的生产任务很重，一大堆材料等着加工。这时，有几个师兄鼓励我：“小机灵鬼，你能行，上吧！”“上就上！”第一次独立站床子，很紧张，但我心里有数，平时师傅干活的每一个操作程序、每一个技术细节我都默记在心里。等我把一个加工好的掷弹筒部件从车床上拿下来的时候，大伙一下围上来，正好师傅也回来了，他板着脸，拿起来左看右看问道：“这是谁干的？”我说：“我干的。”他用眼睛盯了我一会，突然把手往上一举，用他的宁波话大声高喊：“产品合格！”“好！”车间一片叫好声。厂领导闻讯赶来，听师傅一说后当场宣布：“从今天开始，刘有才独立站床，每月奖励2 斤肉津贴！”在那个艰难异常的抗战年代，奖励2 斤猪肉那是多大的荣耀啊。从此以后，只要一吃肉，我就会想起兵工厂，想起了那激情燃烧的光荣岁月。

1945 年9 月，日军投降，抗战结束了，七师兵工厂奉命北撤。北撤分为两大块，所有的机器设备和上海、宁波、南京来的客帮师傅全部撤到胶东，并入根据地的大工厂。剩下的人，编入战斗部队，我当了班长。没过多久，师首长派人找到我，叫我把兵工厂的人再组织起来，成立一个修理连。接下来的几年，部队的仗越打越大，部队打到哪里，我就把枪炮修到哪里。

渡江后，部队驻在芜湖的湾沚。有一天，领导急匆匆跑来对我说：“走，去南京，重要任务，接收兵工厂！”一声令下，打起背包就出发，我们15 个人连夜坐车进了南京，开进了现在的南京晨光机器厂。这个厂的前身是清朝洋务运动中的金陵机器制造局，简称“宁局”，当时由刘伯承的二野部队接管，对外叫华东军械总厂。我们从芜湖出发时，说是进兵工厂当军代表，照样穿军装，当干部，可进厂后没多久就接到通知：军代表不需要那么多人，我们集体脱军装，进车间当工人。我尽管很留恋部队和这一身军装，但我喜欢技术，觉得自己有一手技术，到哪都是干革命。

我请刘老说说兵工厂的具体事情，他问我：“某型重要装备你知道吗？”我点点头，他接着说，接到研究某型重要装备的任务就是死命令，这跟战场上一样，冲锋号一响，明知是死，也必须玩命向前。为此，厂里专门成立了一个软管车间，挑来挑去叫我当车间主任。我知道，这个担子太重了，但我丝毫没有犹豫，因为这是国家使命，共产党员不能讲价钱，必须上。没有样品，没有图纸，试验、失败，再试验、再失败。产品搞不出来，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人瘦得跟猴子似的，熬夜通宵那是家常便饭，一个个眼睛都是通红的。但我们没有放弃，也没有权力放弃，我们中国人有志气，认准了目标，就是豁得出去，敢玩命，硬着头皮上，最后终于试验成功。

1976年9月9日，一代伟人毛主席逝世，党中央决定在天安门广场建设毛主席纪念堂，这个内部称为“一号工程”。经过一年的建设，进展非常顺利，但在验收时却被一个技术难题给卡住了。在毛主席遗体的展示区域，按设计要求需要有一个制冷设备自上而下形成一个冷气场，将遗体罩住，以防止瞻仰遗容的人群产生的热流影响遗体的温度。工程验收时，国务院一位负责同志发现，现场制冷设备发出的噪音太大，无法保证现场“肃穆安静”的特殊要求，“必须立即更改”，并限半个月完成！工程指挥部火速召集国内顶尖专家进行研究论证，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只有南京晨光机器厂能解决。”于是，中央领导立即给原七机部下令，晨光厂领导连夜赶往北京受领任务。当时，我因中风前兆行动受限，厂党委书记曹克明把我喊到办公室，他用非常激动的声音对我下令：“刘大胡子，你革命几十年，现在考验你的时候到了。你要怀着对伟大领袖最最忠诚的感情面向党旗发誓，15天必须拿下这个我们晨光厂历史上最最光荣的任务！”曹书记说完，就泪流满面，无法出声。我也是非常激动，举起右手宣誓：“我立军令状，保证完成任务！”

鉴于我的身体原因无法前往北京现场，曹书记立即决定在党委会议室为我架一张行军床，开设专线电话，作为“一号工程”指挥所，全厂的技术力量由我调动指挥。我迅速召集人员，研究方案，并派出得力人员赴北京开设前方指挥组。按道理，我们晨光厂解决一个现场的制冷问题并不是太大的难题，但由于纪念堂的工程太特殊，现场的条件限制很多，要求特别高，时间又特别紧。15天的连续奋战，所有的资源都是一路绿灯，特别是在制冷设备抽真空的环节上，当时国内没有对如此体量的设备抽真空机器，我们土法上马，土洋结合，凭着我们兵工战士的智慧和勇气，一举突破卡点，在规定时间内顺利拿出机器送往北京安装试验成功。消息传来，全厂一片欢呼，我再也控制不住身体，一下瘫倒在行军床上。毛主席纪念堂为了感谢我们晨光厂的应急支援，破例拿出40张纪念堂参观门票和一部分纪念章，请在北京参加工程施工的全体人员进纪念堂参观。七机部一位处长得知此事后，打电话跟我开玩笑：“刘大胡子，你太厉害了，一下40 张门票，我们部长只分到了2张啊！”

1983 年，因为身体原因，55 岁的刘有才，主动申请提前离职休养。

从放牛娃到大国工匠，刘有才，新四军老兵，你就是一个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