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苇 刘红梅

（合肥工业大学 安徽 合肥 230601）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 “两个结合”；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又再次强调只有坚持“两个结合”，才能永葆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两个结合”的伟大论断，既开辟了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也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两创”发展奠定了坚实根基。

“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1]深入挖掘、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是当前必须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儒家生态哲学作为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仁民爱物”“天人合一”等思想在当代仍具有深刻意义，为现代人构建和谐社会、养成生态文明生活方式提供了重要启迪。作为最新的生态理论成果，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正是建立在以儒家生态哲学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实基础之上。

以“两个结合”为视角，探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儒家生态哲学的融合创新，是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要任务和中心环节，亦是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两创”的有效途径，也可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加丰富的理论指引和实践支撑。

一、儒家生态哲学的主要内容

1.儒家生态哲学中的“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内核和重要命题。从生态视角来看，“天人合一”中的“天”代表的是自然界，“人”是指人类本身，“合一”则是强调人与自然之间整体有序的和谐状态。

这一思想最早可追溯到《周易》，其中有“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2]816。这里明确指出世界万物由天地孕育产生，并且这种孕育万物而生的状态是遵循“天地——万物——男女——夫妇——父子”的有序秩序。儒家以此为起点，进一步将“仁爱”思想纳入其中，肯定人在天人关系中的主体性。《礼记》中就有“故人者……五行之秀气也”的表述，指出人是汇聚仁、义、礼、智、信五种善性而生，故人是最具智慧和灵性的。和孔子一样，程颐也指出人是五行之秀，是汇聚天地间储存的精气而生的。因此，人类虽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产生，却不同于自然界的动植物。值得强调的是，人类虽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主体能动性，积极参与世界万物的变化，但这种主体能动性必须以符合自然规律为前提。“君子有三畏：畏天命……”[3]251，孔子将“畏天命”置于君子三畏之首，可见这种利用与改造应置于敬畏天命之下，如果不遵循其运行规律，不敬畏天命，就会“获罪于天，无所祷也”[3]38。

儒家在“畏天命”的基础上提出以“尽心知性”的方式知天命，从而更好地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中庸》开篇就论述了关于天命的具体观点，指出人的所有本性来自天并且离不开天命的规定，接着阐述尽性知天的具体方法——至诚，“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4]116。通过至诚之道，作为主体的人可理解天地万物运行与发展的规律，并能以无虚妄、无杂念的本心充分发挥自身的主体能动性，以“至诚”的方式来“尽其性”，进而通达天性，实现“与天地参”，最终达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天人一体”境界。

2.儒家生态哲学中的“仁民爱物”

“仁民爱物”作为儒家“仁学”的重要内容，具有现实的生态意义，凸显了儒家生态哲学蕴含的道德人文关怀。

“仁民爱物”这一思想虽由孟子率先提出，却早已贯穿在孔子的仁学体系中。孔子把“仁”看作天地间永恒不变的法则，是人类立身行事的最高道德标准。其中，孝悌是“仁”的基础。孔子提出，“仁者，人也，亲亲为大”[4]105。孔子将爱父母放在首位，而后推广到友爱兄弟再扩充到仁爱众人，做到“泛爱众，而亲仁”[3]6。此外，孔子还把仁爱之心推及自然万物，提出“钓而不纲，弋不射宿”的生态理念。孟子基于孔子的“仁”学思想，进一步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一重要论断，把仁爱的对象由“亲人”推广到“百姓”，再进一步扩充到“万物”。汉代董仲舒进一步发展“仁民爱物”思想，提出了“泛爱群生”“鸟兽昆虫莫不爱”的生态伦理观，把对世界万物的道德关怀视为“仁”，彰显出一种“博爱”情怀。

“仁民爱物”这一儒家生态哲学的核心内容，将关注的对象由人推及物，进而扩充到整个自然界。随着这一过程的扩充，“生生之德”的意蕴由此展开。“天地之大德曰生”[2]732，儒家将尊重生命的行为看作“大德”。值得强调的是，这里的“生”不仅是指作为个体存在的“人”的生命，还包括除人类之外的世间万物各类生命。显然，儒家生态哲学在价值层面视人与自然万物平等一体，主张尊重和爱护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命。

儒家生态哲学尊重生命、尊重自然，其实践中便有了“使民以时”“取用有度”的生态保护取向。“草木以时伐”“禽兽以时杀”，揭示出人类对“草木”和“禽兽”的砍伐猎杀必须建立在遵循时令规律的基础上，绝不能随心所欲地对自然资源进行攫取和掠夺，否则等同于违背了孝道。“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5]5强调人类在开发与利用自然资源时，只有坚持取用有时的实践原则，注意养护自然界的动植物资源，才能实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荀子更是将儒家生态思想加以系统化和制度化，指出要实现圣王之制，就必须“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使世间万事万物能够各得其所，从而实现“与天地参”的理想状态。

3.儒家生态哲学中的“协和万邦”

“和”是儒家思想文化的重要内核，凝结了古代先民对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深刻哲学智慧。儒家生态哲学作为儒家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与实践也始终以“和”为价值取向和目标旨归。

儒家生态哲学的“和”思想涵盖三个层面。其一，人自身内部的和谐。儒家认为，个体的身心和谐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乃至社会和谐的基础。要实现个体身心的和谐，提高自身的修养是主要途径。对此，孔子提出“为仁由己”“修己以敬”等，都是要求人们通过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进而实现自我的身心和谐，成就圣人之德。其二，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儒家历来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一体，且指出“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4]56，认为只要到达中和之境，天地归位，万物就会生长发育。可见，在儒家思想中，人与自然万物的形成发展亦是和合的结果。

此外，儒家生态哲学还蕴藏着第三层面的和谐，即人与社会、人与人的群体和谐。“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6]《尚书·尧典》中记载的“协和万邦”，宣扬的就是社会邦族群体的和谐局面，其中天然地蕴含着仁、义、礼等治国理政主张。仁，即施行“仁政”“德治”，遵循为政以德，修己治人。所谓“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5]56，只有施行仁政，用道德让别人归顺，别人才会真正心悦诚服，否则只是力量不足以反抗罢了。礼，即以礼相待，重道德，倡礼制。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即强调“礼治”和“德化”的作用，重视用道德和伦理来规范行为和约束民心。在对待邦交关系上，儒家主张以道德修养和伦理教化为本，通过“感化”“怀柔”等政策，实现“天下宁”的和谐局面。义，主要相对于“利”而言，儒家并不否认“利”，而是主张“先义后利”“以义制利”。这种义利观在儒家生态实践方面也得以深刻凸显，儒家生态哲学始终坚持以天下万事万物的福祉为导向，遵循重义轻利原则，绝不提倡见利忘义、舍义取生的行为。

“协和万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儒家的政治主张，其所提倡的和谐思想和蕴藏的和合理念已深深融入中华文明的骨血之中，并作为一种民族精神、文化传统不断延续下来。其沉淀下来的价值原则和价值理念，仍能够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与实践启示。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儒家生态哲学的融合与创新

1.科学自然观：从“天人合一”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突出的是人与自然之间共生共存、命运相连的整体关系，并且这种关系表现为一种持续共进状态。2021年4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首次对“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深刻内涵进行系统阐释，并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放在“六个坚持”之首。[7]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8]。要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就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践行“两山论”，将经济的持续发展与环境的有效保护有机统一起来，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9]古人很早就意识到人与自然不是对立分裂的，因而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这一哲学思想主张以提高个体自身内在的道德修养，进而提升个体的生命境界，唤醒自身的道德自律感，化解人与自然的矛盾，最终达到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境界。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来源于对当代生态环境面临的严峻形势的深刻思考，来源于对“不尊重自然，违背自然规律，只会遭到自然报复”这一经验的客观认识，强调通过实践的方式认识规律进而科学把握自然规律。

在融合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基础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运用唯物史观进一步探讨人类文明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将生态环境的保护与人类文明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创造性地提出了“生态兴则文明兴”的科学论断，指出只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才能保证民族的兴旺发展。在论述“天人合一”的内涵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继承了儒家的“和合”思想，还用现代化语言实现了对“天人合一”的当代转化。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赋予“天人合一”以新内涵，进一步凸显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并创新性地从整体性高度提出了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路径。

2.特色民生观：从“仁民爱物”到“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工作结束时曾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10]4。他将生态环境问题上升到民生问题的高度，强调要真正解决民生问题，就必须从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态环境入手，而建设良好生态环境刻不容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两山论”的提出深刻揭示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辩证关系：经济发展固然重要，但绿水青山才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保障。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8]，不仅要大力发展经济，还要提供和创造更多的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些论述深刻表明，中国共产党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是为了改善环境、保障民生，满足人民对美丽和谐的自然生态环境的追求。

民生问题自古以来备受关注。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所处时代背景的差异，不同时代对“民”的认识也有着不同之处。“仁民爱物”中的“使民以时”虽凸显的是一种取用有时的生态原则，但在以农耕经济为主的古代社会，更多的是强调统治者要根据农时使用民力。“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5]289儒家虽有民贵君轻的表述，但与此同时更强调“君人者，国之本也”[11]。可见，在儒家“国之本”的文字描述中，君的存在是包括民在内的一切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儒家“君舟民水”“民贵君轻”等民本思想虽为富民、利民等举措提供了依据，但本质上还是“使民”“用民”。“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10]4这一生态理念则是将生态文明建设与人民幸福生活紧密结合起来，它的提出表明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12]，这朴实的话语蕴藏着深刻的政治意蕴。特别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良好且宜居的生存环境日益成为衡量人民群众生活水平高低、生活幸福与否的重要标准。在人民中心论的理论框架下，将“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深刻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旨归。

3.共赢全球观：从“协和万邦”到“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世界各国成为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10]131。这一科学论断的提出表明了在保护生态环境这一问题上，任何国家都不能袖手旁观。世界各国人民应当齐心协力、同舟共济，在维护本国发展利益的同时兼顾他国的合理利益，牢固树立保护环境、绿色发展的生态理念，勇于承担国际责任与国际义务，打造人类共同栖居的美好家园。

从实践来看，中国在建设全球生态文明中所遵循的义利观，是对儒家义利观的发展与创新。“协和万邦”中凸显的义利观强调先利后义、重利轻义，这虽指明了世界各国在全球生态治理的实践中都应自觉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但在当前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世界体系中，显然无法为中国的国际生态合作与治理构建实践理路。

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中国遵循“以义为先，义利并举”，这种义利观是对儒家生态哲学中义利观的融合和创新，即强调义与利的辩证统一，而不是过分侧重义，而忽视了利。面对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世界难题，中国一直积极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不断发挥“中国作用”，持续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国际合作，以实际行动积极履约。“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国际博弈中，中国的生态建设和发展不以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为代价，但中国也决不放弃本国的正当权益。”[13]面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挑战，中国始终坚持国家利益与国际道义相统一的原则，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为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中国力量和中国方案。

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儒家生态哲学融合与创新的意义

1.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科学指引

“两个结合”的创造性表述，既是对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明确宣示，也是对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中国具体实际”中独立出来，凸显了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独特价值，为新时代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8]马克思主义是真理，但不是一成不变的学说。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下，对中国实际和具体时代要求做出的正确回答。其将儒家生态哲学的活力融入建设美丽中国的伟大事业，并转化成适应当代语境的生态价值观，为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引。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历史文化相结合，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养成分的基础上，运用现代性语言从本体论、认识论及实践取向等方面对儒家生态哲学进行了崭新诠释。例如：民生观上，将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民生问题联系起来，提出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的理论原则，实现对儒家“使民以时”理念的创新；全球观上，从人类整体利益、共同利益、长远利益的视角，提出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共谋全球永续发展的生态价值观，创新发展了儒家的“协和万邦”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对儒家生态哲学的融合和创新，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只有牢牢扎根中国大地，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符，为中国人民所掌握、运用，同中国文化相融相通，才能实现深层次的中国化。

正确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地位和意义，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性与主体性，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面向未来、实现价值融通的重要理路，也是新时代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本质要求。

2.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深刻指出，“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8]。这就要求中华传统文化在当代的继承和弘扬必须守住中华文化本根、传承中华文化优质基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就是在守住中华文化本根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生态哲学贯通起来，并进行现代性转化。

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大力挖掘儒家文化中蕴含的解决当代生态难题的思想资源，并在此基础上加以融会贯通，如“天人一体”的哲学观、“讲信修睦”的道德观及“协和万邦”的天下观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民族一贯的处世之道，呼吁各国人民树立“和而不同”“天下一家”的全球观，秉持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的胸怀，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共同努力。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理念的提出，则是将儒家生态哲学的理论核心——“天人合一”融入现代生态文明的生动体现，这一融合使得中国传统生态文化在当代焕发出勃勃生机。

另一方面，在融通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创新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受到古代农业背景和政治体制的制约，儒家思想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性特征，需要进行现代性转化和发展。如儒家关于义利关系的表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体现了重义轻利、先义后利的义利观。但在当代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全球生态建设格局中，这种义利观具有一定局限性，需要加以发展和创新。结合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义与利的辩证统一，最终形成了“以义为先，义利平衡”的正确义利观，为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儒家生态哲学的融通和创新，既让儒家生态哲学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中国和世界面前，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为推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引和实践支撑。

3.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孕育出的儒家生态哲学，其中包含的哲学理念、道德原则以及价值追求深刻影响着每一个中华儿女，同时也影响着中国生态文化体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儒家生态哲学的创新，不仅推动了我国当代生态文明建设工作，也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了中国智慧。

一是在全球生态治理的合作中，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环境污染问题已不再单纯是某个国家或某个地区的“家事”，一国的环境问题会引发跨国界的生态危机。因而，一国的生态体系是否安全稳定直接关系到他国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如果全球各国不联合起来，仍然以国家和地域来互相分割，那么生态危机必然不能得到解决。”[14]为正确应对全球生态危机给人类安全带来的威胁，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15]523，因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安全相互关联、彼此影响”[15]523。世界各国人民只有携起手来团结合作，才能解决当前人类发展面临的困境，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清洁美丽的世界。

二是在全球生态治理的合作中，构建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由于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程度不同，世界各国在全球生态治理合作中在利益诉求方面无法达成一致。特别是部分发达国家凭借自身优势，在全球生态治理责任与义务承担的问题上相互推诿，甚至有极个别国家拒绝承担应有的全球生态治理责任。面对世界各国在全球生态治理问题上的矛盾与冲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15]523。只有坚持平等相待、互商互谅，才能解决各国在全球生态治理合作中有关治理责任、治理方式等问题上的矛盾与分歧，真正建立伙伴关系。必须深刻认识到，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全球治理问题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责任和义务。

需要强调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构建全球生态治理合作的重要论断，是在充分考虑各国具体情况的基础上提出的，既维护了各国的正当利益，体现出“和而不同”的价值追求，又为全球生态环境的治理提供了价值基点，从而为解决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贡献了中国方案。

四、结语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挖掘儒家文化中蕴藏的生态哲学思想，结合当今国内外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发展的具体状况，深入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在理论、实践以及制度方面的创新，提出一系列深刻思想与重要战略，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当代，以“两个结合”为视角探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儒家生态哲学的融合和创新，无论是解决全球生态治理难题，推进我国当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还是以此为契机探索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现实性，都具有深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