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想［南开大学，天津 300071］

张枣于20世纪80年代正式进入诗歌创作的领域，很快就在诗坛上享有盛誉，然而1986年他选择了旅居德国的生活，并于长期在海外担任学者的生涯当中坚持创作汉语诗歌。远离汉语母语环境的诗歌创作使张枣对于生活化汉语的感知冷却下来，从而在多元的意义上使他的诗歌语言发生了变化。

张枣开始进入诗坛的年代正处于第三代诗歌高歌猛进的时代，新诗诗人普遍开始重视语言在诗歌当中的重要作用，韩东提出“诗到语言为止”，意味着时代开始将语言视作诗歌的出发点和最终旨归。这种将诗的意义集中到语言上来的诗学观本身是极端西化的，是对中国传统诗学观念“诗言志”的一种本质反叛。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至第三代诗歌出现之前，这种“诗言志”的诗学观并没有随同古典诗歌的形式要素一起消亡，仍然始终占据新诗诗坛的主要席位。因此虽然中国诗歌的语言从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转型，这种语言上的变化却没有独立而充分地引起诗人和评论界的重视，因为从根本上来讲，白话文学的改革本身正是以政治目的为纲领的一种“诗言志”的转向表达。

张枣以其敏锐的语言天赋和外语专业学习者的身份，在写作之初就近乎本能地注意到了新诗语言本体对时代发出的改革之声。而当李亚伟、于坚等诗人站在自己的时代，通过破除朦胧诗的意象建构来重组新诗语言的时候，张枣则跳出时代，以更为深远的眼光发现了自“五四”以来新诗语言悬而未决的本体焦虑。这种语言焦虑，是国内写作时就存在于他的潜意识当中，然而在孤悬海外时期才真正学理化的。至今评论界关注的普遍向度是张枣为新诗语言找到的回归传统的改革途径，但较少关注这种途径如何被诗人旅居海外的经历发现、改革和催化。实际上，张枣对于新诗语言的毕生探索与其在跨文化环境中对汉语的超越和审视紧密联系，同时也与他被边缘化的诗人地位所引起的认同焦虑密不可分。

一、“语言本体主义的危机”的发现

张枣的诗歌创作与理论研究自始至终具备一种相当自觉的语言意识。在创作初期他就试图通过诗歌达到语言的革新：“因为从开始写作起，我就梦想发明一种自己的汉语，一个语言的梦想，一个新的汉语帝国。”①新诗语言的变革，即作为诗歌语言的现代汉语的变革，是张枣在其文论当中不断谈及的问题，也是其诗歌创作的目的之一。通过在写作实践当中探索新诗语言的变革潜能，这种语言革命成为张枣进行诗歌创作的立足点和核心。

而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诗坛关注语言的背景当中，张枣体现出对汉语语言的独特审美体验。据张枣自言，他对于诗歌语言的审美起源于外婆随口的一句“娇儿恶卧踏里裂”，是诗歌语言本身的诗意美激发了张枣对于诗的意趣，因此他的创作也体现出对诗化语言的坚持。这种坚持在主张“pass北岛”的第三代诗热潮当中显得不够彻底。在文学史的衡量维度中，第三代诗的语言革新具有标志性意义。这种革新主张发现和高扬现代汉语的日常化，使日常语言进入诗中，成为诗歌语言的主体。这虽然具有一种语言本体自觉的革命意义，然而从根本上消解了诗歌语言与日常语言之间的差异，使诗歌除了断句的形式特征之外不再具备这一文体的独特的语言价值。这种改革倾向是诗歌语言在语言的工具性本质内部极端发展的结果，实际上揭示出新诗语言走向封闭的危险倾向。可以说，第三代诗人对新诗语言的改造恰恰暴露出新诗语言主体性缺失的问题。这一问题由于中国诗歌缺少对自身向内的语言审视，而始终被遮蔽起来。

在这一浪潮下，新诗语言迫切地要求建立一种独特的诗性表达，张枣则敏锐地发现并始终积极回应新诗语言的这种呼唤。在张枣的早期创作中，他的诗歌语言即体现出一种对语言本身的审美趋向，这种对语言诗意美的直觉性追求实际上已经对第三代诗歌语言的反诗倾向做出了矫正。彼时张枣已经在通过其诗作讨论如何重塑作为诗歌语言的现代汉语这一命题，他也通过《镜中》《何人斯》等作品做出了一个示范，主要表现为将传统诗歌的语言艺术特点融汇于新诗当中。而张枣早期对语言革新做出的另一个努力就是他自主选择的，从海外环境观察汉语的“陌生化”道路：“如果选择去德国，我就可以学到另一门语言……在原文中去吸取歌德、里尔克这样的诗人。而且我也需要一种“陌生化”……因为一个诗人是去发明一种母语，这种发明不一定要依赖一个地方性，因为母语不在过去，不在现在，而是在未来。所以它必须包含一种冒险，知道汉语真正的边界在哪里。”从这段话中可以得出张枣自主选择海外创作的两个原因：其一是将新语言的长处借鉴到汉语诗歌创作中；其二则是通过在地域上对母语的疏远来更好地观察母语的本质，通过“陌生化”发现母语的内在，试探母语的边界。因此带着对变革新诗语言的一贯的强烈自觉意识，张枣早年一边回溯汉语诗歌传统，一边面向多语言的诗歌世界，这奠定了其语言革命的向内与向外两个基本向度。

第三代诗所暴露的“语言本体主义的危机”②实际在海外旅居期间才被张枣精准地命名并提出。这种危机自“五四”白话运动起始，现代汉语突然之间代替古汉语成为中国新的文学语言，然而这种新的汉语从未被应用于诗歌创作，它面对一种与“上帝已死”相类的虚无主义空洞，即它没有诗歌传统可以依存，这形成了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一个人为的断裂。在张枣的视域中，语言突变带来的断裂不仅是危机，也是机遇。他多次提到这种断裂实际赋予了现代汉语一种开放性：“她开放、活泼，既可以回瞻过去吸取滋养，又能够投身于日常口语和翻译文学的扑面春风里。”③张枣期待，作为诗歌语言的现代汉语可以从传统诗歌、日常语言和翻译诗歌三方面汲取营养，并最终形成一个多元和开放的语言系统。

这是张枣对新诗语言多元结构的一种畅想。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张枣个体的创作实验不断地趋向对于继承古典诗歌传统的强调。随着海外写作经历的延展，张枣明显地偏重于刻意回溯和效仿中国传统诗歌语言的形与神。他的创作虽然仍受到日常语言和翻译文学语言的影响，却较少自觉追求。张枣对于汉诗传统的倾向性继承产生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作用：一方面，中国新诗在白话文学的革新要求之下，偏重对日常语言和西方诗歌的模仿，使得新诗相对而言体现出传统诗歌元素流失的趋向；另一方面，张枣个人孤悬海外的写作经历放大了他对于新诗语言的汉语性缺失的焦虑。总之，张枣最终以一种鲜明的汉语本位立场对新诗语言的革新提出回复传统的强烈要求。

二、边缘化身份与语言主体的焦虑

张枣在德国旅居期间所坚持的汉语诗人身份是尴尬的，出走的决定不仅使他在国内诗坛的地位由一颗新星降落成为一个域外汉语诗歌写作者，也使他从受到盛名推崇的母语诗人环境迅速跌落至无人问津的海外。他写作《刺客之歌》④，借助荆轲远行的传统文学场景来隐喻自己孤身前往海外寻找母语的状态：

为铭记一地就得抹杀另一地/他周身的鼓乐廓然壮息

然而避免不了的是他在德国坚持写作汉语诗歌的边缘化身份。不论是失去国内诗坛的友人还是跨文化环境本身给诗人带来的压迫感和焦虑感，张枣对于祖国的情感依恋与急于在海外重塑自身母国认同的心理投射到了他对新诗语言的革新要求上，使他对自己的语言实验产生了更为深刻的焦虑。他因此对旅居海外的选择产生过质疑：“我一直想回国，海外的日子我老觉得得不偿失……我渴望生活在母语的细节中……我相信我作为诗人的命运只有回到祖国才能完毕。” 这种“本体”缺失的表征确切地体现于张枣在海外写作的诗歌中。这些诗篇不再如《镜中》一样表现出全篇一贯的私语化、自我抒情式的诗骚传统诗歌特质，而是相比而言向西方现代派诗歌靠拢。如《天鹅》的开篇：

尚未抵达形式之前/你是怎样厌倦自己

在中国传统诗歌以比兴建构的物象体系中，外物通过感官与诗人的情思进行连接，从而形成一种由外向内的通路，激发诗人的摹写兴趣。这种模式在传统诗学中被称为“感物”。而在《天鹅》中，张枣的诗歌语言则体现出与传统的“感物”诗思不同的思维模式：“形式”作为一个形而上的虚体和一个含有无限意蕴的能指符号，其模糊性与抽象性决定了它不可能出现在中国传统诗歌的意象群当中；而诗句中“尚未……之前”的时间结构也被中国传统诗歌的现实秩序所不允许，而是西方现代派诗歌应用文本打乱现实时间的一种常见方式。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这两句构成的开篇单刀直入地将读者引入一个没有具体时间、空间环境的理念世界当中，这又与中国传统诗歌的写作模式完全不同。相比而言，中国传统诗歌中的环境感重要而且实在，诗意总是在读者脑中形成画面，比如《镜中》的开头：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了下来

“梅花”是一个环境要素，读者由是知道抒情主人公处于一个有梅花的时空。在中国古典诗歌中，诗意依靠意象所构成的环境而存在，情与景总是互相融通。而《天鹅》是一首没有环境的诗，其中的“天鹅”并不是一个物，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一个虚构的能指，而并不具有实际存在意义的“天鹅”不能被纳入中国传统诗歌“感物”的描写对象当中。

由此可见，张枣的诗歌创作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诗歌的深刻影响。诗人发现了这种其他语言的“入侵”，认为语言上的他者会抹杀和代替他本身想要建立的新母语的主体地位。由是诗人开始自觉地从理论与创作两方面强调新诗语言革新中汉语性的建构。

从理论上来说，张枣此时关注的新诗语言危机的“本体”不再是一个可以博采众长的多元化、开放式主体，而是变成了对中国汉语传统的指涉，“本体”缺失所指的即是现代汉语诗歌与中国传统诗歌之间的断裂。在谈到“语言本体主义的危机”时，张枣认为当代的中国新诗向西方诗歌开放程度很高，然而却忽略了向自身传统的开放，因此他提出，新诗语言“忽略了对传统汉语的（不是字面上的）圆润恬静的非暗喻命名境界的挖掘”。在这里，张枣体现出新诗语言向中国传统诗歌语言回归的愿望，他要求革新之后的新诗语言是汉语的，是具备汉语性的，而不是一种纯粹欧化的语言。在海外汉语诗歌创作领域，他反对汉语只是充当了“一个马虎的影子”的诗作，因为“它之于汉语文学建设无功”。他反对的即是宇文所安所论述的那种无根的“世界诗歌”⑤，那种虽然用汉语写作却缺乏汉语性的诗歌，而推崇一种不能被翻译所穷尽的独属于汉语的诗。

而创作上，边缘性身份导致的认同焦虑也在不断压迫着张枣。在其海外诗作中时常透露出回归祖国的强烈愿望和对自身民族身份的犹疑，尤其是诗人离世前的作品，将诗人对母国的眷恋和焦灼推向高潮。例如《鹤》⑥中的不断追问：

鹤？我不知道我叫鹤。//鹤？天并不发凉/我怎么就会叫做鹤呢？/鹤？我扬起眉，我并不就像门铃脉冲着一场灾难。//鹤？是在叫我？我可不是/鹤呢。我只是喝点白开水。/天地岂知凉热？

“鹤”首先是典型的中国式意象，并且含有一种归去的隐意。因此抒情主体对自己是否为鹤的反复追问首先是对自身民族身份发出质疑，而同时又透露出驾鹤而归的潜意识的渴望：此处的“归”也即回归属于母国的主体本位。绝笔诗《灯笼镇》也有此意：

老虎衔起了雕像/朝最后的林中逝去/雕像披着黄昏/像披着自己的肺腑

在“灯红酒绿”的异乡，诗人为自己建造了一座“雕像”，然而这“雕像”是虚假的，只有当它“向林中逝去”时才有了“肺腑”，才有感有知。诗人渴望自己成为一个具有“肺腑”的完整认同的自我，从而表达出对自己身处异乡而被异化的身份疑虑和回归母国传统的强烈愿望。实际上这种复杂的情感已经成为张枣诗歌的母题和其诗中一切情感的潜流，可以发现，如果不理解他的母国依恋也就不能够充分理解张枣诗歌的含义。在这一意义上，张枣的诗歌在私人语境当中又具备了宏大的现实意义，诗歌成为诗人向祖国回归的一种方式，写作成为诗人建立“汉语帝国”的一种手段。因此在这里，张枣的域外汉语诗歌又悄然回归了传统汉语诗学中“诗言志”的文学要求。

三、汉语性建构与可译度研究

在对语言主体和民族身份认同的焦虑之中，张枣诗歌创作的语言革新体现出两个主要方向：其一是在语言本身不可译的层面增加汉语化的审美元素；其二则是融会中国传统诗歌的写作理念与方法，形成与西方诗歌全然不同的结构特点与思维模式。

在实践对新诗语言的汉语性建构时，张枣的诗歌语言首先呈现出对语言本体的自恋。张枣十分擅长运用汉字本身的排布来造成音乐或语义上的审美效果，如柏桦所说，张枣是一个“炼字大师”⑦，他抓住每一个汉字在汉语语境当中具有的丰富意义群，并将这一庞杂的集体应用于诗中，例如他在《狷狂的一杯水》中体现出的造语之能：

他爱满满的一杯——那正要/内溢四下，却又，外面般/欲言又止，忍在杯口的水，忍着，/如一个异想，大而无外，/忍住它高明而无形的翅膀

其中最具汉语性的语词是“大而无外”。“大而无外”究竟表示什么具体的含义？一个汉语母语读者一定能从其语境当中搜索到诠释这一语词的丰富联想，其中的每一个汉字都具备了一种禅宗式的启示功能，连通着读者具有鲜明民族色彩的解读。因此可以说这一语词是不可尽译的。请看Fiona Sze-Lorrain对于这一节的英译⑧：

He loves a glass filled to the brim—water about/to overflow，yet like its peripheral/wants to speak but swallows its words，enduring being in a/glass，enduring，like a fanciful idea，huge and boundless，/enduring its brilliant yet invisible wings

“大而无外”被翻译为“huge and boundless”，显然是不可能译尽的，“huge”抹杀了“大”在汉语中自老子之“大”演变而来的丰富文化意蕴。而“boundless”并非对“无外”的直译，而由于“外”在此处本身所指的模糊性，可以认为译者至少译出了一种可能的，包孕一定文化含义的意义。而如果要充分理解“大而无外”的意义，读者需要在汉语词源当中对“大”与“外”二字意蕴的流变做详细的考察工作。因此即使是汉语母语者或对汉语文化具有充分体悟的读者，也难以从“huge and boundless”这一译语当中体会到，与阅读汉语词语时感受到的驳杂意义群相同的、属于汉语语言的哲学性诗思。同一诗中不能尽译的语汇还有如“轻轻牵扯”（译作“mildly involved”）、“落成”（译作“done”）、“尘世”（译作“this world of dust”）等。这些语汇所包含的审美性与复杂意义是独属于汉语的，因此被译为英语时，这种汉语性的美则必然被抹去而代之以英语的品格，从而造成对汉语原诗意涵的缺漏和改增。

“世界诗歌”则通常惯于回避这样一种过分民族性而在世界性语言当中缺少对应词的语汇。对于中国新诗来说，具有汉语品格的语汇的流失，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诗人用汉语对翻译诗歌进行模仿。他们所模仿的样本本身已经经过了两种语言之间语词的对应转换过程，而汉语诗人对这些诗歌语词加以移置，就规避掉了过于汉语性的表达，将诗句“规范”成为国际诗歌的“标准化”表达方式，从而增强了诗歌语言的可译度。

张枣诗中另外一个不可尽译之处在于汉语式意象的大量应用。由于身在海外的陌生化环境，张枣面对语言焦虑的一个举措即是在诗歌中大量虚构汉语诗歌的传统意象。例如《鹤》中的“鹤”意象，虽然在西方语境中也能够被识别为一个带有鲜明东方特征的意象，但这种印象最终来自西方读者对东方虚无缥缈的想象，但他们能否从这一动物身上充分领悟它在汉语语境当中的隐逸意趣，不得而知。《镜中》中的“梅花”与“镜子”意象也带有鲜明的汉诗特征，因此只有汉语母语者和通晓中国古典诗歌意象体系的读者才能感知“梅花”所代表的闲适意境和“镜子”所隐喻的时光流逝。类似的意象还有“江南”“玉坠”“燕子”“山影”“烟雨”等，大量出现在张枣的诗歌当中。意象的汉语化带来的翻译困境在于，物象虽然直接可译，却实际上对读者做出了基于文化语境的筛选。因此具有汉语式意象的诗歌在世界性的阅读当中必将遇到困境，或者只是迎合非汉语语境读者对于汉文化自我投射般的想象，在此，诗意由于不具备一种跨文化的被领悟能力，而被耽搁而徘徊于汉语语境的土地上空。

除去汉语语言本身对张枣诗歌语言的显在影响，还可以发现，张枣的诗具有一种内在逻辑的传统特质。也即是说，张枣自觉地在模拟一种传统汉诗的写作思维，并将之称为一种“楚文化的、抒情的……调式”。这种“调式”在张枣诗歌中有多个表现维度，在早期充分体现为一种对楚辞直接继承的、私密性的自我对话体抒情模式，这在他出国前的作品《镜中》与《何人斯》中体现得非常鲜明，然而在受到德语的跨文化影响之后很快被《天鹅》所代表的那种西方现代派诗歌体式干扰和取代。而在这种“调式”的基础上，更为潜藏的是张枣诗歌当中无所不在的“感物”思维模式。

“物感说”被陆机在其论著《文赋》当中概括出来，是中国传统诗歌写作的一个基本思维模式。中国传统诗歌当中的物总是具备一种启发性，诗人由感官触物而引起歌咏，是中国古代诗人写作的一个重要动机。反之，西方诗歌中的物通常是叙述中的自然物或想象中的象征喻体。张枣认为，语言不仅是一种交际工具，还包含着特定的思维模式，因此这种母语所形成的思维能够不受地域的限制，在个人的语言应用当中始终发挥着作用。作为诗歌的古代汉语就提供了这样一种文学创作的思维向度：将词与物的关系通过人的情感进行连接。物通过感官进入诗人的感知范围，并在脑中生成丰富的情感活动，从而激起感发。张枣诗歌造物的显著特征就在于将外物内化为一种情感表征，他不断歌咏物，由物兴起诗歌的抒情，这是中国传统诗歌的“感物”模式在新诗中的继承。

在访谈中，张枣认为他的域外写作之所以能够保持一种汉语诗歌特色的要素，是因为做到了“因地制宜”：“因地制宜就是去内化世界的物象——不管在哪里。”这种将物象内化于语言当中，成为诗歌抒情表征的思维恰恰印证了“感物说”所解释的汉语诗歌思维。在《春秋来信》当中，诗人由一颗掉落的“绿扣子”开始抒情，在全诗当中又三次回复到“绿扣子”所代表的抒情意义当中，每次提到这一物象，诗人就无限接近他所表达的抒情核心，而整首诗的结构正是包含在“绿扣子”掉落这一事件当中。这种以一个具体物象统领全诗、触物而感的思维在英语诗歌中是新鲜的，在诗作被翻译为英语之后仍然鲜明地体现出来，例如《春秋来信》的译作Letters In Four Seasons⑨的第三节：

I pick up a green button，and blow at it./Start to busy myself with life./In the stillness，/a postman passing by the window thinks I'm my portrait—/sometimes I sluggishly sprawl across the table，/both hands reaching into emptiness，like reaching into a pair/of handcuffs.//Where，where is our precision?/… Green button.

从译作中也可以读出“green button”作为诗人情感外化物象的抒情价值，它的掉落与诗人所表达的“emptiness”（原文作“空间”）和“precision”（原文作“精确”）之间是情感的喻体与本体的关系。同样，上文所举《狷狂的一杯水》中由一杯水满而不溢所引起的诗人对于主体的思索在译作当中也不会消失，从中仍能读出“水”作为启发物所充当的抒情价值。由此，这种汉语式的“感物”书写在跨文化的语言当中仍然展现出其极具本体特征的民族韵味，非汉语语境读者仍能通过阅读译作感知汉语诗人将外物与情感连接的独特思维。

张枣诗歌语言在表层与深层的汉语特质使其诗歌的翻译不能尽其译。正因如此，他的诗歌不能被顺畅地归为“世界诗歌”，诗歌中处于语言本体层面的汉语特征使得他的诗作只能在汉语当中或汉语语境当中充分地被阅读与诠释。然而他诗歌中更深层次的、逻辑思维层面的汉语特性则不受语言本身的限制，可以说既是民族性的，也是世界性的，在译作当中仍然显示出汉语诗歌语言所蕴含的独特思维向度。

四、结语

张枣对于新诗语言革新的观照起于对“汉诗帝国”的语言审美主义的要求，其毕生的诗歌创作与理论研究也着眼于对于新诗语言本体性的自觉建构，试图为现代汉语作为独立的诗歌语言确立合法性。

张枣通过自主选择海外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于母语进行“陌生化”并重新审视的目的。他的诗歌语言在异质文化的影响当中自然地受到西方诗歌语言的改造，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放任自己的新诗语言完全趋近于欧化的翻译体诗歌。长期旅居德国的边缘性地位使他由对自身身份的焦虑出发，进而对新诗语言改革也产生了相应的主体缺失的焦虑。他对于新诗语言“语言本体主义的危机”的解决方式诉诸对中国传统诗歌语言的回归，这种向度是在他孤悬海外的跨文化经历当中被催化的。由此他所展开的是在理论和创作上都以汉语为本位的新诗语言改革。

张枣通过对新诗语言进行革新的努力，确实建立起一种被重新发明的、作为诗歌语言的现代汉语。他的汉语诗歌在接受西方诗歌的熏陶和改造的过程中，由于自觉地向中国传统诗歌语言靠拢，从而具备了一种欧化特征与汉语本位性熔于一炉的新诗语言特质。在海外语言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和诗人对于汉诗传统的回溯当中，多种文化特征在张枣的诗作当中融合，最终又复归于汉语诗歌语言的本体精神当中。由此看来，诗人在海外环境中为革新新诗语言而做出的向内与向外开放的努力，无疑对中国新诗语言主体性的建立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①颜炼军访谈：《“甜”——与诗人张枣一席谈》，见张枣著，颜炼军编：《张枣随笔集》，东方出版中心2018年版，第254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② 黄灿访谈：《黄灿访谈张枣》，见张枣著，颜炼军编：《张枣随笔集》，东方出版中心2018年版，第227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③张枣：《诗人与母语》，见张枣著，颜炼军编：《张枣随笔集》，东方出版中心2018年版，第49页。

④ 张枣：《张枣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8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⑤ 宇文所安：《环球影响的忧虑：什么是世界诗？》，文楚安译，《中外文化与文论》1997年第2期，第47—60页。

⑥ 宋琳：《初版序：缘起》，见宋琳、柏桦编：《亲爱的张枣》，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版，第4—5页。

⑦ 柏桦：《张枣》，见宋琳、柏桦编：《亲爱的张枣》，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版，第27页。

⑧ Zao，Zhang.“A Wildly Noble Glass of Water”.Trans.Fiona Sze-Lorrain.The Antioch Review，2017（3）：393.

⑨ Zao，Zhang.“Letters In Four Seasons”.Trans.Fiona Sze-Lorrain.Mānoa，2012（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