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涵竹［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200000］

对世人来说，卡夫卡的复杂经历及其作品的意蕴就像是多重面纱笼罩之下的谜题。要讨论《变形记》①，一个难以绕开的话题是格里高尔的变形之因。国内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异化说”，也有学者强调卡夫卡个人生平对其作品的影响，比如曾艳兵从卡夫卡的童年创伤、对文学与工作的取舍、对婚姻的态度等方面进行了阐述。此外，还有许多可能的解释路径，借用德勒兹和迦塔利的话来说：“卡夫卡仿佛是一块根茎，一个地洞……从随便哪一头进入都行，因为没有一个入口比别的入口更重要，更优越。”②

布朗肖指出，要理解卡夫卡和他的作品应该从“亚伯拉罕”的视角出发。③姚石在《从想象界到真实界的蜕变》一文中沿着宗教文化的线索，从伊甸园和原罪的角度来解读格里高尔的献祭行为，这实际上已经触及了《变形记》的宗教伦理意义。本文将探究以下问题：促使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并不断受苦的根本动力到底是什么？这背后嵌入了何种伦理意义上的隐喻？格里高尔与阿甘本意义上的“神圣人”在何种程度上是契合的？笔者认为，回答上述问题不仅能够丰富《变形记》阐释学意义上的内涵，而且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体认卡夫卡的生活经历与创作思想。

一、因原罪而受难的“害虫”

《变形记》全文的开篇这样写道：

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

倘若翻开德语版原文，我们会发现“甲虫”对应的其实是“害虫”（Ungeziefer）一词。“Ungeziefer”来自中世纪晚期高地德语，其原意不指涉甲虫、金龟子、屎壳郎等任何现实的虫类，而是指不适合献祭的肮脏的“害虫”或“寄生虫”。出于写作的需要，卡夫卡对这只虫的外观特质进行了多处细节的勾勒，但他绝不认为这是一只拥有确切面相的虫，他曾对出版商强调，那只“昆虫”画不出来，也不要画出来。最终，书的封面上是一个孤苦的青年走出家门，门后是一片幽深的黑暗。也就是说，甲虫只是一个硕大的符号，它指向的是主人公的伦理和社会身份——一个生来有罪的被驱逐者，一个被周遭环境所憎恶的“害虫”。

作为家庭的累赘和遭人唾弃的寄生虫，格里高尔背负着宗教意义上的“原罪”。自主人公变形以来，父母和妹妹经常聚集在一起秘密地谈论他，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怀疑这只虫子就是所有不幸的根源，而这种归咎来自一种缺乏实证的假想。在《圣经》的故事里，亚当和夏娃因受到蛇的引诱偷食了伊甸园禁果，随后被上帝驱逐出了乐园。于是，蛇和苹果便象征着人类的欲望和原罪，而这两个元素分别出现在了《变形记》的不同段落中。通过老萨姆沙无情驱赶主人公时发出的嘶嘶声（Zischen），以及他用力抛掷出的一颗颗红苹果，原罪的隐喻便在读者的视域中愈发明晰——此后，格里高尔后背上的某个部位始终由于腐烂的苹果而发炎、疼痛，似乎在时刻提醒他犯下的罪行。

我们有理由推测，这里的“原罪”④指向一种不可言说的乱伦之情。首先是主人公对妹妹秘而不宣的情感——当房客们都对葛蕾特的演奏感到厌倦时，作为虫子的格里高尔却被打动了，他向着妹妹爬行，企图“去扯她的衣裙，以此向她暗示，她可以带着她的小提琴到他的房间来……他不愿意再让她离开他的房间，至少他活着就不愿意；他的恐怖形象将第一次派上用场；他要同时守卫他的房间的各扇房门，向来犯者怒吼”。格里高尔渴望将妹妹禁闭在房间揭示出他内心狂热的占有欲，而这种占有需要通过物质上的引诱，即送妹妹去进修来实现。此前，格里高尔一直在盘算着送葛蕾特去音乐学院，并且暗自筹措资金，他幻想自己会当众宣布这个美好的计划，最终，他会“向着她的肩膀直起身来，去吻她的脖子”。其次，小说对于格里高尔的俄狄浦斯情结也有多处似暗实明的提示，比如，一幅神秘的穿皮毛衣服的女士画像⑤曾被多次提及，当母亲和妹妹决定搬走房间里的家具时，格里高尔却紧紧趴在画像上，执意要捍卫它，因为贴在上面让他有一种温暖的舒适感。而当主人公被苹果击中晕厥前投出最后一瞥时，他看到的是母亲“在奔跑的路上她那已解开的衣裙一件接着一件滑落到地上，绊着衣裙向父亲扑过去，抱着他，紧紧搂着他”，可以说，在他如此仓促和狭窄的视域里，目光所聚焦之处均沾染了强烈的恋母色彩。不过，比起对于兄妹乱伦意识的书写，文中母子关系的叙事则显得较为次要。

我们发现，主人公始终因为“原罪”而受到惩罚，这正是促使他变形并不断经受苦难折磨的深层动力。老萨姆沙表面上是处罚的执行者，实则担负起了上帝的权位和职能。格里高尔经由虫化的变异已经自动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的身体屈服于他人的意识，而父亲拥有随时处置和支配的权力。一只行动迟缓的爬行昆虫和一位高大的成年男性，前者只能匍匐于后者偌大的黑色阴影之下。在格里高尔居住的房间里，挂着父亲年轻时服兵役的照片，这更像是一个符号或警示，它骄傲地宣示着上帝的“无所不在性”（omnipresence），这意味着主人公永远也无法逃脱“父亲/上帝”的凝视，他时刻被一种隐形而巨大的力量所俯瞰、监视和威慑。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父亲因生意破产而一蹶不振，却在儿子变形后愈发精神抖擞，“浓密的睫毛下一双黑眼睛射出活泼、专注的目光；那一头平时乱蓬蓬的白发梳成了整整齐齐、油光闪亮的分头”。格里高尔对此深感困惑，这怎么可能是之前的那个父亲呢？现在的父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年轻、健壮、活力四射。面对这样一种超越性的父亲形象，主人公没有任何反抗的声音或动作，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诚惶诚恐地领受自己的罪责，而这种惩罚的终极形态便是赐予一死——在听到父亲和妹妹的最终“审判”后，格里高尔很快就领悟了一切。他疲惫万分地回到了黑暗的小房间，“怀着深情和爱意回忆他的一家人”；凌晨时分，在一片朦胧的晨曦中静静地死去。在卡夫卡不无反讽的悲歌中，主人公心中的伊甸园幻象已被残酷的现实击碎。那么，从某种角度看，《变形记》讲述的是格里高尔一步步被“父亲/上帝”驱逐出“乐园/伊甸园”的故事。

在卡夫卡的其他作品里，我们也总能感觉到像上帝一般的父亲形象的存在，而“儿子们”⑥无论以什么样的面目出现，都天然地携带着挥之不去的伦理原罪烙印。在小说《判决》的结尾，当主人公格奥尔格的父亲判处他投河淹死时，他竟毫不犹豫地冲出了家门，临死前还不忘喊道，“亲爱的父母亲，我可一直是爱着你们的”。这种对审判主体极度恐惧和顺从的心理与格里高尔是如此相似，两个儿子最终都以一种“自愿”的面貌走向了死亡。卡夫卡小说中无数个雷同的父亲形象也许本就是“写实”。在他看来，父亲才是那位“真正的卡夫卡”，是上帝耶和华的缩影，而自己只是“无足轻重”的害虫，一个时刻可以被摔碎的有罪者。

二、“替罪羊”隐喻及其双重属性

如果从格里高尔所具有的功效来看，他并不仅仅是百无一用的“害虫”，而是承担了一定献祭价值的“祭品”或者“替罪羊”。我们不妨先追溯到“替罪羊”的原典，即《圣经·旧约》中以撒献祭的故事：传说上帝为考验亚伯拉罕，让他把独生子以撒杀死并献为燔祭，亚伯拉罕遂遵循上帝的意旨，携仆人和以撒拿着柴与刀前去摩利亚地。

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住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

就在这时，上帝派来的天使阻止了他，亚伯拉罕于是将树间的一只公羊取来杀死，代替自己的儿子献为燔祭。不难发现，亚伯拉罕父子对来自上级的命令都表现出了绝对服从，尽管这种命令因为没有“根据”且突破伦理底线而显得荒诞至极。如果亚伯拉罕并无后裔，上帝的考验会是什么形式呢？是要求他献祭自己吗？那么在某种程度上，以撒也是代亚伯拉罕赴死的“替罪羊”。整个燔祭过程前后，以撒都没有任何质疑、逃跑或反抗的意图，他一路跟随父亲并且心甘情愿被绑缚，可谓是彻底的顺服。在格里高尔身上，以撒这种高度“驯化”和自愿牺牲的状态得到了复现，“献祭”一词的外延也随之拓展，它不再局限于个体生命的终结，还分别指涉身体的异化、时间的让渡与个人意志的交付。

家人对格里高尔的矛盾态度也进一步佐证了他的“替罪羊”身份，总是在暴怒中夹杂着慈悲，严苛中混合着慷慨。意大利作家西塔蒂曾发出这样的论断：“格里高尔到头来想做的不是一只自由的甲虫，而是一个被拿来献祭的儿子，是一个以撒，但在《变形记》中，上帝的使者没有来阻止他的牺牲。”⑦更准确地说，不止是上帝的使者未曾降临，代格里高尔受罚的替罪羊也不在场，他自始至终都是“以撒”和“替罪羊”身份的双重结合。于是，亚伯拉罕与以撒、老萨姆沙与格里高尔、卡夫卡的父亲和他这三组伦理上的父与子，彼此之间实则互为同构关系。前者是“大写”的他者，是世俗化的、“剥去了圣衣”的上帝，而后者作为被“献祭”的对象，总是呈现出顺从与臣服的姿态。

我们更应注意到的是主人公作为“祭品”的双重属性。一方面，格里高尔具有“害虫”的面相，是有罪的个体和导致家庭不幸的根源，另一方面，他作为“神圣的”祭品，是解除灾难的良方，而且是唯一的疗救的可能。“他必须离开这儿，这是唯一的途径”，格里高尔在行将就木之际，似乎步入了一种逐渐脱离苦痛的“安乐死”状态，并且他比妹妹还更加坚定地认为自己必须离开这里，至此，他实现了从“不适合献祭的不洁净动物”到合格的“祭品”的转型。面对死去的甲虫，人们第一次发现它的身体因为营养的流失已经完全干瘪，而这隐喻着燔祭过程中自我的“燃烧”与能量交换的完成。就在主人公死去的当天，父母和妹妹便踏上了郊游的旅途，在一片阳光明媚中，他们愉快地展望着全家人的大好前程，他们将退掉这幢由格里高尔挑选的寓所并乔迁新居。与此同时，萨姆沙夫妇发现葛蕾特已经出落为“一个美丽、丰满的少女了……他们想到，现在已经到了为她找一个如意郎君的时候了……当到达目的地时，女儿第一个站起来并舒展她那富有青春魅力的身体时，他们觉得这犹如是对他们新的梦想和良好意愿的一种确认”。这种生理上的变化仿佛发生在一夜之间，通过主人公的被“除名”和家庭成员的内部重组，健康和谐的伦理关系得以恢复，而葛蕾特与未来“如意郎君”的结合，则预示着在新的“家园/伊甸园”中后代绵延接续的可能。由此看来，格里高尔既是灾难的源头，又是解除灾难的途径，他一人的献祭换来了妹妹的成长、全家人的新生和子孙的开枝散叶。若此时再回看老萨姆沙确认主人公死讯时的肺腑之言——“现在我们可以感谢上帝了”，便更能察觉出此中的深意。

沿着这条线索，另外两个例证或许能帮助我们进一步解开“替罪羊”隐喻背后的双重逻辑。在《柏拉图的药》⑧中，德里达从《斐德罗篇》里“Pharmakon”（药）的意象切入，发现该词兼具“良药/补药”和“毒药”的双重含义，随后他又过渡到另一个极其相似的词“Pharmakos”（替罪羊），并对替罪羊的机制进行了阐述。他认为，替罪羊的功能体现边界的标志或者是对立的原则，“因为他/她既是团体的一员，又是一个被放逐者，是摄入的疗救又是流放的毒药，既是神圣的，又是有罪的被告”⑨。这正与小说文本中的一段陈述遥相呼应：“格里高尔尽管具有他目前这种可悲的、令人憎恶的形态，却依然是家庭的一个成员，人们不可以把他当敌人对待。”这种排斥不是外来性排斥，即对外部成员的排斥，而是一种包含性排斥（inclusive exclusion）。

“Pharmakos”所兼具的神圣性与罪恶性，以及被排斥出共同体，却同时是其中一员的悖论状态，在“Homo Sacer”一词中也得到了再现。拉丁语中的“Homo Sacer”对应着两个截然相反的含义，一个是它的字面义，即“神圣人”，另一个是“被诅咒的人”。在格里高尔身上同时容纳了“Homo Sacer”所具有的“神圣”与“罪恶”这两个面相。一方面，这样的人之所以是“神圣的”，是因为他们“从人的世界中被移除出去，并交付给神”⑩。在阿甘本看来，“神圣的”和“宗教的”几乎是一对同义词，它们总是内在地包含着“区隔”，“神圣人”正是这样一个被分隔于人类社会之外的存在。另一方面，“Homo Sacer”由于犯了罪被视为“不洁之人”，不能作为神明的祭品，任何杀死他的人不受法律惩处。也就是说，“神圣人”既被排除在人法之外（可以被随意杀死），又被排除在神法之外（不能献祭给神），他实际上已经失去了生命权，可以受到他者的任意摆布。对此，阿甘本用“赤裸生命”来形容“神圣人”的存在状态，即一个被人类社会的法律和规范排除在外、同时也因犯罪污点被诸神排除在外的被“弃置”的个体。而格里高尔也是这样一个“不适合献祭的不洁净动物”，一个彻底被“控制”和“征用”的动物性肉体。

三、结语

至此，格里高尔变形的深层动力及其身份隐喻已然被揭开，《变形记》正是这样一个关于“原罪”与“献祭”的寓言。结合卡夫卡的生平，不难发现，格里高尔正是作家的文学化身或投射。于是，我们便更能体认卡夫卡在现实世界的几重困境：作为创作者，他为艺术“燔祭”了自己；在家庭伦理空间中，他是“被剥夺了继承权”的儿子。

在卡夫卡晚期创作的短篇小说《地洞》中，主人公向未知的危险、向周围一切发动了殊死的搏斗，为了让墙壁更加坚固，它成千上万次地用额头撞击土层，以至于头破血流。这正与卡夫卡要处理的现实悖论遥相呼应——为了抵御不善的来者，他必须先与自己斡旋，在这场无出路也无把握的抗争中，卡夫卡首先要征服的是自我的毁灭。在经历了一切可能的斗争之后，卡夫卡似乎又变回了一只甲虫，躲进了黑暗的安身之所，他在为自己筑造的家园中实践着精神的遁逃。带着解脱的口吻，他写道：“我离开了世界，下到我的地洞里。”

①弗兰茨·卡夫卡：《变形记——中短篇小说集》，张荣昌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文中相关引文皆出自同一版本，不再一一另注）

② 〔法〕德勒兹、迦塔利：《什么是哲学》，张祖建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③〔法〕莫里斯·布朗肖：《文学空间》，顾嘉琛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55页。

④ 天主教教义中的七个原罪称为“七宗罪”，包括傲慢、嫉妒、暴怒、懒惰、贪婪、暴食和色欲，乱伦当归属于色欲罪。

⑤ 这幅画像在小说的第二段被首次提及：“画上画的是一位戴皮毛帽子、围皮毛围巾的贵妇人，她挺直身子坐着，把一只套没了她整个前臂的厚重皮手筒递给看画的人。”马克·安德森认为，这幅画像其实是从奥地利作家莫索克创作的长篇小说《穿裘皮大衣的维纳斯》中“切割”下来的。在这部描写性虐恋的小说中，有一处情节尤其值得注意，女主人公旺达给男主人公萨乌宁冠以一个新的名字，这个名字恰好是格里高尔（Gregor），这也为进一步解密《变形记》的内核提供了线索。

⑥ 卡夫卡曾两度致信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希望能把《司炉》《变形记》和《判决》这三部作品合为一本，并冠以《儿子们》的书名。

⑦ 〔墨〕富恩特斯：《富恩特斯作品 我相信》，张伟劼、李易非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22页。

⑧ 陈晓明：《“药”的文字游戏与解构的修辞学——论德里达的〈柏拉图的药〉》，《文艺理论研究》2007年第3期，第50—61页。

⑨ 转引自徐红霞：《文学与献祭——福楼拜、康拉德及卡夫卡》，《文学教育（下）》2007年第9期，第26页。

⑩ 吴冠军：《阿甘本论神圣与亵渎》，《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3期，第44—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