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鸣宇［安徽师范大学，安徽 芜湖 241000］

作为一位“可说是个有‘原伤’的人”①，萨默塞特·毛姆终其一生都走在精神探索的路上，无论是破碎的原生家庭还是后来失败的婚姻，无论是学校对他的伤害还是社会道德对他的指责，一切可供依靠或信仰的思想实体都辜负了他，甚至束缚了他的自由，毛姆必须将生活的大厦建立在属于自己的哲学之上，才能完成他叔本华式的悲剧人生。《面纱》讲述了女主人公吉蒂的一场自我发现之旅。年轻漂亮的吉蒂迫于家庭压力选择与细菌学家沃尔特结婚，并随丈夫来到中国香港居住，在此期间她与当地布政司助理查理·唐森偷情。事情败露后，曾深爱着她的沃尔特带她去往霍乱肆虐的湄潭府工作，进行一场带有自杀性质的报复。从结果来说，这次复杂的历险让吉蒂真正成长起来，完成了对自身内心追求与人生意义的精神探索。在常见的殖民主义、女性主义、东西方视角的解读之外，如果我们从哲学视角去观照这部作品，还可以看到毛姆对自己所进行的精神探索之路做了总结。它呈现为毛姆自己所寻求到的一种答案：即便获得了一定的启迪，也不完全皈依任何先在的思想体系，而是在排除规则的束缚后寻求一种真正的自由状态。

一、吉蒂：中间道路的探索

对故事开始时的吉蒂而言，人生的意义似乎仅在维持一种平庸乏味的生活，在享受粗浅的娱乐与社交中度过日子即可。但完全内无一物的生活不可能支撑着人一直走下去，就如毛姆本人所言：

人的自我主义使他不愿接受无意义的生活，当他很不幸地发现自己不再能信奉一种可以为之献身的、自在而且至高无上的力量时，他便在那些跟他切身利益有关的价值之外又设立了一些特殊的价值，目的就是要使生活具有意义。②

虽然吉蒂寻找人生意义的意识觉醒得晚了些，但终归还是在经历痛苦后踏上了毛姆所预设的人生道路。在形成自己确定的思想体系前，这种意义的找寻总是指向一些现存的、展现出深沉说服力与影响力的思想实体，即毛姆所谓的“至高无上的力量”。在整部《面纱》中，对吉蒂的人生价值表现出过提示或指导作用的思想实体大致有如下几种：社会法则，主要内容是西方文明社会规定的，包括物质的富足、社会地位的崇高，以及要求社会成员以家庭为单位来遵守的公序良俗等；自然欲求，主要为吉蒂在与唐森偷情中表现出的肉体欲望，吉蒂认为它是爱情与人生意义的主要构成因素；崇高责任，体现为吉蒂被沃尔特救死扶伤的崇高职责所打动；虔诚信仰，即湄潭府教堂内的法国修女在灾难面前展现出的，超越于个人处境之上的奉献与博爱，凭借其中的安宁与坚忍打动了吉蒂；道家文化，主要为韦丁顿所陈述的“万物生灵都要走的永恒之路”③。

（一）社会法则

在同沃尔特相处的枯燥婚姻生活中，吉蒂意识到“母亲犯的错要远大于她”，这个“控制欲极强、刻薄无情、野心勃勃又吝啬愚蠢的女人”，想方设法地逼迫丈夫与女儿们走自己划定的人生道路，让他们利用社交与婚姻获取社会地位及财富，而如果对方没有忠实地执行她所灌输的理念，她便会用过盛的尊严与骄傲将其淹没。就是在这种压力下，27岁的吉蒂选择了与她并不喜欢的沃尔特结婚。虽然自己的思想与母亲并非完全合拍，但后者对她的影响仍然是昭然若揭的，具体体现就是对社会地位的追求贯彻了她的生活理念，当“她发现自己的社会地位是由丈夫的志业所决定的，这让她很难受”。自己的家庭在别人眼中是何等地位，社交圈中是否有值得邀请做客的人，注意到唐森太太的优越感并怀疑自己在她眼中是否显得庸俗——这些考虑成了她衡量生活品质与人的价值的主要指标。

吉蒂这时完全遵循着母亲为她提供的社会法则之路前进，这条道路也成了她衡量万物的尺度，对她而言，生活的全部意义就在于维持生活本身，即便它本身空洞无物，但社会地位与财富带来的平庸享乐也足以让人放下思想的累赘，投入单纯的生活当中。当然这种空洞是很容易被打破的，爱情的缺失使得婚姻生活变成了吉蒂难忍的折磨，而婚姻正是母亲所灌输的社会法则这一套思想体系的集中象征物。随着婚姻的变质，吉蒂察觉到婚姻并不能凭借其在社会法则中发挥的效力解决生活中的所有问题，于是这一思想实体在吉蒂心中也就失去信任。无论是因为缺乏爱情滋润而投入唐森的怀抱，还是后来在湄潭府领悟到的更深刻的人生价值，社会法则在其中的影响力都趋于削弱了。

（二）自然欲求

在吉蒂对自己的婚姻感到失望后，自然欲求构成了她心目中爱情的主要成分，这一半是因为沃尔特的无趣，一半是因为自然欲求的满足已经是唐森能给予她的全部东西了。

吉蒂不喜欢沃尔特的阅读、学术研究和去威尼斯参观画展，觉得它们死板无趣没有意义，宁愿“跳舞、打网球、去剧院”，而唐森恰好很擅长这些，他是优秀的运动健将，高尔夫与网球打得不错，也是吉蒂“见过的最出色的舞者”，至于每次茶会、宴会、舞会，他更是打扮精致得体，不落人后。吉蒂否定了沃尔特的精神修养，转而从唐森的肉体外表和运动能力中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在描述她对唐森的喜爱时，吉蒂谈论的是他的“深沉、圆润的嗓音……友好闪亮的蓝色眸子”“穿着优雅、得体……潇洒精干”“健康的肤色，丰满红润的嘴唇，乌黑的短发梳得光亮柔顺”以及“她所见过的最好的身材”，一系列外表的迷人之处构成了唐森的魅力，他可谓理性至上、冷静克制的沃尔特的反面，凭借荷尔蒙的生理作用吸引吉蒂，而吉蒂感受他的爱的方式也是通过两者间空洞的甜言蜜语与充满激情的性爱。

在自然欲求的控制下，吉蒂自顾自地编织了情人的完满形象，从而让对爱情的向往控制了自己生活的全部。她对沃尔特说：“你完全想象不到我和查理是如何不顾一切地相爱着。为了这份无比珍贵的爱情，我们会毫不犹豫地做出任何牺牲。”她甚至认为只有同唐森在一起才会获得幸福，以至于沃尔特提出让唐森离婚娶她时吉蒂心中还充满了信心与期待。

之后这种以自然欲求为基础的爱情的退场，就随着吉蒂认清唐森的真面目而到来了。在同唐森的争吵中吉蒂认识到：“对我来说，我们的爱情就是一切，但是在你看来，这份爱只是一段小小的插曲。”欲求能够换来的只有欲求本身，而非爱情的全部。如同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提到的：“爱情最讨厌人们不受他们自己的关系的约束，而是受其他关系的约束。爱情在以另一种名义安排和维持的亲昵关系中只起微弱作用，婚姻的情况便是如此。性交和财产在婚姻当中当然和魅力与美丽同等重要，或者比它们更重要。不管男人可能会怎么说，他们结婚都不是为了自己。他们也是或者更是为了他们的后代与家庭而结婚的。”④

看到唐森顾及自己的前途名声与家庭而不愿真正接受她时，吉蒂明白了在她所面对的场合中，自然欲求与生活之间存在着一种分离性，两者并不能互相指导对方，于是欲望之爱在她心中的地位也开始没落。之后在湄潭府，肉体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成了死亡而非欲望，关于爱的反思被暂时搁置，吉蒂也在目睹他人的奉献之后愈加体会到了唐森的龌龊卑劣。

然而小说结尾处吉蒂在沃尔特死后返回中国香港，在一次与唐森的相处中依然禁不住诱惑委身于他。事后吉蒂咒骂着自己“体内的动物性，那像邪恶的魔鬼一样可怕和黑暗的动物性”。最终吉蒂处在了一种理性追求与肉体欲望的混合态当中，她并未走上脱离世俗的高洁道路，但自然欲求及其所代表的爱情在她心中已不再具有统治地位，她没有摘除自然欲求，而是接受了自然欲求与生活分离的真相。

（三）虔诚信仰

湄潭府修道院中的修女们抛却故乡与家人，在异国土地上最危险的地段里践行人道主义的精神，这种大义凛然的奉献令吉蒂动容。目睹了这一切，她也想力所能及地帮助她们，不再愿意游手好闲地度过没有价值的生活。于是她开始了在修道院中照顾当地孩子的工作，这份工作让她觉得“自己在成长、成熟起来……对于其他人生活及其世界观的了解，开阔了她的心胸，唤醒了她的想象力。她觉得自己的精神得以重新焕发，身体也强壮了许多”。

可以说在受到修女们虔诚信仰的感召后，吉蒂找到了生活的意义，特别是其中的修道院长，凭借自己圣人般的平和静穆，给予吉蒂心灵上的指引。但同时，吉蒂又始终觉得“在我和她们之间，总像是隔着一堵墙”，修女们“共享着一个秘密，这个秘密使她们的生活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它不是信仰，是某种更加深刻，更有意义的东西”。这意味着吉蒂虽然赞同谦卑与忘我的无私奉献，却并未认同“信仰”本身，这使她与修女们有所隔阂。

事实上，在沃尔特死后，吉蒂一度怀疑起了奉献的意义：“如果死亡真的就是万物的终结，她们这么做会意味着什么呢？她们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目标便放弃了一切。她们被欺骗了。她们是上当受骗者。”在内心之中，吉蒂对信仰延续人类个体存在的作用表示怀疑，她不认为在具体的生命终结后有一种绝对的精神可以将存在意义保留下去。早在之前在参拜一座寺庙时吉蒂便看到了这种可能性：“在不久的将来，这些僧人便会离开这片清凉怡人的林地，而这些庙宇由于无人打理，最终也会衰败、坍塌，任凭风吹雨打，杂草丛生……这里将不再有神灵驻留，取而代之的是孤魂野鬼。”作为非信仰者，吉蒂明白信仰的最终追求必须通过寄托到个体的理想层面才能得以实现，而一旦作为寄托者的具体的信众迎来自己的死亡，他身上所承载的意义便也随之消散，不复存在。

在沃尔特死后，这种虚无感加剧了，她甚至怀疑起修女们心中是否还留有一丝人性的弱点，但见到修女们还是保持着无懈可击的高尚，吉蒂感到痛苦，她在想象中质问修道院长：“难道你就不能……发自内心地对我个人的同情？”吉蒂想要的并不是救赎，而是修女们所生发出的坚忍与高洁，最终她还是拒绝了这一道路，回到生活本身中去寻找安宁与平和之路。

（四）崇高责任

在沃尔特告诉吉蒂自己要去霍乱肆虐的湄潭府工作时，吉蒂的第一反应是：“这简直是自杀，是完完全全的自杀。太可怕了！……他竟然因为她要去葬送自己的生命。”在最初的判断中，她无法想象有任何人会因为奉献精神与责任感而将自己置身险境，任何破坏自己生活安稳状态的行为都具有自杀的性质。直到在湄潭府听到周遭人对丈夫极高的评价时，吉蒂对他的印象才有所改观，逐渐明白他所做的一切具有崇高的人道主义意义。吉蒂从未真正爱上沃尔特，但她渐渐地对丈夫还是有了一股尊敬之情，通过这股尊敬她也才意识到，从前自己眼中对方呆板无趣的行为，其实背后隐藏着更深刻的意义。她的视野终于从具体的家庭生活桎梏中摆脱出来，面向整个社会环境以及人类在其中所承担的责任。在吉蒂的精神探索过程中，小我在社会性的大我面前的收敛，是她摆脱肉欲与私人情感束缚的途径。相比之下，唐森觉得沃尔特去往瘟疫之地的行为，只是想要获得勋爵奖赏的一场赌博，这种狭隘的心胸使得吉蒂愈发认识到他的龌龊与卑劣。

沃尔特死后，吉蒂迟迟没有回中国香港，而是留在修道院继续做一点工作，当修道院长劝说她出发时，她心里“知道自己没有这么崇高的品德。她想留在这里，无非是因为她没有别的地方可去”。“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并不萌生于对无所依靠的生活的恐惧，而是来自一种拒绝回到过去肤浅的、没有意义的生活的念头，所以她才会说出：“我以前一直以为自己在这儿还有些用处。想到这一点，我就觉得很开心。”

“用处”即意味着人生的价值，她体会到自己做的事需要被赋予一种意义，而崇高的责任就是沃尔特带给她的一种答案。此外，吉蒂还是认为自己没有如此崇高的品德，这是因为事实证明沃尔特也并非是抱着崇高的责任感来到湄潭府的，甚至他客观上的救死扶伤行为也仅仅是一层用来遮挡自己内心极端情感的面纱。他疑似拿自己做实验，抱着近乎自杀的念头死去，死前最后一句话“死的却是狗”完全展露出了对自己的怨恨。在这句话中，沃尔特摘下了自己的面纱，从社会性的大我又重新回到被感性与欲望支配的动物性小我。于是吉蒂最终也无法受到这种伪装的感召走上奉献之路。就像最后修道院长所说：“最重要的是对你的职责有一份热爱，当爱与职责合为一体时，你才能有慈悲和恩泽于心。”沃尔特是提示吉蒂身为人的职责所在的警示板，但也是隔绝了吉蒂的爱的隔离板，这使得这两者在她身上处于一种分裂状态。吉蒂领教了崇高责任所带来的内心平和与对动物性自我的收束，但最终还是同这条路分道扬镳。

（五）道家文化

作为在书中起穿针引线作用的人物，湄潭府的地方助理韦丁顿不但是小说叙事的润滑剂，还充当着吉蒂思想转变的润滑剂。这位试图用东方智慧武装自己的西方人典范，保持着一种消极的玩世不恭的态度，无时无刻不用谐趣化解死亡的凝重气氛。当吉蒂询问他修女们能保持自己独特状态的秘密是什么时，韦丁顿道出了自己哲学的终极理念：“道”的存在。

“道”就是路和走在路上的人。这是一条万物生灵都有要走的永恒之路，但并非被谁所创造，因为它本身就是万物。道是万物，也是虚空。万物循道而生，依道而行，最终万物复归于道。道为方，却无棱角；道为声，却无由听到；道为象，却无形无状。道是一张巨大的网，它的网眼像海一样广阔，可什么东西也休想疏漏过去。道是为万物提供庇护的圣所。道无处可寻，可无须望向窗外，你都可以见着。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道都教会了世界万物去自行其道。

韦丁顿对道家文化思想的认识体现出西方人借助东方哲学来解答自己哲学中终极问题的尝试，即借由道家式的追求达到对绝对理念的探索，但最终又认为“道”的终点归于理性所不能停留的范畴内，是“万道归一，皆归于虚无”。虽然韦丁顿与他的中国情人向吉蒂展示了东方智慧的神秘与优雅，以超脱俗世的气质否定了西方现代理想的沉沦，但吉蒂最终没有选择韦丁顿的“道”作为人生的答案，因为在考验过修女之后，吉蒂意识到虚无并不能削减她们的崇高精神，她认识到人所要达到的状态并非“韦丁顿所说的通不到任何地方的那条路，而是修道院里的那些可爱的修女们所躬行的一条通向平和与安宁的路”。

可以说，吉蒂并未严格遵循任何一条已确定的道路前进，面对信仰、自然欲求、社会道德、道家文化等思想体系，她曾向每一者寻求能够解答一切问题的通用答案，但最终均只取其形式与手段，而未表现出完全的皈依。吉蒂所遇到的这些例子都告诉她，感性的终点在于世俗生活中无价值的沉沦；而所有理性的终点在于“道”的社会性实现，在这条路上虽然大我的崇高得到昭显，但具体的生活将归于悲剧与虚无。吉蒂的行动则彰显了她精神探索的最终指向：真正的人生价值要避开所有思想实体，在两者的中间道路上实现。

二、面纱：思想体系的遮蔽

毛姆本人在学习期间，曾在叔本华哲学、费希特哲学、易卜生戏剧等多种思想体系中寻找人生的价值标准，他从各种学说中收获启迪，却又发现这些启迪不能给他提供一劳永逸的解答，“不存在适合于每个人的普遍真理，而只有符合个人气质的真理”⑤。更甚者，每种思想体系不但不能成为万能钥匙般的答案，甚至还会变得碍手碍脚。就他本人的经历而言，信仰给予他无法实现的许诺与价值观的茫然，社会道德束缚了毛姆的同性恋爱倾向，失败的婚姻禁锢了他的自由，毛姆所遇到的一切思想体系都对他本应拥有的自由起着妨碍的作用。

小说中的吉蒂面临的问题，正是作家之苦恼的缩影，例如在上述思想体系中属于感性类别的两者：自然欲求与社会法则，吉蒂本以为它们的实质是同一的，都通过在两个体系中处于对位位置的爱情与婚姻提供了一套生活的基本范本，这种范本可以不加理性思考，凭感性思维就可以指导生活，但事实上在与唐森的争吵中，她发现两者充满相互的冲突与妨害。自然欲求与生活的分离，归根结底是来自社会法则的不合理性，亦即它永远不可能合理的事实。观照吉蒂的行为我们会发现，缺少爱情的婚姻关系是对天性与情感的戕害，反过来看，情感天性也妨碍了她去体会社会责任及人生价值。如同萨特所说，一种固定的价值标准从两方面来看都会是损害人的选择的，“没有任何普遍的道德准则能指点你应当怎样做：世界上没有任何的天降标志”⑥。一种选择它可能在自然欲求领域是合理的，但会在社会道德领域内抹消吉蒂寻找人生意义的努力。如果做了另一种选择，也仅仅是反之亦反而已。

事实上，若将其别的行为置于其他思想实体的范畴内进行考量，我们还会发现更多类似的例子。例如在最后确认修道院长坚定的信仰时，吉蒂也为自己确认了一个问题：“我想，当一个人念及自己最亲近的人时，恐怕很难不扪心自问，让自己远离他们，永远地天各一方，这样做，对吗？”对此，修女的回答是自己确实伤害了母亲的心，她希望自己可以满足母亲的心愿，但是不行，唯有践行着奉献与信仰的虔诚生活使她不后悔，母女两人只有到天国再见。吉蒂显然选择了另一条路：小说的最后吉蒂回到家中，此时母亲已经过世，孤苦的父亲放下了重担。吉蒂深感一家人一直忽略了父亲的意愿，于是为补偿父亲这么多年在藐视与重压下受到的冷落与伤害，她选择陪伴父亲去巴哈马群岛就任。

吉蒂意识到即便是如圣人般的修女，对崇高的道路的追求也伴随了对家庭的忽略，即便践行的是高尚的行为，可能也会伤害到亲近的人，但同时这也意味着，即便没有踏上全身心信仰的崇高道路，人也可以在自己选择的琐屑生活中实现道德的自我完善。但如果仅从单一的思想体系视角出发去看，关于选择的答案就是唯一且固定的，任何其他选择都会在一定程度上被贴上错误的标签。各种思想体系不但互相起着妨碍作用，也同时都总体地妨碍着主体的选择。

所有从固有的思想体系中沿用下来的方式都是一种“面纱”，在其背后的绝对理念遗失的现代，它们的表现形式即规范与手段，都变成了束缚人生的枷锁，遮蔽了人选择的自由，也就掩饰了生活的真相与本来面貌。在书中角色的认知中，“面纱”是他们的社会身份，在哲学意义上，面纱则是对存在的遮蔽。吉蒂所欲寻求的五种思想实体在帮助她的同时，诸种规定性却使她离选择的自由越来越远，她在其中认识到的只能是自己在思想体系中的某种位置、某种属性，而不是自身的存在本身。

海德格尔认为，一般认为的真理是事实与叙述基于正确性的相符合，然而“希腊关于真理的词（无蔽）意味着与‘正确性’完全不同的某种东西……它指的是存在者本身”⑦，即一种本真的存在状态，唯有认识这种存在的本真状态，人才能接近生活的真相。

吉蒂精神探索之旅的成果便是一种关于人的状态的发现，当她最后谈及自己的女儿，说出“希望她无所畏惧，真诚坦荡。我想让她成为一个不依附于他人，自立自强，忠实于自己的女孩儿，我想让她能自由自在地生活，过得比我幸福”时，也就意味着在她的认识中自己本真的人生状态也就是如此，她不可能摆脱已经经历的一切对自己的束缚，但尚未出世的孩子还可以杜绝一切可被依附的体系，以无所羁绊、无所遮蔽的姿态面对世界。在这种意义上，吉蒂所选择的中间道路便是回归本真状态的去蔽之旅，摆脱了社会道德规范的束缚与那业已失落的终极追求，人便在实在的生活中拥有了自由选择的力量与空间。这种自由性不依赖任何前在的标准，在精神与自我选择上均得到体现，并以此确立自我的人生价值。

三、精神探索的归途

在20世纪初西方理性主义传统衰落的大潮中，无数种性思想纷争不休，人们无法在这种矛盾中清晰地找到自己的定位与问题的解答，也不再有一种思想实体提供旧日信仰般明晰的作用，在绝对理念的诸化身均陨落之时，人类的生存境况是否指向一个确定的最终意义，也成为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

毛姆，这位“满足于用自然主义的观点审视人生，用自然主义的方法表现人生”⑧的作家，逆反了爱德华时代小说承担社会教化功能的潮流，试图将人生看作与环境进行的客观交互过程。这种近乎冷漠的视角实质上是对前在意义的排除，也顺便拒绝了故事意义的最终导出，在两者之间，就形成了不做规定的空白领域，可供毛姆进行追求自由的精神探索。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菲利普·霍尔登曾援引了张隆溪的《道与逻各斯》《他者的神话》等书，阐述《面纱》中的这片土地具有空白区域的性质，凭借其非能指功能“破坏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本身以及支撑它的历史结构”⑨，并“拒绝意义本身”⑩。东方不仅仅如有些学者所言，站在西方现代化的对立面，具有成为已失落的田园牧歌式乌托邦的潜力⑪，更凭借其空白区域的性质成为排斥意义的绝佳场所。在湄潭府所发生的一切都变成了与西方文明社会无关的秘密，两者的力量没有任何交错的关联域，吉蒂甚至没有像《黑暗的心》中的马洛一样传达库尔茨的名字，带着文明符号并未失落的谎言回到社会，而是将无论文明还是蛮荒带给她的启迪一并悬置，令空白区域保留空白的特质，希望在这种悬置中露出一条被遮蔽已久的道路。这条道路并非通向有意义的终点，但可供她在行走时处于一种平和安宁的状态，以供对抗叔本华的人生——那条痛苦的环形跑道。

毛姆为吉蒂安排的结局不同于《人生的枷锁》中的菲利普所面对的未来，后者放弃自己的种种愿景，与丽莎结婚。这结局看似温馨，但考虑到“毛姆在他的小说世界中，描绘出如此众多的婚姻爱情的不幸，表现出他对婚姻爱情的彻底失望，并时时透露出深深的不安感、恐慌感和孤独感”⑫，菲利普实质上如毛姆本人一般，走向的是束缚与枷锁，其生活将陷入虚无，继续体会着叔本华式的不幸人生。但吉蒂的选择与菲利普不同，一来她并未放弃欲求、感情、生活愿景等不符合大的思想实体要求的个人化因素，二来她最终做出陪伴父亲的选择，依据的并非道德观念或社会责任的考量，完全是凭自己的意志进行思考的结果。在对父亲的情感补偿中，她令自己成长过后的为人得到确证，一个自由选择、忠实于自己而不再依赖外物给予自己价值的女性形象就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吉蒂此时在寻找的是一种“道路”而非地点，不是万事万物共通的终点，而是能够容纳一切的宽广道路，以及行走在这条道路上的自我的本真存在状态。于是当意义被悬置，剩下的只有行为本身，生活的答案便指向一种拒绝仰仗前在标准的思想，一种生活中行为的自由。通过这种不依赖已有标准的选择，吉蒂造就了自己，践行了类似存在主义者所谓的“自由”，并对自己的行动承担了责任。自由作为毛姆精神探索的答案，其含义在于摆脱先在的标准与绝对存在的束缚，而自由能导向的最终目的地，便是一个靠自己的选择确立起来的本真的自我存在。

毛姆抛弃了神秘主义，但深受斯宾诺莎影响的他没有完全推翻理性的大厦，所以从拒绝前在标准与普遍定论这一点上来说，与其思想最接近的是后来以萨特等人为代表的无神论的存在主义。或许我们可以说，在未来，存在主义为他的人生疑问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答。只是作为一名深受叔本华思想影响的作家，毛姆所理解的自由尚不同于存在主义，他相信在现实的紧密联系下，意志的自由是虚幻的，他更多地认为“只有艺术家这样与众不同的人，才能在艺术的天地里怡然自得，从人生的束缚下解脱自己”⑬。可以说，艺术是毛姆摆脱现实困境的一种手段，而艺术的自由就来自其无羁性，如同易卜生可以无视社会道德的批评声音进行自己的创作，毛姆也希望借由写作逃离现实因素的束缚，享受短暂的自由。

①〔美〕特德·摩根：《人世的挑剔者——毛姆传》，梅影、舒云、晓静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页。

②⑤⑬ 〔英〕萨默塞特·毛姆：《毛姆读书随笔》，刘文荣译，郑克鲁主编，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60页，第43页，第24页。

③〔英〕萨默塞特·毛姆：《面纱》，王晋华译，时代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④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97页。

⑥ 〔法〕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熙良、汤永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17页。

⑦ 〔德〕马丁·海德格尔：《论真理的本质：柏拉图的洞喻和〈泰阿泰德〉讲疏》，赵卫国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⑧ 侯维瑞、李维屏：《英国小说史》，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470页。

⑨⑩ Holden，Philip.An Area of Whiteness：The Empty Sign of The Painted Veil.ESC：English Studies in Canada，20（1），1994：p61-77.

⑪ 王丽亚：《论毛姆〈彩色面纱〉中的中国想象》，《外国文学》2011年第4期，第47—53页。

⑫ 杨锐：《从毛姆小说中的婚姻爱情景观看毛姆的精神探求》，辽宁师范大学2001年硕士学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