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家瑢［中国海洋大学，山东 青岛 266100］

一、对现代女性的塑造与影响：妇女解放运动

丁玲与杨绛均出生在20世纪初期，整个生命历程横跨民国时期、抗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许多重要历史节点。她们同为知识女性，在女性现代意识的表现上虽均有贡献，方式却极为不同。

众所周知，“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对于现代女性的塑造十分重要，影响也至为深远。在传统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女性由于长期受到封建礼教以及男权意识的操控，备受压迫与摧残，在社会中处于被支配的状态，女性在文学创作方面也几乎处于一种“失语”状态。

20世纪初期，随着西方社会思潮的不断涌入，西方女权思想及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也逐渐传入中国。最先觉醒的知识分子群体开始意识到妇女解放的重要性，纷纷撰文抨击封建礼教对于妇女的束缚，掀起了新文化运动：鲁迅率先发出了“男女平等，义务略同”的疾呼，痛斥封建伦理是“畸形道德”①；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时指出，妇女解放就是要释放男权的枷锁，恢复人格自由；对于北洋政府“表彰节烈”这一愚昧行为，胡适也提出了批判。这个时期涌现了《新妇女》《妇女评论》《妇女周报》等几十种女性刊物，以及向警予、蔡畅等妇女解放运动的中流砥柱，对于深刻揭露封建礼教毒害、唤醒广大妇女争取人格独立和人权解放意识，都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由此，女性在教育平等、婚姻自主、经济独立方面开始有了极大改善，在思想方面也逐渐受到启蒙。并且，这个时期的思想解放也孕育了一批具有现代意识的女性知识分子，她们在文学创作中坚守着女性写作的态度。

丁玲与杨绛都出生于20 世纪初期，因此在青年时期深受妇女解放运动影响，并且作为深受教育的独立的知识女性，潜移默化地有了自己的女性意识。两者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不同程度上渗透着她们对女性的关怀。左翼作家联盟对妇女独立人格和自我意识塑造的影响也不容小觑。丁玲担任《北斗》主编，《莎菲女士的日记》《梦珂》等作品凭借深入细腻的女性心理描写，刻画了小资产阶级女性爱情的愁苦，是典型的近代女性意识的书写。她和冰心、林徽因、白薇等一批女性作家一道，在现代女性群体塑造方面起到了示范作用。杨绛在20 世纪早期，也创作了《弄真成假》《璐璐》等作品刻画了极具鲜明性格特征的女性人物的作品。这显示了两位作家既深受妇女解放运动的启迪，又不同程度地为妇女解放运动贡献了力量。虽然她们在文学领域中追求着不同的美学色彩，但在文学创作中体现了女性的现代意识。

二、《莎菲女士的日记》与《洗澡》对比：女性意识的攻与守

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创作于1928年。莎菲是一位在都市中漂泊的单身女性，都市环境赋予了她现代女性的精神气质。这篇短篇小说讲述的是莎菲同新加坡留学生凌吉士之间的爱情。日记以女性的视角，阐述了莎菲对凌吉士的印象：纤长的身躯、嫩玫瑰般的脸庞、柔软的嘴唇、惹人的眼角，可以诱惑许多爱美的女子。除了对异性身体的本能欲望，莎菲也被凌吉士身上欧洲中古骑士般的“仪态”所吸引。后来，她发现凌吉士的灵魂与其外表毫不相称，达不到精神层面的共识而选择离开。

丁玲这篇小说用大胆而细腻的笔调，将女性对于性爱的追求坦率地表露出来，是女性写作的一大突破，如日记中这样写道：“其实，单单能获得骑士般的那人儿的温柔的一抚摸，随便他的手尖触到我身上的任何部分，因此就牺牲一切，我也肯。”无疑，这在那个女性深受封建礼教毒害、备受压抑的封建社会是具有先锋性的。当莎菲的好友毓芳害怕和男友云霖“生孩子”而拒绝同居时，莎菲在嘲笑她们的恋爱过于科学的同时，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会不需要拥抱爱人那裸露的身体呢？为什么要压制住这爱的表现呢？”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无意识是一个巨大的地窖，潜藏在意识的下面，储存着各种各样的被压抑的欲望，其中主要是性本能。这些欲望和本能由于不符合理性、道德等文明规划的要求，遭到压制，无法上升到意识的层面被直接感知。”②这从侧面解释了莎菲女士那个时期的女性备受束缚，亟待从压抑的社会环境里“突围”。而丁玲通过自己的写作做了选择：充当打破这一压抑的女性社会状态的“进攻者”。女性主动追求恋爱、直白地袒露欲望，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女性解放与独立自主的表现。丁玲从女性的思维、心理等角度出发审视女性，打破了带有男权意识的传统的男性叙事视角，将男性变成了“被叙述者”。这在社会风气还偏于保守的近代社会里，具有突破性的意义。

杨绛的《洗澡》首次出版于1988 年。从《洗澡》的创作背景来看，它与《莎菲女士的日记》在时间上相距20年左右。在女性形象的塑造方面，杨绛一直维持着“守而不退”的笔调——不管是在知识女性姚宓还是杜丽琳的塑造中都有体现。在姚宓与许彦成的感情中，姚宓实际上就是所谓“第三者”，徘徊于道德与爱情之间。姚宓不仅拥有美丽的外表，而且是聪慧的“藏书人”，她娴静的气质吸引着许彦成，许彦成高洁的品质同样也吸引着她。当姚宓挣脱内心道德的束缚，与许彦成约好“香山之行”，许彦成却在爱情的冲动面前被理智束缚，香山之行变成了姚宓的一人行。姚宓在情感困境中最终也选择放弃爱情，表现出知识女性敢于追求、敢于放弃的高贵品格，也体现了杨绛对高贵、理智、有充分自主权的女性的偏爱。

另一位知识女性杜丽琳对丈夫许彦成的婚外恋心知肚明，但只是旁敲侧击地含蓄警告。在后来的“洗澡”过程中，也理智地维护丈夫的名声。这些富有智慧的女性角色的塑造都体现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女性不再是男人的附属品。可见，杨绛在女性意识的灌输方面，也是呈现出一如往常的“守”态，在文学边缘作“有余力”的旁敲侧击。

三、女性的自我拯救：革命女性的旗帜与知识女性的缩影

《韦护》是丁玲20 世纪30 年代创作的作品，讲述了从苏联留学回来的韦护与年轻貌美的丽嘉相恋的故事。在像时间一样飞速进展着的热恋的甜蜜中，丽嘉唤醒了韦护未曾有过或未敢实现的梦想与热求。但两个人在相恋的过程中，逐渐有了矛盾：韦护忙于工作，一方面因没有时间呵护丽嘉而内心有愧，另一方面也觉得恋爱影响了自己的革命路途，背叛了信仰。

最终，作为一个投身革命工作的热血青年，韦护忍痛放弃了感情：“那些美的、爱情的、温柔的梦幻与希望与享受，均破灭了。而那曾有过一种意志的刻苦和前进，又在他全身汹涌着。他看见前途比血还耀目的灿烂着。”③他要去广州去，他要忠诚于自己的信仰。丽嘉也在失恋的痛苦中振奋起来，毅然投身革命事业。

可见，丁玲塑造的丽嘉是一个从男女情爱中醒悟的独立新女性。面对爱情的不顺，丽嘉没有消沉，而是决心自己干出一番事业来。这是女性的自我拯救，是女性在时代压迫下的前进之路。丁玲自身对于革命的向往也从中自然地流露出来。丁玲说：“我是为人生、为民族的解放、为国家的独立、为人民的民主、为社会的进步而从事文学写作的。”④丁玲的故事告诉我们，在那个军阀混战的历史时期，一大批知识分子女性投身于革命的道路和服务大众的事业，为民族的解放、国家的独立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对于杨绛来说，她一生的写作都徘徊于政治之外，她是通过文学写作来体现自己对现实生活的批判、揶揄与反抗的，这在杨绛的写作中表现为强烈的讽刺性与挖苦性。杨绛自己的说法是：“世态人情，比清风明月更饶有滋味；可作书读，可当戏看。”⑤《璐璐，不用愁》这篇1934年创作的短篇小说可以作为一个例子。杨绛塑造的璐璐一直愁苦于这样的两难：既想得到小王家可以提供的富裕生活，也需要外表帅气的汤宓来满足虚荣心。同时在作品中描写璐璐对汤宓帅气的外貌的倾慕时，呈现出一种以女性视角审视男性的态度，直率地展露出女性对于男性的欲望。女性成为作品的真正主角，在男性的选择中掌握着自己的主动权。在爱情中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对男性的选择进行取舍。而最后的结局是戏谑性的：当璐璐最终说服自己与小王结婚时却发现，小王竟与他自己的表妹订了婚，好在，璐璐可以选择免费出国留学来逃避这一尴尬。

这一戏剧性的结局既带有讽刺性地批判了像璐璐这样没有坚定爱情信念的人不配拥有爱情，也为女性指出了一条新的出路——修炼自身。这种戏剧性的智性表达既带有批判性，也带有深意——璐璐如果与小王结婚，她就变成了一个只能依附于男人、靠男人为生的女性；如果与汤宓结婚，也只是满足了爱慕虚荣的内心，最终难逃被现实的物质生活打败的结局。璐璐最终选择出国留学，也就是选择了一条不断充实自己的独立的知识女性道路——这是她的最佳选择。

在传统的文学叙事传统中，女性一直处于被男性支配的叙事传统之中。在文学作品中，女性的被写、被读、被阉割是常态。而杨绛和丁玲在创作女性主义的作品中是具有现代性的，这种现代性体现在她们敢于突破传统，消解以男性视角看待问题的方式，转为男性的被写、被读、被审视，她们敢于用笔、用女性的创造力来填补女性的“空白之页”。尽管杨绛具有洞察人间百态的慧眼，是一位具有现代意识的女性，但杨绛与丁玲的人生经历不同，决定了她不会激烈地投身于革命洪流，而是选择做一名不断学习、不断修炼的智者，选择通过自己的写作，讽刺性地抨击人性的各种丑陋。

四、结语

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现代意识较强的女性作家，丁玲与杨绛的写作风格堪称迥异：丁玲在作品中表现出了高度的意识形态化，有意识地为民族、为国家而写作；杨绛还文学以本真，更关注个人的价值和尊严，更彰显普世关怀。

两者在文学作品对女性的关怀有着不同的表现：丁玲将主流文化与女性意识相结合，在女性解放的道路上呈现着“先锋者”的姿态；而杨绛不管是在文学创作还是在女性解放的问题上，呈现着一如既往的“守”态，做着“有余力”的旁敲侧击。但两者在不同程度上都为女性现代意识的觉醒、女性的解放与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女性在时代发展中如何发挥女性的创造力以实现自我拯救以及女性自我建构，指明了各自认可的不同路径。

①鲁迅：《鲁迅全集·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19页。

② 南帆、刘小新、练暑生：《文学理论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9页。

③丁玲：《韦护（第2版）》，大江书铺1931年版，第209—210页。

④ 丁玲：《丁玲文集（第五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08页。

⑤ 杨绛：《钱钟书杨绛文集》，南海出版社2002 年版，第66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