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艺［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201100］

《安提戈涅》是古希腊著名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所创作的一部经典作品，戏剧中的两个主要人物克瑞翁与安提戈涅因为一道王令产生分歧，克瑞翁坚持禁葬城邦反叛者波吕涅克斯，而安提戈涅却不畏统治者权威，坚持安葬自己的兄长。两人对自身行为选择的毫不退让最终导致戏剧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冲突，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结局。剧中不可调和的冲突，归根结底就是安提戈涅与克瑞翁二人的意志冲突，即二人正义观的对立。安提戈涅坚持家庭优位，珍视人性并捍卫神法的至高无上性，从道德角度上讲，她的正义原则没有太多可指摘的地方。后世许多评论家也将安提戈涅视为“悲剧英雄”，而对克瑞翁多加批判，此番做法并不妥当。在两个主要人物之中，克瑞翁所占篇幅要长得多，是他颁布的禁令——禁葬波吕涅克斯拉开了悲剧的序幕，也是他的悲惨结局——丧妻失子使悲剧接近尾声。索福克勒斯在克瑞翁身上花费诸多笔墨，塑造的不是片面的反派形象，他固然有刚愎自用、狂傲自负的一面，但作为城邦之主，他肩负着存续城邦的重责，故而与安提戈涅有着截然不同的考量。因此，对克瑞翁正义观的解读需要从更加客观、全面的视角进行。如何理解克瑞翁的正义内涵、如何评判其合理性与局限性，将是本文重点关注的问题。

一、城邦优位

亚里士多德曾言：“人是城邦的动物。”苏格拉底在《理想国》中也表明：“正义，我们说，一种属于个人，另一种属于整个城邦。”城邦大于个人，因此“也许更大的正义存在于更大的整体中，更容易被人理解”。这体现了城邦的最高优先级，意味着公民生活的最高意义只能在城邦中获得。克瑞翁作为忒拜城邦的统治者，其利益与城邦利益联系最密切，因此他自然以城邦为先，认为自己巩固城邦政治、维护城邦律法权威的行为是正当的、正义的。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认为精神的单纯实体作为意识是在自行分化的，分裂为人的规律和神的规律两种不同方面的伦理本质。人的规律是公共本质或共体的精神，是公开、有效的政府、国家，而与之对立的是神的规律，以家庭为直接的、内在的伦理存在。①克瑞翁在这种解读中代表的就是人的规律——即人法一方。克瑞翁在首次登场时，认为自己所颁布的禁令是“最善的决定”，声称“我如果发觉灾祸逼近国人，危及他们的安全，决不会知而不言。我决不会把国家的敌人当作自己的朋友，我知道一个道理：只有在城邦之船安全航行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构筑友谊”。可见克瑞翁最初是以城邦的守卫者自居。在宣布完对兄弟二人尸身的处理方式后，他继续说道：“我的想法就是这样，政从我出，永远不会让恶人受到敬重，比正义者神气。”在克瑞翁看来，反叛城邦的波吕涅克斯无疑是“恶人”，而保卫城邦的厄特俄克勒斯则属于这里的“正义者”范畴，因此他不敬恶人的尸身、礼敬正义者的尸身的行为也是合乎正义的。并且，在雅典及其他地方，禁止被判有叛国罪或渎神罪的人在其故土下葬是一种惯例。虽然按照这种惯例，尸身应被扔到城邦外，防止污染城邦，但在《安提戈涅》戏剧中却没有体现出这种可能性，因此克瑞翁只能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

二、政治权威

在一次成功的城邦防御之后，克瑞翁要关注的是如何压制那些曾怀有异心的公民。他的目标是即使不消灭他们，至少也要让他们保持一种恐惧的状态，这样他们就不会再有反抗的意图了。②对于克瑞翁来说，波吕涅克斯的复仇之战不再仅仅具有史诗中兄弟之间宿怨的意义，而是一个敌对的政治政党的事业。兄弟二人的确是因相互残杀而死，但由于两方立场不同、代表的势力不同，因此克瑞翁便对他们的死亡有不同的定性，即将一方的死看作保卫城邦的光荣牺牲，将另一方的死看作反叛城邦的应得苦果，因此兄弟二人尸身的处理方式也就具有了政治上的意义。当克瑞翁命令礼敬死去的兄弟中的一个而贬低另一个时，这个命令就成为政治忠诚的试金石，统治者对待死者的方式成为生者衡量从统治者那里得到“惩罚”和“奖赏”的标准和尺度。③克瑞翁的命令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他坚持城邦的主张，准备将亲属关系置于其下：“任何人，如果他把亲友看得重于祖国，这种人不值我一提。”对于5世纪的城邦公民来说，城邦的主张是很有分量的。任何一个雅典人都能说出一些为了家庭忠诚而牺牲城邦利益的贵族政治家的名字，而拒绝这样做的政治家无疑会受到赞扬。严格来说，克瑞翁的法令的确是为了巩固城邦统治和维护城邦利益，但是他完全从政治的角度立法，将涉及人类最基本情感的不成文的礼法排除在自己的视域之外，这无疑是有悖于人类自然情感的，因此这也成为他最终遭到巨大反噬——触怒神灵、丧妻失子的根本原因。

三、王令效力

虽然克瑞翁忽视不成文律法、坚决维护城邦法令的行为一定程度上是在冒犯神灵，但他此番做法并非难以理解，因为他的正义出自城邦的安定与永续。对于克瑞翁来说，将法律建立在不成文的家庭习惯法上是不够可靠的，习俗礼法作为神律虽然有着永恒的效力，但是城邦并没有因此而获得长久的安定。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城邦所效忠的拉伊俄斯家族为忒拜城带来了诸多的祸乱：拉伊俄斯犯下的罪行带来了女妖斯芬克斯之祸、俄狄浦斯弑父娶母的行为造成了城邦瘟疫肆虐、安提戈涅兄长的反叛造成了城邦动荡不安……而现在，安提戈涅为葬兄公然违抗禁令，挑战城邦法令的权威。这些无一不在向克瑞翁昭示着家族优位可能造成的不稳定因素，家庭内部的纷争直接表现为或必然扩展为城邦层面上的争斗，最终危及城邦的安全。因此，为了保护城邦的体制、维持城邦的稳定，克瑞翁需要建立并巩固城邦法令的最高权威与效力，而不是完全依靠不成文的、难以确切解释的神法。并且，不管“神圣的秩序”如何有益、如何完美崇高，它总得通过具体的形式和规章来施行，总应该或多或少地体现于某种实际的或切实可行的政治体制中。④否则，有心人便可以随意歪曲神法来为自己破坏城邦秩序的行为辩护，城邦安定与存续也就无从谈起了。

然而，即使克瑞翁最初的法令有真正的爱国动机，当他发现自己遭到反对时，他的正义原则便开始逐渐歪曲甚至丢失。当他知道有人胆敢违抗禁令时，他怒不可遏，威胁前来禀报的守卫：“如果你们查不出那个掩埋死人的真正犯人并把他送到我的面前，只一死对你们还是不够的，我要先把你们活着吊起来，叫你们供出这一罪行的真情，让你们知道哪方面的利益是应得的，以后可以争取；让你们懂得，唯利是图，不问是否合法，是不应该的。”由于不知道罪犯是谁，他便迁怒于罪行的报告者，怀疑他们是受贿与安提戈涅串通的同谋。当歌队长提出“这件事莫非是神的工作”的猜测时，克瑞翁立刻言辞激烈地反驳：“住嘴！趁你的话还没使我十分动怒，免得你让我发现既老又糊涂。”克瑞翁否认任何诸神眷顾波吕涅克斯的可能性，因为这意味着他所坚持的正义原则并不正确。当克瑞翁面对安提戈涅时，他的说辞难免让我们认为他惩罚安提戈涅的动机之一是害怕任何对他权威的挑战，尤其是来自一个女人的挑战：“如果她胜利了，不受惩罚，她就是个男子汉了，我倒不是。”“至于我，只要我还活着，绝不让女人做主人。”“从现在起她们必须像个女人样子，不得随便走动。”在克瑞翁眼中，顺从与安分是女人的基本品质，处于从属地位的女性根本不应该公开违抗合法统治者及男性亲属的法令。当他的儿子海蒙恭敬地对他的判决提出异议时，他向海蒙阐述了自己的一些原则：儿子服从父亲的责任；避免娶一个坏妻子；民众服从对城邦繁荣的重要性；不能被一个女人打败。⑤他有一些观点是有根据的，但是他固执己见，与海蒙进行激烈的争辩，甚至还威胁要在海蒙的面前杀掉安提戈涅：“去把犯人押出来，我要她立刻死在未婚夫的面前，死在他的身边。”从克瑞翁的这些言行举止中我们看不到太多道德原则的体现，他所展现出的赤裸裸的暴行令观众的情感不自觉地偏向安提戈涅一方，并将克瑞翁置于不义的位置上。海蒙有一句话对克瑞翁概括得非常准确：“望你别固执己见，别认为你的话一定正确，别人都不对。因为，如果有人认为，只有自己智慧，无论说话还是思想，别人都不能比，这种人一旦揭开，常被发现头脑空空如也。”

总之，克瑞翁最初的正义原则以城邦、政治与人法为基，的确有一定的合理性与可取之处，然而当他偏离对自身正义原则的理解并固执不肯悔改时，他的悲剧结局或许便已注定。

四、结语

客观来看，作为城邦的统治者，克瑞翁坚持城邦优位、维护城邦政治与法令权威的正义原则指向的是城邦的安定与永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重要性，但他的一意孤行使他逐渐迷失了对自身正义观的坚持，从而最终滑向了暴行与渎神的深渊。克瑞翁在安提戈涅的两位兄长死后取得了王位和所有的权力，只是因为他是“死者最近的亲属”，因此他的王位并不稳固。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维护城邦的政治安定，他不得不使用一些行之有效的手段来震慑政敌。然而他忽视了不成文礼法——即安提戈涅一再提到的永恒的自然法对城邦稳固的重要作用。她所坚持的神律实际上所体现的是人类天性中的自然情感，这是一种人类最基本的情感，它先于政治存在，并且在一定意义上高于政治，是城邦赖以维系与巩固的纽带。城邦受天神的护佑，同时也应极力捍卫神的地位。抛开神的意志立法是不切实际的。随着情节的推进，克瑞翁的理性逐渐丢失，他的行为目的逐渐偏向维护自尊，因此他不顾伊斯墨涅和海蒙的劝说，不顾安提戈涅与自己的血缘关系，固执地处置安提戈涅，以致触怒神灵，祸乱家庭和城邦。正如索福克勒斯在戏剧结尾所告诫的那样：“智慧是幸福的最主要部分，对神的虔敬一定不能违背。”与其说是克瑞翁的正义观毁灭了他，不如说是他在执行自身正义原则过程中的理解偏差与失当行为最终导致他的悲剧结局。

①吴嘉仪：《现代国家及其伦理和解——以黑格尔的〈安提戈涅〉解读为中心》，《粤海风》2020年第1期，第65页。

②③Reinhardt，Karl.Sophocles.Blackwell，1979：p69，p70.

④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王扬译注，华夏出版社2012版，译者前言第14页。

⑤ Sophocles，and Andrew Brown.Antigone.Aris &；Phillips，1987：p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