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璐 ［安徽大学文典学院，合肥 230601］

由于明代社会环境压抑，很多知识分子选择不问仕途，埋头进行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研究。许学夷就是其中之一，他历经十几次增删的《诗源辩体》是明代复古派诗论的集大成之作。在《诗源辩体》中，许氏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古代各种诗体的历史发展进程，并论述了诗歌的风格流变。许氏治诗学达四十年之久，对历代诗学理解深透，能够客观公允地看待前代诗论。对于六朝人论诗，他认为“多浮泛迂远”，但是对于刘勰的《文心雕龙》则持认可态度，总论《文心雕龙》曰：“序述大略，得其要领”，说明他基本赞同刘勰的论诗主张，在论诗时多处征引。除此之外，在接受刘勰论诗主张的基础之上，许氏进一步提出了个人的批评和想法，从而使自己的诗学体系更加丰富完善。如《诗源辩体》在论“汉魏五言”时，就吸收借鉴了刘勰的诗学观，同时阐明了个人创见，使关于“汉魏五言”的诗论得到进一步发展。

一、对刘勰论《古诗十九首》的接受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专门阐释诗歌的性质并且结合作家作品叙述诗歌的历史发展，在论述汉魏至南朝诗时，他将重点放在对五言诗的评价上，其中，对《古诗十九首》（以下简称《十九首》）推崇备至，评价道：“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刘勰认为《十九首》风格质直而不粗野，能够婉转含蓄、形象贴切地比附事物，抒发感情悲伤怅惘、深切动人，“实五言之冠冕也”。许氏对刘勰的评价表示肯定，亦称《十九首》“于五言则实为祖先”。

在此基础之上，许氏进一步将《十九首》与《国风》进行对比：“《十九首》性情不如《国风》，而委婉近之，是千古五言之祖。盖《十九首》本出于《国风》，但性情未必皆正。”许氏认为《十九首》在“性情”上较《国风》为次，表现在《十九首》中有些诗句或诗性情不正。为什么他会说《十九首》有性情不正的地方呢？要想理解这一点，我们先看许氏对于国风性情之正的看法。在论《三百篇》时，许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周南》《召南》，文王之化行，而诗人美之，故为正风。自《邶》而下，国之治乱不同，而诗人刺之，故为变风。”对于“正风”和“变风”，他指出了一些范例：“正风如《关雎》《葛覃》《卷耳》《汝坟》《草虫》《殷其雷》《小星》《何彼襛矣》等篇，自不必言。变风如《柏舟》《绿衣》《燕燕》《击鼓》《凯风》《谷风》《式微》《旄丘》《泉水》《氓》《竹竿》《伯兮》《君子于役》《葛生》《蒹葭》《九罭》等篇，亦皆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然而，不论是正风还是变风，许氏认为：“《风》虽有正变，而性情则无不正也。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言皆出乎性情之正耳。”由此看来，许氏的态度是《国风》虽有正风、变风之别，但是其性情皆正。而他所谓性情之正，本于孔子对《诗三百》的看法，即“思无邪”。所以《国风》性情之正大体概括为思想纯正无邪，感情深沉敦厚，优柔不迫。如此看来，《十九首》中的有些诗句，如“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轗轲长苦辛”“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等等，多写离愁别恨和羁旅之思，情调低沉，感情直露，实与《国风》性情之正有违，正所谓“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也”。

另外，许氏认为《十九首》还具有“兴象玲珑，无端倪可执”的特点。“兴象”一词在《诗源辩体》中屡次使用。除了用来评价《十九首》，许氏还用“兴象”来评说唐人律诗，称其“以兴象为主,风神为宗”，许氏尤其欣赏孟浩然的诗作，认为具有唐人律诗的典型风格：“浩然五言律兴象玲珑,风神超迈。”结合明代杨慎对唐代律诗的称赞，说它们“意在言外，使人自悟”，等等，我们可以大致体会到“兴象玲珑”与“言有尽而意无穷”意思相似，形容难以琢磨、似近似远的一种言外之意，表现在诗歌的语言层面上，他说盛唐诗人“体多浑圆，语多活泼”，即不刻意雕琢文字，不流于工巧，注重诗歌的浑然天成，不可句摘。因而，从许氏的具体阐释中，我们得出“兴象玲珑”是说“兴”的表现难以捉摸，意味深长，耐人品味。在《十九首》中具体表现为诗人在创作时不是先立下题目再去琢磨推敲，而是本乎情兴出于天成，触物兴怀，有感而发，所以无踪迹可寻。如《行行重行行》一首，用家常自然的语言，表现出东汉末年动荡的岁月里思妇对游子真挚深沉的相思之情，从临别之情，到路途之远、见面遥遥无期，到相思之苦，最后以宽慰作结。情感层层深入，而又不露不迫，毫无雕琢的痕迹，因而拥有永恒的艺术魅力。

二、对刘勰论李陵、班婕妤五言的辩驳

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称：“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汉成帝时品评叙录，命刘向等人校经传、诸子、诗赋，共列了三百多篇诗歌，已经称得上是周详齐备了，但是从遗留下来的作品来看，却没有五言诗，于是刘勰对李陵、班婕妤的五言诗产生时代表示怀疑，认为他们的五言诗可能不是成于汉代。许氏对此持反对意见，对于李陵和苏武的五言诗，他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了自己的辩驳：

一是许氏认为“当时书籍未尽出”。为了证明自己的这一观点，许氏举了《左传》的例子。按照《隋书·经籍志》的记载，《左传》在汉初的时候出于张苍家，到汉文帝时贾谊对《左传》进行训诂，并将他所作的训诂授予了赵人贯公，当时并没有在世上流传。后来刘歆典校经籍的时候，想要把《左传》立为学科，一直到建武中期这一诉求都没有得到实现。当时鼎鼎有名的学者陈元致力于研究《左传》，且十分精通，又上书请求立左氏学，于是光武帝才立了左氏博士，《左传》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传播和发展。后贾逵、服虔一起为《左传》作训解，到魏代《左传》才传于世。所以司马迁未能得见《左传》，因而《史记》中的有些记载没有《汉书》详备，正是因为当时书籍没有尽数展露于世。同样，汉成帝在品录的时候没有收录苏武等人的作品，也就没有什么好怀疑的了。

二是从诗歌创作的层面来看，许氏认为苏李五言诗非是后人所能。苏武、李陵七首诗，在许氏看来，虽然稍微逊色于《十九首》，但“结撰天成，了无作用之迹，决非后人所能”。许氏从诗体的角度，判断出苏武、李陵的诗歌有着不同于后代的诗体风格。李陵的三首诗，抒发了羁旅在外的臣子心中慷慨悲壮的情怀，如“屏营衢路侧，执手野踯蹰”“风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等；苏武的四首诗则给人抑扬顿挫之感，如“况我连枝树，与子同一身。昔为鸳与鸯，今为参与辰”等。而《古文苑》中所记载的几首《录别》，许氏认为实是后人根据苏李的七首诗扩充而来。

至于班婕妤的乐府五言《怨歌行》，许氏称其“托物兴寄，而文采自彰”，其他人也对班婕妤的作品多有称赞，如冯元成谓“怨而不怒，风人之遗”，王元美谓“可与《十九首》、苏李并驱”。班婕妤的作品艺术价值如此之高，为什么成帝不予收录呢？在许氏看来，成帝品录词人，不应遂及后宫。班婕妤先为成帝宠妃，后来赵飞燕姐妹入宫，班婕妤失宠，为明哲保身，班婕妤自请入长信宫侍奉王太后，这样就可以避免后宫的纷纷扰扰。《怨歌行》即是班婕妤居住在长信宫时期写的宫怨诗，诗人以团扇自比，哀叹自己失去恩宠终遭抛弃的不幸命运。这样一首出自后宫的宫怨诗，当时汉成帝时期负责“品录”的人自然不会收录。

三、对刘勰“感物吟志”说的继承

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篇中阐明了诗歌创作与情感的关系：“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即认为诗歌创作并不是生搬硬凑、凭空捏造，而是被外物所触动，是自然感情流露和宣发的产物。“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这句话准确概括了诗歌创作的过程。人天生有各种各样的感情，在看到“物”时会受到触发，这里的“物”既可以是自然之物，也可以是社会之物，情感受到触动之后，人们有感而发，于是出现了“吟”，在“吟”的过程中，所吟之物已经不同于之前的物，“物”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改变，经过抒情主体情感的观照，现实世界中的“物”转化成了诗人心中之“物”，诗人运用心中之“物”来表达自己的情志或志向，诗歌就此产生。虽然刘勰论述了禀赋的情感到艺术情感的“志”，应有“感物兴思”和“吟”这两个中间环节，但却没有明确提出“诗”的审美形式问题。许氏以“情兴”作为诗歌生成论，继承发展了刘勰的“感物吟志”说。许氏认为“情兴”是诗之本源：“汉魏人诗，本乎情兴”。那么，“情兴”论的理论内涵是什么呢？

首先，“情兴”源于“情”。许氏在论述汉魏五言时称：“汉魏五言，源于《国风》，而本乎情，故多托物兴寄，体制玲珑，为千古五言正宗。”汉魏五言源于国风，而“风则专发乎性情”，“风人之诗既出乎性情之正”，由此可见，汉魏五言自然“本乎情”。许氏又将“情”与“兴寄”联系起来，“兴寄”表达的是一种对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关怀，可以由“情”所激发，这样，汉魏诗歌之情即本由现实世界而触发的感情。另外，不同于风诗的“性情之正”，汉魏五言“本乎情之真”，它的情感真率自然，存在于创作主题的内心，所以许氏称其“为情而造文”，一旦此“情”有所“兴寄”，那么它就成为“情兴”。

第二，“性情之真”是“情兴”论的基础。汉末到魏晋时期，战争频仍，狼烟四起，大批文人或死于战乱，或被卷入政治斗争而遭到杀戮。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人们形成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它的理论形态就是魏晋玄学。士人由此摆脱两汉经学的束缚，从伦理道德的禁锢中释放出来，不受礼教约束，追求艺术化的人生和自然而然、至真至淳的精神境界，抒发内心的真实情感，传达个性化的内容。许氏称“汉魏同者，情兴所至，以情为诗，故于古为近”，又称“汉魏五言，虽本乎情之真，未必本乎情之正。故性情不复论耳”。汉魏时期的诗人“以情为诗”，诗用于讽喻教化的实际功用减弱，而用于表情达意、发挥个性的作用得到加强。诗人们刺穿礼教的虚伪，反抗残暴的统治，向外崇尚自然，向内发现自己的深情，他们的精神世界也因此得到了很大的开拓。

第三，“情兴”强调创作的无目的性，自然而不造作。从“情兴”的产生特性来看，它是一种自然感发的体验，是自然而然的，而不是刻意创作出来的。如果有意创造“情兴”，那么就成了刘勰所批评的“为文而造情”，“情兴”的感发性即决定了它是无目的的，自然而无造作。汉魏五言中的诗作因为“本乎情兴”，所以“其体委婉而语悠圆，有天成之妙”，这种浑然天成和自然而然不是依赖学习模仿就能得到的。所以许氏评拟古诗时称“拟古皆逐句模仿，则情兴窘缚，神韵未扬，故陆士衡拟《行行重行行》等，皆不得其妙，如今人摹古帖是也”。这就是在诗歌创作中刻意模仿，情兴不足而导致“不得其妙”的例子。

总的来说，许氏以“情兴”论汉魏五言，指出汉魏五言的本质即是“情兴”，汉魏诗歌是“为情而造文”的代表，诗歌特征是“体委婉而语悠圆，有天成之妙”“兴象不同，体裁亦异，故天机妙运无方耳”。学诗的人若想领会其中妙处，就需要“专习凝领，而神与境会”，这样才能抓住汉魏五言的本质所在。

四、结语

统而言之，许氏《诗源辩体》在论“汉魏五言”时体现出了对《文心雕龙》的接受与发展，如接受刘勰对《十九首》的评价并进一步指出《十九首》兴象玲珑、浑然天成的特点；对刘勰关于苏李、班婕妤五言诗产生年代的看法提出质疑，并予以辩驳；继承刘勰的“感悟吟志”说，并发展创造出了以“情兴”论诗的主张等。大体而言，《诗源辩体》论“汉魏五言”承袭了《文心雕龙》的论诗观念，并抒发了个人的评价和创见，丰富并扩展了“汉魏五言”的诗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