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焕［河南开封科技传媒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侠”是一种特有的社会群体，出现的时间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这一群体并不被社会认可，尤其在法家学派代表人物韩非子看来，“侠”依靠武力违反禁令，是危害社会发展的蠹虫。直到西汉时期，司马迁对游侠之士才有了比较客观的评价，他认为侠的某些行为虽有不合理之处，但游侠们所推崇的言行合一、重情仗义、重守承诺的精神是非常值得称赞的。到了唐代，这种侠义精神更是有了新的发展，尤其是李白生活的开元、天宝年间，天下太平，人民富足，统治者采取兼容并包的文化政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文人游侠的行为被进一步激发，一些文人不仅在行为上模仿侠客，也不自觉地在诗文创作中对游侠行为进行歌咏，从而抒发豪情壮志及怀才不遇之情。这种侠气精神，一直影响到近代，尤其影响到近代诗人郑愁予。他用现代的诗歌表现出复杂的生活感受和人生体验，其诗歌内容具有时代特色的浪游情怀和仁侠气质。李白和郑愁予虽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但他们身上都具有在中国传统“仁义”思想影响下形成的任侠精神。

一、任侠精神产生的原因

李白自古有诗仙的美誉，是中国唐代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他的诗以瑰丽的想象和浪漫的情怀为人们称道，是具有任侠精神的中国古代诗人。这种任侠精神的产生与他的个人经历和自身性格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青少年时期的李白是在蜀中度过的，蜀地所具有的独特地理环境以及少数民族所追求的驰侠使气的人文环境造就了此地崇侠的社会风气，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李白，他的任侠精神便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的。离开蜀地之后，李白游历祖国各地，祖国的大好山河感染着他，也让他骨子里的任侠气质进一步得到释放。游历期间，他广结豪侠，敢作敢为，轻财重义。如果说蜀地时期，他的任侠气质还处于萌芽阶段，那么这个时期已经逐渐形成了李白式的任侠精神。当然，这种精神的形成与他所处的时代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正处在中国封建文化的一个高峰时期，宽松的政治环境让他有了较大的想象空间，同时也让他有了更多表现自我的机会，自身特有的性格以及社会环境的影响是李白任侠精神形成的主要原因。

与李白不同，作为中国当代著名诗人之一，郑愁予童年时期就因为战火纷乱辗转于祖国的大江南北，抗战时期又跟随母亲过了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正是这样的生活经历，让他在很小的时候就有了浪子旅居在外，没有固定住所的心理体验。郑愁予所受到的教育也是他侠气精神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原因。他曾经说：“其实对我童年和青年时代影响最大的就是传统的任侠精神。”此外，当时的国家风云变幻、战火不断、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也使得他在长期的流浪中，并不能像李白一样纵情山水、广结豪侠。他的游历生活是艰辛的，他居无定所，生命安全随时随地受到威胁，但是对他触动最大的是在游历途中广大人民的悲惨遭遇。在与广大人民的密切接触中，他充分认识到了下层人民生活的艰辛，对贫苦人民也有了更多的关心和同情。自身的生活经历、教育背景，以及诗人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让他对祖国、对人民的生活状况有了更深刻的感受，但他并不是以一种消极的态度去面对生活，他对未来仍然充满了美好的想象和憧憬。个人经历、学习经历，造就了诗人独特的人格特点和审美理想，让郑愁予诗歌的浪游倾向有了具体可感的现实环境和真实可知的现实依据。

二、任侠精神的体现形式

时代的开放性让李白接受了多样的社会文化，使得他成为当时受浪漫主义影响极深的诗人之一，也造就了他独有的任侠精神。这种任侠精神的体现，一方面是自己行为上的率性而为，另一方面是他不满当时的仕途之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自身价值的理想抱负。但是，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让他感到无奈。李白喜结豪侠、追求自由，他结交朋友率性而为，不分贵贱，不重钱财，意气相投便肝胆相照。“结发未识事，所交尽豪雄”（《赠从兄襄阳少府皓》），是他在蜀中时期结交豪侠的真实写照。历史上，游侠之士绝不仅仅停留在率性而为、自由洒脱之上，进入仕途、御边抗敌、报效国家也是游侠群体非常重要的特点。在这一点上，李白也不例外，他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曾写道：“他将申管晏之术，谋帝王之业，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晏河清。”可以看出，利用自己毕生所学，建功立业实现百姓安定、天下太平是李白所追求的人生目标。他希望遇到名君，实现自己在政治上的抱负，但他并不会为居高位，曲迎奉承，他所追求的是一种平等的君臣关系。然而，这种君臣关系是建立在知遇之恩的前提之下的，臣不受君的束缚和管控，臣的种种行为都是主动的选择，臣甚至可以为报君恩，不顾个人安危。也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在人生的后半段，一向自由洒脱、不喜约束的李白在永王李璘的三次盛情邀请之下，投身仕途，虽最终兵败，遭众人非议，但这未尝不是任侠精神中知恩图报、重义轻利的一种体现。李白身上所具有的任侠精神更多的是一种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崇尚不依附他人的独立人格，以及对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与李白相比，郑愁予的很多诗歌呈现出的内容具有浓厚的关注现实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感。他将儒家“仁”的传统以及从“仁”衍生出的“义”作为诗学建构的审美取向和价值追求，在诗词创作中积极追寻“侠义”特点的诗歌品性。郑愁予诗歌创作中侠义精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现就是他将革命热情和诗意结合起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在《衣钵》中，他写道：“这就是革命，好一个美的引人现身的概念呀！”可以看出，作者把自己的满腔热情和革命的献身精神联系起来，展现出他的理想追求。在革命事业面前，他并没有考虑生死，而是时刻准备为革命事业献身。家国情怀和故乡之思是中国文学的传统主题，主要表现为漂泊游子的故园之情与故国之思。在诗歌创作中，诗人侧重描写下层人民的生活状态以及生活环境，尤其是侧重对漂泊在外的旅人形象的描写。他的一些著名诗作如《错误》《流浪的天使》《旅梦》《野店》等，塑造的就是这种漂泊在外的旅人的心理状态和生活状况。郑愁予诗歌中所体现的任侠精神除了具有强烈的革命热情外，还将自己的人生体验和祖国传统的历史文化结合在一起，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对中华民族进行新的审视，表达出强烈的民族归属感。他的诗歌中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是对家国的怀念与眷恋，饱含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与浓郁的悲怆色彩。

诗人在诗歌创作中将民族意识与家国情怀结合起来，对现实生活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意识，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憧憬和期盼，这也充分体现了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文人的爱国精神。郑愁予、李白的任侠精神或多或少受到了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他们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命运相联系，有着强烈的责任意识。当然，李白和郑愁予所具有的任侠精神也有很大的不同，李白身上所体现的是一种轻财重义、功成身退的传统侠义之士的追求，他把这种侠义精神上升为济世安民的情怀和功不受赏的道德人格。在《古风》中，他写道：“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低，一朝开光耀。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可以看出，他希望能够在现实社会中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郑愁予并不像李白一般，将自己的理想直抒胸臆地表现出来，他写得更多的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心理体验，通过“游子”“浪人”的视角来描写漂泊在外、羁旅他乡的心理路程，进而表现出对国家和人民命运的深切思考。他的这种意识并不局限于自己所生活的国度，而是上升到对世界千千万万人的关心和同情。对于自己的人生追求和理想抱负，他们实现的形式虽然不同，但是他们不断探索、努力追求，甚至终其一生都在践行着这种价值追求。

三、任侠精神的实现方式

任侠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是诗人主观的想象和愿望，由于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和社会环境的制约，他们所追求的侠义精神、所向往的理想生活并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得以实现。那么，当这种任侠精神无法得到满足时，他们又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宣泄自己内心的情怀呢？对于诗人来说，诗歌创作是最好的宣泄方式。

李白疾恶如仇，不肯依附权势，表现出来的始终是一种与社会格格不入的处世方式。在他所生活的那个年代，他追求的任侠精神在现实生活中并不能得到实现，但他又一直不愿放弃自己的理想抱负，尤其不愿放弃他的侠义精神。因此，他的一生都是功不成，名不就，既无力改变社会的现状，又无法功成身退。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他也只能将自己满腔的任侠精神展现在诗歌中。他借助“酒”来表现自己或喜或忧，或狂或愁的心理情感。“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月下独酌》）、“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值万钱”（《行路难》）都是他真实心理的体现。除了“酒”这一诗歌意象，李白诗歌中另一种体现侠义精神的意象便是“剑”。李白并不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文弱之人，他在剑术上颇有造诣。李白爱酒，纵观整个盛唐，用“酒”这一意象来表现内心情感的，几乎无人可与之相媲美；李白喜剑，通过舞剑来发泄内心的情感。他所塑造的侠客形象大多是对他自身的影射，我们常常可以在他的诗歌中看到一位“舞剑饮酒”的侠客。当然，诗人也描述了他所向往的理想世界，而这样的世界是虚幻的，诗人的理想与残酷的现实在他所创造的虚幻世界里达到了一种平衡。

郑愁予和李白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是通过文学创作，通过诗歌喊出自己的声音，在自己创造的虚幻世界中实现自己的任侠精神。但他们又有着较大的不同，郑愁予并不能像李白那样快意江湖，长期游历于祖国的山水之间，他执着于自己所追求的仁与侠，践行着诗人的责任与使命，把生活的激变、忧虑、孤绝、乡愁、希望、放逐感、梦幻、恐惧以及怀疑全部表达出来，塑造了“浪子”或“旅人”的形象。郑愁予将个人的命运与诗中的人物联系起来，从而表达自己的情怀。

现实生活的残酷使他们无法实现自我的价值，郑愁予和李白都希望在虚幻的世界中实现理想与现实的统一，他们身上都具有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相连的精神内涵。但是，李白通过“酒”“剑”等意象表现出的是一种洒脱，而郑愁予的“浪子”“旅人”等形象则更多表达了诗人的漂泊无依之感。

四、结语

任侠精神是在中国传统仁义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这种精神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也是从那个时期起，任侠精神开始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文人。李白和郑愁予虽然是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中国文人，他们自身所具有的任侠精神也在一些方面具有差异性，但他们都是深受中国传统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侠义精神都体现了中国文人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