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国庆 赵稀珍［河南大学，河南 开封 475004］

《聊斋志异》自问世以来，后世学者对其研究甚多，如清代评论家王士祯、但明伦、冯镇峦等都曾对其品评、赏鉴。民国时期，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价其为“专集之最有名者”，推崇备至。郭沫若也曾评价其“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之后对其研究更是不可胜数。在《聊斋志异》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中，蒲松龄最喜爱婴宁，喜爱之情溢于言表。后世学者也多喜欢《婴宁》一篇，热衷于对其赏析和评价。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笔者试图从对婴宁形象分析入手，围绕其爱花、爱笑的特点，展现作者对其饱含的深情和寄托，抒发对封建礼教的不满和对真善美的追求。

一、对传统狐仙形象的突破

《聊斋志异》刻画的人物形象，既有士农工商、兵艺侠技，也有花妖狐媚、神鬼精灵等。描写的许多花妖狐媚形象令人印象深刻，鲁迅先生评价：“使花妖狐媚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对花妖狐媚的形象塑造在蒲松龄笔下得到了极大提升，这与传统观念中的花妖形象大相径庭。在传统观念和文学作品中，狐妖魅惑青年，吸人元气，祸国殃民，民间常有“狐狸精”之说。《搜神记》卷十八引《名山记》载：“狐者，先古之淫妇也，其名曰‘阿紫’，化而为狐。”“能知千里外事，善魅，使人迷惑失智。”狐妖以色祸人的认识融入文学创作中，便有了固定的身份类型。蒲松龄描写的狐妖，虽然继承了传统文学作品中狐幻化为人的形象框架，但在认识和观念层面发生了根本变化。他将狐妖作为生命存在的个体来刻画，她们聪慧、天真、爱憎分明、不畏强暴，甚至不惜牺牲生命去惩恶扬善、帮助弱者。她们身上展现的美德和神奇力量，正是作者所欣赏和推崇的，是作者对美好理想的艺术追求。婴宁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形象，她是传统文学作品中狐妖形象的突破，是古典小说塑造的一个经典。

二、对传统女性形象的突破

婴宁突出的特点是爱花爱笑，天真无邪，丝毫没有受到封建礼教、世俗人情的污染，她纯真得近乎痴憨，是人间真善美的化身。

婴宁爱花。文人墨客善用花来描写女性，李白的“荷花羞玉颜”，崔护的“人面桃花相映红”，皆用花来表现女性的美。蒲松龄更是让花始终陪伴婴宁，婴宁出场是在百花凋零的冬天，但她手里拈着一枝艳丽的梅花。花是美的隐喻，爱花是婴宁生活的写真，也是其内心纯洁的外在表现。王子服初见婴宁，“有女郎携婢，拈梅花一枝，荣华绝代，笑容可掬”，这一鲜明特点瞬间吸引了王子服。但明伦评说：“此一花字，生出下文无数花字，笑字生出下文无数笑字，善属文者须于此着眼。”之后蒲松龄更是不吝笔墨，花儿层出，笑声连连。传统写男女爱情，多是“程式化”郎才女貌，然《婴宁》独树一帜，一花一笑让青年男女一见钟情。婴宁再次露面是在生机勃勃的春天，她“执杏花一朵”，像野小子一样爬到树上摘花，没有一点儿“淑女”形象。等嫁给王子服，做了秀才娘子，她不爱金银首饰只爱花，文中写到其“窃典金钗，购佳种，阶砌藩溷，无非花者”。婴宁爱花成癖，与花融为一体，展现了独特的风采和魅力，流露出质朴纯真的自然之美。她是被诗化的少女，让人赏心悦目，心情舒畅，作者以真挚的爱赋予其理想化的气质，这与作者所生活的充满压抑、污浊不堪的社会形成鲜明对比。对婴宁的刻画，体现出作者对返璞归真的人性的向往。

婴宁爱笑。笑是率真的表现，是最美的语言。文中多处写到婴宁的笑。上元节初见王子服，看到其“注目不移，意忘顾忌”，笑骂其“个儿郎目灼灼似贼”，随后“遗花地上，笑语自去”。当王子服因思慕到南山寻访见面时，先是户外“隐隐有笑声”“嗤嗤笑不已”，见面后则“笑不可遏”，王子服问鬼母“妹子年几何矣”，她又“复笑不可仰视”，见王子服仍“目灼灼似贼”注视着她，“不遑他瞬”时，遂又大笑起来。次日王子服到舍后小园，婴宁正在树上玩耍，见王子服过来，竟“狂笑欲坠”。嫁到王子服家，在新婚仪式上也“笑极不能俯仰”。文中写到婴宁各种各样的笑，有纵情大笑、放声狂笑、憨笑、浓笑、微笑、含笑等，各具情态。笑出于真情，她面对陌生男子，毫无羞涩地笑，自由自在地笑。她的笑打破了封建时代女子不能笑、不敢笑、不愿笑乃至不会笑的传统教条，她的笑让一切封建礼教的繁文缛节都不过是东风之吹马耳。她笑得自然、自由、无拘无束，又那样美丽动人，“笑声嫣然，狂而不损其媚”，彰显出自然纯真的人性之美。

三、对封建礼教的批判

婴宁是一个崭新的形象，它寄托着作者的人生理想，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封建社会的女子被禁锢在伦理纲常的网中，没有自由，一举一动都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所谓“男女之别，国之大节也”，青年男女不可随意接触；所谓“女子第一是安贞”，大笑大叫是明令禁止的；对陌生男子遗花更是“大不检点”的。但婴宁大方地将花枝遗落在王子服面前，自由自在地在园中与姨兄说话，甚至爬树攀花。在男权主导的封建社会，女子是男人的附庸，“三纲五常”是女性的精神枷锁。社会对女性的禁锢不仅是剥夺她们公平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权利和自由，更是压抑扭曲女性的生命欲望和对自由生活的追求。

封建社会还给女人设置了种种符合男人评价标准的条条框框。儒家礼教所要求的女性性格标准是“幽闲贞静”，达到这个标准才称之为“窈窕淑女”。凡淑女，必须“情欲之感无介乎容仪，宴私之意不行乎动静”。作为一个人，有情有欲方才正常，但封建社会，感情必须用理性压制，行动要小心谨慎，说话要轻声细语，否则就不是大家闺秀。这些细枝末节的小事，却是桎楛女子的礼教机器。蒲松龄塑造了一个娇憨天真的形象来与这机器对抗，婴宁爬树，把“宴私”之情公开向人说，天生爱笑，而且笑得不能俯仰，笑声摧垮了礼教对女子的设防，也笑出了蒲松龄的感情取舍、心理状态和对人性美的向往。他在小说后面的评语中说：“合欢、忘忧，在笑声中黯然失色，解语花更嫌其态。”他向往的是天真无邪、个性自由和感情奔放，而这恰恰是礼教的大敌。因此，婴宁更像是蒲松龄对美的憧憬。

封建社会的经济关系、社会关系使人性扭曲，人们为了各自利益，甚至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妯娌之间尔虞我诈，相互戕残。婴宁从小生活在一个没有受到任何污染的环境中，自然得就像一张白纸，她的性格娇憨，对任何人不设防，一切都表现出生命本初的纯真。当王子服拿出上元节婴宁遗落在地上的梅花以示爱慕之意时，婴宁却傻傻地说：“待郎行时，园中花，当唤老奴来，折一巨捆负送之。”王子服告诉她：“他非爱花，爱拈花之人耳。”婴宁竟不解其中的爱慕之情，说“葭莩之情，爱何待言”。当她得知王子服所说的是“夜共枕席”的夫妻之爱时，仍了无所悟，“俯思良久，曰：我不惯与生人睡”，甚至告诉鬼母“大哥欲我共寝”的话。这一情景，将婴宁如痴似憨的性格特点描写得栩栩如生。在王子服到婴宁家，鬼母向王子服介绍婴宁时说“年已十六，呆痴如婴儿” 。王子服母亲也称“此女亦太憨”“憨狂尔尔”。憨痴并不呆傻，老子学说中就有“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的理想，即摒弃一切外加于人的制度和意识约束的愿望，而与儒家的伦常秩序、等级限制、礼教束缚等一系列人际关系的制度和说教相对抗，要求使人复归于天真。当人复归于天真时，女人就不再时时刻刻地牢记着自己是女人，必须时刻守住妇道，要在男人面前扭捏作态，取宠求荣，也就不在别人面前屈己卑顺。女性实现了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平等姿态，感情就得以不受世俗约束，自由奔放。婴宁的这种性格特点对于封建礼教有极大的批判意义，婴宁纯而真的性格，对于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各种丑态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四、对真善美的向往

蒲松龄之所以塑造出婴宁这个人物形象，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个人生活经历息息相关。蒲松龄生于清代初年，统治者一方面沿袭明代八股文制度，给读书人指定了一条“荣身”之路，使他们十年寒窗苦读，一心求取功名；另一方面又竭力推崇程朱理学。蒲松龄正是这特定时代的受害者，他虽学识过人，才华横溢，但科场不顺，屡试不中。在《聊斋自志》中，蒲松龄自述：“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凝冰。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一生为科场所累的他，始终难以排遣心中的孤独和苦闷，不仅人生的抱负不能实现，伴随而来的还有生活的贫困、社会的贬抑和内心的煎熬。他痛恨科场的腐败，憎恨社会的黑暗，更厌恶封建制度带给人的“异化”。在现实面前，他一方面显得无可奈何、抑郁苦闷，另一方面还保留着一丝期待和渴望，期盼建立平等、公平、清明的理想社会，期盼理想人性的复归，呼唤人间的真善美。现实中的不得志和苦闷使他无法排解，很自然地就进入庄子“任性自然”的思想领域中寻求解脱。庄子推崇从主观、内心去寻求真善美，用“游于形骸之内”的途径和方法去逃避来自现实的愁闷，以期实现内心的自适。苦闷中的蒲松龄希望在主观虚幻的世界中寻求解脱。婴宁纯洁、自然、天真，在憨直的笑声里，又潜藏着超人的智慧和机敏。她“摇曳着盎然的生命情趣，散发着纯洁的心灵芬芳，而又蕴含着人生最为宝贵的智慧”，正好契合了蒲松龄的人生理想和审美追求。于是，自然、纯真、智慧的“婴宁”就在作者的笔下熠熠生辉。蒲松龄终于在苦闷和渴望中获得了自慰。蒲松龄在对现实社会不满的同时，也在寻求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婴宁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正是想象中的“乌托邦”社会。

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是存在很大差距的。在现实社会中，婴宁这样的人是无法成长、生存的，她只能活在作者理想的“乌托邦”社会中。《婴宁》的结尾是婴宁失去了笑声，到了王家后，婆母嫌她“太憨生”，婆母言“我儿何颜见戚里”“若不笑，当为全人”。于是，经过婆母的一番封建礼教训诫，婴宁“竟不复笑”，天真烂漫的理想性格消失了，封建礼教像紧箍咒一样束缚着婴宁的身心，绞杀了她最美的纯真。印度哲学家奥修曾说：“对人类而言，最残忍的事，就是使她变得悲伤和严肃。”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本性的丧失。为了能融入这世俗的社会，能“正常”生活下去，婴宁屈服了，这说明作者构建的那个理想社会在现实面前是无法实现的。文中最后，婴宁“逾年生一子，在怀抱中，不畏生人，见人辄笑，亦大有母风云”，这是婴宁爱笑本性的延续与升华，使蒲松龄在苦闷和彷徨中得到了一丝解脱与安慰。

四、结语

婴宁的形象是建立在“花”和“笑”上的，蒲松龄通过婴宁构建了他心目中的一个理想社会，尽管这个社会是虚幻缥缈的，但作者的构想是他治疗精神痛苦最有效的一剂良药。在作者的恣意幻想中，婴宁是他的一个精神寄托，是人性的回归，是真善美的回归，是那个黑暗社会的一缕阳光。在科场的失意中，唯有借助手中的一杆笔，借助想象，创造出一个不同于现实的世界，这样作者才能感到缕缕温情，这是封建时代文人的一种悲哀，也是一种不同于时代的创新。